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职官制度.doc

少数民族的职官制度目录一、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一）简介羁縻制度（二）对羁縻制度的评价二、宋元时期的吐蕃、大理、西夏、契丹的职官制度（一）吐蕃的职官制度（二）大理的职官制度（三）西夏的职官制度（四）契丹的职官制度三、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一）简介土司制度（二）对土司制度的评价四、建国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简介（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评价（三）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一、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一）简介羁縻制度羁縻府州是唐朝的边疆民族地方管理机构。主要建置于关内河北陇右剑南和岭南五道。新唐书卷四三下对其建置情况详细记载如下 “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 唐政府又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设边州都督府在边远民族地区设边州都护府主掌少数民族事务包括“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等职责唐朝共设有单于安北安西北庭安东安南六个大都护府上述史书记载的856个羁縻府州就主要统辖于这六大都护府之下。其中单于安北两大都护府管辖北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管辖西域安东大都护府管辖东北安南大都护府管辖南疆。 事实上唐朝羁縻府州的数目还远不止上面提到的856个这些只是较稳定的羁縻府州还有许多因时置时废而未列入其中以东北各民族地区为例据学者研究当时曾设有22个都督府79个州而反映在地理志中只有60个。此外还有大量侨治羁縻府州因寄附在边州境内而未被统计在内。 唐羁縻府州的设置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在时间跨度上羁縻府州的设置贯穿唐王朝始终在地域上南疆各民族地区设置最早继而才在西北东北和北疆广泛设置在总体数目南疆的羁縻府州少于其他各地。由此可见羁縻府州制度不仅是唐朝一项相当重要的民族政策的本质属性而且它与唐的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过程息息相关。 关于唐羁縻府州的特点史籍中也有明确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据此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县的划分不以地域,而以各少数民族部落为标准,府州县的最高官员不由中央委任,而由其部落首领担任,且职位世袭.羁縻府州不同于普通的州直隶于中央,而是隶属于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属唐中央政权间接统治下的唐版图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羁縻府州在经济发展方面享受优惠的政策,纳税少,只承担一定的贡奉义务.（二）对羁縻制度的评价唐统治者善于总结以前历代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的成功与失败，并在处理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的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族政策。开疆拓土怀柔抚纳为第一层次。输出儒学渐陶声教以达同化之目的,此为第二层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和亲册封赏赐任用等多种“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手段反复使用，而这一切无不与羁縻府州的设置和管理交错进行。这也就决定了羁縻府州制度对唐中央和各少数民族都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政治方面对唐中央政权来说羁縻府州“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其组织隶属关系已十分明确对少数民族首领的大量册封进一步强化了二者的“君臣之位”对各少数民族来说上层贵族通过册封而成为唐王朝的正式官员身价地位权势皆提高通过受赏赐获得的经济利益颇为丰厚自然安心做唐的臣子。与此同时羁縻府州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与中原地区存在的不平衡性以不改变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为基本原则深受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因而极大地保证了唐边疆广大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在西域地区尤为明显隋末唐初西域地区曾是西突厥吐谷浑吐蕃三者角逐的战场加之又有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及“诏武九姓”等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割据广大西域各民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唐建国之初“以武拨乱”经过艰苦斗争终于统一了西陲使西域各民族统一于唐中央政权之下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而深得人心使西北边陲长时期保持了安宁与稳定。 军事方面羁縻府州受边州府州驻军的控制和统领成为唐军事上的后蓄力量多次充当唐王朝的后备军。因以部落划分唐的许多羁縻府州实际上成了悍勇善战的游牧民众的集合体其战斗力不可低估常常能应唐王朝的一时之需参加唐军对外作战乃至帮助唐王朝平定内乱。这样的例子在唐朝历史上俯拾皆是。唐太宗征讨龟兹安西都护曾发铁勒13部兵助而讨之永徽二年651年和显庆元年656年瀚海都督婆闰先后两次派回纥兵助唐大败西突厥安史之乱之时回鹘在助唐平乱和与吐蕃作战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事实本身就已说明羁縻府州是唐朝的重要军事力量。 此外经济和文化方面羁縻府州制度也为增进各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和制度保证。羁縻府州制度下边疆地区与中原的经济往来基本上有两种一是朝贡和回赐二是互市二者实际上都是民族间的贸易行为。前者已无须多言就后者来说，唐政府还专门设有诸互市监“掌诸藩交易之事”虽然互市并非民间贸易是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对于各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还是大为有利的。如唐与回鹘之间的马绢互市对回鹘的影响之大甚至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在持续八十年的马绢贸易中回鹘大大积累了财富在自身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于文化领域唐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并采取有关制度和措施加大力度对羁縻府州各少数民族进行教化。一方面积极为少数民族办学长安设“国子学”邻近羁縻府州的地区设郡学大量招收少数民族领袖子弟就读据史书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年国子学“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连偏远的韦皋领剑南也有南诏大臣子弟入质“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在先后五十年的时间里到成都求学者已数以千计。这种措施对传播中原文化和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十分有益。其中渤海国就是个典型的受益者新唐书中对此有载“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逐为海东盛国”渤海国能够雄盛海东与其汲取了中原文化的营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唐公主出塞和亲携带大量儒书佛经历法医药等方面的书籍作为向各少数民族文化输出的辅助手段佛教能成为回鹘国的国教就是这种文化输出的结果之一。二、宋元时期的吐蕃、大理、西夏、契丹的职官制度（一）吐蕃的职官制度吐蕃的职官制，基本上是在松赞干布时期确立的。王朝中赞普以下总管朝政的是大相（论茞）、副相（论茞扈莽）各一人，但副相非常设职。主管王朝外部，即管理属部及对外侦察、征讨等事务的官员是都护（悉编掣逋）一人。主管王朝内部事务的官员是内大相（曩论掣逋）、内副相（曩论觅零逋）、内小相（曩论充）各一人。主管王朝司法事务的官员是整事大相（喻寒波掣逋）、副整事（喻寒觅零逋）、小整事（喻寒波充）各一人。整事大相或译刑部尚书。这些职官的设置，显然受到唐朝官制的影响。吐蕃王朝的职官，往往在名前冠以“论”或“尚”字。论，一般指与王室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大臣；尚，是和王室通婚的各大贵族出身的官员，原义是舅父（二）大理的职官制度大理国，中国中古时代国家。937年，白族段思平灭大义宁建国，定都羊苴咩城，改国号曰大理。其政治中心在洱海一带，疆域大概是现在的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 1253年，元朝忽必烈率兵灭了大理。大理的末代皇帝是段兴智。大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大理是中国西南边疆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洱海周围就居住着白族先民。西汉元封年间，始建叶榆县。唐宋时期先后建立的“南诏国”、“大理国”等地方政权延续了五百多年，一度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理国的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脱胎于军事民主制度，借鉴了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设置，进行了民族内部的改革。大理 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宋政权曾多次册封大理统治者为王。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三）西夏的职官制度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西夏政治是蕃汉联合政治，党项族为主要统治民族，并且联合汉族、吐蕃族、回鹘族共同统治。皇族注意与党项贵族的关系，以通婚与权力分享拢络，而母党“贵宠用事”。这些都使皇族与母党、党项贵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西夏在前期即有像辽朝那样的蕃汉官制，但是到中后期全面采用宋朝制度后，蕃官逐渐式微。西夏的国家体制和统治方式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官制自1038年夏景宗立国后确立，大体上学自宋朝制度。官分文武两班，中书司、枢密司与三司（盐铁部、度支部与户部）分别管理行政、军事与财政。御史台管监察、开封府管理首都地区的事务，其他还有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番学与汉学等机构。隔年，夏景宗仿照宋朝制度设立总理庶务的尚书令，改宋朝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功、仓、户、兵、法、士六曹，使西夏官制和机构已颇具规模。到夏毅宗时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一来职官和机构愈分愈细，二来官制改革由扩充政治军事的官职转向扩充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官职。蕃官是专由党项族担任的官职，有一说此为爵位制度。蕃官主要是为了保持党项贵族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非党项族不能担任，有宁令（大王）、谟宁令（天大王）、丁卢、丁弩、素斋、祖儒、吕则、枢铭等等官称。夏景宗增设番官后，还学习辽朝与吐蕃的一些制度，如南北面官制。西夏的蕃官制度很杂乱，夏毅宗时又增设不少官职，至今仍不太清楚其官职功能，有一说蕃官只是西夏文表示的汉官官名而已。西夏文谚语也提到“衙门官员曾几何，要数弭药为最多”，表明党项族当官为数不少。随着西夏皇帝越来越崇尚汉法，改蕃礼、用汉仪，蕃官系统逐渐式微。夏崇宗以后，蕃官就在也没出现在相关文献中。关于法律方面，因为西夏旧律有不明疑碍处，夏仁宗在“尚文重法”的主张下颁布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又称天盛律令、开盛律令。主要由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与中书、枢密院宰辅要员及中兴府、殿前司、合门司等重要官员餐与编写。该法典参考了唐朝、宋朝的法典，并且结合本国的国情、民情和军情，使得更加切合实际。在某些方面（如畜牧业、军制、民俗，等等）更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四）契丹的职官制度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耶律阿保机（872年926年）出身契身贵族家庭，于916年（贞明二年）自立为皇帝（辽太祖），国号契丹，建元神册。后，领土扩大，辽太宗取得幽云十六州后，在中央设置南面官（以其南枢密院的官署设在皇帝牙帐之南）和北面官（官署设在皇帝牙帐之北）的双轨统治机构。南面官照“汉制”（唐朝的制度）统治汉人及渤海人，杂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契丹贵族；北面官以“国制”（辽朝的制度）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机构比较简单，是根据契丹部落的传统建立起来的，一律任用契丹贵族。辽的地方行政组织，还有一种“头（或作“投”）下军州”。这种州，都是由辽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的人，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获的人口设置的。大的州，都修建城郭，所俘掠的汉人和渤海人，大部分被安置在适宜于农耕的地区，有技艺的则使其从事手工业。这些从事农耕的人，一方面要向头下军州的贵族交纳实物地租，另外还须向辽政府交纳课税。头下军州的官吏，除节度使以外，都由各州的贵族委派。头下军州的户口（头下户），一面依附本主，一面依附辽政府。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头下户演变为“二税户”，与农奴身份接近三、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一）简介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 ,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因此它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压迫少数民族的制度。就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而言，它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制和奴隶制并存。我国从秦朝开始，虽然都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到元朝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封建社会。在西南靠近中原的一些地区，大部分进入了封建社会；在西南汉文化比较厚重的地区，已经是半奴隶半封建制；在西南的边缘地区，汉文化的比重很低，基本还是奴隶社会。在当时的这种国情下，既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又不能因制度不对路而造成各种矛盾。这样，封建王朝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既不能用统治中原同样的方法，也不能采用两汉时期开始实行的松散的羁縻制度。在这种国情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制度设计仍然要“以夷治夷”。这种制度由王朝中央对西南各民族首领封以官爵，让其世袭统治原有的各民族人民，王朝中央只通过各民族的首领进行间接的统治；同时又规定各民族首领必须承认是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听从中央王朝的征调，按期缴纳一定的贡赋，承担一部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这种制度称之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也叫土官制度。土司即土人，土人就是当地人；司即管理，土司就是任命当地头人为管理者，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等的责任。土司制度就是利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担任地方政权机构中的长官，以便对西南土著民族进行统治，也即土官治土民，或土官制度。这种制度中土官，可以将职务世袭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让子孙后代拥有自己同样的土地和人民。 土司制度比羁縻制度更加严密。我国西南少数各民族经过与汉、唐、宋各代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不断来往后，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元朝在总结汉、唐、宋各朝羁縻统治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为了克服羁縻统治各少数民族地区形同独立王国的弊端，开始改革羁縻制度。一是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设置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等的责任。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二是任用各级土司土官。从元朝起，王朝就任用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州、府、县的都由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定职定位后，王朝要进行政绩考核，决定土司职务的升迁。三是规定土司义务。凡是元朝任用的土司都必须向王朝中央尽一切义务。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王朝还规定，土司应定期朝贡。土司向王朝中央进贡，是保持王朝中央与土司的联系，维持君臣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封建王朝对土司的朝贡极为重视。王朝有专门部门负责管理朝贡。土司对王朝的义务之二为纳税。纳税是土司对王朝中央所尽义务的重要内容。纳税多以金银、粮、布为主。纳税表示土司对王朝中央的臣服，如土司不尽纳税义务，王朝就会采取强征，甚至发兵征讨。三是规定土司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制度。王朝任用土司后，必须赐予土司各种信物，作为统治当地各族人民的凭证。土司则凭信物与王朝中央、其它地方官员发生联系，已表示自己已经成为王朝的官吏。土司一经授职，即可世袭。为了防止世袭中的冒袭、错袭，王朝规定了先子后侄、兄弟，无后侄兄弟只要是有能力的妻子已可世袭的世袭制度。与此同时，王朝还规定有功者升迁，有罪者受惩的“奖惩制度”。对于有能力，管辖内社会安宁的给予升迁，有罪者则罚而不废。土司制度的实质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文大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度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土司在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在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土司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在土司制度下，各族人民没有土地，除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尤其是有的土司强征滥取，如火坑钱、锄头钱、烟火钱等。以贵州为例。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前奏是对乌乃、乌撒等土司的改土设流,重点则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二）对土司制度的评价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属于封建领主太平经济的范畴，其初期与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某些适应之处，明清时期，由于它与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产生尖锐矛盾，而逐渐被瓦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它使得国家统一进一步加强。当时元朝开始建立土司制度，主要不是为了经济上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剥削，而是为了稳定情况十分复杂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势，以求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从元朝开始的各个朝代在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安定边疆民族地区成为首要任务之一。通过土司制度的推行，将王朝中央管辖的地区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扩展，将土司置于各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土官是朝迁任命的官员，成为王朝中央官员体系的一部分，实现王朝中央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王朝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一更加牢固了。土司制度的建立，西南各少数民族首领被封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时间与王朝中央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土司制度废除了羁縻制度下的郡国并存体制，铲除威胁国家安全的方国，国家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第二，推动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土司制度建立，西南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社会相对安定，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定期朝贡以及进朝受职，驿站的设置和道路修通，西南各民族与内地的来往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建立，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大批汉族士兵和汉族人民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军、民屯田的影响下，封建地主经济因素深入到各民族社会中，使各民族原有的奴隶制、农奴制经济开始瓦解，向地主经济过渡，特别是在靠近内地的地区，由于王朝中央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的贯彻执行，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发展，并在许多民族地区占了主导地位。第三，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土司进贡，土官进朝受职以及开交通、设驿站、修道路等，使西南各民族与王朝中央的联系得以加强，促进了汉文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同时，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开始，王朝中央都注意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元朝在西南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立寺庙、传经史、授学田；明朝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优待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就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等；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文教为先”的政策，广建义学、社学，提倡、甚至强制土司子弟入学习礼，开科举之门，“准土司由生员出身者一体应试”，等等。这些措施，提高了土司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土司及其子弟中提高较快，促进西南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第四，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自古以来。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长期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无论王朝中央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混战、甚至改朝换代，还是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都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保卫领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明朝万历初年，缅甸国王莽瑞体率兵侵入云南德宏地区，明朝陇川傣族土司多士宁不惜以全家性命来保卫边土，拒不降缅。明朝永乐年间，木邦宣慰使罕宾发多次拒绝缅甸那罗塔的诱叛，并向明朝表示效忠，愿意共同抗击那罗塔，得到明王朝的嘉奖。明朝嘉靖年间，曾征调广西俍兵、湖南永顺和保靖宣慰司土兵前往浙江沿海参加抗倭斗争，广西田州土司妻瓦氏率兵前往，在王江泾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1834年（道光十四年）缅甸木梳王朝蛮横地强迫车里宣慰使刀正综侍奉缅王，刀正综身为清朝宣慰使，予以坚决拒绝。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土司处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负有守土之责，在保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四、建国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简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明确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纲领，其中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5年10月23日，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2月18日更明确指出：“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治口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47年5月1日，党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为以后在其他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指明了方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民不由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地方性事务制度。它的主要行政设置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自治区相当于省级行政单位，自治州是介于自治区与自治县之间的民族区域，自治县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地位，原则上是依据各自治地方的地域大小和人口多少决定的。自治区与省同级，自治州与地级市同级，自治县与县同级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成和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实行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负责制，分别主持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民族区域自治的特色有：1、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2、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内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而且对人口较少的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分配将依法给予适当的照顾。3、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及政府所属工作机构中，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的干部，对基本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干部要优先配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1/2或以上的，其干部构成应当与本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少于1/2或者更少的，一般应高于本民族人口比例。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来说，它所享有的自治权有：1、民族立法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规定有关本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问题；单行条例规定有关本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某一方面的具体事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可以对国家法律和政策作出变通性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2、变通执行权：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标，如果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自治机关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3、财政经济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有较大程度的财政经济自主权，并可以享受国家的照顾和优待。凡是依照国家规定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由国务院按照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则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立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4、文化、语言文字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公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5、组织公安部队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6、少数民族干部具有任用优先权。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召开了有多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确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评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得以实现，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符合历史的发展，又符合现实情况，有很大的优越性。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民族区域自治是以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把热爱本民族与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结合起来，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捍卫祖国统一、保卫边疆的光荣职责。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实现。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三）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1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步汇合成了中华民族。 2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分布以大杂居、小聚居为主。长期的经济文化联系，形成了各民族只适宜于合作互助，而不适宜于分离的民族关系。 3我国人口、资源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4自1840年以来，中国各民族都面临着反帝反封建、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共同任务和命运。在共御外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各民族建立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互相离不开的政治认同。这就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