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doc

课程论文题目：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的特点及其影响学院:经济教研部专 业: 政治经济学学 号:150204 学生姓名：李嘉骐 指导教师:陈范红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门经济学分支， 它的基本内容是用经济研究制度现象.它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科斯、诺斯于1991、1993年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大大提高了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的学术地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颁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领域.1. 新制度经济学的概述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全面的“滞胀现象。处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宝座上的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这一痼疾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由此使凯恩斯主义学说遭受重大挫折。人们开始怀疑国家干预的有效性，渴望自由市场的回归.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第一个扛起了反凯恩斯的大旗.随后,众多学派纷纷加入反凯恩斯主义的队伍中。这些学派共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而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支.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就已阐明了制度对增进国民财富的重要性。斯密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律的要求，因此他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自然的自由制度”.为了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做辩护，斯密认为只有这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由放任的制度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进。但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制度主义传统并没有传承下去.19世纪70年代由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等人掀起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制度分析转向了既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边际革命”使经济学分离出了政治、法律以及制度因素，并从此脱离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将制度因素外生化，忽视制度分析以及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在主流经济学漠视制度的同时，19世纪末，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悄然在美国兴起。制度学派,或者被称为旧制度经济学主要汲取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观点，复兴了历史主义与制度分析的研究范式,采用历史描述的方式揭示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但因其崇尚依靠社会改良来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本质上仍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旧制度经济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不少素材.20世纪70年代，在反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同样反对国家干预的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旧制度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但前者高明于后者之处在于，旧制度经济学没有也并没有试图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试图建立一个逻辑一致的制度分析框架.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们并不承认他们是旧制度经济学的继承者，科斯曾直接指责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以及“描述性”等特点。而且,旧制度经济学是反新古典经济学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发展。这也是新制度主义者否认他们与旧制度经济学关系的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德姆塞茨、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的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其独有的分析工具-交易成本。同时依托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修正,同时又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深层次上看，其理论假设和基本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才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的本质原因.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繁杂以及边界的不清晰，因此其主要理论并没有统一定式.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企业理论、产权理论、新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2. 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两种主要的研究思路是： 第一种研究侧重于在假设特定的制度下私人部门的治理结构的不同选择.第二种研究不再认为制度是既定的。对这一研究感兴趣是确定在各种不同制度条件下制定安排对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产生的效果， 以及解释随着时间的变化制度环境发生的变化.（Klein，1999)新制度经济学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设.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 是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作为基本假设前提。他们承认个人的目标函数是效用最大化， 但对于效用的内涵， 他们进行了拓宽, 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等非财富目标纳入了效用函数。他们尤其看重利他主义动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预测将会发生的每件事和选择最优行动方式的能力。所有的这些都在他们一眨眼的功夫中完成并且是没有任何成本的.这一假定与现实生活是不相符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不能预测世界可能呈现的所有状态， 行为者不能准确判断自己行为期望大小的一种状态。”(Klein,1999）他区别了不确定性和风险。Herbert Simon(1995)认识到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 并引入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关于有限性， 他们强调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以及个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认识能力的有限性， 这两点导致人们的有限理性.而由于理性的有限， 便诱发了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这种行为倾向往往表现为搭便车行为和钻空子行为.交易成本的概念是与有限理性紧密相关的, 这是因为如果从传统的完全理性概念出发， 交易成本只会是大于零的。这样， 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交易成本越高, 市场交易行为就越少。交易成本引入政治市场, 结果发现它比普通的商品市场更易于出现无效率的状况， 因为在政治市场上人们相互的交易对象与个人对自己的承诺保持诚信相比更难测度。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证研究方法。解决新制度经济学的问题， 识别制度和确定其相关性能力是关键。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之一是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相互协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分析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关系时， 逻辑上优先考虑的第一步， 是分析他们各自的一致性。再次， 使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是经济学家试图识别替代性制度安排对各种利益变量的影响， 并对他们进行相互比较的分析方法。比较制度分析通常是进行横向比较, 并着重比较过去的制度.它放弃了社会最优的概念， 只将现实状态与其它现实的状态相比较, 而不是与理论上最优的结论相比较。它不侧重于最优化配置， 而是对各种制度安排下的潜在动机和由此产生的结果引起的协调成本感兴趣。需要用交易成本来检验制度质量.还存在着实验室实验的方法.实验室实验是认识内部制度的相关性的一种方法。在实验室中对有用的制度创新进行理论检验有利于更好地修正制度设置的预期结果， 并指明未知的负效应。而且制度创新要通过不断地试错来进行， 实验室实验可以视为遏制负效应的附加平台；发现实验室中的负效应, 放弃某些制度变革建议中的设想， 这对社会来说可能是成本最小的实验方法。3. 新经济制度对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所践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美国的“滞胀”形势有所好转，这使美国政府增加了对新自由主义的信任。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将这种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向极致。而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正是美国政府几十年推行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并走向极端的结果。作为新自由主义旗下重要流派，新制度经济学也难以摆脱与此次危机的关系。追根溯源,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美国的制度与俄罗斯推行改革的制度本质上没有区别。追究其制度原因，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美国的超前消费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通过低利率和低储蓄率带动超前负债消费,从而扩大内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重视通过消费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导致市场信号扭曲，在不断降低的利率的诱导下,资产泡沫急剧膨胀.不断膨胀的投资需求导致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当政府无法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资金链断裂,资产泡沫破灭，危机便产生了。第二,崇尚自由市场秩序，倡导机会均等，反对国家对再分配的调节，使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居民收入无法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这使得美国民众在超前消费的同时，收入却一直呈下降态势.新自由主义崇尚劳动市场的自发供求机制,反对工会组织对市场运行的干扰。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贫困人口多通过贷款维持生计，通过贷款而进行的超前消费显然难以持续.到2007 年，这种次级贷款已经积重难返,工薪阶层无力偿还债务，于是，2008年夏末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爆发了。第三，放松金融管制助推了美国居民的超前消费.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其中包括金融管制.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放松对金融的管制通过自由市场调节会使有限的资源投入回报率最高的领域.但是,在宽松的金融政策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到投机活动中去。加上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涌现，以及超前消费的生活习惯和对未来房地产市场过于乐观的预期,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导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进而延伸扩展为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第四，经济全球化导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这使世界各国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脆弱的金融共同体。当美国的金融产品出现问题以后,自由的金融体系便会使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各国，并危及到全世界。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与美国政府多年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是密不可分的，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因此,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全面反思和改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最近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的金融危机和房产危机只是一个局部危机，它是一个更大危机的体现。也就是说，当前的危机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模式的体制危机,即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 在分析了这种新自由主义体制危机的种种迹象之后，他接着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过去三十年占主导地位，但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合法性，甚至连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它. 连当年金融非管制政策的主要倡导者，最近都呼吁加强金融管制。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采用不同的体制模式,在不同时期交替采取不同的体制，主要的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干预的管制市场经济体制两种模式。1979年新自由主义取代了管制方式的资本主义体制。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向实体经济延伸,深化为经济危机。这从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集团和美国制造业的代表-通用汽车公司都濒临破产可以得到证明。由于是经济体制危机，只有重建体制才能解决这场危机,仅仅依靠经济刺激措施是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科茨认为，今后美国将抛弃新自由主义这一闯了大祸的体制模式,选择某种有政府管制的体制模式,这是确定无疑的.在这次世界性的经济灾难中，我国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及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的救市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稳定经济更为有效，成功地使我国经济摆脱危机.由此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之新自由主义的优越性。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杨承训深刻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破产的根源，他指出“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矛盾在新阶段尖锐化的表现。现代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具体有七个特征,经济高度虚拟化、泡沫化是它的基本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多年经过了4个时期，凸现三大矛盾的尖锐化，军事矛盾的形式也有新的变化，表现了它的寄生性、腐朽性，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剖析这一根本矛盾和最重要的特征，把握世界的脉搏与我国的方位,彻底清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处理好自力更生为主与融入经济全球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坚持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风行一时迷惑了很多人，现在到了该清算它的时候了.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经验也表明，凡是重大的偏差和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根植于崇尚与推行新自由主义， 削弱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放松了“有形的手”，便会出大问题,“三鹿奶粉事件和房地产出现泡沫就是鲜明的例证目前看来，西化的影响不可小觑，那种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继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分割开来的思潮日益突出，不时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许多矛盾由此而发）盲目崇拜西方,以西方主流经济学马首是瞻。其公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制度,本来作为手段的市场经济变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根基，把运行的形式变为追随西方制度的内容，抹杀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为私有化、自由化大开绿灯。因此，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必须认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澄清“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类观点的误导.对此，连西方学者也供认不讳。保罗?克鲁格曼坦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迷信.所谓美国模式不再是什么圭臬。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北京大学王志伟教授说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不顾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仍然始终信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提倡的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使之处于均衡状态的信条，迷信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的有效性，而主张采用自由放任、减少政府干预的政策.他们仍然信奉萨伊定律，始终坚持供给方面是解决众多经济问题的主要方面,并片面强调增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他们这些理论和认识从根本上排除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当然就不会提出对经济危机加以解释的理论和解决的对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观点实际上表现出一种鸵鸟式的无视现实的态度。但事实恰恰与他们的看法相反。实际上,正是在自由放任政策下，不管市场需求、只顾增加供给的逐利行为的自由无序竞争，造成了19世纪后期以来,乃至今天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4. 新经济制度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误导影响反思1978年以后，我国逐步开始了从计划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寻求对改革有帮助的理论,我国学者开始从国外引进各种经济学说。在这些西方经济学说中,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得到像西方那样的重视.相反,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某种似是而非的诱惑性，我国一些学者更多地采纳了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因此,相对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力.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并迅速成为一门显学，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场改革并没有先验的理论可以遵循，而只能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也对股份公司、银行等这种具体制度结构做过研究，但是他们并没用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研究得那么丰富与系统。同时,由于我国学者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这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更容易被认可。新制度经济学被引进几年之后，我国学者纷纷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论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参与到“如何推进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中,以此来分析我国经济体制演化的路径。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时，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盲目照搬新制度经济学，极少涉及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同时将西方的制度模式作为我国的体制改革的最终模式，从而在我国公开或隐晦地主张全面的私有化。对于这种思维，我们应该理性对待并提高警惕。因为，多数学者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其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误导作用，至今还没有察觉。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回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 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及其新制度经济学，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它们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推行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张五常于1981年受科斯指使到香港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职务,其政治目的是观察和引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全面私有化道路，在中国建立私有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的武器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张五常所谓的“改革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中国应该实行私有化，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张五常由美国提供。第二，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应该实行激进的改革,即实行“休克疗法”,他声称“激进的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张五常在他的经济学解释一书中，有两段自白性质的文字，很能说明问题。一段文字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被西方敌对势力某机构派往香港，妄图用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斯产权理论引导中国改革方向，建立私有制.张五常在书中写道:“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空缺。科斯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完成了题为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目的是向外行介绍产权经济学。” 应该说，他达到了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科斯产权理论长时期充斥了我国大专以上的教材,成为了必考的考题。另一段文字，是1988年9月,张五常成功地引见新自由主义核心人物弗里德曼与中国某位领导人面谈,灌输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导致这位领导人大搞新自由主义政策,大搞私有化.张五常这样写道：“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给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然而就在那时，我得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准备接见米尔顿。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这次会见非常成功，会见之后的中央领导人亲自走过来为我们打开车门。由于这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对外人做出这种姿态，故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很快传遍了北京。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开放价格，或者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 从以上张五常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张五常受美、英帝国主义机构指派，大肆向中国灌输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目的是要在中国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中央某领导人在1988年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后来搞了一段时间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导致中国经济改革方向一度出现问题.因此,我国经济改革受新自由主义误导影响相当深，要肃清其负面影响，任务相当艰巨.所谓“诸城改革，培育“陈卖光”典型,就是试图用私有化取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示范.同时，当时从上到下提出所谓“在经济领域不反资产阶级私有化的口号和政策，怂恿“资改派大肆推行私有化。1988年的价格一下子放开“闯关”,酿成了不小的社会动荡。现在反思，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休克疗法”在中国的一个实验，幸亏及时得到纠正。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的种种缺陷,根本无法将其定义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其崇尚私有产权制度，更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于科斯产权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为科学性，我们曾在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中作过一个分析:“科斯被西方经济学界推崇为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谓科斯定理则成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然而，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只是一种十分蹩脚的理论，它不仅很炫，而且很混乱，难以称为理论。正如井蛙四郎所指出的，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科斯是以批评皮古起家的,是以科斯定理出名的，而在在他取得成功以后，却不再说什么了。他说，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当别人为科斯定理的含义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科斯也不对究竟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论证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比起奴隶制和封建制，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曾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又表现为破坏生产力的一面。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科学推测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必将被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所取代。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利益为目的，极力鼓吹私有产权制度的所谓“优越性”，主张公有财产私有化，因而带有极端的自由主义私利倾向和浓厚的历史唯心主义特征。 在我国经济转轨期间，曾有批判地借鉴了西方的产权理论。但我国并没有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全面实行私有化，而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对一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合理的产权改革，这种基于我国国情的制度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经济转轨中的具体实践己经表明：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但国有企业全面彻底地私有化并不是建立产权制度的目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要完善公有产权制度，其基本思路是使产权明晰化,以及责、权、利的明确.我国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农村土地合作社、承包制和租赁制等正是这种改革观的具体体现。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新自由主义及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国有财产私有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社会主义“联合产权制度”， 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我们既要高度警惕西方产权理论对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私有化误导,又要有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只有用经过充分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产权理论作为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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