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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传统文化

一、先澄清几个概念
1、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周易》中已经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时刘向《说苑》云：“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功。反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是“文化”一词正式出现在文献中的最早记载。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的“文化”一词，最早是由日本翻译引进的。
“文化”是至今为止最难精确定义的一个概念。据统计，国内外有关“文化”的各种定义先后不下二百余种。综合这些定义，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面。而狭义的文化则特指精神文化或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概括地讲，自然的人化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类的本质显现。“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称的，它的本质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如今，人们更倾向于将文化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大凡是与人，与人的生活有关的活动都是文化。文化就是“人化”。
文化（culture）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其核心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各种知识，其本质是传播。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2、什么是传统
传统，世代相传、从历史上沿革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传统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积极的传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保守和落后的传统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起阻碍作用。
3、什么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传统文化主要是针对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言的。
4、什么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指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既因时因地而异，又有一定的稳固性和延续性，这就是文化传统所起到的作用。文化传统是本民族文化区别于他民族文化的标志，也是保持文化统一性的根本因素。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作为历史遗传还具有保守性。
文化传统是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是一个民族历史传承当中的文化链接，是贯穿始终的精神性的绳索，它包括传统遗存物、文化典范背后的精神规则，这种结构的规则包括信仰、价值和秩序。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照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
二、关于国学
1、“国学”一词的由来及演变
“国学”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本义是指周代中央在王城设立的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但那时讲的所谓“国学”，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
现在我们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
1902年，黄遵宪在与梁启超的通信中，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说明至少在1902年国学这个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1905年，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人创办《国粹学报》。邓实先生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也可以说是“民族国家之学”（《国粹学报·国学讲习记》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2、国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欧风美雨”“船坚利炮”
有学者认为“国学”一词源自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如荷田春满等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国学”之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风美雨”和“船坚利炮”的挟迫下，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一步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处于劣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
3、章太炎：最早的“国学大师”
章太炎先生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他对国学的产生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①1903年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逃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在东京办起“国学讲习所”讲起了国学，鲁迅、吴承仕等都曾前去听讲。
②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地点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
③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甚大。曹聚仁根据演讲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
④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章太炎认为，国学是国家成立的根本，国学亡而国必亡，国学兴而国自立，国学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存亡相依。章太炎指出，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总称，它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章太炎的国学观很快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知识界对国学的基本看法。
4、20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两个国学研究机构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北大国学门存在了四年时间，1927年停办。
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清华国学院也存在了四年时间，1929年停办。
（吴宓：真正的“国学大师”、“大师中的大师”）：《学衡》杂志：“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5、国学的定义
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原因在于国学的概念及其内容不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国学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穆先生也说：“国学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国学”这个词不够恰当。张岱年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
总而言之，国学是指一国固有之学问也。
6、国学的内容及宗旨
⑴国学的内容
①朱熹曾说过：“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意思是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的文化与学术。
②马一浮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
“千年国粹，一代儒宗”马一浮楷定“国学是六艺之学”。“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马一浮在说明“国学是六艺之学”时，依次谈了四点：
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部；六艺统摄于一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
③季羡林的“大国学”概念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时，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这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依照季羡林的观点，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即中华民国之学皆可称为“国学”。（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 《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④于丹、乾泉等人的“新国学”概念
新国学即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西方精髓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形成的新学术体系。新国学，以儒家主体文化和社会为基，撇开传统国学上多样化所存在的糟粕，重新提出国学概念。打破传统国学自我垄断和封闭，汲取西方马克思列宁精主义髓，代表着走向世界，属于全新的中国学术概念。
⑵、国学的宗旨
国学的宗旨，就是宋儒张载提出的“横渠四句教”：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人的精神绝句）
8、对“国学热”的冷思考
⑴、“国学热”兴起的原因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国学热”的兴起有主观、客观两方面因素。主观因素是国人信仰缺失下的精神需要；客观因素则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具体讲有以下四点原因：
①党和国家层面的大力倡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据了解，至2015年5月末，国家以及教育部的传统文化相关课题组已完成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成人教育(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海外汉文化教育近700册传统文化标准化教材研发工作。
据悉，从明年开始，教育部将在高校本科专业增设“国学专业”，目前东北师大、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考虑招收“国学专业”学生。
②学界的研究推动；
③民间的积极配合；
④媒体的推波助澜。
⑵、“国学热”的冷思考
刘梦溪先生曾说：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
弘扬国学应警惕历史复古主义：弘扬国学绝不是开历史倒车，也不是为了“整理国故”“发幽古之思情”，更不是“装神弄鬼”。弘扬国学的关键是通过国学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使之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的风采，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去。
⑶、弘扬国学应该把握的几个原则
①刘梦溪先生在剖析目前“国学”热时，提出两条重要原则：“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不能脱离”。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目的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要避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这种不恰当的思维方式。钱钟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弘扬国学、重建传统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
②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指出：“启蒙运动百年以来，尚未解决的真正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如何将‘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其二是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
③111岁的周有光先生提出：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
2009年104岁时，周有光撰文指出：“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⑷、弘扬国学关键是要发心，要身体力行
马一浮说：“正人说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说正法，正法也是邪。”
中国传统学问最大的特征就是“知行合一、体悟不二”。
要将“纸上的学问”转化成“生命的学问”。
9、国学的当代价值
国学与当下人生
国学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用以安身立命之所在。人们之所以热爱和亲近国学，原因就在于它能解决人们精神、心灵以及思想层面的种种问题，给予我们人生以营养、力量和智慧。今天我们弘扬国学重点是，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它的当代价值，指导现实社会，从而为我们每个人的当下人生服务。
本人提出的一个口号：“新国学、心生活”：国学+心理学=中国式精神生活+中国式心灵养生+中国式雅致生活
你不一定要做国学讲师，但你一定要懂国学。
三、关于传统文化
1、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优秀传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他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从各个侧面展开了一系列精辟论述。2014年2月24日，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明确指出了新形势下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两创”的基本方针。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习总书记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2、传统文化中的人生智慧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也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髓。儒释道作为一种文化命脉和精神基因，早已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成为一种精神基因。在古代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总是从儒家开始，“大济苍生”、“为民请命”、“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然而当他真正踏入仕途后往往是事与愿违，于是在一连串的碰壁之后，难免心灰意冷，退隐林泉，正所谓“英雄到老尽归佛”。中国人得势时都是儒家，摩拳擦掌、积极入仕；不得意时都是佛道，退隐林泉、寄情山水。其实读书人无论入不入仕，都离不开佛道思想。一个文人头脑中，是儒的成分多呢，还是佛道的成分多，这除了受出身、经历的影响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他在仕途上走的是否顺利。南宋初临济宗宗杲禅师曾说：“今时士大夫学道，多是半进退，于世事不如意，则火急要参禅；忽然世事遂通，则便要罢参（禅）。”士大夫们得意时就去做官，把禅书放在一边；不得意时再拿出来，姑且又将做官放在一边。正是因为拥有儒释道的完美结合，中国的文人才能够过着一种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理想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智慧宝库。儒家刚健有为，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万事看空，消极出世，慈悲为怀，普渡众生；道家清静无为，返璞归真，以柔克刚，安时处顺。儒家思想有利于进取，是处身顺境的支撑力量；道家思想适合处于逆境或赋闲，是命途多舛者的精神食粮；佛教思想更是人生经历大挫折的精神安顿剂。“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修行处世之道；而“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则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生活艺术。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以易生智，以道养命，以佛开悟，以儒修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世用，以老子思想来谋身，以庄禅思想来修心（娱乐）。对此，南怀瑾先生有一个精彩的比喻，说：“儒家是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对待儒释道三家我们的态度是“破门入户，兼容并蓄”。胡适以“本是一家”论儒道共源、林语堂以“中庸”论儒道调和、梁漱溟以“了解自己”论儒道之共性、闻一多以“偷”“骗”论儒道交融、英人韦尔斯以“斗争”论儒道之合伙。其实何止儒道，佛教也是如此。佛教虽说产至印度，属外来文化，但佛教从它踏上东土的第一天起，无时不在寻求着“中国化”、“本土化”。禅宗的创立即是最好的证明。
儒释道三教从来是一家。金末元初有一个全真道派，它力主三教合一。为此，全真道士何道全专门作了一首《三教一源》诗：“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从来是一家。红莲白藕青荷叶，绿竹黄鞭紫笋芽。虽然形服难相似，其实根源本不差。大道真空元不二，一数岂放两般花。”三教合一，一在何处？我以为，一就在心、一就在道。心者，心性也。儒教修心养性，释教明心见性，道教存心练性。三教统一于心。道者，大道也。儒教求道，释教求道，道教也求道。何谓道？用心思考即为道。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人生的关注，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就是人生哲学。可以说，我们的先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就已经具有非凡的人生智慧，就基本完成了对人生的思考。后来，关于人生的各种著述，大多是对先哲的阐释与补充。梁先生一代宿儒，此话当是见道之言。
四、国学与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国学与传统文化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更多的是区别。
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传统文化就是传统社会的文化，是漫长的传统社会中的一些文化留存物，包括物化的、精神体的和凝聚为典籍的，范围非常之广。而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国学和传统文化等同或混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