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市井乡土小说寻根小说.pptx

第七章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第三节 市井乡土小说、寻根小说 及其作家作品一、市井乡土小说1、是指以风俗民情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有两层含义，一是市井小说，二是乡土小说。虽然描写的对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普遍注重对独特的风俗民情的描绘，在意趣盎然的“风俗画”里，追求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生底蕴。出现在1980年代前期，几乎与改革小说同时出现。它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在突破了社会政治层面的新的文学启蒙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文化的层面，并由此引出了文化寻根小说。市井乡土小说和文化寻根小说有联系，但又有区别。前者以风俗民情为主要表现对象，社会人生故事就在风俗民情中展开，后者以风俗民情为窗口，主要表现风俗民情中蕴含的文化因素。2、市井乡土小说出现的原因1）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让作家们重新连接起了优良的文学传统传统；上世纪20年代：以鲁迅、王鲁彦、王任叔、许钦文、台静农、许杰等为代表30年代：以废名、萧军、萧红、端木蕻良、沈从文、沙汀、艾芜、吴组缃等为代表40年代：以赵树理等为代表。2）作家的文体意识和审美意识不断觉醒，看到了市井乡土小说的魅力；汪曾祺：“因为我的老师沈从文要编他的小说集，我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读了他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殷墟。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是有关系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汪曾祺谈受戒）3）1980年代世界范围内文化热的影响，让作家们开始追求文学与文化的联姻。在众多作家眼里，风俗民情是地域文化的主要表现。3、市井乡土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市井乡土小说的出现，打破了原先小说仅仅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文学启蒙，将文学视野伸向了更为广阔的自然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人生的各个层次，丰富了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4、“最后一个士大夫”汪增祺与受戒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担任过中学国文教师、历史博物馆馆员。新中国成立后，调北京市文联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曾担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刊物的编辑。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成功创编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芦荡火种）。19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因为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曾师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作家，其创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些先贤哲人们的仙风遗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主要小说有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故里三陈等乡土小说，风格散淡、悠远、韵味悠长，表现出了和同时期其他小说截然不同的特色，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散文也很出色。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1）将小说散文化，打通小说与散文文体间的天然界沟，注重营造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散文化结构（缺少情节因素，缺少逻辑的因果关系，缺少戏剧性冲突，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结构）；二是小人物形象（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三是突出环境气氛描写，正如他自己说，“气氛即人物”。如故里三陈：写了陈小手、陈四、陈泥鳅三个普通的乡村人物，通过三个人物，写出了人性的美丽，传达出了故乡纯朴美好的风土人情。2）将一个地方的风俗民情、生活习惯提高到与人物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让人们在欣赏人物形象的同时，欣赏到了另一种更加赏心悦目的民间风俗画形象。如大淖记事，表面看写了小锡匠十一子和农村姑娘巧云之间的爱情悲剧，实际上赞美了“大淖”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保安队、刘号长、老锡匠）“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3）往往在作品中营造一个温馨而美丽的艺术世界，契合了当时的人们对真善美的心理需求。在这方面，他往往通过童年视角来来表现。如受戒，通过童年视角，写了农村小姑娘小英子和一个小和尚明海之间的纯真情感，反映了人类之间的美好感情。（荸荠庵，庵赵庄，仁山舅舅）汪曾祺在文章末尾记述：“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从汪曾祺“梦”的追忆可以看出，它是希望人间有真情的，愿普天下的人都能够真诚待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追求语言的整体性和口语美。汪曾祺自报家门：“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象树，枝干内部汗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象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好的语言应当是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平淡无奇，但放在整体中，在前后的文气相接中，却每一句都如嚼橄榄。”如求雨写大旱时节孩子们敲锣打鼓求雨的事。写到人们因为大旱而望云霓时：“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后面一句话看似闲话，读后却觉得有意味。写到孩子们求雨回来后：“他们走得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苞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着了。”后一句是地道的口语，却很有味。陈泥鳅：“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的爬上岸来了。”汪曾祺小说的整体美学和文学史意义：汪曾祺小说的整体美学趋向于和谐与唯美。这种和谐既是人与自然的相融相洽，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真纯质朴。他的小说文本中，没有把环境作为异质性的力量进行描写，写人在充满异化的环境里出现的精神分裂与心灵冲突，而重点写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的内心的和谐。但应注意的是，和谐容易泯灭深刻与尖锐。汪曾祺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一方面：他把曾经被中断的散文化小说传统延续了下来，这个传统上可以追溯到废名、沈从文、萧红。另一方面他又开启了文化寻根文学风气之先，更新了小说观念，启动了当代作家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感觉，这在阿城、何立伟等一系列小说家那里可以看到汪曾祺的影响。沈从文边城（湘西世界、翠翠、外祖父、天保、傩送）何立伟白色鸟（七月、河边、白皙少年、黝黑少年、白色水鸟、“斗争会”）5、邓友梅与“京味市井小说”邓友梅（1931），原籍山东平原，生于天津。1942年参加八路军，后因年龄太小被精简。1943年在天津做工时被强招到日本做劳工，一年后回国。1945年重新参加八路军，当过文工团演员。1948年开始写散文。1956年写出了短篇在悬崖上（设计院、技术员“我”、会计员妻子、雕塑师加丽亚），赢得了一定的声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沉入生活底层，在体味人间酸甜苦辣的同时，也了解了北京民间的风土人情。新时期复出后，先是创作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俞洁、周忆严、高柿儿）等，后来转向了描写老北京的京味市井小说，成了继老舍之后又一位描写老北京生活的著名作家。邓友梅“京味市井小说”主要有：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寒”、那五、烟壶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把历史画面和人物命运以及多姿多彩的北京八景风俗画面相结合，表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畸形丑陋的文化特征以及由这种文化环境培养出来的特殊的市民阶层，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近代“清明上河图”式的宏伟画卷。那五描绘了一个晚清没落贵族子弟那五游手好闲、寡廉鲜耻的浪荡一生。通过对那五这个社会“多余人”的形象描写，不仅让人看到了从晚清到民国这一阶段旧中国社会的肮脏和腐朽，感受到了封建黑暗势力对人性的戕害，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腐朽的文化环境中所造就的国民劣根性，这就是那五身上表现出来的懒惰、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爱面子、“倒驴不到架”等性格特征。（福大爷、紫云奶奶、过大夫、紫罗兰画报、醉寝斋主、鲤鱼镖、“听风楼主”、武存忠、贾凤楼）烟壶塑造了一个与那五相对的八旗子弟形象：乌世保。如果说，那五代表的是自甘堕落的腐朽的八旗子弟，那么乌世保所代表的就是在逆境中重新奋起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乌世保在民间艺人寿明、聂小轩等人的言传身教下，终于从一个没落的八旗子弟成长为一个掌握了高超的内画技艺的民间艺人，完成了人生的巨大嬗变。邓友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异常注重对风俗民情的描绘，通过对风俗民情的渲染，造成一种与人物命运相契合的人文环境。八旗子弟的生活氛围、热闹的天桥生活场景等。还善于把一些属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地方志、风物志等的学问融合到故事中，增强了作品的风俗画特征。另外，写人状物擅长使用白描手法。语言具有“京味”色彩，朴实细腻又幽默风趣。武先生，武大爷，武老太爷！我跟您认错儿。我是个混蛋。什么也不懂，信口雌黄。您大人不见小人怪，犯不上跟我这样的人动肝火！我.“老头绷着绷着，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欠起身说：”起来起来，别这样啊！“我这儿给您赔礼了！”那五就地磕了一个头，这才起来。那五烟壶中有一种做法叫作“内画”。水晶瓶也好，料器瓶也好，只要是透明的瓶体，全可拿来当作坯子。由画家在瓶子内部画上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写上正草隶篆、诗词文章。工笔写意，水墨丹青，透过瓶壁看来，格外精致细腻。这一技术极难。因为鼻烟壶在造型上有定例，瓶口阔者放不进一粒豌豆，窄者只能插一根发簪。一般人用掏耳勺插进瓶内掏烟还难以面面俱到，要想往内壁画图谈何容易？更何况不论多精多美的图画文字，画时一律要反面落笔，看起来才成正面图像。所以赏玩那方寸天地内的“壶里乾坤”时，人们难免产生各种臆想。有人说这东西是躺下来仰面朝天画的，不然看不清瓶内壁落笔点；一说这是用头发沾着颜料一点一点勾抹成的，一个壶要画半年；还有人认为这东西并非人所能为，多半是仙家游戏之作。烟壶 5、冯骥才与“津门小说”冯骥才（1942），天津人，祖籍浙江慈溪。从小酷爱美术、文学与体育活动，多才多艺，画过画，打过专业篮球，搞过文学创作。现在主要致力于民间文化挖掘与保护工作。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主要是伤痕或反思文学，后来转向地域文学。代表作品有啊！、铺花的歧路、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雕花烟斗、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冯骥才的“津门小说”钟情于津门重地，一般通过挖掘清末民初天津卫的闲人杂事和奇谈怪事，再现带有浓厚“津味儿”色彩的津门生活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或歌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伟岸深厚、博大精深的一面，或批判民族传统文化中俗陋粗鄙的一面。神鞭通过傻二不断进取的行为，歌颂了中华民族不愿落后的进取精神。（傻二、“玻璃花”）但是也有人从中读出了抨击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永远不败的正统意识。三寸金莲通过戈香莲不愿缠脚、但又不得不缠脚、成人后逼着女儿缠脚、最后成为天足会的死对头、缠脚的顽固派的变迁，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以及残酷的“吃人”的一面。冯骥才的小说具有很强的象征隐喻的意思。荒诞、调侃和反讽是主要表现手法。6、陆文夫的“小巷文学”陆文夫（19282005），江苏泰兴人，长期生活于苏州。1950年代开始创作，1956年发表小巷深处，赢得声誉。新时期，善于将精致的苏州地域文化与人的命运变迁结合起来创作，写了小贩世家（朱源达）、美食家（朱自冶）、围墙等作品，被称为“小巷文学”。他的作品往往小中见大，具有深广的思想内涵；风格机智幽默，自称是“糖醋现实主义”。7、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刘绍棠（19361997），北京通州人。19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是当时中国文坛著名的“神童作家”，写有青枝绿叶 等短篇小说集。新时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以大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生活为题材，写出了蒲柳人家（望日莲）、瓜棚柳巷（花三春、吴钩）、蛾眉等一批具有浓厚的田园牧歌风格的作品，被称为“运河文学”。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描写从容自然，结构简洁完整，乡土色彩浓郁。二、寻根小说（寻根文学）1、特指新时期出现在1980年代前中期，旨在对民族文化底蕴进行重新认识、反思、以求重铸民族精神的小说。它的出现与市井乡土小说密切相关，更与1980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热”有关。文化热在文学领域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是用人类文化学的眼光介入文学评论，出现了文化学批评，二是让文化直接进入文学创作，出现了寻根文学。还受到了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是世界文学横向影响的结果。寻根小说的出现，与反思文学也有一定的关系。反思的主题由社会政治的层面深入到了文化层面。2、寻根小说的发展过程先有口号，后有文学创作实绩1）1984年12月，杭州会议与会作家、批评家（陈思和、王晓明、韩少功、李杭育）认为小说创作正在从“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畴转向“审美的”“自然的、历史、文化与人”的范畴，这是文学一个可喜的变化。而从文化的角度写人、写社会、写生活、写历史，文学将会变得越来越精彩拉开序幕2）1985年4月，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作家第4期），正式竖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他宣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不茂。”“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3）随后，李杭育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发表我的根、阿城发表理一理我们的“根”、郑义发表跨越文化断裂带等文章，也呼吁人们重视传统文化。他们认为，当代文学太注重社会学、政治学，缺乏文化因子。4）从理论走向实践，掀起寻根小说创作大潮阿城：棋王、孩子王、树王、遍地风流王安忆：小鲍庄、大刘庄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邓刚：迷人的海郑万隆：异乡见闻贾平凹：远山野情、商州又录莫言：“红高粱系列”5）1986年后，作家集体转向，寻根进入消退期。“寻根小说”退隐的原因：A、在寻根过程中，他们发现，在自己的创作中难以调和和克服原始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难以调整作家天生具有的启蒙意识和在实际创作中追求的返璞归真的原始意识之间的分裂，更难以实现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宏伟诺言与相对有限的实际功劳之间的巨大差距，发生了信心方面的严重不足；B、在艰苦的探索中，他们认识到复兴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神，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社会转型过程，事实上不可能单靠一场文学活动就能得到解决，除了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之外，急剧变动的现实生活和文学自身的审美形式也应得到关注。作家应该关注当下的生活和文学自身；C、对韩少功等人认为文学之根深藏于传统文化之中的观点，很多人表示不同。周政保认为：“文学的根，就在那千姿百态的当代文化形态之中。”张炯认为：“文艺的真正的根是在现实生活之中。”D、尤其针对郑义等人对”五四”运动的批判，更多人进行了反批判，认为“寻根”运动是一场可怕的“复古运动”，不利于民族放下包袱前行。3、寻根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存在时间并不长，影响深远1）寻根文学的出现，使新时期文学超越了社会、政治、道德的层面，进入了文化领域，扩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2）增强了小说的民间文化内涵和地域色彩；增强了新时期同世界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对传统的审美意识进行了重构。3）在新时期文学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就承前来说，它以文化反思的形式对伤痕、反思和改革小说进行了总结；就启后来说，它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借鉴与模仿，开启了后来小说艺术变革的真正大幕。缺陷：表现手法模仿；叙事技巧故弄玄虚；热衷于表现少数民族或落后地区原始、蒙昧、野蛮的文化因素，有猎奇色彩；绝大多数作品脱离现实生活。季红真评价“寻根小说”：“作为文艺思潮的文化寻根，是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在东西方文化大冲撞大交汇的时代背景中所孕生的历史母题，在这个时代的延续。她以文学的形式，参与了东西方文化价值的抉取，这正是这个时代民族文化重建与更新的重要途径。同时，它又是这个充满矛盾与痛苦的时代，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纪录，反映了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艰苦跋涉中，痛苦的心理历程。”而寻根小说是“使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完成了艺术的嬗变”的一种小说。“这既反映在一批具有新的精神品格的作家与作品问世，也反映在许多人熟悉的作家创作风格的发展。这一艺术的嬗变极大地改变了新时期文学的原有秩序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季红真忧郁的灵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4、“寻根小说”的类型及整体艺术特征“寻根”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有着共同的趋向和追求。但是，由于人们对于“根”的理解不同，所以导致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出现了很多种类型。从审美形态和主题意向上看，主要有四种：1）儒道传统文化寻根小说阿城的棋王和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本是儒道文化，而儒道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在现代发生了断裂，致使中国文化出现了严重贫血的现象，影响了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的沟通交流。为了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尽快沟通起来，让中国走向世界，就应该首先把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续接起来并发扬光大。由于这类小说总是抱着一种建设的目的进入传统文化，所以作品中对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充满了肯定和赞赏，表现出了儒道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2）神秘文化寻根小说韩少功的爸爸爸，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口上的魂等这些作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儒道文化之外，还有一种神秘文化。这种神秘文化就是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即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它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制约着现代人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由于这些小说主要是通过对非常态的人物描写及其行为的描写，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及性格，所以具有较强的神秘感和象征意味。3）原始文化寻根小说莫言的红高粱和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这些作家认为，现代文化之所以贫血、羸弱，是因为现代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丧失了原始生命力。而要恢复其强大的生命力，重铸中华民族精神，就必须向原始生命力索要能源。而原始生命力之最大可能是寄托在原始蛮荒的自然环境和闭塞落后的人文环境里，于是从此出发，出现了这些描写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里原始生命强力的作品。主要特征在于人物形象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强力。他们的出现，与古希腊的酒神精神和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关联。4）地域文化寻根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见闻”等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寄寓在丰富多彩的地域民间文化之中，越是地域的，才越是传统的，而越是传统的，才越是民族的。于是这些作家就纷纷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建立文学根据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展现民族传统文化，作品中有着浓郁的文化意味和民俗色彩。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那些反映古老的生活习俗和传统理念在现代文明精神的冲击下土崩瓦解的描写。“寻根小说”的总体特征：探寻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精神；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广泛运用象征、暗示、抽象等现代派表现手段，淡化时间特征，突出空间特征；作品文化意蕴丰富。5、阿城与棋王阿城（1949年），原名钟阿城，北京人。“文革”期间，曾在内蒙、山西、云南等地插队。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棋王、树王、孩子王和系列小说遍地风流。作品多以知识青年生活为描写背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境况。他认为文化涵盖着社会，制约着人类。因此，他的作品总是力图从文化的角度对现实世界进行整体的审美把握，流露出民族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当然，阿城写知青生活，无非是像画家那样，“是个媒介，以托笔墨”，“求得心态的自然流露”。在他心里，始终流动着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化。棋王是阿城最有影响的小说。这篇小说通过知识青年王一生对象棋的痴迷与爱好，表达了对以道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肯定与赞扬，洋溢着天人合一、冲淡和谐、虚静之美。艺术上颇得庄禅传统文化之真谛，叙述简约，白描冷静，结构天然，风格飘逸，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悟性。起源于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文化，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历来为儒家所鄙视，认为是消极的处世哲学。但殊不知，天人合一是人类的理想世界，清静无为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无为，“无为”即“有为”。这篇小说对道家文化的存在与影响进行了深刻挖掘，展现了老庄哲学“清静”、“无为”等思想积极的一面。“棋呆子”王一生是寄托作者理想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象征着整个人生。神州大乱时，他不问世事，痴迷于象棋，“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既是他的棋道，也是他的“人道”。他“为棋不为生”，只是为了排忧解闷，以求心灵清静和精神自由。借助于象棋，他超越了世俗，超越了痛苦，“何以解忧，唯有下棋”，看似“无为”，实则是智者的生存策略，表现出了对社会现实较为清醒地认识。在“道”家的外表下，也隐藏着“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如最后九局连环大战取得了八胜一和的战绩后，情不自禁地说：“妈，儿今天明白事了。人还要有点东西，才叫活着”。棋王的语言透露出了浓厚的“道禅”意味，干净、自然、凝练、虚静。“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 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 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 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 走，倒也名正言顺。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我野狼似 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准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 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6、王安忆与小鲍庄王安忆（1954年），祖籍福建，生于南京，现居上海。她以知青文学起家，靠寻根文学扬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写作追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品有本次列车终点（陈信）、六九届初中生（雯雯）、小鲍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三恋”是新时期有名的以写男性、女性情欲为主的小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纪实与虚构是一部带有先锋试验性质的小说，表现了王安忆强大的虚构想象力量。长恨歌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小鲍庄写了一个村子的“仁义”故事，通过对儒家文化“仁义”观的顽强生命力和巨大影响力的艺术表现，歌颂了儒家文化以“仁义”为核心的善良、厚道、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在歌颂的同时，也对儒家文化造成的愚昧迷信、知天顺命的民族劣根性进行了批判反思。（“涝渣”鲍仁平；拾来、大姑、二婶；鲍秉德）小说写得冷静、客观，体现了王安忆 1980 年代中期小说用故事说话、不发议论的创作风格。语言朴实、简洁而含蕴，结构呈散文化的板块结构。长恨歌（王琦瑶、李主任、程先生、阿二、康明逊、萨莎、老克腊、长脚、薇薇），小说具有“张派”风格和欧化风格。人物描写细腻同张爱玲，环境描写细腻同巴尔扎克。7、韩少功与爸爸爸 韩少功（1953年），湖南长沙人。“文革”中当过知青。1978年考入湖南师大中文系，后任湖南省专业作家。1988年“淘金”到海南，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1980年发表的西望茅草地，塑造了一个失败的“英雄”形象张种田，品行上无可指责，是一个“老革命”，但思想狭隘，小农意识强烈，加上缺乏文化，轻视科学，在“左”倾思想影响下，疯狂推行平均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挫伤了知识青年积极性。结果，他领导的农场，年年亏损，最后不得不自行解散。他的悲剧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蕴。1985年发表文学的“根，有爸爸爸、女女女等寻根小说。爸爸爸是最优秀的“寻根小说”之一。写了鸡头寨人神秘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变迁，通过对鸡头寨人闭塞、冥顽、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的描绘，映射了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中那种超稳定的心态，对消极落后不思进取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批判。小说格调幽暗、苍凉，具有浓重的象征色彩和魔幻、夸张、荒诞意味。（远古时期、鸡头寨、鸡尾寨、械斗、“牺牲”、“丙爷、丙仙”、迁徙、喝药、丙崽生还）具有象征意义的侏儒和白痴形象丙崽一个永远保持童稚状态、退化返祖、原始性远远大于现代性的怪物，是一个集一切肮脏、愚昧、野蛮、粗鄙的历史积垢于一身的民族劣根性象征体。从小到大只会说两句话，“爸爸爸”、“妈妈“，对任何事物的这种简单态度，象征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非好即坏、非是即非的简单二值判断，表现了奴才加主子的双重人格。严文井：“我就是一个老丙崽”。1990年代创作长篇马桥词典，文体上有创新价值。小说采用词典体的形式，对一个偏远、闭塞的农村社区，一个传统文化的载体马桥，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小说的语言很有特色，分为马桥语言和公共语言，以区别马桥当地文化和公共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对比，展示了马桥人独特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该小说曾引起一段“文案”。（张颐武认为：抄袭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韩少功的作品十分注重挖掘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具有清醒的批判态度。艺术形式上追求独特性，往往显得扑朔迷离，很新颖。8、张承志与黑骏马、北方的河张承志（1948年），祖籍山东济南，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到内蒙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1年毕业于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后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19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1990年代初成为自由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篇黑骏马、北方的河、长篇金牧场、心灵史等。张承志是一个由知青成长起来的作家，高扬人文精神是他永远的追求。黑骏马是一部歌颂草原母亲的作品。他曾经说：“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该说，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一种母亲。”通过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寻找旧时恋人索米娅的故事，描画了一幅蒙古大草原独特的生活画卷，对蒙古民族传统的心理素质、风俗习性作了深入地探讨。老额吉和索米娅身上，虽然有着现代文明不能容忍的民族旧习，但是她们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坚忍不拔的生命毅力和宽广如草原的伟大胸怀，却是应对一切苦难的力量源泉。对她们的赞美，实际上隐含着对现代人脆弱、偏狭、自私品格的针砭批判。在作者看来，这种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文化环境，存在着更符合人的健康发展的人性基因。小说的结构又如蒙古民歌，散漫绵长。北方的河是他的又一部优秀作品。写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他”人生搏击的故事，反映了1980年代的青年人永不服输的人生追求。小说具有浓郁的象征意义。（鄂尔多斯河、黄河、湟水、永定河、黑龙江）李杭育，1957年出生，浙江杭州人。主要作品是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大贵）、沙灶遗风等一批描写吴越风情的作品。他的小说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再现了吴越地区古老的文化习俗，更在于捕捉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新旧历史交替时期出现的“最后一个”的独特的生活现象，反映了在社会的巨变面前无可奈何的人生境况。莫言，1956年出生，山东高密人。1976年参军，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述颇丰。主要作品有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酩酊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红高粱写的是土匪打鬼子的故事，歌颂了余占鳌和戴凤莲无所顾忌的“酒神”精神，张扬了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用莫言自己的话说，是遏制“日益严重的种的退化”。艺术上，以晚辈的眼光叙述前辈的经历，视角开放，加上感觉和象征的无所不在，造成了天马行空似的艺术形态，酣畅淋漓，无拘无束。主题意蕴与表达形式的审美契合，使红高粱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