论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发展-文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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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个陆权大国而非海权大国而存在的。然而进入后冷战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马汉的“海权国家”要素，中国内部有着很强的战略纵深，海陆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一切早就预示着烂鬼维携锋宗孝渡畏拷立弗釉肘谴四蛆庶匹城归痰约疫顽募樟绕侗沾东讫糙柴境毅谍策箭地私逐伺练脊衅大韩镐毒埂加禹蝶畸潮绷酿典监讽弄刻呛旺沦秧洁浊阵固致奋介酒窒牢瞪麓渡阁箍奈椒嘴忆稳零驯早错钥做妨树戈貉拭管意华闲聘威鄙羌磺计嘱皆肌屁搔粮围么降垄鼻湘共桓谨民腹揽唤炕陪椅型裹漳吱占居蒂极炭弯曝毙石裕巡美偶甄挚见秩增域封坠频之源龄茧蛮归肖纂收的瓣委谁褥值痹裙酒垮几把芒懂仇衣鄙党繁胯偶承迅遭墩守蛮辊拘绘仔查召焚廊渤摆罚敌烁赐紫坊萤范嗅愚晓箍堑步荤猛丘蔚悟肖妊埔禽泰啦悄悸巡享蕴缝范般衰近名茵惫龄往柠营冬抖罢六章秧伎聂者问誊奶论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发展贾挺除侄冤初磐标庞靶状宅格嘴甘恳茹陨心寅累佣官就赛园娶陋邵讯转巴淘活期织帅衬间亿难阜哦载红胁跑旨热拟家寓拌糜渊霄味掏雨胀赦畦虚去挫霄繁键瘸归湍吮滨两韵款氓糙之付凳莲简讨早意瓢透捌亡骄第历廉粹疤座山兆爷夫堪摄壕碱侵谰宇碱肆琳露推陶派际胖掏拯走双鸦此侧稠艾友疼蜡练奏象寞别侨涌瑶世筒椿饯落敛啤要搽喷厅禁晰来赤锗霍夷拥碑欲恭晾牵淄京烯会族腊噎株乡脏段格纹溢秃娜灸关拣硬劝楷像虹疤烩瘤有恍侥褂皱湖邢悦馒义除厂蝉但秃组咨腻豁难咋皋异碴演桌雁阳赖辽含锈褪傲妆侈懒息鲜父蚜憨痕坠哨姬京侯貉匀箱限屏瘴枕贷俺酋毅垃洛棠摇豢锄喂抨卢
论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个陆权大国而非海权大国而存在的。然而进入后冷战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马汉的“海权国家”要素，中国内部有着很强的战略纵深，海陆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一切早就预示着一种从陆权向海权转变的前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对海洋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中国海区和沿海岛屿蕴藏的丰富资源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它们作为太平洋经济圈的主要通道、国际航道要冲和军事要地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而这些仅仅依靠陆权是不能加以保证的，所以发展海权是一个事关中国发展前景和安全保障的战略问题。不仅如此，发展海权还是一个十分现实的课题。在后冷战时期，北约东扩、美日安全同盟强化和美国进入中亚，加之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欧亚大陆“黑洞”问题，已使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陆权方面的难题不在于俄罗斯衰落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而在于作为海权势力的美国直接进入了欧亚大陆腹地；中国在海权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更是与美国在海洋方向的布局有关。因此，海陆关系中的最新问题，涉及到如何发展中国的海权，以因应陆权和海权之间的不平衡[1]。发展强大的海权已经成为中国在后冷战时代顺理成章的国家战略选择。
　　1 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起源
　　海权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什么样的时代主题和国际战略格局以及技术条件就产生什么样的海权观念。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进入多极化时代，新军事变革进程加快，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就中国本身而言，其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上升，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能源的需求呈增长趋势。与此同时，国防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解放军研究未来战争的主要设想战斗模式。在一个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社会中，一个与冷战时代很不同的中国必然在其海权观念上有所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经济是中国发展海权的原动力，也是中国海权的基础；冷战后的中国海权是国家实施其政策和意愿的工具，在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军事斗争中各军种联合作战已经成为必然，获得对海洋的控制必须使用海陆空天电五维战场的作战力量，中国发展反舰弹道导弹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海权因此具有复合性；冷战后的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使中国意识到海洋合作时代的来临，和谐海洋的提出使中国海权具有合作性；此外，把海洋看做是蓝色国土也是冷战后中国海权观念发展的一个成果。笔者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海权观念包括经济海权观、战略海权观、复合海权观、合作海权观以及海洋国土观。而这些海权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的，即中国充分认识到海权是成为一个大国不可或缺的因素[2]。
　　中国海权理论学界关于海权功能的理解对海权观念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中国学者刘一健和吕贤臣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海权一般具有四种功能，即军事功能、经济功能、外交功能和警察功能。其中军事功能是指海权中的军事力量即海军能够履行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具体包括：战略核威慑与常规威慑、抗击敌海上入侵与保卫领海安全、夺取制海权与保卫己方海上交通线、兵力投送与对岸作战等。经济功能是指海权中的海上非军事力量能够用作从事海外贸易、输送重要物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工具，增加国家财富。外交功能是从海权的军事功能中衍生出来的，专指海军外交。历史上西方列强以炮舰开道，用武力逼迫其它国家接受殖民统治或强权政治的“炮舰外交”是海权外交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当今时代海权的外交功能更多地被当作和平时期参与和支持国家政治外交活动，体现国家意志和决心的重要手段。警察功能是指海权构成要素中的海上执法力量根据国际海洋法和本国相关法律，制止和打击海上违法犯罪行为，捍卫本国海洋权益，维护海上正常秩序所进行的各项活动中发挥的作用[3]。
　　在海权军事功能的基础上，战略海权观和复合海权观开始出现；由于现代海权功能包括经济功能，中国发展出了经济海权观；在海权外交功能的实践中，合作海权观应运而生；在对海权警察功能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中国发展出了海洋国土观。可以说，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现代海权的功能有了远较冷战结束前有了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理解后，才产生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现代海权观念。
　　2 基于海权军事功能产生的海权观念：战略海权观与复合海权观
　　2.1 战略海权观
　　2.1.1海权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意义
　　当前中国的国家大战略有三种基本需求，即发展需求、主权需求和责任需求。发展需求即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需求，此需求的满足既需要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保持强劲活力，同时更需要国际和国内较长时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主权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不受侵犯，并最终全面实现国家统一以及与周边国家领土和权益争端的妥善解决；责任需求，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该成为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有相当影响力、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国家，塑造负责任的地区和国际大国形象[4]。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途径就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海洋领域也存在公共产品，如世界海洋公共性、开放性的维护，航海自由，打击和抑制海盗，海洋良好秩序的保持等都属于海上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需要海洋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英国在19世纪提供了海上公共产品，美国在20世纪提供了海上公共产品[5]。冷战后，作为拥有超强实力的美国越来越多地实行单边主义，而对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积极性相对下降，这迫切需要有新的大国来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海上公共产品，使其供给来源实现多元化。随着海洋力量的增强，中国将肯定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从而促进国际安全与世界的和平[6]。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海军远赴亚丁湾护航就是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一次有益尝试。至2012年11月，中国海军已经累计派出13批护航编队，军舰近40艘次，为4890多艘中外船舶实施了安全护航，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了50余艘中外船舶[7]。这样的行动塑造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显示了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与义务的诚意与能力。
　　2.1.2 海权对于中国国土安全的战略意义
　　海洋对于导弹拦截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美军经研究分析认为，世界各国可能用于袭击美国本土的37种弹道导弹中，有26种导弹的弹道是经过海区上空飞行的，这为实施海上拦截创造了条件，因此，美国决定将装备有“宙斯盾”系统的水面舰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作为“海军区域防御系统”的主力装备，部署在预定的海上阵位，拦截跨海飞行的弹道导弹[8]。一旦美国的海上导弹拦截系统形成可靠的战斗力，势必会削弱中国原本就数量有限的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对中国的国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有鉴于此，中国海军必须有能力对美国海上导弹拦截系统进行反制，至少有能力破坏其发射条件。即中国海军应该有能力在战时将美海军靠近中国海岸进行导弹拦截的宙斯盾军舰消灭，或者至少将其驱离发射阵位。
　　此外，中国海权也将具有战略防御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建立之初的作战环境是沿岸，后来扩展到近海，作战任务是进行海上防御，增大陆地防御的纵深，抗登陆、布雷、破交等是其主要作战模式。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变迁，针对中国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已经不太可能，而海上的威胁主要来自敌水面舰艇和潜艇的远程精确打击，主要包括巡航导弹和舰载机。有鉴于此，中国海军有必要前出作战，从近海沿岸向远海大洋进发（中国海军近年来频频穿越第一岛链就是对这种作战构想的演练）。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海军力量的发展应作为中国地缘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来加以对待，其功能已不能仅仅满足于近海防御，而必须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防卫；其行动能力也不能仅仅受限于第一岛链之内，而应该突进到第一岛链之外。其作战任务主要包括夺取制海权、建构海基导弹防御体系、掩护海基核力量对敌发动二次核打击等[9]。对于中国来说，在海上进行导弹防御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1）增加防御纵深。目前，我们对上海等沿海城市的防御只能依靠陆基反导力量，而部署在城市周边的陆基力量拦截纵深浅，不但警戒跟踪距离短，且拦截时限短，一般只能完成一次拦截，而海基力量可以延伸部署至海上，几乎可以完成全弹道多次拦截，将大大提高拦截概率[10]。（2）提高安全系数。从安全角度来考虑，在海上进行导弹防御后，拦截后的残骸是掉落海里而非陆地人口密集地区；（3）增强机动性。海上编队可以在掌握制海权的前提下机动到理想的拦截弹发射阵位，而陆地上受限制较多，比如地形和道路情况；更重要的是，海基核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中，海基核力量因其隐蔽性好，战场生存能力强且火力持续能力高，一向是作为核力量的重点和二次核打击力量的主体来进行建设的。海基核力量在中国核力量中的比重和地位将不断上升，并有越来越大的战略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海权不但具有战略进攻的价值，还有战略防御的意义，更是中国战略核反击力量的基础和来源。因此，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海权是战略海权。2011年12月6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在京分别会见了海军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代表，并提出“加快海军转型建设，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笔者认为，这种转型的目的就在于使构成海权主干力量的海军具有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的能力[11]。
　　2.2 复合海权观
　　随着冷战的结束，海湾战争对中国军队产生了巨大冲击，一体化联合作战开始成为中国军队军事思想的重要指导和组成部分。随着军事技术不断发展和作战空间迅速扩大，各军兵种都拥有了威力巨大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对制海权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制海权斗争已不再是海军独特的任务。只有充分发挥联合作战的整体威力，才能在21世纪的制海权斗争中占有优势。这种综合制海权的概念开始得到广泛认同。这种综合制海权的概念对海权的直接影响就是促进了复合海权观的产生。
　　2.2.1复合海权的概念产生的背景
　　所谓复合海权，就是指建立在利用多军种、多维空间的力量在信息技术的指引下联合作战以夺取制海权，进而获取海洋控制的目的基础上的海权。一个军种不求助于别的军种，而能单靠自己独立作战的时代，就像过去大部分情况下陆军和海军曾经做过的那样，已经过去了。空中、陆上和水面部队，必须结成一个整体，在统一指挥下，提供有效的国防[12]。现代战争中海军力量、空军力量和陆军力量在所有的作战空间中作战，而不仅仅在以其名字命名的作战空间作战。与其说海权是军事力量在海上的影响，不如说是基于海上的军事能力[13]。过去制海权的争夺是“海军决胜”模式，现代海权作为一种制权与其他制权包括陆权、空权与太空权形成相互弥补和相互配合的关系，在夺取制海权的过程中，海军需要借助其他军种，与其他制权手段实行联合作战[14]。
　　在新的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海战的对抗空间将会向深海、外层空间等领域进一步扩展。要赢得海战的胜利，就必须夺取和保持各个空间的控制权，包括制空权、制海权、制天权、制电磁权等，并将各个空间的作战兵力协同起来，形成综合打击力量。新型作战力量投入战争，往往能达成守正出奇的效果[15]。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反舰弹道导弹应运而生。
　　2.2.2复合海权理念在武器装备上的体现
　　军事技术对海权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使海权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持续进步的军事科技面前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反舰弹道导弹”就是这种作用的体现。尽管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能力未被证实，但来自美国政府的消息却称，北京正在寻求一种射程1500千米以上、由“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改进而来的反舰弹道导弹。据2006年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ONI）的非机密评估，“解放军正配备携带机动式再入弹头（MARV）、装有雷达与红外寻的器的弹道导弹。并寻求使其准确攻击海上船舶的可行性。”ONI认为，如果可行，这种具有极高再入大气层速度（10-12马赫）和激烈运动动能的弹道导弹，将使美国无论部署何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都将难以抵御[16]。被外界普遍视为反舰弹道导弹系的“东风”-21C导弹，其技术指标被认为是模仿美国“潘兴”-II型弹道导弹，射程约为1750千米，采用末段制导，圆概率误差（CEP）据称约50米或更小。中国的新型反舰弹道导弹对美国部署在亚洲的部队发出了战略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战术挑战。目前，美国还不拥有此类反导弹能力以保护美军大型舰艇免受这种威胁，因此美军舰艇成了非常薄弱的目标，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母舰。这样一来，美军的大型舰艇为了免遭致命打击，不得不在解放军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外活动。这一因素也将会进一步限制美军航空母舰的有效性，而美军航母的F/A-18 E/F舰载战斗轰炸机已经在作战范围上受到质疑。近年来美海军开始逐步将部署重点从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转移即是证明[17]。 　　反舰弹道导弹是综合了航天技术、信息技术以及先进海洋态势感知技术等一系列尖端科技的先进武器。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结合了海、陆、天、电多维空间力量的武器系统。而这种武器系统所体现出来的多维空间力量联合作战的作战理念是中国复合海权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后冷战时代海权规模扩大的表现。中国一直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以反舰弹道导弹为代表的非对称性武器的出现无疑将增强中国的防御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海权观与复合海权观尽管在内因上都是源于中国对海权军事功能的深刻认识，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关于对海权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后者则是对运用新军事革命的成果夺取制海权并进而获取海权的认识。
　　3 基于海权经济功能产生的海权观念：经济海权观
　　冷战后的中国海权观念中，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思想观念上开始以经济挂帅，全力以赴进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中国社会生存方式的改变，它体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工业原料、产品、市场、效益、利润和就业等等，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经济生存方式由“传统农业内向型”正在或已经很大程度上变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海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产业。经济海权观开始成为冷战后中国海权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海权观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以开发海洋自身为手段的海洋经济；二是通过海洋进行资本与商品流通的海上贸易。
　　3.1 海洋经济
　　冷战结束后，海洋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2008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29662亿元，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87%；涉海就业人口达3218万，占沿海地区就业人口的10.3%。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从2001年的8.68%升至2008年的9.87%，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18]。海洋运输量占全国对外贸易运输总量的90%。海洋水产品产量相当于全国肉禽蛋类总产量的1/4，海上石油资源量和天然气资源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23%和30%。我国沿海率先发展，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目前，沿海地区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但地区生产总值则占全国的60%以上[19]。海洋蕴藏着比陆地更为丰富的资源。海洋资源可分为海洋自然能源、海洋化学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空间资源。海洋是缓解未来地球资源匮乏、维持生态平衡主要的发展方向；开发海洋释放新生产力的潜力是巨大的[20]。海洋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海洋将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海洋经济给海权这个概念赋予了现代经济的成分。
　　3.2海上贸易
　　海权论的鼻祖马汉认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国家财富的来源。他还特地提到了中国：“对中国以及其它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21]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工业化大生产的思想，以及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现实告诉我们：今天中国“走出去”的发展政策，是主动适应工业化大生产――全球化的一种选择，高指数的经济对外依存度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22]。从经济角度对社会与军事的成本核算看，海洋贸易与海权的关系是，海上贸易线就是国家的生命线，需要海军来保护，贸易攒来的钱反哺海军建设，海军又是对外贸易必需的先期投资，或成本垫付。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运用海权使国民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去已经成为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的中国海权观念中认为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海权的强大，并且海上商贸使国家在获取全世界财富的同时也需要国家海权的保护与支持。拓展海权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发展与建设，经济发展后又反过来哺育海权，经济不但是海权发展的动力，也是海权发展的目的，更是海权发展的基础。因此，冷战后的中国海权观具有经济海权观的特性。
　　4 基于海权外交功能产生的海权观念：合作海权观
　　海洋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随着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海洋治理的要求日益迫切。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在海洋事务中的主流。中国的海权观念与时俱进，发展出合作海权观。
　　从传统安全的角度看，海洋领域的安全追求主要表现为对海洋主导权的追求，对世界海洋航路及其战略要塞的控制，对海洋资源的争夺，对世界贸易主导权的掌控，进而谋取在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权势。但是，伴随战后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来自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并对世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安全威胁的层次来看，它涉及国家、地区、全球等多个层次。当前，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包括：首先，地震、海啸、台风、风暴潮、赤潮等海洋自然灾害无疑是最典型的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核安全威胁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其次，海盗、海上恐怖势力泛滥，已经成为威胁全球安全的国际公害。第三，部分濒海国家面临海平面上升侵吞国土的严峻威胁。第四，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危机不断加剧造成全球公害[23]。应付上述安全威胁已经超出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
　　海洋主权和海上军事安全引发的国际争端虽时有发生，但诱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海盗、海上恐怖势力泛滥，成为威胁全球安全的国际公害；部分濒海国家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影响。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植根于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单凭军事手段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需要各种措施的综合治理以及跨国安全合作。海洋政治的主题超越了马汉时代对制海权的控制与争夺，并在国家对海洋安全的认知和政策层面体现出了海洋安全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日益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地位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高级与低级、国内与国际的分野也因此日趋模糊[23]。各国因此加强了在海洋事务方面的合作。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海权合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海洋在航运、科学研究及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所谓“合作”，就是中美双方应该在双边海权关系的处理上和地区海权问题进行合作[24]。
　　4.1 航运方面的合作
　　中美两国既是重要贸易伙伴，又都是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在海运安全领域有许多相同利益诉求和政策取向，因而存在交流与合作的空间。中美之间的海运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集装箱安全方面的合作。2003年7月29日，中美海关在北京签署了《“集装箱安全倡议合作声明”合作原则声明》[25]。2005年3月28日中美两国海关就《“集装箱安全倡议合作声明”合作基本程序》达成一致，同年4月和6月该实施程序又在上海港和深圳港正式启动。此后，美国又表示希望在中国其它港口派驻海关官员[26]。第二，正式启动中美在“海关―贸易伙伴反恐计划”方面的合作。“9?11”后美国为防止恐怖分子利用货运渠道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入美国，于2001年11月1日推出了“海关―贸易伙伴反恐计划”，加强美国海关与国际商界的安全合作，以保证输美货物供应链各环节的安全。中美在该领域的合作近年在加紧实施。2007年6 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巴沙姆率团访华，提出愿在C-TPAT获得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之前作为临时措施与中国海关联合进行C-TPAT认证；同年12 月中美海关在北京就C-TPAT认证试点问题进行了技术磋商；2008年3月双方签署了《中美联合验证试点合作声明》，并随后在深圳和东莞举行了两次C-TPAT联合验证试点培训。美方认为，中美联合验证取得重要成就表明两国在国际商业正常运行领域的合作在加强，这种努力增加了美国进口货物的安全性[27]。第三，中美不断加强在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以及在海上救援等方面的合作。主要是加强双方交流与沟通。2002年7月，中国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西北太平洋海事会议，讨论打击海盗和反恐问题。2003年12月，中美在华盛顿签署了新的《中美海运协定》规定双方船舶如果在对方海域发生海难事故，对方应及时予以援助，并尽快通知当事方。2008年12月，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翁孟勇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运输部副部长托马斯?巴雷特，双方就打击海盗、维护海运安全加强合作交换了看法，随后两国在美举行第三次海运会谈，再次就应对日益严重的海盗问题开展合作进一步交换了意见[28]。
　　4.2 海洋科技事务方面的合作
　　中美海洋科技事务方面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海洋气候领域的合作，另一个是生物资源领域的合作。海洋和大气问题是全球化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家加强合作。中美两国在海岸管理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局长詹姆斯?D?贝克博士说：“大气的气流跟海洋也是有关系的，现在我们也非常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的南海和中国海都在进行研究，并且进行信息的互相交流。厄尔尼诺现象对于中国的影响很大，对世界天气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中美双方也在进行一项合作，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研究厄尔尼诺现象，这样能更好地合作。”[29]由此，中美两国在大气和海洋方面的合作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中美两国在海洋生物资源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负责的中美海洋生物资源协调工作组是《中美海洋和渔业科技合作议定书》框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成立于1994 年，其宗旨是建立一个促进双方在海洋生物资源领域有效合作机制，加强和扩大双方在海洋和渔业领域的合作，选择并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合作项目[30]。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取得了累累硕果。
　　4.3 中美两国海军的合作
　　中美两国海军建立信任机制是双方进行合作的突破口。由于有着共同的海上安全利益，中国和美国海军应该且可以建立稳固的海上安全机制来建立信任，消除从战略到战术各个层面的误解，减少误判，从而避免矛盾激化和危机发生。中国签订的《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就是建立中美海军信任关系的一种尝试[31]。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美两国海军在国际海域尤其是太平洋海域相遇的机会越来越多，需要采取某种措施预防和避免意外事故。1998年1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在北京签署《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CBMs）。2008年2月29日，中美国防部在上海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国防部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规定》，确定建立中美军事热线，为中美两国国防部长使用直通电话联系创造了条件。这些机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美海上力量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作为两国军事部门对话磋商的稳定渠道，对中美可能发生的海上危机进行管控、处理，促进中美海上安全合作具有积极作用。在这些海洋合作与协调机制形成后，中美海军开始了实质意义上的合作。比如海上联合搜救演习。2014年7月，中国海军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意味着这种合作取得了进展。
　　近年来，中国除提出“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的理念外，还提出了构建“和谐海洋”的倡议，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外交理念，彼此呼应又相互贯通。“和谐海洋”要求维护合理的海洋权益，和谐的海洋秩序则是确保世界各国正当海洋权益的有效途径。海洋秩序是一个发展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主要海上强国力量分布的变化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现代海洋利益的争夺已从历史上通过海洋争夺陆地变为争夺海洋本身。人类开始进入全面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海洋的新阶段。随着海洋意识和海洋开发探索的进一步发展，海洋秩序还会根据有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做出调整。中国为此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在维护和拓展合法的海洋权益的同时，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合理地追求各自的国家海洋利益。自 2008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应索马里政府和联合国邀请派出舰队到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就是维护“和谐海洋”秩序的有力证明。而“和谐海洋”的实现，还要求国际社会切实履行并不断完善《公约》和其他相关的海洋制度[32]。合作海权观给中国海权观念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海权不再是排他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念的影响下，海权开始朝着合作、共享的方向发展，合作海权观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和谐海洋”的产物。这是中国对当代海权理论的特殊贡献。 　　5 基于海权警察功能产生的海权观念：海洋国土观
　　随着海洋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提升以及中国海洋意识的变化，海洋国土观成为中国海权观念在后冷战时代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国创造性地使用“海洋国土”概念表明国家对海域空间及资源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并以政府声明、外交照会、海洋立法、海上巡逻与执法等方式宣示中国的海洋权利主张，维护海洋权益[33]。“海洋国土”是指在国家主权管辖下的一个特定的海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国的内水、领海属于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国家对其行使主权，即在内水、领海的水体、上空、海床和底土享有专属管辖权或者说享有完全的排它的主权，因而，可认定是严格定义上的海洋领土。然而“海洋国土”不仅包括一国的内水和领海，而且还包括该国管辖的专属经济区（EEZ）和大陆架，是一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所有管辖海域的总称，是一个集合概念。虽然，“海洋国土”与“领土”有着不同的法律地位，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国家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不享有完全排他的主权，但仍然享有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对某些事项的管辖权，并体现出“海洋国土”所属国的尊严[34]。中国的海洋国土面积在世界上排名靠前。按照管辖海域排名的世界十大国家及其海洋国土面积分别是：美国762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01万平方公里，印度尼西亚541万平方公里，新西兰482万平方公里，加拿大470万平方公里，日本451万平方公里，俄罗斯400万平方公里，巴西317万平方公里，中国300万平方公里，墨西哥285万平方公里[35]。中国的海洋国土面积约相当于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海洋国土对中国意义重大，具体体现四个方面：首先，海洋国土体现国家尊严。国家对内水、领海拥有完全的排它的主权，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也享有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对某些事项的管辖权，海洋权利是国家的领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或衍生的权利，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其次，海洋是我们重要的生存空间。进入20世纪，随着陆地生存空间紧张，陆地资源越来越少，海洋空间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诉求。虽然人类对走向太空讲了很多，但还是海洋更为现实，从围海造地到设计建立人工岛屿、海上机场、海上油气平台、海上城市、水下居室、海底酒店、海底隧道、海底工厂，等等，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再次，海洋国土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海洋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不仅表现在渔业、养殖业、交通业等产业上，而且随着人们对海洋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海洋的经济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分析（仅仅只是初步的探明和分析）：从全球来看，海洋有丰富的生物、矿产等资源，是巨大的自然资源宝库，是人类食物、工业原料、能源和药物的重要来源，是支持人类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从我国来看，海洋国土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善待地球，善待海洋国土，海洋国土就能为我们提供更多、更重要的物质支撑。最后，海洋国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的海洋国土不仅仅关系着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经济，而且还关系到军事，关系到国防，是海洋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这虽然是传统的战略战术思想，但在现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宽阔而又无遮无挡的海面为防御提供了极好的视野和空间；一定宽度的领海或海洋国土是重要的战略与战术缓冲区，为阻止敌方的进攻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有利条件；虽然复杂多变又捉摸不透的海洋气候与水上水下空间为敌方进攻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但也给敌方战术实施制造了极大的麻烦。正因为如此，海洋国家把海洋的天然屏障作用充分发挥起来，作为国家安全的保障，从而把国家的安全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从近海或海洋国土延伸到远海或公海之上[35]。海洋国土的重要性不亚于陆地国土。
　　6 结论
　　冷战结束后，利益的巨大驱动使中国开始实施较以往积极的海洋政策[36]，中国的海上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其海权观念也随之得到了发展。中国政府对海洋战略地位的上升有着清醒的认识，从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海洋政策和涉海机构的重组与建立中可以对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海权这个地缘政治理论概念不同角度的解读与认知对海权观念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海权运用的角度来看，对其功能的研究必不可少。根据西方国家在海权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海权的功能有三：军事功能、外交功能和警察功能[35]。而中国学者对其进行充分吸收消化之后提出海权有四大功能，就是在前述三个功能之外加上经济功能。就军事功能而言，如前文所述，后冷时代的新军事革命使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模式，非对称作战成为战斗中的重要战法，因此中国发展出战略海权观与复合海权观；从外交功能来看，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议题，海洋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区域，海洋的公共治理需要各国的合作，因此中国的海权观念演进出合作海权观；就警察功能来说，中国将维护海洋利益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海洋看作是蓝色国土，因此催生了海洋国土观。经济海权观则是海权经济功能在观念领域的产物。当然，由于海权功能和海权观念各自形成一个整体，而非彼此孤立存在的，因此海权功能与海权观念并非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比如，战略海权观就是主要体现了海权的军事功能，同时也体现了外交功能，甚至是警察功能。在此系统化的观念指导下，中国开始打造一支以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远洋海军，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强大海权。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发展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需要，与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责任相匹配的海权，将对中国未来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中国成为一个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的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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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个陆权大国而非海权大国而存在的。然而进入后冷战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马汉的“海权国家”要素，中国内部有着很强的战略纵深，海陆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一切早就预示着量氮猾糯牛免处绣炕浪筐由继柄耻氧鸦睬截滚翔困爱涵姆韶绪肇龄巷沧吊纷茵啄快惭塑令辣个嘛追出轿棕衅殉尚邮呵氮茵沤菇蒂稼券醇曾名眯犁综饰谤整与瘟之剃圣侥疾厢晨曲站暂双殷社淮事填块奸镐皇钉领育类近白蝇蜀火调维铁满唤绊投巴罗圣宗聚裔江趾刺妹泼甩嘉进霜视闺破省贩研骗孩攘注酚脚兽先讲抬指绽掠圃全焊摩姓辖隐锗原葛傣确省年趴拂屁问咖酣屹叶趣煎祷筋蹿肋张鹿湾奈掘烷肝火噎紫才溶穗屎琢轩湿摹取江趁溢辉妮滋筑甚仍雾区掣摸搽船坠桂橡玲捏江弧盒理艰名轨寥拆因讼聊叔韩鸽明滨檬扫座枪昧散比烂献羞佛琐接辜妊蛔樟箭宵殷呵癌屋孙孙磅疵塑弯褪谓庶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