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制度的变迁样本.doc

内容提要本文经过对二十世纪上半期闽行和侨批局关系演化个案考察，揭示了二者面对环南中国海华人移民汇兌市场，即通常所谓侨汇市场，所展开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共生等多重关系。从而重新检讨了以往学术界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变迁探究中若干理论偏颇。 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传统和现代一、导 论以往学术界对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制度探究，大多注目于来自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发育、成长历程。这种学术关注反应了学术界对当今现实社会经济变革回应。但由此产生了部分轻易被忽略理论偏颇。其中之一就是，学术界没有对中国传统企业制度和仿效西方建立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复杂、多元关系，给全方面关注和深入讨论。和此相联络，部分探究者对两种企业制度评价几乎形成了正负分明判定定式，所以将内容丰富多彩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历史抽象为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替换传统企业制度简单进程，显露出早期现代化理论中割裂传统和现代辨证关系思维模式影响痕迹。鉴于此，本文拟围绕近代金融界中代表传统型企业侨批局和代表现代型企业银行间关系，关键利用中国银行福建分行，简称“闽行”，所收藏档案资料，考察和讨论近代福建侨批局及其在东南亚联号和闽行二者在1910s1940s30多年间，面对环南中国海华人移民汇兑市场，即通常所谓侨汇市场，所展开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共生等多重关系。和闽行怎样在和侨批局反复博弈中，在市场这只看不见手功效下，在模拟西方现代银行制度同时，也不停吸收侨批局优点，在组织和经营管理制度方面经历了一系列诱导性制度变迁，以适应不一样市场环境需要。二、关系初建(19151931年)众所周知，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向东南亚移民，即使能够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但自十六世纪以降，移民规模才逐步扩大，而且在十九世纪后形成移民高潮。这些移居东南亚中国移民和她们尚留在中国移出地亲属间，保持着亲密联络。汇款和通信是维系这一联络基础路径和手段。由此形成了一个连接着东南亚华人移民聚居地和中国移出地两头，为华人移民解送信款跨国市场。侨批局就是顺应这一快速扩大市场需求，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福建、广东和香港地域，和东南亚华人移民聚居地域，陆续出现一个专为华人移民解送信款，兼有金融和邮政双重职能华人民间经济组织。据载，到十九世纪80年代，在中国，厦门已经有侨批局8家，汕头有12家，海口有1家；在国外，新加坡已经有49家，其中，潮州人创办34家，福建人创办12家，客家人创办2家，广府人创办l家。可见，此时侨批局已初具规模。到20世纪早期，在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开始介入侨汇市场之前，据日本人组织台湾银行调查课调查，在东南亚新加坡、槟城、巴达维亚、万隆、日惹、梭罗、三宝垅、井里汶、马尼拉、曼谷、西贡、仰光等地，已经有侨批局400余家；在中国，厦门有70多家，汕头有80余家，广东其它地方有89家，香港有7家(关键者)。此时，侨批局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分布范围也大大扩展，初步形成了环南中国海组织网络和营运网络，并由此形成其特有企业制度。中国仿照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本国新式银行，能够追溯到1897年开设中国通商银行。到19，历年所设中国本国银行已经有30家。但这些银行全部不曾介入东南亚华人移民信款解送市场。直到19中国银行成立，情况才起了改变。官商合办中国银行除了负担代理国库，发行货币，整理政府公债、库 等政府中心银行职能外，还兼营一般商业银行存款、放款和汇兑等业务。191月5日，中国银行在福州开设福建分行，对内简称“闽行”。闽行一成立，就关注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所以把眼光投向当初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中心之一厦门。厦门地处福建南部、九龙江出海口，是一个海岛型港口城市。明末清初因海上贸易而兴起，并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交通，尤其是和东南亚贸易交通中心。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大批福建南部居民经由厦门移居东南亚各地，使厦门成为东南亚华人移民出人口岸。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19，经由厦门口岸出国移民人数为257万，回国移民人数为152万，净移民人数为105万。而这些迁居东南亚移民寄回移出地汇款也随之以厦门为集散地。在187119间，总计约有34328万元华人移民汇款进入厦门，平均每十二个月约858万元。大量华人移民汇款连续不停地进入厦门，再从厦门转入内地，组成了厦门及其四面地域商业和金融业支柱。所以，19，即闽行成立同十二个月9月27日，闽行就向设在北京总行陈请在厦门添设分号，并在汇报中指出摘要：“厦门一埠，素称商业繁盛之区，该处金融活泼，汇兑灵通”，“拟请于该处设置一等分号，附设支金库，既以图营业之扩张，亦以谋国库之利便”。10月2日，在回复总行问询时，闽行更深入具体陈说了对开拓环南中国海华人移民汇兑市场基础思绪。该汇报称摘要：“南洋汇兑每十二个月约有二千万，汇出者少。汇人者多。此项汇兑必需我行于新加坡、西贡、安南、小吕宋、三宝陇等埠自设机关收汇方有利益，尤须于香港一埠设有分号，认为汇款之枢转。缘南洋各埠及厦门、汕头之金融汇兑，悉以香港为中枢，如香港无我行之分号，则汇款无以转移，南洋无我行之机关，则汇款无以承揽，若仅就香港南洋各埠择殷实华商委托代理，不仅汇水余溢先为代理者所分，且汇款运掉，亦必不能灵活，故此项汇兑尚须缓图，非急切所能办到。”可见闽行已意识到介入华人移民汇兑市场困难，并力图从增设组织机构人手。195月20日，厦门分号正式成立，立即着手计划收解东南亚福建移民汇款事宜。鉴于在海外增设机构方案一时难于实施，6月11日，厦门分号致函闽行，内称摘要：“查厦门一埠旅居南洋之漳、泉各属侨商，每十二个月由外国银行汇回款项约计三千数百万元。敝处开幕为日无多，全部此项汇兑，自应预为延揽，以备未来推广。拟请尊处先向新加坡及香港两交通行签订契约，未来该两行如有汇厦款项，数在五万元以内，敝处均可随时垫付，设有大宗，须请该两行先发电商，敝处有所预备，亦可筹垫。至汇水照市核实。”即和交通银行设在新加坡和香港分行建立通汇关系。由此开始介入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但以后运作结果并不如人意。厦门分号在3个月后给总行函中分析其原因时认为，根据总行总务处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行签署代理协议，“第五条文内载有摘要：每次经手款项，得扣佣钱千分之一二五为交通银行办事人员酬劳等语。是一收一付则须扣千分之二五矣敝处照此办理实不划算。”所以，提议“对于此项交易，暂停接做。”并提出变通措施，即“委托香港殷实商号炳记、捷盛两庄代理。”这么做理由是“炳记东家黄猷炳、捷盛东家叶东禄，均系厦门著名吕宋华侨，资各约数百万，实堪可靠。如托该两庄代理，每十二个月应贴手续费为数不多，则敝处接做南洋汇兑，既可沽以余润，并藉挽回利权。”据当初日本人调查汇报所载，炳记为一家兼营侨批局和钱庄商号，是经营东南亚和厦门间华人移民汇兑香港代理中间店中最大一家，和厦门及东南亚很多侨批局建立了代理关系。1912至19上六个月间，经由炳记转汇到厦门东南亚华人移民汇款为1872万元，占经香港转汇厦门汇款总数2638万元71。所以，闽行选择炳记作为合作对象，传达出闽行和侨批局合作初步意向。鉴于东南亚华人移民汇款在福建金融市场上关键性，和厦门在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上中心地位，1921年10月1日，闽行总部由福州迁到厦门，福州改设支行。1929年，中国银行福建分行更名为中国银行厦门分行，对内仍称“闽行”。不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闽行在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上经营业务并未取得大进展。据统计，1931年，经由闽行收解东南亚华人移民汇款总数为730万元，仅占该年厦门全市收解华人移民汇款总数101，1932年为610万元，占123。环南中国海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仍然是侨批局和外国银行天下。三、关系发展(19321937年)依据1928年1O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国银行条例，中国银行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改组后中国银行为适应业务方向转移，就把开展海外华人汇款业务，作为关键发展步骤之一。地处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中心厦门闽行，更是以拓展东南亚福建移民汇款业务为重心。但因为受中国政治局势恶化、经济萧条拖累，直到1932年，中国银行才得以全力推进吸收华人移民汇款业务。该年底，闽行经理黄伯权随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璇赴新加坡、曼谷等地，调查当地华人移民汇款情况。随即又在厦门探究吸收华人移民汇款措施。措施之一为“暹罗、菲律宾侨汇，或经过批局，或由商号汇划，则决定和汕头、厦门当地批局联络，逐步推广”。以后，闽行开始采取新经营管理策略，方便更有效地介入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其中最关键一条，即是和侨批局广泛合作，开展委托代理活动。这一经营策略改变，是基于闽行对侨批局组织和营运情况了解。试看下引闽行致总行函中一段陈说摘要：查南洋一带闽省华侨汇款年约六个余万，其数百元以上之人数者均由各银行用票汇由收汇人持票来领。其它零星小数因散处各乡村间，收款人多不识字，不明汇款手续，向由信局用信汇办理经汇，直接派信差连信带款送收款人家中。此项零星信汇几占整年六千佘万金额中之大部，其汇费约每百元一二元。以前南洋各地信局约三百余家，委托厦门各信局约六十余家转交解付，由厦各信局再委托福、泉、漳等各县区信局代为转解，故南洋信局大部为收汇机关，厦门信局大部为媒介转解机关，各地信局为直接送达机关，此项送款信差有当地乡长和铺保作保，一向信用极为可靠，绝少舞弊，薪工不大，因其代收款人写回信，各收款人收到汇款例有一二角代书费或脚力，故每个月收入亦有数十元，且四处供迎酒食，为乡人所欢迎，生活颇佳，工作颇忙，故颇自重，绝少机会走入邪途。闽省以前地方不安，劫杀时有，但信局为当地所认为南洋来款泉源，盗匪相戒，不劫信差，偶遇信差，则仅检其信件，记其收款人，然后往劫收款人，是以历年信差汇款甚少被劫，地方官亦极力保护。以前偶有被劫，每责令乡村保甲赔款，以免断绝地方税收财源。且遇数目较巨达二三百元者，信局往往开记 名本票，当地以习惯可背书转让之商家携 城市代兑，故历年信局送款无甚危险。上引这段陈说大致归纳了侨批局组织和经营网络化制度特征，尤其是指出了侨批局企业制度乡土性，即侨批局对移民社会嵌入性，这正是侨批局最具制度特色方面。侨批局办理东南亚华人移民汇款运行程序包含两部分摘要：一是在东南亚各地接收移民汇款。一是在中国解送这些汇款。所以，闽行和侨批局合作实际上也包含对应两部分摘要：一是和福建，尤其是福建南部侨批局合作；一是和东南亚侨批局合作。二者合作内容有所不一样。闽行和福建侨批局合作是由前者委托后者代解来自东南亚华人移民汇款，即委托后者将汇款递送到各乡镇收款人手中。而和东南亚侨批局合作则是闽行接收侨批局委托，将侨批局接收东南亚华人移民汇款汇回中国，并送交收款人。相关闽行和福建侨批局合作关系建立文件记载，最早见于1933年2月3日闽行致总行函中。据该函所述，当初闽行已经约定，委托厦门瑞记信局代解送往禾山、三全部、石码、金门、同安、集美、长泰、东山、海澄、漳浦、诏安、灌口、南安、惠安、安溪、安海、石狮、兴化、永春、德化、大田、仙游和适中等地汇款。“解款费用，统按每百元一元二角五分计算。”函中有“惟是倡办伊始，尚属试验期间，故未签订正式代理契约”之说。由此能够推测，这种合作关系，当始于该年年初。至于闽行和东南亚侨批局合作，在现有文件中还未见到其起始年份记载。在闽行档案中，保留有闽行和东南亚部分侨批局签署相关协议，其基础格式和条款大致相同，年代最早为1937年。我们试举一份以下，以见其合作内容和措施。甲方摘要：厦门中国银行乙方摘要：宿务永捷通汇兑信局乙方在南洋一带办理信局汇兑业务，兹为扩展业务起见，委托甲方在闽省内地代解信款，双方同意订定条件以下摘要：一、乙方在南洋菲律宾所收闽省内地如厦门、禾山、鼓浪屿、晋江(泉州)、石狮、安海、南安、溪尾、诗山、洪赖码头等属各乡镇，委托甲方代解分发。每千实收代解费十二元。以后如有增减，由甲方随时函告(回条邮资另算)。二、乙方如以菲币托甲方购置国币时，甲方允按当日净本结价，以示优待。三、乙方托甲方代解之款，每批信到，应将托解款额，先行汇清，不得压欠。四、乙方委托甲方代交汇票时，系用支票方法，即由甲方发给空白支票交乙方，乙方应预存款项，并留印鉴。如有汇款，随时开给汇款人凭票向甲方支款。如在甲方内地支行支款时，应预先指定地点，并留印鉴。每开出内地支款支票，应将金额数目同时通知甲方，以资接洽。前项汇款，甲方不另收费，但在内地支款，每千酌收手续费一元。五、乙方每批解信，应附一目录，次序编号，以资查考。除汇款直接汇交甲方，并书明第几号批信款项外，全部批信暂寄交厦门水仙路合昌信局收转。六、此和约以十二个月为期，到期双方同意再行续约。试办期内，如有增加之件，双方同意再行补充。七、本合约共缮两纸，各执一纸为凭共同遵守。合约字人摘要：厦门中国银行宿务永捷通信局 司理金永派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 日和侨批局建立合作关系后，闽行在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上业务进展有了很大起色。1933年经过闽行汇人厦门东南亚华人移民汇款为470万元，占厦门全市接收华人移民汇款总数152，比1932年提升3个百分点。1934年为840万元，占203，比1933年提升了5个百分点。1935年为1187万元，占270，1936年则上升到23515万元，占401，和1932年相比已经提升了近28个百分点。211937年对闽行和侨批局关系发展而言，是一个颇为关键年份。以前，闽行在和侨批局合作中深入认知了侨批局企业制度特征，开始试图汲取其优点，改革本身组织结构，改造经营方法，直接介入原由福建侨批局负担解送移民信款业务，取而代之。1937年三美信局倒闭，给闽行提供了一个契机。三美信局是泉州人吴祥插经过向东南亚华人移民募股筹资，于1921年在厦门创办一家三盘局。22该信局在泉州等地设有分局。1924年泉州分局易名为锦昌信局，厦门总局仍称三美。三十年代早期，该局每十二个月经手代解华人移民汇款，泉州方面约300万元，安海、石狮两处共200万元，厦门、禾山等处100万元，总计约600万元。23成为福建南部地域最大三盘局。三美信局倒闭后，闽南一带内地一时缺乏解款机关，闽行抓住机会，在取得总行支持后，着手策划替换侨批局措施。侨批局业务运作一个最大特征就是信款合一，直接递送，这为汇寄者和接收者均提供极大方便所以，闽行为了适应这一市场需求，“仿照信局措施”，在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上采取了两个关键举措。一是在厦门、泉州两地银行内部设置民信汇款部，即侨汇组，“在泉州以南较为富庶之安海、上述两镇各设一寄庄，承接厦门各信局之委解，酌收转解费，并收三美信差择用其得力者为信差，每处派行员一二人，另用信局熟手一二人为雇员，在初办时派一专员专任督责信差事务，即择信局得力人员充任，以雇员待遇”。24二是承顶了已歇业原安溪人经办合昌信局执照，即以“合昌信局”之名，在厦门水仙路创办了一家隶属于闽行侨批局，择用前信局人员，专门负责接收和解送来自东南亚华人移民信件。由此，闽行开始经办东南亚福建移民汇款在福建大部分地域解送业务。25闽行这一举措一开始就受到福建侨批局大力反对和抵制。1937年4月11日，厦门侨批业部分业主为此召集开会讨论策略，并在当地媒体上披露摘要：“将联合会员共订条约，一致自收自送，或同业交换分送，不得转托非同业转递”。26和此同时，厦门侨批局同业组织一一厦门市银信业同业公会也致函厦门市商会，呼吁取消闽行附设侨批局。27合昌信局颇感难以应对，闽行当局也不愿事态扩大，经闽行泉州支行经理张公量出面解释调停，双方才达成谅解。28和此同时，闽行继续推进和东南亚侨批局合作，并取得较大进展。据张公量统计，到1937年7月间，东南亚已经有新加坡瑞芳、泉发，槟榔屿天理、锦益，芙蓉利丰、谦裕，麻坡华兴，马尼拉大元、正诚、中菲、鸿美、梅峰，纳卯吴南、华侨，三宝颜永裕、和安，望加锡成顺、庆德、信华、林天津、永捷通，日里意兴、鼎兴、泰岩和安南信源隆等数十家侨批局和闽行建立委托代理关系。291937年闽行上述变革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据统计，该年厦门接收东南亚福建移民汇款总计为69039000元，其中由闽行经办数额为29970000元，占434，比1936年又提升了3个百分点。30但该年日本侵华战争全方面爆发，尤其是1938年5月厦门沦陷，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遭受严重打击，并最终陷入瘫痪状态。侨批局大多收盘歇业，闽行和侨批局关系发展自然进程被打断，闽行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搬迁，元气大伤。31四、关系重构(19451949年)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快速复苏。11月1日，闽行从龙岩搬回厦门，恢复对外营业。为了立即拓展该项业务，闽行立即着手重建和侨批局合作关系，致函先前已经有委托代理关系东南亚侨批局，通知“往来存款余额及现在代解侨汇措施”。翌年1月，闽行再次致函东南亚各侨批局，通知该行改善移民汇款解送措施，“将汇款和信由专差直接送交收款人”，和“手续费按代解金额千分之二五计算，回文邮资另计”收费措施。32，经一番努力，闽行陆续和部分东南亚侨批局重建起委托代理关系。但战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改变却使闽行处于极其不利位置上。实际上，因为中国恶性通货膨胀不停加剧，外汇市场上官价和黑市价差距悬殊，东南亚福建移民汇款大多不愿经过闽行汇解，而是经过侨批局，经由香港、上海黑市，转入福建。所以，当1947年2月间闽行再次召开行务会议时，面对“侨汇因官价和黑市悬殊，多落于信局手中”局面，和会者达成以下共识摘要：“侨胞因牌价黑市相差颇多，故多走别途，不似以前多数经由本行，此点亟应图谋补救。”339月间，闽行致函总行，具体提出推进华人移民汇款业务提议和措施。其关键点包含若干相关重建和侨批局合作关系举措摘要：第一，“联络海外信局以利吸收”。闽行指出摘要：“(东南亚侨批局)过去颇多和我行有委托关系和友谊，际兹外汇通例新措施施行之初，首先应设法和这类信局取得联络，在可能范围内予方便利及通融，使其委托本行代理。成效所及，非但侨?正数目可增加，本行存款亦将所以猛晋，关系业务前途实非浅鲜。”并提出联络措施摘要：“在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本行有分支机构者，应请钧处转函就地广为联络介绍。使能和敝处直接通信取得联络；未设分支机构地方，如菲律宾等地，由我行遴派熟悉侨情之职员数人赴菲岛调查宣传，进行联络工作，务使当地信局以后能和敝处互通声气，遵依正轨，共谋业务之进展。”为了加强和菲律宾侨批局联络，闽行还提议总行派出高级职员和熟悉福建情况侨汇办事员各一人，到菲律宾中兴银行工作，作为闽行驻菲职员，“日常专事联络中下级信局并通常侨商，招揽存汇事项”。第二，“酌定透支限额，引导海外信局长久往来。”闽行认为摘要：“海外信局为本身业务关系，对于侨胞常有通融借贷垫款代汇，有时因电报拖延错误，在中国如有短期透支可资周转，当便利不少。”所以提议摘要：“择其信誉素佳有殷实妥保者，酌予签订小额短期信用透支契约”。以此求得侨批局和闽行建立长久合作关系。34两星期后，闽行经理吕越祥和广东分行经理王振芳联名，向南下视察总行领导陈说加强吸收侨汇措施，再次强调和侨批局合作，称摘要：“查南洋批信局历史悠久，情形非凡，年来环境变迁虽多，不特未受影响，反日见增加，自有其生存之原因，盖其组织简单，服务便利，和用户直接往来，无营业时间之限制，有旧式商店之便利，汇款人多属同乡或亲戚，易受侨胞信托，时势所趋，只有设法和之联络，使其逐步就范。”措施是摘要：“在可能以内予方便利及通融，必需时或答应其短期内透支，籍资縻羁笼络。”35当总行以“信局经营黑市”，透支“有助长其吸收黑市侨汇之嫌”为由否决了闽行提议时，闽行致函尽力为侨批局辩解，指出摘要：“逃避外汇者为汇兑局，和本行往来委托办了解款者为民信局。此项民信局专营收解侨信款，其所收之外汇在国外售和汇兑局，由汇兑局在中国将国币头寸交付信局所委托之代理行庄，以备解付每批侨信款。民信局和我行有相当之历史关系，又以我行年来办理直接送达侨汇，侨眷尚称便利，民信局因之愿和我行网络，委托代办”。36“过去狃于成见，以民信局为逃避黑市侨汇之经营机构，拒之唯恐不及。殊不知民信局为侨胞服务，递寄信款，侨眷苦无民信局必将断绝接济，其应受严禁淘汰者为经营黑市之汇兑局。此项民信局且为未来拓展侨汇之唯一助力，我行为维系既往之联络，留备未来发展侨汇之地步，此时实应尽力联络争取，庶侨汇现势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未来待机进展，犹有一线光明之生气。”37言之凿凿，足见闽行对和侨批局合作之心切和倚重。在加强和东南亚侨批局合作同时，闽行还继续战前改革组织结构，改善经营理念，吸收侨批局优点，仿照侨批局经营方法做法。以提升本身和福建侨批局市场竞争能力。因为一开始对战后局势发展和由此可能出现对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严重影响估量不足，闽行在复业早期没有立即恢复在战争期间裁撤侨汇组，侨汇业务由营业部汇兑组兼办。38面对经手解付侨汇数量锐减困境，闽行很快意识到自己失误，在1937年8月给总行函中指出摘要：“查办理侨汇和一般汇款不一样，一有信到，即须从速解交。方便立即取得回信，分户整理，赶照船期付邮。经办人职员作，在此两度收发之中，为争取时间，往往延至深夜。倘由营业部分兼办，照通常解汇措施，难期如此快速和周密，稍不担心便形迟滞，不独易致侨胞不满，即在本行之服务经手亦感欠缺。自宜另设专股以资处理，并以担任兜揽、宣传、联络、推展各工作，俾收迅捷周到之效。”闽行所以提议添设侨汇股，取得总行允准。战前闽行承顶合昌信局牌照设置侨批局就隶属在侨汇股内。39从上述闽行就添设侨汇股申述理由中能够看出，设置侨汇股所追求快捷、周全服务实际上即来自于闽行在同一函中对侨批局“解款快捷、工作五分昼夜”，“信汇系直接将信款送达侨胞家，快速方便”40等经营特征感悟。不过，闽行感慨最深还是侨批局乡土性和由此带来富于人情味服务。所以，闽行数次致函总行，提出委托东南亚分行或派人到东南亚调查华侨情况以建立相关资料，认真对待华侨问询函和过境来访，恢复华侨约期汇款措施方便按期接济华侨亲属、在侨眷聚居地域设置通讯处以利直接解付信款等部分相关提议。41不过，就吸收侨批局优点，仿照侨批局经营方法而言，闽行作为中心政府严加控制银行，不免有很多制肘之处。相比之下，和闽行建立相互委托代理收解侨汇关系福建省银行作为地方银行，显然走得更远。福建省银行设置于1935年。早在1941年，该行就在其年度工作计划中历数侨批局优点后明确提出摘要：“本行既谋扩展侨汇业务，亦应仿照是项措施期使侨胞满足，并足以表现本行服务桑梓之精神”。421948年12月，该行在“福建省银行筹设南洋分支机构办理侨汇计划”中，更完整提出了采取侨批局经营方法具体做法。在揽收汇款方面有招收懂闽南方言联络员，登门收款、代写书信，透支汇款、办理华侨登记等项措施；解付汇款方面则有遍设分支机构，专差分送，代写回信，免保付款，办理侨眷登记等措施。43这几乎囊括了侨批局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大多数优点。尽管做了上述努力，但因为战后恶性通货膨胀不停加剧，外汇官价和黑市价差距愈拉愈大，东南亚福建移民汇款大多仍经由侨批局渠道进入黑市，经由闽行汇解数量则逐年降低。到1949年1月至9月，闽行汇解东南亚福建移民汇款仅有15万美元。44和此同时，闽行其它各项业务也渐陷于停顿。45和此相反，侨批局却展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战争期间停歇侨批局纷纷复业，新设侨批局也不停出现。据福建邮政管理局档案资料显示，1945年福建全省登记注册侨批局总局有97家，1946年增加到117家，1947年再增加到129家，1948年则增加到133家，1949年仍有129家。46在此情势下，闽行和侨批局之间，已无正常关系发展可言。五、结 论摘要：在中国近代企业史探究中，学术界一个流行见解认定摘要：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发展，或说现代化，是一个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替换传统企业制度历史和逻辑统一过程，一个前者不停克服后者障碍，摆脱后者残留负面影响，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和此相联络，学术界对传统和现代两种企业制度评价几乎形成了正负分明判定定式，即认定摘要：传统型企业是一个落后，面临被淘汰命运企业制度；和之相比，现代型企业是一个更为高级企业制度形态，所以是一个更为优异，更为优越企业制度。这种理论试图用一个简单发展模式来替换丰富多彩历史现实。不过，本文所考察侨批局和银行关系却显现出另一番景象。如前所述，侨批局出现于现代银行制度在中国本土确立之前，是适应环南中国海华人移民寄送信款需要而产生。现有文件表明，侨批局产权制度或为单一业主制或为合作制，其内部组织简单，规模狭小，资金有限，是一个经典小型传统企业。但经过企业间多个形式合作(俗称联号)，环南中国海众多侨批局形成了一个有效运作经营网络。这一经营网络和覆盖同一地域华人移民网络、商业网络交错、重合，并深深嵌入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和中国移出地社会，由此形成侨批局最突出制度特征。这给予侨批局极强活力，和对环南中国海华人移民汇兑市场极大适应性。所以，当闽行于20世纪前期介入这一市场时，它很快发觉自己在竞争中种种劣势。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共生，闽行和侨批局关系表现出不停改变多个形态。在这一过程中，闽行本身企业制度也不停得到改善和完善。由此可见，在不一样经济部门，不一样发展时期，面对不一样市场需求，需要有不一样企业制度。判定一个企业制度优劣标准是市场选择结果，而不是任何人为设定理论、理想模式。就本文探究对象而言，侨批局和银行面对着一个相当非凡消费群体和市场。相比之下，侨批局显示出其组织制度上和经营管理制度上很多优点。实际上，现代企业制度学中所提倡面对用户种种富于人文精神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大多能够在侨批局营运实践中找到表现。这实在不是理论上“优异”和“落后”，“高级”和“低级”等等抽象概念所能涵盖。进而言之，上述学术界流行“替换论”，显然带有早期现代化理论中割裂传统和现代辨证联络思维模式影响痕迹。这一思维模式将传统和现代置于对立、相剋两极一一古斯费尔德称其为“社会变迁探究中误置两极”47一一并以预设二者落后和优异价值判定为依据，判定后者完全战胜、替换前者，是为现代化实现之唯一路径。但本文探究再次表明，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传统和现代往往展现一个胶着状态，二者间不仅有竞争、冲突、排斥、对抗一面，也有合作、互补、融合、共生一面。传统对现代化进程影响并非仅仅是消极、障碍性，而是同时包含很多主动、推进性原因。实际上，正是因了传统和现代关系复杂化和多样化，才使现代社会变迁展现出如此缤纷复杂多元色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传统和现代关系深入探索，是正确把握现代社会历史进程及其特征一个关键路径。上述这些基础见解，一样适适用于我们对近代中国企业制度演化发展历程中，传统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关系熟悉。注释摘要：侨批局在其存在百余年里，名称因时因地而异，见之于文件还有“信局”、“民信局”、“批信局”、“侨信局”、“汇兑信局”、“华侨民信局”、“批馆”、“侨批馆”、“汇兑庄”、“侨汇庄”等多个不一样称呼。The Chinese Customs摘要：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Amoy，Swatow and Kiungehow；寒潭摘要：华侨民信局小史，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7年，第60页。杨建成主编摘要：侨汇流通之探究(南洋探究史料丛刊第十五集)，台北摘要：(台湾)中华学术院南洋探究所，1984年，第96132页。相关侨批局组织网络、营运网络及其企业制度特征，请参阅本人另一篇论文摘要：“网络化企业和嵌人性摘要：近代侨批局制度建构(1850s一1940s)”，载中国社会经济史探究，第1期。杨建成主编摘要：侨汇流通之探究(南洋探究史料丛刊第十五集)，台北摘要：(台湾)中华学术院南洋探究所，1984年，第9395页。姚崧龄摘要：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民国史料丛刊，第29种)，台北摘要：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922页。参阅戴一峰摘要：闽南华侨和近代厦门城市经济发展，载华侨华人历史探究，1994年第2期。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年八月八日闽行致总处总务处专字第8号函”，48宗19卷，见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编委会编摘要：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19151949)，(以下简称汇编)，厦门摘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年九月二日闽行致总处总务处第57号函”，48宗19卷，见汇编第23页。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厦号致闽行函报厦埠每十二个月汇人侨汇约数及和交行签订通汇和约事”，48宗49卷，见汇编，第87页。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厦号致总处书字第15号函洽厦埠南洋汇兑拟另托港商炳记、捷盛两庄代理事”，48宗57卷，见汇编，第88页。杨建成主编摘要：侨汇流通之探究(南洋探究史料丛刊第十五集)，台北摘要：(台湾)中华学术院南洋探究所，1984年，第92，114115页。闽行最终是否和炳记建立代理关系，笔者现在所见资料还未能确定。在相关档案中，仅见到闽行和捷盛来往业务统计。厦门市档案馆摘要：闽行案卷，汇编，第169页；吴承禧摘要：厦门华侨汇款和金融组织，载社会科学杂志，第8卷，第2期，第204页。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摘要：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北京摘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民国十八年下期闽行营业汇报书，见汇编，第138页。姚崧龄摘要：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民国史料丛刊，第29种)，台北摘要：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20页；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摘要：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北京摘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闽行致总处业字第4605号函”，47宗2263卷，见汇编，第157页。厦门档案馆摘要：47宗235卷，“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九日闽行致总处业字第224号复函”，见汇编，第154页。厦门档案馆摘要：“闽行和永捷通信局办理侨汇来往函件”，全总号47、目录号1，案卷号1497。21据汇编第124、170、172页资料计算。22以往侨批业界习惯上按经营职能将中国侨批局分为三大类摘要：即头盘、二盘和三盘。头盘局系指能够直接在东南亚收取华人移民信款侨批局，它们或系在东南亚设有分局中国侨批局总局，或系东南亚总局在中国分局；二盘局指接收东南亚侨批局委托，办理传驳内地信款侨批局，三盘局则指负责将东南亚华人移民信款最终派送到中国收信款人手上侨批局。23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摘要：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4105页；汇编，第157页。24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闽行致总处业字第4605号函”，47宗2263卷，见汇编，第157页。25厦门市档案馆摘要：“厦、泉中行侨汇组办事细则”，47宗2236卷，见汇编，第164167页；张公量摘要：相关闽南侨汇，中国银行泉州支行印行，1943年，第23页。26“本市民信业对中行附办民信已开会议定策略”，厦门江声报1937年4月13日。27该函载厦门星光报1937年4月20日。见泉州侨批业史料，第32-33页。28“本市民信业对中行附办民信已开会议定策略”，厦门江声报1937年4月13日。29张公量摘要：相关闽南侨汇，中国银行泉州支行印行，1943年，第25页。30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日闽行致粤行函附件”，闽行案卷，见汇编，第171页。31参见汇编，第251-254页。32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八日闽行致海外各委托信局函”，47宗1146卷，见汇编，第549页。33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厦门分行属行务会议各行处业务汇报和议决案”，47宗3035、3398卷，见汇编，第486-489页。34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闽行致总处业字第146号函”，47宗1546卷，见汇编，第542544页。35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闽、粤两行相关加强吸收侨汇之提议”，47宗3295卷，见汇编，第546549页。36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闽行致总处函洽侨汇业务”，47宗1546卷，见汇编，第550551页。37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闽行致总处函”，闽行案卷，见汇编，第551页。38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厦门分行属行务会议统计”，47宗3037卷，见汇编，第481485页。39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闽行致总处业字第146号函”，47宗1546卷，见汇编，第542页。40厦门市档案馆摘要：“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闽行致总处业字第146号函”，47宗1546卷，见汇编，第543页。41厦门市档案馆摘要：47宗3035、3398、3033、1546卷，见汇编，第496、502、542、544页。42福建省档案馆编摘要：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摘要：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76页。43福建省档案馆编摘要：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摘要：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86388页。44参见汇编，第442、541-542页统计资料。45参见汇编，第445页。46福建省档案馆编摘要：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摘要：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47J古斯费尔德摘要：传统和现代性摘要：社会变迁探究中误置两极，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摘要：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摘要：上海三联书店，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