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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五四时期主要文学社团流派
目录
7.1 文学研究会与“问题小说”、“乡土小说” 2
7.1.1 文学研究会 2
7.1.2 问题小说 3
7.1.3 乡土小说 5
7.2 创造社与“身边小说” 6
7.2.1 创造社的文学活动 6
7.2.2 创造社的文学主张 7
7.2.3 　“身边小说” 8
7.3 新月派与“新格律诗” 11
7.3.1 “新月”始末 11
7.3.2　从新月派到新月诗派 14
7.3.3 “新格律诗” 17
7.4 语丝社与“语丝文体” 19
7.4.1 《语丝》和语丝社 19
7.4.2 　“五四”之后的批判和启蒙 20
7.4.3　“五四”之后的精神分途 22
7.4.4 　语丝文体 23
7.5 “未名”、“莽原”、“湖畔”、“沉钟” 25
7.5.1 “未名” 25
7.5.2 　“莽原” 26
7.5.3　湖畔 28
7.5.4　“沉钟” 30
7.6　南国社及其他社团流派的创作 32
7.6.1 “南国”运动 32
7.6.2 　南国社的艺术精神 34
7.6.3 　其他社团流派 35
7.1 文学研究会与“问题小说”、“乡土小说”
7.1.1 文学研究会
历史沿革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12人发起，会员170多人。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内容经过了全面革新，成为其代用机关刊物，后又相继创办了《文学旬刊》（先后改名《文学》周刊、《文学周报》）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编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周报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和《小说月报丛刊》等六类丛书近三百种。其总部后来迁至上海，并在北京、广州、宁波等地设立分会。“五卅”以后该会活动减少，1931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小说月报》停刊，该会无形解散。
文学主张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比较散漫的组织，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统一的文学主张，但其成员在如何看待文学本质及文学与生活关系问题上大都有一致的看法。
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指出：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
他们提倡文学应表现人生，是“为人生的艺术”，因而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文艺，反对资产阶级颓废主义和唯美主义文艺。当时以“礼拜六”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正流行于文坛，《礼拜六》、《红》、《游戏杂志》等一类刊物以低级趣味迎合小市民所好，“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在当时也根深蒂固，茅盾接编《小说月报》，对鸳蝴派构成了重大威胁，郑振铎等人同“礼拜六”派也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鸳蝴派控制的刊物终因读者的减少而停刊。除了反对具有庸俗倾向的游戏文学外，文学研究会还与学衡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学衡派以留美的胡先驌 、梅光迪、吴宓为代表，出版《学衡》杂志，攻击新文化与新文学，文学研究会以及当时其他进步人士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批驳。而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本无根本利害冲突，大方向也是一致的，但因文艺观点的分歧彼此也有矛盾。创造社尊重自我，崇创作，恶翻译，追求艺术上“全”与“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与文学研究会是不一致的，因此两个社团之间持续了三、四年之久的笔战。
　　在创作方法论上，文学研究会推崇写实主义，强调“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客观忠实”。在文学的使命观上，他们从有益于“人生”出发，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肯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反对“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的观点。但对这种主张的理解和实施，成员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一部分人追求“爱”和“美”，通过人生的慰安和悲哀的宣泄去探讨人生的究竟；一部分人既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也有“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观点，但文学研究会的总体方向仍然是明确的。沈雁冰曾经指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无论是写实的方法，还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以时代的特色作为背景。”
　　主要成就 　《文学旬刊》宣言曾说，“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是文学研究会的努力方向。尽管文学研究会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在这两个方面却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介绍西方文学方面，文学研究会注重译介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的文学，注重介绍现代、当代的外国文学，这与他们“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声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翻译了俄国、法国及东、北欧的名著，介绍了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易卜生及莫泊桑的作品，出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
　　在文学创作方面，文学研究会代表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他们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探索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创作了大量的“问题小说”。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视线从“狭小的学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波浪移转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把笔触伸向所熟悉的下层乡土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风尚——乡土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走向成熟。
7.1.2 问题小说
问题小说最早出现于1919年，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的《花匠》、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等可谓问题小说的发端之作。到1919年下半年，冰心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斯人独憔悴》等作品则将问题小说创作引向了高潮。其实，问题小说的概念非常宽泛，只要有社会价值和社会反响的作品都或多或少会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因而广义上的“问题小说”包括一切思想性强和有社会针对性的小说。但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有着独特的内涵，“它是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和初步入世的学生青年的社会热情和人生思考相结合的产物，是流派竞起之前的特殊形式的‘为人生的文学'”。
　　创作成因 　问题小说的出现有着时代和作家的双重原因。理论上，1918年周作人在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评介了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问题小说”的地位，并由此肯定“为人生”的文学。创作上，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使这位挪威作家的社会问题剧流行开来，诚如茅盾在《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中所说，“文学中讨论社会上种种问题，实是易卜生开始”的。这些都起到了触发的作用。“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觉醒的时代，造就了“思考的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象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他们从封建主义文化的堡垒中冲决出来，憧憬和希望着新的未来，可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又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悲哀，当他们理性而冷静地审视这个社会时，压抑、苦闷、怀疑、问题纷至沓来。黑暗无边的社会，受压迫和被损害者的灾难和痛苦，群众的愚昧和落后，青年的苦闷与彷徨，新生力量和腐朽势力的尖锐矛盾，这些都成为了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强调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受欧洲、俄国表现社会人生为主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们在时代的召唤下，从社会现实出发，探讨包括民主自由、个性解放、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命运前途等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以睿智的理性和蓬勃的热情去透视、剖析这些问题，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改进，从而形成了一股“问题小说”的创作潮流。
　　创作主题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问题小说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探求人生的意义。叶绍钧的《隔膜》，写主人公与朋友见面，尽管在形式上相互寒暄、应酬，但精神上是相互隔绝、疏远、冷淡乃至隔膜的，生活如死水般寂静无聊，人人不明白活着究竟在做些什么，又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朋友》记述“我”的朋友为儿子举办婚礼，就像是例行公事一样，生养儿子，让他成亲并托付家业，这就算完成了人生的责任，显然作者是在讥评醉生梦死的灰色人生。以问题小说走上文坛的冰心，在她颇有影响的作品《超人》里明显提出了人生意义是什么，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互相牵连”还是互相遗弃，支配人生的是“爱”还是“憎”等一系列问题。王统照的问题小说更加突出了“爱”与“美”，探讨着人生的“烦闷与混扰”，《微笑》让一个小偷从女犯人“慈祥的微笑”中得到感化和超度，从此变成“有些知识的工人”，人生之路途陡然转变；《沉思》则抒写一个裸体模特儿美丽的人生理想不能被人理解和接受以至最终幻灭的悲哀。
　　青年知识分子问题是五四时期突出的社会问题，“问题小说”对人生意义的探讨更多地反映在对青年前途和出路等方面的描写上。跟随时代潮流向前奔跑的知识分子，面对残酷的现实常常不能如其所愿，传统思想的重负和现实社会的阻碍是那样难以突破，人生于是艰难而虚幻。庐隐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等就是描写知识青年对“人生是什么”所发出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海滨故人》写五个女青年从学校踏入社会，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的结局是热情消退，上进心丧失，甚至自我毁灭。《或人的悲哀》则更为明显，亚侠在爱情与人生的大海中沉浮，苦苦思索人生的意义，可是找不到出路，只有焦虑、悲愁和失败。这些人肩负着时代的沉重包袱，热情地寻求理想人生，却落得个矛盾而彷徨的空洞结局。
　　妇女问题也是问题小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们往往通过对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不幸遭遇的描写，提出了尖锐的妇女解放问题。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一生》）写一个没有姓氏的农家妇女，十五岁嫁到夫家是去充当能抵半头牛的帮工，丈夫死后又当作一条牛一样被卖掉，为丈夫换得殓葬费，实际上她连做人的起码资格和尊严都没有。许地山《缀网劳蛛》的主人公尚洁被丈夫误会而离弃，过着凄苦孤独的生活。她把人生看成为不断在“缀网”的“劳蛛”，所有的网，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商人妇》则写一个被丈夫典卖的妇女的悲惨人生，作者对受尽欺凌、历尽惨境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童养媳翠儿被蛮横无理的婆婆虐待而死，鞭挞了愚昧的封建思想对妇女的迫害。
　　成就与局限 　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以描写人生，探索人生，研究人生为出发点，用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黑暗和动乱，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疾苦，使“寂寞而无力”的文坛焕发出新的生机，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维护封建制度的无病呻吟的旧文学，旗帜鲜明地抗衡着当时以文学为消遣游戏的鸳蝴小说、黑幕小说等。正如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对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评论所说的，它不仅帮助广大读者“推翻传统的恶习，也力拯青年们于流俗的陷溺与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纯正的文学大道”。但由于问题的尖锐性，内容和题材成为作家关注的第一义，因而许多问题小说艺术上显得不够成熟，存在概念化的毛病，思想大于形象，人物成为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筒，说教成分较重，有一些口号式的空洞文笔。
7.1.3 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是文学研究会的另一创作实绩。以王鲁彦（《柚子》集）、彭家煌（《怂恿》集）的成就最大，代表作家还有台静农（《地之子》集）、许钦文（《故乡》集）、蹇先艾（《朝雾》集）、许杰（《惨雾》集）等，他们以风格各异的创作显示了乡土小说令人可喜的面目。
　　创作成因 　乡土小说的大量涌现，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寓居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文学青年在现代文化勃兴、开放的异地写着闭塞、遥远但却熟悉的故乡。他们以共同的艺术趋势和一些共同的艺术特点，形成了一个小说创作上的流派。
　　最早对“乡土小说”做出界定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小说二集导言》中把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归入乡土文学作家，并指出：“凡是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实际上开乡土题材风气之先的也正是鲁迅，他关注最多的是绍兴人的落后和愚昧，《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都以绍兴乡土为背景，他被奉为这个流派的艺术宗师。
　　乡土小说的出现是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直接后果。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和刺激，广大新文学工作者的文化觉醒，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选择，造成了乡土小说的崛起和兴盛。乡土小说作家大多背井离乡，被来自乡土以外的新文化思潮所激动，他们所关心的实质上是人生和人性的问题，只是采用了为他们所熟悉的乡土题材来进行创作，将笔触深入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之中，从而达到关注世界的目的。
　　乡土小说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由幼稚到相对成熟的过程。最初称之为文学的“地方色彩”（或称之为“地方色”），建构其理论基础的是周作人。他为刘大白诗集《旧梦》所作的序言以及专论《地方与文艺》，都极力提倡“乡土艺术”，他“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是很爱重的；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互相冲突，合成谐和的全体，这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因而他提出，“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泥土气息、泥土滋味透过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
　　创作主题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表现出可贵的品格，它以理性的启蒙精神关注人生，关注下层民众的疾苦，用开放的艺术视野展示了封建、闭锁的乡村中国的文化生态和心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乡土小说的作家们大多以农民和农村题材为重点，昭示了乡村的苦难、愚昧、衰败、落后，写出了农民精神苦痛的悲剧。王鲁彦的《屋顶下》用婆媳不和的家庭琐事展示风雨飘摇中的农民对家道的危机感，《桥下》描写一个小本买卖的乡间生意人在洋机器和大商家的竞争和挤压下破产的命运。许钦文的《石宕》写出了石工咯血身亡，父死子随，兄死弟随的悲苦。蹇先艾的《在贵州山道上》、《盐巴客》讲述了川黔地区抬轿夫和盐巴客的艰难困苦和哀怨。台静农的《地之子》则用冷隽、沉郁的笔调写出了人间的酸辛、凄楚和乡间的死生。
　　对乡间世态人情的描写是乡土小说的又一重要题材。王鲁彦在《黄金》中描绘了一个金钱笼罩下的炎凉世界；许钦文的《鼻涕阿二》中畸形人物的生存境遇揭示出了冷酷无情的宗法制社会造成的人间悲剧；彭家煌“以忧郁焦虑的眼光谛视湘中农村”，《怂恿》围绕猪肉买卖展现了乡间富豪强梁们的无情倾轧；许杰的《惨雾》描写村与村之间的械斗，揭示了私有观念和野蛮民风所造成的血的悲剧。
　　浓郁的地方色彩则成为乡土小说最重要的特点。不少作家为了深切写出乡土色彩和寄托乡愁，往往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地名，如许杰笔下反复出现的“枫溪村”（环溪村），彭家煌一再描写的谿镇，王鲁彦经常用“××桥”和“××碶”作为地名。作家们描写不同地区的婚娶、丧葬、聚赌、械斗等风土习俗，如鲁彦《菊英的出嫁》所写的“冥婚”，许杰的《出嫁的前夜》、台静农的《烛焰》所写的“冲喜”，许杰的《赌徒吉顺》所写的典妻等，无不具有民俗学意义的价值和触目惊心的审美力度。
　　成就与局限 　乡土小说继承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以其独特的面貌在五四新文学的潮流中显示出新鲜的、强大的生命力量。乡土小说作家深深扎根于故乡现实生活的土壤，在富有乡土特色的背景中选择农民和农村题材构思故事，勾勒特殊的风土人情，表现人们对于命运的挣扎，拓宽了新文学的表现领域，确立了乡土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乡土作家毕竟多是刚刚步入文坛的年轻人，在艺术上还不够娴熟，对自然风景和奇特风俗的过分注重，使其于社会本质和矛盾的把握上有失深刻
7.2 创造社与“身边小说”
7.2.1 创造社的文学活动
五四运动活跃了当时的思想界，一大批知识分子以文学为手段倾诉着自由、叛逆、骚动的时代心曲。据统计，自1921-1925年，志趣相投的文学青年和已成名未成名的作家们组成了100多个文学社团，创造社是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社团之一。 　
　　创造社的演化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　创造社于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最初的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成仿吾、郑伯奇、穆木天、陶晶孙等。他们都是留日学生，虽然所学专业很少有是文学的，但他们对文学有着共同的爱好与兴趣。初期创造社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为核心，开始了其有声有色的活动。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于1921年8月、10月相继作为《创造社丛书》出版。它们或以新颖的形式或以惊人的取材震惊了文坛，赢得了众多男女的心。次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张资平著），译著《少年维特的烦恼》、《王尔德童话集》等也风靡一时。同年5月纯文学刊物《创造》季刊问世，主要发表同人作品，后也吸收了一些社外友人的稿件。创造社同人以其颇具特色的小说、诗歌、戏剧创作，大胆激烈的评论征服了无数读者。
　　1923年创办的《创造周报》、《创造日》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后因郁达夫北上担任北大统计学讲师，郭沫若东渡日本，成仿吾去广东，创造社三足离散，其所办三种刊物于1924年全部终刊。
　　中期　中期创造社增添了一些新成员：周全平、倪贻德、敬隐渔、严良才，创办了《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继续出版创造社丛书，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中期创造社打破了小集团、宗派门户之见，广纳不同社团流派、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的作品，思想十分活跃。后郁达夫因外部压力以及朋友间的隔阂与误会，也为了不致因个人原因而累及创造社，于1927年8月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四个月之后《洪水》半月刊终刊。
　　后期　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加入创造社迎来了它最后的短暂的一年。后期创造社创办出版了《文化批判》、《流沙》、《思想》、《日出》等刊物。中期创造社就已着手倡导革命文学，后期创造社则把主要精力用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挑起了对鲁迅、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批评与反批评，同时与太阳社又起纷争，一时形成了混战局面。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是冯乃超等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当时第二国际左倾理论和日本福本主义的误导，对鲁迅等“既成作家”根据“先分裂后联合”的方针进行严厉的上纲上线的打棍子扣帽子式的批评，但他们充满激情的真诚宣传与评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结束了它不到8年的不平凡的历史。
7.2.2 创造社的文学主张
前期：倾向浪漫主义　初期创造社成员在日本留学的大正年间，日本文化非常繁荣，文坛新浪迭起，新浪漫主义、新现实主义、新理想主义纷至沓来，同时，他们又接触了大量西欧文学名著，由于个人的禀赋、才性、气质，也由于旅居异国所遭受的歧视与屈辱，祖国积贫积弱的苦闷以及青春期特有的生理、心理烦恼，形成了他们共同的浪漫主义风格。他们强调文艺的表现功能，即表现作家的愿望、梦想等内心渴求，在表达方式上主张感情的自然流露，反对形式上的矫揉造作。初期创造社虽然从总体上显示了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但尊重艺术上的自由选择，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编辑余谈》中说：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也没有机关，也没有伐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
后期：倡导革命文学　由于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也随之变化。1926年3月郭沫若赴广东大学前后发表了《文学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两篇专论，提出了“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一向以执著于表现自我的郁达夫此时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转而声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造社从初期的没有“伐一的主义”开始显出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向现实主义靠拢。从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始至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的一年多时间里，创造社新老成员在他们创办的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展开了与鲁迅、茅盾等的论争，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完全的了解与理解，否定、摒弃了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文学存在的合理性，而独尊“普罗”文学。
　　创造社存在前后不到十年，中间几起几落，其成员从感伤的浪漫的青年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心甘情愿地将“小我溶于大我”，渴望用手中的笔服务于危难中的祖国。他们由对个性色彩极浓的浪漫主义的钟爱转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实践，是他们走出象牙之塔走进苦难现实紧跟时代步伐的必然结果。他们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对其后的文学活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但从他们艰难的步履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他们拳拳的爱国之心、切切的强国之梦。
7.2.3 　“身边小说”
基本特点　　创造社同人所谓的“身边小说”是郑伯奇在评论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张定璜等创造社同人的小说时首先提出的，称他们的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寄托小说，一类是身边小说。在谈到郭沫若的小说时，郑伯奇解释说，身边小说就是“自己身边随笔式的小说”，“在后一类中（即身边小说）也有用第三人称而比较客观化的，像《落叶》《万引》、《叶罗提之墓等》，但依然是抒情的色彩很浓厚” 。归纳起来，身边小说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写作家自己的经历，这当然不等于真人真事，但其中必有作家实际生活的影子（即比较客观的），或写作家的情绪、心境，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其二、与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以前的经典小说不同，身边小说不注重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是“随笔式的”。其三、不管是以较为客观的第三人称还是较为主观的第一人称来写小说，都必须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所抒之情留学时期多表现为“性的苦闷”，归国以后多表现为“生的艰难”。另外，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日文的“私”译成汉文即“我”，私小说又译：自我小说）。私小说有自己一套理论，“‘我'就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应该“把这个‘我'不用假托而朴素的表现出来”，强调尽情地表现、抒写、暴露作家的自我——自我的经历、情感以及隐秘的心理，因此，在写性的苦闷时，喜欢写变态性心理、性欲望、性幻想，带“丑恶暴露”的色彩。
　　代表作家作品　　创造社同人受到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的熏染，借鉴日本私小说的技法，把作家的自我视为作品的中心，描写自我的经历、抒写自我的内心世界的欲求与冲突，以感伤的情调、抒情的风格、浪漫的气息、夸饰的苦闷拨动了众多叛逆的渴望自由的男女青年的心弦。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陶晶孙、成仿吾、周全平、倪贻德、滕固等以各自不同的身世与经历为素材，为他们各自塑造了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文学形象，抒写了生活在20世纪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之苦闷及其根源：不甘于沉沦与颓废，渴望进取，渴望有所作为，但又只是飘零落魄的“零余人”。　
　　郁达夫等人的作品 　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血泪》、《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离散之前》、《秋柳》、《烟影》等身边小说，不管主人公是“我”，是Y，是于质夫，还是文朴，写的几乎都是自己的经历或心境，在一组组流动的画面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面容清瘦、身材单薄的忧郁青年，在异国他乡饱尝弱国子民的屈辱，回国后又处处碰壁，于是，在心理和生理的苦闷的煎熬下，他颓废，软弱，变态，经常出入妓院，但酒色也无法消除他的苦闷。同时，他又侠骨义肠，他同情、帮助妓女、车夫、女工，在自嗟自怨中哀叹着别人的不幸。
　　 郭沫若的身边小说有《未央》、《残春》、《阳春别》、《落叶》、《漂流三部曲》和它的续篇《行路难》等等，其共同的男女主人公是爱牟及其日籍妻子晓芙。留学生爱牟，有民族感，有爱国心，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生活困顿，靠不稳定的稿费为生，常面临断炊的尴尬，不得不与圣洁善良的妻子分离，过着有家不能归有妻不能爱的漂泊生活。在日本受歧视，回国后在社会上又遭受排斥，作者把个人命运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来描写，从而再现了那个动荡的令人苦闷的时代。
陶晶孙的身边小说显示出与郁达夫、郭沫若完全不同的风格与趣味。从十岁起就在日本上学的陶晶孙日文程度比中文还好，能直接用日文写作。他是创造社中唯一公开标榜“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通译：浪漫主义）作品者”。异国的情调、独特的结构、片段式的情节、浪漫的风格、抒情的色彩使陶晶孙的小说呈现异样的风采，《木犀》、《音乐会小曲》最能体现这一风格。他的作品主人公名字不一，有时直称晶孙，他们在上流社会的优裕生活中追求爱，享受爱，或因失去爱而苦闷伤神。爱与金钱是陶晶孙作品的两个支柱，没有郭沫若、郁达夫式的家国之忧、生计之难。
　中途加入创造社的新进作家倪贻德具有郁达夫式的感伤，有小说集《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他的身边小说或写家世的败落（如《零落》），或写飘荡生涯中的情爱生活，尤其是对旧情人难以释怀（如《江边》、《下弦月》、《寒士》等），有时带点低调的愤慨。还有一个风格酷似郁达夫的是文学研究会的王以仁，生前仅有小说集《孤雁》，由各自独立的六个短篇构成一个中篇，写穷困愁苦中的性苦闷和性幻想，流露出对肉欲的焦急渴望。滕固追随郁达夫、郭沫若写弱国子民的屈辱与性的苦闷，有《壁画》、《银杏之果》等。张定璜的《路上》一反常态，忧郁的主角变成女青年。白采爱写变态性心理，他的主人公不是偏执狂就是被虐狂。叶灵凤也喜欢写性的变态心理，追求故事性和趣味性。
　　张资平等人的作品　　在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中，张资平、周全平、成仿吾、郑伯奇的写实倾向较为明显。
　　张资平的创作可以分为较为明显的两个时期，前期的“自我小说”以青年知识分子求学、恋爱以及走上社会之后的经济拮据为题材，反映了五四时代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要求。其身边小说的发轫之作是《约檀河之水》，长篇《冲积期的化石》描述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韦鹤鸣的求学经历及其对现实的不满，《植树节》、《百事哀》、《冰河时代》写动荡中的小知识分子（教员）捉襟见肘、衣食无保的凄惨生活，具有身边小说特有的灰暗忧郁的色调和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进步倾向。后期创作以192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飞絮》为起点，专写三角、四角恋爱，一时迎合了社会大众对恋爱和性的猎奇心理，成为拥有大量读者的畅销作家，但因其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思想上平庸媚俗而遭到遗弃，鲁迅把《张资平全集》及其“小说学”的精华，概括为“△”，形象地表明这个缺乏更高追求的三角恋爱小说家思想的贫乏。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灰色的鸟》、《牧场》以青年的出国求学、恋爱婚姻为题材，较为注重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周全平《呆子和俊杰》、《苦笑》、《中秋月》写正直的小人物到处碰壁。
　　艺术风格　　与文学研究会关注现实人生的写实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以弘扬自我的浪漫主义风格格外引人注目，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受到世纪末种种流派的影响，主要是表现主义和唯美主义。他们与表现主义主张的直接表现自我、表现生命的内在律动的思想心有灵犀。郭沫若在一封与宗白华的通信中就明确地说“诗的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的言辞更为激烈：“再现没有创造的地步，唯表现乃如海阔天空，一任天才驰骋。”郁达夫则以自己的创作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表现主义的理论，为他带来声誉也带来诋毁的“自叙传”小说，其实就是他“自我情绪”的表现，郭沫若式的激情、郁达夫式的苦闷都从表现主义的河堤上找到了喷泻的决口。
　　当然，创造社同人对表现主义的青睐也并非空穴来风，卢梭的“返回自然”说就是其理论后援，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肯定人的合理欲望（包括性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成了他们对抗陈腐、虚伪、做作的锐利武器。他们的身边小说以赤裸裸的内心披露，不加掩饰的个人隐私，使“假道学假才子们”感到“作假的困难”，而其深远的意义则在于捣碎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桎梏，正视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价值与欲望，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又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反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追求“美”。成仿吾的话很有代表性：
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这种“美”在文学中则表现为真实的情感。郭沫若说，“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情感终于情感的”；成仿吾说：“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终始”。但创造社同人追求的真情之美与后来京派文人追求的“纯正的文学趣味”有所不同，在他们笔下流露出颓废的美、感伤的美、忧郁的美、病态的美，当然也有激越飞扬之美（如郭沫若的诗），他们的身边小说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冲破种种清规戒律，本着内心的要求和情绪的变幻纵情抒写，忠实于自我忠实于美忠实于情感，在苦闷哀怨中折射出时代的灰暗色彩。
7.3 新月派与“新格律诗”
7.3.1 “新月”始末
新月派的社团活动，起于1923年初“新月社”的成立，终于1933年《新月》的停刊，并以1927年新月派活动基地的南移为界，大致分为北京、上海两个时期。
　　北京时期　北京时期新月派的社团活动，以“新月社”为主要标志，大致经历了“聚餐会——新月社——新月社俱乐部”三个发展演进阶段。
　　新月社的形成及活动 　1922年底前后，徐志摩、胡适等七八个人开始“轮流着到各人家里聚会谈天”。是为新月派群体形成中的“聚餐会”阶段。1923年3月，以徐志摩、胡适、黄子美、蹇季常、张君劢、丁文江、林长民、陈西滢等人为发起者的“新月社”在北京成立。1924年，新月社的成员人数和聚餐的规模皆有所扩大，因而于下半年正式成立了“新月社俱乐部”。
　　1925年以及稍后，原“中华戏剧改进社”的主要成员，如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赵太侔、张嘉铸、熊佛西、瞿世英等陆续回国，也先后加入新月社或新月社俱乐部的活动中去，使新月社在成员规模和活动范围方面更有进一步的扩大。
　　新月社成立后四年间的文化活动，除演剧与迎送泰戈尔访华外，较有影响的，莫过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徐志摩执掌《晨报副刊》及《诗镌》、《剧镌》事。在徐志摩主笔期间，《晨报副刊》以及《诗镌》、《剧镌》成为前期新月派的一个主要的文化传播阵地。
　　《诗镌》的创办及影响 《晨报副刊•诗镌》的创办，是闻一多、徐志摩等共同合作 的结果。《诗镌》自1926年4月1日创刊，至同年6月10日终刊，共出版了11期，发表了85首诗歌，16篇论文与短评，先后有20多人为其写稿，他们是徐志摩、闻一多、饶梦侃、刘梦苇、蹇先艾、朱大楠、于赓虞、朱湘、杨子惠、王希仁、胡适、张鸣琦、程侃声、孙子潜、钟天心、叶梦林、邓以蛰等。
　　《诗镌》的筹划与刊行，虽并非起因于新月社有组织的活动，其中有些发起人和投稿者也同时归属于其他社团——如蹇先艾参加过“文学研究会”，于赓虞为“无须社”骨干。但是，在新月派的发展史上，它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其一，以《诗镌》创办为契机，导致了前清华文学社及其他社团诗友与新月社诗人的会聚合作；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中坚，以《诗镌》发起者为基本成员的新月派创作群。这一创作群，在《诗镌》终结后没有分散，并在以后的“新月”刊系中，成为基本的创作力量。
　　其二，自《诗镌》创办始，新月派的文学实践，特别是诗歌创作，便由先前各成员分散地进行，发展为集体的、有意识的努力，并在这种努力中表现某种共同的追求。
　　其三，《诗镌》的问世，标志着闻、徐二人合作后“新月”文化、文学阵营的扩大，以及“新月诗派”的发端。在徐志摩的《诗刊弁言》一文中，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这种基本意向。
　　其四，闻一多等人在《诗镌》时期所倡导的格律诗，对当时新诗的建设和风气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所以朱自清在《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导言》中这样说：《诗镌》“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侯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晨报•诗镌》只办了11期，便终刊了。在《诗镌放假》一文中，徐志摩将其“暂停”的原因归结为二：“一为在暑假内同人离京的多，稿子太不便，二为热心戏剧几个朋友，急于想借本刊地位，来一次集合的宣传的努力，给社会上一个新剧的正确的解释，期望引起他们对新剧的真纯的兴趣。”
　　上海时期　 上海时期新月派的社团活动，是北京新月派活动的南移和重振。它以1927年春“新月书店”的筹办拉开序幕，继之以《新月》月刊和《诗镌》的刊行，最终以1933年新月书店的盘出和两个刊物的停刊，而结束了其长达十年的社团活动历史。
　　《新月》及其意义 　1926年底前后，新月派主要成员陆续离开北京，在上海重聚。1927年7月1日，新月书店在上海龙华路“正式开张”。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正式发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徐志摩执笔的发刊辞《新月的态度》。该文对“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予以抨击，打出了“健康与尊严”的旗帜：
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发见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的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
像这样旗帜鲜明地表明“新月的态度”，摆出一副同“现代思想、言论市场”决绝，甚至加以扫荡的架势，这在新月派前期活动中，是不曾见的，也不大符合徐志摩一贯的性格和处世风格。这一变化，反映着大革命失败后新月派群体性质和群体行为的变化：新月派的“俱乐部”式色彩更加淡化，政治与文化要求更加强烈——他们更加急迫地要“露棱角”，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和文艺舞台上一试身手。因此，《新月的态度》虽出自徐志摩之手，但代表的却是新月一派的立场，是新月派正式披挂上阵的信号。事实也是如此，正是自《新月》月刊创刊，新月派才正式跻身中国现代思想、言论和文艺“市场”，直接构成了同各种其他思想文化势力，尤其是以留日、留苏群体为主体的左翼势力的对立。
　　《新月》从1928年3月创刊，到1932年6月停刊。前后坚持了5年，出刊共4卷计43期。在新月派的发展史上，《新月》月刊无疑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其一，《新月》月刊的刊行，是新月派倾尽全力的文化实践和文化传播活动，新月派前、后期几乎所有的核心人物，都较深入地卷入到这场活动中来。因此，这次活动的社团、群体色彩，远较之于北京时期为浓。
　　其二，作为新月派后期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新月》所表达传递的消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反映了新月派后期的整体面貌，并在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月派作为一个独立政治文化派别的地位和价值，亦由此得到确立和辨识。
　　其三，以《新月》为纽带，新月派的基本阵营和辐射面皆有明显扩展。例如，罗隆基、王造时、刘英士、潘光旦等，都因创办《新月》而成为其主要成员。此外，在《新月》上发表文章作品的其他人士，亦多达40余人。
　　其四，也正是以《新月》刊行中的问题、矛盾为契机和诱因，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引发了新月派内部新旧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新月派成员分歧的扩大和社团走向解体。说新月派盛于《新月》，又衰于《新月》，是符合实际的。
　　《诗刊》及其意义 就在《新月》的刊行过程中，徐志摩、邵洵美等人创办了《诗刊》。
　　《诗刊》之议，出自于陈梦家、方玮德、方令孺等人，徐志摩主成其事。1931年1月20日，《诗刊》正式发刊。在发刊辞《序语》中，徐志摩说办《诗刊》的目的是“以诗会友”，同时强调了诗刊社同人的信仰与认识：“第一，我们共信诗是有前途的，同时我们知道这前途不是容易与平坦，得凭很多人去开拓。”“其次，我们共信诗是一个时代最不可错误的声音，由此我们可以听出民族精神的充实与空虚，华贵与卑琐、旺盛与销沉。”“更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