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教育文化.pptx

国立四川大学l50年代四川大学校门工学院校门华西协和大学校门l原华西医科大学校门l 原成都科技大学校门l老四川大学校门l老川大图书馆校园内的人行道（1939年）华大主大门（1939年）华西校园景色（1939年）华西校园景色，左侧是万德门（1939年）五所学校的校长合影，（左至右）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怀德堂前人行道（1943年）学生步行前往教室（1944年）金陵大学职工住宅区门前（金陵大学职工住宅区门前（1945年）年）金陵大学职工宿舍万德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借用的教室（1939年）华大图书馆（1939年）华西大学女子学院（1941年）钟塔（1945年)生物楼（1945年）校庆日，进入庆典现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校庆日，进入庆典现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1939年）年）校园内的奶牛场。由于养奶牛的坝子上又有钢琴房校园内的奶牛场。由于养奶牛的坝子上又有钢琴房,因此因此“对对牛弹琴牛弹琴”成为华西坝一景成为华西坝一景苏道璞纪念堂（1945年）齐鲁大学宿舍门前（1942年）金陵大学生就餐时间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校联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校联合举行毕业典礼，图为进入典礼会堂的人群合举行毕业典礼，图为进入典礼会堂的人群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校联合毕业典礼院四校联合毕业典礼（金陵大学迁回南京途中（1946年）ll成都是蜀文化的发源地，也是蜀文化的中心，文化教育自古发达，比肩齐鲁，人材倍出。l成都教育发展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l一是成都书院教育与人才培养；l二是清代府州县学堂教育；l三是成都各类大学教育；l四是成教中小学教育。一、成都书院教育与人才培养一、成都书院教育与人才培养(一一)汉唐时期的成都书院汉唐时期的成都书院l早在汉景帝年间(公元前143年)，就已创建石室精舍。今之书院，在古为天子藏书之所；其士子之所肄业者，在汉谓之讲堂，亦谓之精舍，或谓之精庐。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为书院之权舆。”“蜀自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受以七经，而岷络之地风教大行，人才蔚起，班氏谓天下郡国皆立学宫，自文翁始，然则谓书院之设亦始于蜀，无不可也。”(四川通志卷七十九)。l文翁在成都兴办学宫，成为当时蜀郡最高学府，也是全国第一所地方高等学校。从汉景帝后元三年算起，至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l文翁学宫，在成都城南，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到东汉安帝永初时，后堂遭受火灾，太守高眹(音顺)重新修建，增加两石室，扩充讲堂。中经蜀汉、魏、晋、南北朝动荡时期，文翁当年学宫始终存在，为培养四川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l隋末唐初，颜师古说：“文翁学堂，于今犹在益州城内。”(班固汉书文翁传颜师古注)l唐代后期，成都节度副使裴鈃(音型)曾写了一首题文翁石室诗：“文翁石室有仪型，庠序千秋播德泽。古时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全唐诗597卷)从中可见石室讲堂学子们专心向学、勤奋攻读的情景。（二）宋元明时期的成都书院（二）宋元明时期的成都书院l宋、元、明代以来，文翁石室亦继续存在不衰。l南宋时，魏了翁等人还在合江亭旁创建沧江书院。l明正德十三年，创设大益书院于成都治东书院街。l明嘉靖十二年，设少陵书院于成都外西杜甫草堂侧。l明末，由于政府中少数官僚反对私人讲学，反对学术自由，全国许多书院被废止，其中成都大益书院和少陵书院亦在被毁之列。（三）清代书院（三）清代书院（1）清代初年成都教育）清代初年成都教育l明末清初，四川书院大都被毁，“先师庙者惟茂林丰草”,“学宫则遗址榛(音真)莽，民圃其中”。由于战争破坏，成都石室讲堂亦遭毁弃。l清顺治十八年，四川巡抚佟凤彩在明末被毁的文庙和学堂故墟上创立成都文庙及成都府学。l清康熙年间，四川各地逐渐兴建文庙与县学、府学，置学官二人主持教育。学官名称，府学设教授、训导；州学设学政、训导；县学设教谕、训导。l尽管如此，清朝初年，成都学术衰微，人才凋弊。主要因为：l一是受战争影响严重一是受战争影响严重l明末清初，四川连续数十年内遭到四次大的劫难。一是明末奢崇明等叛乱。二是张献忠大西军进川。三是明朝军队、地方恶势力和清军的轮番破坏。四是吴三桂叛乱。四川经此四次战争破坏，完全成为残破之地，“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之中。”“尸骸遍地，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音力）鸟鼠也；昔之麻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城廓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四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经济残破、人口锐减，文化衰微，书院、典籍、文物化为灰烬，数千年文明毁于一旦，成都文化发展出现一个断裂层。因此清代成都文化教育是从一个极低的起点开始的，要恢复和发展困难重重。l二是移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二是移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l 面对四川残破景象，清王朝感到最重要的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但在四川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工程。从清顺治末年到嘉庆中期百余年间，从湖北、湖南、陕西、贵州、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大批民众陆续迁徙入川。l（1）入川移民生活艰苦，无暇复兴文教。l（2）入川移民数量虽多，但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多系无业穷民。贫穷和艰苦环境使他们缺乏应有的教育，四川文化教育也很难得到相应的发展。l（3）迁川移民缺泛知识阶层和有影响的学者，使在复兴四川文教方面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三是学官失职，学宫废驰三是学官失职，学宫废驰l 清初，石室学宫为新录生员学习之所，由学官负责考核，每年将生员课业、品行报告给学政。但大多数学官皆疏于管理，实际在校学生极少，后来仅有月课、季考两种考试，学宫失去教育功能。l嘉庆以后，因待遇微薄，学官失职，学宫废弛。这时实施教育功能的机构主要是书院、私塾、义学和社学等，而这些书院、私塾、义学、社学专以攻时文、习八股为务。（2 2）清代前期成都学风）清代前期成都学风l在以上几种因素交叉作用之下，清代中前期，四川士林风气败坏，蜀学衰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l一是热衷科举，不重读书，不事学问。一是热衷科举，不重读书，不事学问。l热衷科举，有清以来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皆以此作为进身之阶，而四川士人尤甚，他们为改善自己地位、追逐功名利禄无不“群好帖括”，而“经史百家，每束高阁”。l而各书院均以攻时文、习八股为主，不为经世之学。张之洞称：“近今风气，年幼方学，五经未毕，即强令为时文，其胸中常无千许字，何论文辞？更何论义理哉？至有笔耕十年，而文理仍未明顺者。”l如成都锦江书院为清前期四川最高学府，“全川书院之首”，“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但自嘉庆以后，管理松懈，条规废弛。书院学风浮华，抱残守阙，弄虚作假，学生“日多在外游荡，夜深方归，甚至招留友朋，视书院作旅寓”。锦江书院本来作为川省学界楷模，而其恶习相踵，对各州县士人影响甚巨。至十九世纪后期，四川已是“正学不讲久矣，道统茫茫，一线几坠”，“学校以利禄相趋鹜，缙绅以文酒为旷达。龌龊之辈，墨守故封；华藻之徒，甚至害义”。二是科场作弊严重二是科场作弊严重 清代科举考试程序复杂（县、乡、会、殿试），皓首穷经，“才得一第”，或终身为童生者，故竞争激烈，许多士子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弄虚作假。l四川士人尤为浮华虚骄，惰弛不学，胸无点墨，为博取功名，更是费尽心思。张之洞称，川省“士子以舞弊为常谈”，“一场大率代替，十无一真”，“通省郡县，相习成风”，腐败、舞弊、地方势力等影响，考试官吏视而不见，助长此风，滋生蔓延。由于作弊成功的例子越来越多，各地士子再也不愿将精力放在学习上，故群起效尤，纷踏故辙。三是喜滋事，好诉讼，喜请仙扶乩三是喜滋事，好诉讼，喜请仙扶乩（音基）（音基）。l川省士人多为移民后裔，性格多浮躁，喜生事，“横悍藐法”，更有士人形同徒棍，威福乡梓，“学校、衙门不能约束”。l许多士人热衷诉讼，张之洞称：“川省最多讼棍，而讼棍多系贡监文、武诸生”，“川省士林，讼风甚炽，琐琐渎告，已为无谓”。l喜请仙扶乩。层次高者或舞文弄墨，著书撰文，“将理学、释老、方技合而为一”，“或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揉牵引，忽言易道，忽言神灵果报，忽言丹鼎符箓，鄙俚拉杂，有如病狂”。四是保守偏狭，不关心时事。四是保守偏狭，不关心时事。l四川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往往江南妇孺咸知之事，蜀士尚蚩蚩然（音痴，即无知、痴愚）。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养成了清代四川士人风气未开，保守偏狭。关心时事者寡，对新思想、新事物多持顽固抵制、坚决反对的态度，无论是清朝统治者血腥屠杀，还是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他们都毫不介意，一心热衷科举，猎取青紫，国家安危，民族盛衰，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愚昧、麻木、偏狭、无知成为清代中前期四川士林风气的特点。“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韵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士大夫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他们的堕落对社会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2）尊经书院的创办及其社会影响）尊经书院的创办及其社会影响l直到19世纪7080年代，四川士林风气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蜀学得到振兴，人才不断涌现，这首先归功于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1.尊经书院创办的历史背景尊经书院创办的历史背景l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官绅，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农民革命战争的双重打击之下，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四川学政张之洞深感“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张之洞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剔除科场积弊之外，主要创办了尊经书院。.l2.尊经书院创办的经过尊经书院创办的经过l清同治十三年四月，洋务派官僚、工部侍郎、丁忧在籍的本省兴文籍人薛焕，联络官绅十五人，上书四川总督吴棠和四川提督学政张之洞，指出当时省城锦江书院主要以学习制艺八股文为主，不符合时代要求，请求再创办一所书院，以便继承文翁之教，培养人材，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定名为尊经书院。薛焕等人的请求，在得到清廷批准后，遂筹款购地，1875年(光绪元年)春，尊经书院在成都城南文庙街西侧石犀寺旧址建成。l尊经书院为通省性书院，名义上与锦江书院为全省最高学府，但实际上其地位远远超过锦江书院，成为19世纪后期四川教育的中心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摇篮，上承文翁之教，下启近代蜀学。l尊经书院首批招生100余人，是从全川各州县3万余名生员中按学问、人品高下择优录取。此后，每逢岁科两考，从各府县一二名秀才中选取俊秀者入院学习。学生不交学费，每月还可领“膏火”银子四两。尊经书院取代锦江书院，成为四川士子荟萃之地。l尊经书院第一任山长为薛焕，薛焕初聘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来院主讲未成，继聘四川候补知县、海宁人钱铁江、江苏嘉定人钱徐山二人为主讲，但主其事者实为张之洞。他不仅一手制定了书院的学规章程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而且先后著有书目答问和輶（音友）轩语两本书，为创办书院进行指导。l 尊经书院经费来源：政府拔盐税公款盈余、数百亩学田收入，经费充裕。3尊经书院办学特色尊经书院办学特色一是学习内容不同一是学习内容不同l尊经书院不同于旧式书院的传统办学方针，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改革，使尊经书院与其他书院相比有了较大的区别。l四川旧式书院学生每日所习，“不过时文帖括”，习八股之文。l 尊经书院学生则以研习儒家经典文献为主。书院严禁学生习时文帖括。张之洞认为，一般书院为应付科举考试，只习时文，不读经史，根底浅薄，结果时文也做不好，他主张尊经书院的学生应从根本入手。他认为：“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因此应以攻读经史为主。他要求学生在经学方面要先熟读学海堂经解，小学方面则要先研习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史学方面则先读史记、汉书、三国志，同时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简就繁，掌握学术动态和各家各派源流得失。张之洞在书院成立当年，就写成了书目答问这本目录学书籍，列举四部图籍两千余种，为初学者指明了为学读书的门径，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于“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张之洞还拟在尊经书院中设立天文、地理、格致、算学等课程，后因蜀中风气未开，师资缺乏，经费困难，反对者多，“不能办也”。二是学校风气不同l旧式书院空疏虚浮，华而不实，学生死记硬背，头脑僵化保守。尊经书院崇实去浮，沉静好学，学生志趣广泛，有独立见解。l 张之洞在创办尊经书院时，亲自制定书院章程十八条，作为尊经书院办学方针，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生奖惩、师生关系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规定学生要严格按照这些章程“定志”、“择术”、“通经”、“务本”、“知要”、“定课”、“用心”、“笃信”、“息争”、“尊师”、“慎习”、“善诱”、“无过”、“约束”、“惜书”、“释疑”等。这些规定为尊经书院建立新的学风奠定了重要基础。l 张之洞要求尊经书院学生要认真读书，一切学术不可偏废，“若一入院者抱一而自足，是此而非彼，误矣。不入院者执一以相攻，更大误矣。”他认为“非博不通，非专不精”，两者要兼而有之。同时，他主张读书不要存门户之见，取其长而学之，“不必嗜甘而忌辛也。”l张之洞还要求学生要学以致用，关心时事。他指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可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史所讥高而不切之病。”l 在张之洞严格要求和尊经书院历任山长的督教之下，尊经书院建立起了崇实去浮、沉静好学的学风。三是管理体制不同l四川各地旧式书院管理多松懈不严，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尊经书院制度完备，管理严格，办事认真。尊经书院“除山长外，设襄校二人以助教，设监院二人、斋长四人以经理斋务、辅助学业(斋长以诸生之学优年长者充之)。山长综理全院行政、讲学及一切事务；山长暂缺，则由襄校二人主持之。”l学生皆在书院内住宿，学习起居都受到院方严格管理。l在学习方面，书院形成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如规定每个学生必备日记本一册，记录每日看书起止及所得所疑。山长五日与诸生一会于讲堂，监院呈诸生学习日记给山长检阅，不认真者受罚。l书院还规定学生抄书，通过抄书，一方面督促学生学习，另一方面提高他们阅读能力，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l书院还规定每月要对学生进行堂课和官课两次考试。堂课由书院主考，官课则由总督、藩司及成都府轮流主考。四是山长学术水平高低不同l四川各州县旧式书院山长不少是志趣卑陋、虚应故事、滥竽充数者。尊经书院山长、主讲大都是当时知名学者。参见下表：l尊经书院部分山长一览表尊经书院部分山长一览表l姓名 任山长年代 身份 备注l薛焕 1875 工部侍郎 l钱保塘 1877 候补知县 主讲、代理 山长，1884年再任山长l王闿运 1878 举人 时称“新学巨子”l伍肇龄 1887 进士l宋育仁 1898 l杜嗣兰 1902l蒲殿俊，进士，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民国四川军政府都督。l张澜，进士，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l彭家珍，留日学生，京津同盟会负责人，为中华民国建立而舍身炸敌，被孙中山追赠为大将军。l吴玉章，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中共高级领导人。l吴虞，著名学者，新文化时期“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先锋。l傅增湘，进士，著名教育家，创办天津女子公学、高等女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后曾任教育部教育总长。l张霖楷，举人，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撰有近千卷著作。l谢无量，著名学者、教授、全国文史馆副馆长。l顾印愚，著名书画家。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热心倡导者，也是清末中国新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办好书院，教育学生，关系到国家兴衰。他指出：“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因此，他希望把尊经书院办成一个模范书院。尊经书院的创立，对蜀学的振兴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光绪二年，张之洞任期已满，奉调回京，但他“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张文襄公全集、与谭学使书)可以说，张之洞在尊经书院的创立、学规章程的制定、学风的养成、人才的造就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l尊经书院从光绪元年创办开始，历任院长(山长)基本上都是按照张之洞的章程、学规来办学，并在不同阶段又有了新的发展。l 张之洞之后，丁宝桢为四川总督，再次邀请王闿运来四川主讲尊经书院。王闿运从光绪四年冬来成都，至光绪十三年回湖南，前后在尊经书院主讲八年。l王闿运(18321916)湖南湘谭人，字任秋，号湘绮。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今文经学家。l（1）咸丰举人。遇左宗棠之狱，他支持左氏，而为之辩解。l（2）后入曾国藩幕僚，论事不合。l（3）来川主持尊经书院，针对“蜀人多务于名”的弊病，制定了“必先务于实”的教学方针，以经史、词章等实学来教育学生，分经受业、按时讲肄，对学生要求严格，规定每日读书必须记下心得体会，山长以次审改评定。学生作业不得抄袭陈文，或者请人捉刀代笔。王闿运主张以教化转移风气。他认为社会不良是教育问题，而他直接肩负起教育的责任，所以他无处不想陶冶学生，实行师生间的共同生活，彼此敬爱。他任书院院长，不仅在课士，尤其语默出处之间，必使符合礼乐，笃尚廉耻，方足称移风移俗。闿运力挽颓风，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操感士子，且以言论贬当世，所以四川学术界空气一变而挚厚清高。l（4）八年后，王闿运回湖南，任衡州船山书院山长。l（5）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l（6）民国初年，任国史馆馆长。l（7）著有周易说、诗经补笺、礼记笺、尔雅集解、湘军志、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l尊经书院有一条特别规定，学生必须钞书。这就是以钞助读，这是一个极其有效的读书方法。l尊经书院还把学子们在经、史、辞章方面的优秀文章刊为蜀秀集，以后又续编成尊经书院初集、二集、三集，并刻版印行，这是一个创举。l为方便学生读书，尊经书院还专门创办尊经书局。王闿运将自己讲义古文尚书、尔雅集解付诸书局刻版印行。尊经书局刻书多达百多种，广为流传。l光绪十三年，王闿运辞归湖南，书院山长几易其任。至光绪廿四年，进士、翰林院检讨、原尊经书院学生宋育仁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尊经书院面貌又焕然一新。l宋育仁，是晚清力主维新变法的政治家和学者。l（1）光绪十七年曾任广西学道(主考)。l（2）光绪廿年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副公使)驻伦敦。l（3）宋育仁到尊经书院后，组织“蜀学会”，并以“蜀学会”名义与吴之英、廖季平等创办蜀学报，宣传维新变法。“蜀学会”在尊经书院，蜀学报在尊经书院书局，每期发行量为两千份。l（4）宋育仁在尊经书院还编印蜀学丛书，同时还刊印图书，介绍英国议会章程、西方国家工商业法规，以及教育制度等。尊经书院还翻印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宋育仁自著法意钞案也同时印行。在四川，改良主义思想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抬头，其发祥地就在尊经书院。l尊经书院创设之初，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原拟设天文、地理、算学及格致等课，但因风气未开，师资、经费条件不具备，最终只办成了崇尚经史、词章的学校。“或谓宜分经学、史学、经济、算学、词章为五门，各延一师、弟子各执一业，其法良善，顾经费太钜，不能办也”(创建尊经书院记)。宋育仁任山长，虽提及西学等科，却始终未能实现。虽然如此，尊经书院前后存在三十年，在四川甚至全国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其所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爱国志士和学术权威，如杨锐、宋育仁、吴之英、廖季平、彭家珍、罗伦、张澜、吴虞、吴玉章等，还有如骆成骧、顾印愚、王瑞征等文人学者也都出自尊经书院。l 尊经书院于光绪廿八年经四川总督锡良奏改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4.尊经书院的社会影响尊经书院的社会影响l尊经书院从1875年创办到1902年改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其间仅只28年，时间虽短，但影响既深且远，不仅在当时“泽教所及，全川化之”，而且对以后四川教育的兴起，学术的发展，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l 首先，尊经书院对整肃四川士林风气，振兴蜀学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尊经书院对整肃四川士林风气，振兴蜀学起到了重要作用。l由于尊经书院主张崇实去浮，认真读书，深研学问，四川士林风气为之一变，“风向所趋，人人皆知读书之有益矣”。“先是文襄未来时，蜀士除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生不知史，汉。文襄以读书相号召，创立尊经书院，重浸五经四史，风气为之一变”，士子“惟心知向学”，“一时人文蔚起”，“蜀学勃兴矣”。尊经书院在科举八股盛行之时独树一帜，将数百年来中国思想界一大障碍物、埋没人才的八股摒弃，使四川知识界思想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蜀士认真读书、研究学术之风由是复兴，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形成了四川学术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学术的发展。l 其次，尊经书院成为培养四川人才的摇篮。其次，尊经书院成为培养四川人才的摇篮。l 清朝中前期，四川虽文学科名济济多士，但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有贡献者寥若晨星，如费密（著宏道书）、唐甄（著潜书）、李调元、彭端淑、张向陶等等都未达到一流学者水平。l自尊经书院建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晚清最后30余年间，四川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中不仅有全国知名的大学者、大诗人，还有著名的改革者、教育家，他们不仅对四川，也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尤其以尊经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为多。如：l宋育仁，进士，甲午战前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戊戌时期成为名噪京师的“新学巨子”，四川维新运动发起人，创办渝报、蜀学报，曾任尊经书院山长，民国后任四川国学院院长。l杨锐，举人，甲午战后创办京师蜀学会、蜀学堂，鼓吹变法，参加保国会，1898年参予“百日维新”，任四品军机章京，变法失败后牺牲，为“戊戌六君子”之一。l廖平，进士，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经学大师，曾任尊经书院山长、四川国学院院长、蜀学报负责人，其经学思想对康有为产生了巨大影响。l吴之英，蜀学报主编，著名书法家、教育家、著作家。l骆成骧，进士，清代四川唯一状元，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曾任山西学政、四川大学校长。l除以上所列名人而外，清末民初知识界中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岳森、胡从简、刘子雄、刘洙原、杜翰藩、方鹤斋、黄芝、林思进、刘咸荣、徐炯、王瑞征、梅树瑞等等都曾受业于尊经。至于一秉师承、间接地与尊经书院发生关系者则不胜枚举，尊经书院已成为近代四川培养人才的摇篮。l第三，尊经书院成为四川传播新文化、新第三，尊经书院成为四川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和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思想的中心和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l 尊经书院建立不久，即建有尊经阁，陆续从外省购买了大批图书典籍，及中西时务快报、挂图、仪器，标本，均甚丰富。继后又开设尊经书局，先后刊印了百余种书籍，除经、史、小学、舆地等方面书籍而外，还刊印了部分有关时务著作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著作，这对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四川士人思想和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为维新运动在四川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l 尊经书院不仅对四川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整个中国维新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影响。l尊经书院毕业的廖平在19世纪80年代集清代今文经学之大成，一反两千多年陈说，发前人所未发，大胆认为古文经是刘歆仿造，今文经才是孔子所作，因此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廖平对经学的研究虽然没有公开言论政治问题，但却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勇敢地把封建统治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作，也就从思想上动摇了现存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引导人们对封建统治的怀疑。中国维新运动的倡导人康有为正是在受到廖平思想的影响后，“尽弃其旧说”，才写成了引起中国思想界震动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l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在四川兴起，尊经书院又成为维新派的一个重要基地。宋育仁等人在尊经书院设立蜀学会，联络川省各地维新志士讲求新学，力主变法，并以蜀学会的名义创办蜀学报，痛陈亡国危机，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法律制度，“与海内时流相应合”，使四川知识界风气盛开，景象灿然。坊间则有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校邠庐抗议、孔子改制考、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诸书，自白首老儒，黄口学童，殆无不家喻户诵焉。（2）锦江书院的建立）锦江书院的建立l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按察使刘备芳为振兴蜀学，培植人才，在文翁石室遗址基础上，于成都府学旁重建讲堂斋舍，取名锦江书院。刘备芳说：“今建此(锦江)书院，延访贤士，可为人师者主其席，定课试之约，筹膏火廪饩之资，日与诸生揖让讲习乎其中，且以继石室之流风于无穷，俾后之周览学舍自文翁以来，上下各百年间，其间之兴而废，废而兴者。”(锦江书院碑记)l锦江书院是当时省立四川地区最高学府，“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锦江书院纪略)其师资和毕业生质量较高，据称“为全川书院之首，规制崇宏，无与伦比，名师较多，人才辈出”。l书院学生来源，从全省秀才以上生员中挑选，而无秀才、举人资格者皆不得入学。l锦江书院仍采用北宋熙宁四年王安石创立的太学三舍法即将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凡始入太学的学生为外舍，以后每月、每岁考试其业，成绩优秀者以次升迁，并推荐到中书任官。元丰二年，又制定学令一百四十条，升舍考试制度更加完备。实行正课、附课和外课办法。l锦江书院学生名额，初时正课五十人，附课五十人，外课视成绩和正、附课人员名额盈缺而定，约廿人，具有候补性质。正课月给米一斗五升，银一两五钱；附课生减半；外课生费用自理。l康熙六十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城设立书院一至二所，包括四川锦江书院在内，全国共设立书院二十二所，确定了书院的省立地位。l锦江书院学生生活费一律由清政府拨给学田供给。乾隆三十九年，四川总督文绶、布政使钱鋆（音均）等又扩大增修书院讲堂，并增置学田地产，作为学生学习津贴之用，因此锦江书院办学经费比较充裕。l锦江书院课程设置和教堂内容，“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注重读书，比较重视经史、治术等课程，所读书目主要有古文辞、“十三经”、“廿二史”、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等。“但每月课，则仍以八股为主，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不脱考课与时学的窠臼。”l锦江书院学习风气比较好，“石室云霞思古梦，锦江风雨读书灯”，成为学校一景。l锦江书院作为全省最高学府，得到省政当局重视，并延请许多大师和著名学者主持书院教学工作。在乾隆、嘉庆年间，办学成绩显著，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人才。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书院诸生中科举者多达十余人。l先后主持书院讲学的通儒、学者数十人，如彭端淑、高白云、杨彦青、姜尔常、敬华南、张普生、侯度、易简、杨锡麟、李惺、顾汝修等，他们均先后掌院，执教讲席。l彭端淑，丹棱人，雍正十一月进士，清代著名学者，掌教锦江书院廿余年。l李惺，嘉庆丁丑进士，掌教锦江书院廿年。l学生中的杰出人才：如时称“蜀中三才”、“锦江六杰”的李调元。l清嘉庆十九年，成都知府李尧栋又增修讲堂于石室之后，锦江书院处于极盛时期。l清嘉庆廿四年，四川总督蒋攸铦（音鲜）制定锦江书院条规十条，加强对书院领导以及对诸生的考核。l清道光廿八年，锦江书院学生名额增多。正、附课各六十人，外课三十人，共约一百五十人。l到咸丰七年，锦江书院学生名额又有增加。于正课名额之外，附课名额再增廿八名，达到一百四十八人，再加外课(预备生)，总人数在二百人左右。l锦江书院历史既久，日久弊生，各种学规条例已不符合实际。咸丰以后，书院人才培养已经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和历史发展的要求。l光绪廿七年，在全国废书院、兴学堂的背景之下，四川总督岑春煊宣布结束锦江书院。院内师生凡符合规定条件者，准许转入新办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任教和肄业，学院财产、图书、校具亦拨归高等学堂。锦江书院院址和校舍则划归成都府中学堂(即今石室中学)。l锦江书院从成立到结束，前后经历近两百年，对四川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3）芙蓉书院的建立）芙蓉书院的建立l 芙蓉书院创建于嘉庆六年。清成都知县张人龙比较重视教育，认为“化民须先隆学校，教士应首重师儒”(成都县志)，自捐银二百金，集绅耆募资七千余金，与本县儒学教谕王子诏一起筹办，在成都署袜街拐枣树购民房一所(今帘官公所街省建一公司)扩而新之，创立成都芙蓉书院。l书院颇具规模，“自门而庭，而讲堂，而山长书斋、诸生书院，共卅余间”，并置置水田二百余亩，为修脯膏火之资。l 芙蓉书院办学有条有理，课程设置以课经史时艺这主，但要求严格，与锦江书院、潜溪书院遥相辉映。(成都县志)l咸丰三年，书院改迁于青龙街墨池书院隔壁，有大门、二门、讲堂五间，过厅五间，诸生书舍三十四室，山长寝室五间。拐枣树原芙蓉书院改为帘官公所。l清代学者衷以熏，字声元，号雅堂，乾隆丁丑进士，任书院主讲时间较久，著有留耕堂文稿、留耕堂诗稿。嘉庆十八年，编修成都县志。终年九十五岁。（4）墨池书院的建立）墨池书院的建立l墨池书院创建于道光元年，较芙蓉书院建立晚廿年。学使聂铣（音洗）敏游览扬子云洗墨池，怀念故人，遂生办学之念，除自捐俸禄外，并集资购买前剑南道郑氏私宅，绵亘三院，内屋二百余间，外空地四亩，后有洗墨池，将中院作为墨池书院，左为东园，右为廉泉精舍。经过增修补葺，房舍作为讲堂、学舍，其余亭榭作为游览之所。墨池书院建立是对锦江书院的有益补充，继文翁之兴学，复子云之遗迹。l墨池书院环境幽静，花木繁茂，为学者藏修息游提供了一个优美的自然环境。l墨池书院在温江白家碾购置学田七十余亩，房屋较多，前后园租、铺税颇丰，修脯膏火之资充足。l道光元年以后，学生参加两科考试，多人中式，办学效果显著。l聂铣敏离任后，墨池书院一度衰落，奈事无专主，不肖之辈从而破坏之，各种什物、图书大量失散，房舍、亭榭日益剥落倒塌。l道光十三年，聂铣敏之子聂有湖、聂有潮派人来川，将房契交县，作为公所，什物，舍宇值万金。以后书院经费日绌，“书院日益衰落，向之月榭风亭，渐为荒烟蔓草；向之净几明窗，今且破瓦颓坏矣。”l咸丰二年，地方官准备将帘官公所迁到墨池书院，而地方人士反复要求将芙蓉书院作为公所，墨池多余之地作为芙蓉书院。l学使何绍基将帘官公所迁至拐枣树芙蓉书院原址，而芙蓉书院从拐枣树迁入墨池书院，中间划墙，右为芙蓉书院，左为墨池书院，外仍悬挂“墨池书院”匾额，中留一堂为聂公祠，墨池书院之名遂得不废。l光绪卅三年，芙蓉、墨池书院改为成都县中学。l民国十四年，改称成都县初级中学。l民国二十二年，改称成都县立中学。l建国后1952年更名成都第七中学。l1956年成都七中新建校舍于外南磨子桥，学校迁入新址。（5）潜溪书院的建立）潜溪书院的建立l潜溪书院创设于清乾隆十二年，院址在成都外东静居寺旁。书院后有明初文学家宋濂之墓，侧立二贤祠，祀宋儒赵抃、明儒方孝孺。为纪念宋濂，书院定名为潜溪。三、抗战时期成都大学教育三、抗战时期成都大学教育l抗日战争前，成都大学不多，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一九三六年统计，仅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两所。l抗战爆发后，随着战区高等学校迫于战火，相率西迁，成都高校数量迅速增加。自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夏，迁到成都的高等学校有：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畜牧兽医系和牙科专科学校，私立光华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私立齐鲁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私立朝阳学院等七所。各校展转流徙，仪器、图书等设备损失甚大。到蓉时，一般规模较小，教职员、学生皆不多。l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专家、教授云集成都，学术交流极为活跃，对成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l到一九四二年秋，迁蓉高校粗具规模，教职员、学生人数均有较大幅度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该年教职员达八百多人，学生达二千二百多人。l抗战期间，本市高等学校也有所发展。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成都陆续创办了四川国医专科学校，私立民本体育专科学校，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川康农工学院，四川省立会计专科学校，四川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等六所。l以一九四二年底计，成都高等学校已达十一所，教职员增至一千五百多人，学生增至六千多人。与一九三六年仅两所大学比较，高等学校数量增加了5掊，教职员人数增加了2倍多，学生人数也增加了2倍多。l各高校招生，均以川籍学生居多，这种学府林立的优势，为“造就西南学子”创造了有力条件。附抗战期间，成都高等院校概况表(见附表一)：表一：抗战时期成都高等院校概况表表一：抗战时期成都高等院校概况表l项目项目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建校或迁蓉时间建校或迁蓉时间 校长校长 1939年教职员数年教职员数 学生人数学生人数 1940年教职员数年教职员数 学生学生人数人数 1941年教职员数年教职员数 学生人数学生人数 1942年教职员数年教职员数 学生人数学生人数 1945年教职员数年教职员数 学生人数学生人数 战后情况战后情况 备注备注l国立四川大学国立四川大学 1931年成大、师大、省川大合并 程天放 300 1200 382 1376 204 1650 1947年学生5028人l私立华西协合大学 清宣统2年 张凌高 136 568 173 547 390 990 l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1937年10月 戚寿南 34 85 144 199 173 复员迁回南京原址l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 1937年10月 陈之长(系主任)25 79 复员迁回南京原址l国立中央大学牙科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大学牙科专科学校 1937年10月 戚寿南(兼)6 48 55 32 36 复员迁回南京原址l私立光华大学 1938年3月 谢霖(副)55 386 70 654 85 853 1946年造 回上海，留蓉师生由川人改组为成华大学l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大学 1938年3月 陈裕光 506 330 818 269 1097 271 1003 1946年4月复员迁回南京l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38年3月 吴贻芳 46 113 71 303 79 308 1946年4月复员迁回南京l私立齐鲁大学私立齐鲁大学 1938年9月 刘世传 200 71 400 92 484 1946年9月复员迁回济南l私立朝阳学院 1938年秋 张知本 100 55 363 l私立燕京大学私立燕京大学 1942年9月 梅贻宝(代)62 262 1946年夏复员迁回北平l私立民本体育专科学校私立民本体育专科学校 黄锡嘏 4 36 l四川国医专科学校1938年5月 l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1940年秋 李有行 61 190 l私立川康农工学院 1940年秋 魏嗣銮 53 174 53 180 战后改为国立成都理学院l四川省立会计专科学校四川省立会计专科学校1943年2月 余成源 l四川省立体育专科学校1944年2月 刘昌合 1947年有学生200人，1941年秋迁往重庆 l合计17所 577 3206 1926 6242 l说明：抗战时期先后迁蓉还有二个学校单位；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研究说明：抗战时期先后迁蓉还有二个学校单位；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和东吴大学生物系。所和东吴大学生物系。四、抗战时期成都中等教育四、抗战时期成都中等教育l与高等教育一样，抗战期间，成都中等教育也有一定发展。据统计：1935年，全市有普通中学29所，中等师范学校2所，共有教职员900余人，学生10013人。到1942年，普通中学有36所(含内迁3所)，师范学校3所，学校数虽增加不多，但学校规模增大，教职员达1100多人，学生达20000余人。l在此期间，成都市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较快，如省立成都高级职业学校，1935年有教职员37人，学生138人，到1942年，教职员达57人，学生达275人。而全市中等职业学校达到16所，教职员330多人，学生2500多人。l与此同时，作为补充教育的中等实习学校也纷纷创建，不少实习学校不仅颇具规模，且声誉较好，如青年会英文专修班、励进会计实习班、肇闻数学补习学校、实用补习学校等，学生均在百人以上，正则会计实习学校学生达365人之多。到1942年，全市中等实习学校共31所，85个班次，260多名教职员，2700多名学生。下面是抗战时期成都市普通中学概况表(表二)及成都市中等师范学校，职业学校、补习习校一览表。表二：抗战时期成都普通中学一览表表二：抗战时期成都普通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