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流派介绍.doc

西方经济学重要学术流派简介重农学派重农学派是18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它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重农学派在鼎盛时期以“经济学家称谓.其成员之一杜邦德奈穆尔于176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名为菲西奥克拉特，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魁奈著作选集，首次提出了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合辞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名称。但在当时，这个新名称没有得到通用。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依据他们“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把他们称为“农业体系”，汉语则意译为“重农学派”。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有人曾认为古尔奈也是创始人之一,但古尔奈除了经济自由放任的主张外，并没有树立任何重农学派的主要论点.魁奈无疑地首创了重农主义所有的理论。他的代表作经济表，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重农主义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却又是封建制度、土地产权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翻版。封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说明,而资本主义则以大农业改造封建制度的臆想来发展。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这个实质和外观的矛盾出现于重农主义几乎所有的理论中。重农学派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达宫中获得声誉，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在法国以外的当时欧洲若干国家的统治者，如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等也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发生一定的兴趣。但也因此他们的学说引起了革命的或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反感。伏尔泰在有四十个埃居的人中，对于他们学说的臆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另一方面，重农学派也欺骗了他们自己.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达官、贵人.他们的利益和法国当时的封建制度，甚至和波旁王朝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绝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鼓吹的是一个与现存的封建社会相对立,并且只有消灭现存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制度；而总以为他们所企求的只是对旧制度的改良，而改良的目的是巩固现存的制度。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问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重农主义者既把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看做永恒的规律，又把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准则,可能最早溯源于与柯尔贝尔同时代的法国商人勒让德而由古尔奈予以箴言化,但只是到了重农学派才真正地成了标识着新时代的战斗口号。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自称为农业的辩护人，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重农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纯产品”学说论证了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为这一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重农学派实际上是以农业资本来概括一般资本，以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租地农场主，作为产业资本的实际代表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方式经营，土地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也创造价值,而生产的动机则为获得“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地租则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他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他们认为“纯产品”是赋税唯一可能的来源。“纯产品”归结为地租，于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负税的收入.在复合税制下，赋税的负担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会通过转嫁间接地归于地主。因此不如直截了当地取消一切杂税,改而征收单一地租税。由于简化租制会减少征收费用，这种改革实际上减轻了地主的负担。在分析社会财富、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尝试上，重农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又在此前提下，把社会总产品的生产,通过货币的中介，在社会三个阶级间的流通过程，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在再生产过程中，包括了对各社会阶级收入来源，资本和所得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等等的分析。这些都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得到了全面表达。魁奈的去世和杜尔哥免职后对他所推动的改革的反动，标志着这个学派的迅速崩溃。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给重农学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上,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以后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制宪会议的一度从杜尔哥改革方案得到启发的财政政策,只能是这一体系的“回光返照”而已。边际效用学派边际效用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学派.边际效用学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奠基者是三位几乎同时各自独立提出主观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门格尔在同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物品价值取决于该物品所提供的各种欲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对人的福利所具有的意义。瓦尔拉斯则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提出了“稀少性”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尽相同的方法，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1884年，维塞尔在其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一书中把这个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此后，边际效用概念即被沿用。边际效用学派在19世纪809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身愈益完备和系统化；另一方面，边际效用原理又被扩大和引伸到分配领域，实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普遍化。就研究方法而论，逐渐形成两大支流，一支着重以心理分析方法建立理论体系，另一支则强调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和论证。前者以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的继承人维塞尔和柏姆巴维克,以及美国的克拉克为代表，后者以瑞士洛桑学派奠基人瓦尔拉斯，及其直接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边际效用学派在方法论上以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相标榜,主张抽象演绎法。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人的无限欲望和数量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他们把社会看作个人的机械总和,认为孤独的个体经济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他们又认为个人的欲望决定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个人行为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限度效用，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欲望满足。这样,鲁宾逊式的孤立个体为追求个人欲望满足，而适当地处理同周围有限资源的关系时的主观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所支配的行为,就成为该学派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学论证的依据和典型模式。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依照这个理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的价格只由该商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的边际评价来决定；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边际效用价值论起初被用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后被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企图切断商品价值同劳动的联系，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为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边际效用学派的几种主要的分配理论，虽然都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但其分析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论证又各不相同。边际效用学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又是现代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完全接受了包括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内的边际原理和方法，将它推广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范畴，从而使边际原理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之一.由杰文斯和洛桑学派倡导的数学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计量学中被大大地发展了。近些年来，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原理、分析方法和以自由竞争为中心内容的政策主张，在所谓现代新古典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两大支派之一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著作中都受到重视和宣扬，成为他们的经济增长论和分配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方法也受到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支派,即英国新剑桥学派的猛烈抨击。双方围绕“资本问题”展开的论战，是后凯恩斯学派中“两个剑桥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美国的一些所谓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对“边际生产力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是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的.其主要代表有理。卢卡斯(E。lucas）、约翰。穆斯（J。Muth)、约翰。泰勒（J。Taylor)等人。“理性预期”一词由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他假定：人们在进行预测时，总是以自己尽可能收集到的信息作为依据.这一假定被一些青年学者接受并传播其理论,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派。理性预期是相对“适应性预期”而言的,所谓适应性预期就是运用某经济变量的过去记录去预测未来，反复检验和修订，采取错了再试的方式，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的过程。而理性预期与这种适应性预期根本不同，它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这种预期之所以称为“理性的”，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正因为如此,这种预期能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期相一致。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根据过去价格变化的资料，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对价格做出预期,这样，他们的决策是有根据的.市场会发生一些偶然情况，成为干扰因素，但可以事先计算它的概率分布，因此可以选出最小风险的方案，以预防不利后果的侵害。例如在确定房租、债券利息、议定工资、规定供给价格时,都可把未来价格波动估计进去，订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实际收入。因此合理预期起了加速通货膨胀的作用.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那样灵活及时，所以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灵活，因此政府的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与其所抵消，成为无效措施,迫使政府放弃实行。因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要保时经济稳定,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所以，一般认为理性预期学派是比货币学派更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波动理论一文中,发展了适应性预期理论，首次提出“理性预期”理论。他假定：经济信息是稀缺的,经济体系不会浪费，而是充分利用了信息;预期形成方式主要依赖于描述经济的有关体系构成；公众的预期对经济体系运行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在上述假定前提下，穆斯提出其理论要点：“其一，理性预期是使厂商利润最大化的预期,是人们有效地利用代价昂贵的信息后形成的,因而它是理性的，其结果与客观的理论预测一致；其二，理论预期是观察到的过去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它可以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由于它与理性预期结果一致，因而理性预期可以构成经济行为的基础。其三,理性预期模型中存在随机误差项，表明厂商和经济学家都不能无所不知地掌握一切信息，因而会对其产出行为发生影响；其四，最主要之点在于,理性预期模型说明，规则的经济政策不会对实际经济行动产生影响.只有当经济体系受到预料之外的冲击时,才会使实际产量偏离其正常轨道。显然，这一结论部分地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穆恩的理性预期模型是理性预期理论的雏型，还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70年代后，卢卡斯等人循着这一思路，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学派首先从分析方法入手，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用自己的心里预期方法取代或补充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得分析前提是不现实的，分析方法是有缺陷的: 第一、 充分就业的假定前提并不存在.70年代后，全世界都产生了资源短缺和能源紧张的问题。资源的有限性和供给不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在这种情形下，资源闲置已不复存在，从而供给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即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供给已无弹性,生产已达到潜在的水平，就业已达到自然就业水平,故总供给已达到最大限度。第二、 量分析方法过于一般化，没有考虑微观因素，凯恩斯主义的总量分析侧重于政府干预对国民经济总体的影响,没有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因而,依据这种分析方法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就不一定正确，并不能发生应有的效力。为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要用微观分析补充一般宏观分析的不足，并建立一种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第三、 用总量分析方法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没有考虑”个人决策”的作用，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个人决策的作用是与人们对经济形势的预期有关.因此,个人决策对经济活动的变化有决定的影响作用;而个人决策依赖于人们的理性预期，所以，公众的理性预期是影响客观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理性预期就是要利用这种公众的理性的心理预期方法，来考虑产量、就业量与价格总水平的决定及变动。理性预期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理性的心理预期方法，具体反映在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前提中,即理性预期的三个基本“假说：自然率假说、理性预期假说和货币中性假说。新古典综合学派战后，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一系列在凯恩斯基本理论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宏观经济学”。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以及分配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则被冠以“微观经济学”的名称。第一，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的理论作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他们与英国新剑桥学派对凯恩斯的解释不同,他们认为，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立足点是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预期利润率递减和灵活偏好）和工资刚性，而不是新剑桥学派强调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他们吸收了菲利浦斯提出的工资（从而物价）与失业率成反比的所谓“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观 点,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对立起来，并用凯恩斯创立的“总收入一总支出”模型来阐述所谓的“需求决定论”；在阐述需求决定论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了希克斯创立的“ISLM”模型,从而更明确地阐述了凯恩斯关于货币并非实际经济上覆盖的一层“面纱”，而是对总需求有重大影响，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状态的思想。第二,新古典综合派吸收了哈罗德和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而在宏观经济学中增加了动态的和长期的研究。后来，经济增长理论成为宏观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分支,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直到现在仍然是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动态的和长期的宏观经济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经济周期问题.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中，萨缪尔森的“乘数一加速数”模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三，从60年代末开始，国际经济学的一些内容,如国际收支与汇率的分析、国际间价格与汇率的比较关系等也一度被收入宏观经济学。到7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学则逐渐独立出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留给宏观经济学一个“开放的模型来解释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较著名的有“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第四，新古典综合派还对总需求进行了专门研究,包括对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研究。消费函数的研究增加了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投资需求理论则重点对预期收入的分析和投资成本的分析作了更深人的研究.第五，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也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他们继承了凯恩斯的理财思想，强调赤字财政对消除失业的积极作用，并将政府借新债还老债看作一种基本无害的游戏。在货币政策方面，他们强调利息率对投资的调节作用，强调货币供给量对利息率的控制作用，并形成了一整套宏观经济政策，用以调节总需求。这就是所谓需求决定论指导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剑桥学派剑桥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创建的一个学派。由于马歇尔和他的忠实门生庇古、罗伯逊等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所以被称为剑桥学派。又由于其创始人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庸俗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庸俗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这个学派所传播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在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该书继承19世纪初以来的英国庸俗经济学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该书一出版，就被吹捧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马歇尔的学说,通过其忠实门生，特别是庇古，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阐发和传播，形成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支配地位。剑桥学派的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用“只有渐进没有突变”的所谓连续原理分析经济现象，认为在经济现象之间,经济概念之间都存在连续关系，没有严格的区分；用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和数学中的“增量”概念来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同时，在分析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使用所谓局部均衡法；在静态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以区别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内供求状况的不同变化所达成的不同均衡状态；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都是由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这两类动机支配的,这两种动机决定着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剑桥学派所传播的核心内容是均衡价格论.他们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不同需求量和相应需求的价格所构成的需求曲线,与用边际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决定的不同供给量，和相应的供给价格所构成的供给曲线，说明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决定。他们用均衡价格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以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分配论，他们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对劳动、资本、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的“负效用”；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期待”.工资是劳动供求均衡时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供求均衡时资本的价格;利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剩余，它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剑桥学派竭力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至于实际存在的失业，则认为主要是工资率缺乏伸缩性的结果。作为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庇古，除了以精确、明晰的表述，忠实地传播马歇尔的学说外，还在其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福利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从边际效用基数论出发，提出国民收入量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的命题。他还区别“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个概念,来说明怎样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达到最适度的一点,从而使国民收入总量最大，社会经济福利最大，这使剑桥学派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在货币理论方面，剑桥学派以提出货币数量说的剑桥方程式著称。1917年庇古首先把马歇尔在这方面的论点公式化，以后罗伯逊在1922年出版的货币一书中，凯恩斯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对剑桥方程式和马歇尔的货币理论又有进一步的阐发.此外，剑桥大学的罗宾逊于1933年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改变“均衡价格论”的完全竞争的假定，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分析企业均衡产量和价格的决定,但在分析方法上,仍然没有超脱马歇尔一庇古理论的框框。剑桥学派的理论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正是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日益受到新兴的美国和德国工业的剧烈竞争，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工人运动高涨。同时资产阶级需要新的辩护理论以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剑桥学派集19世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之大成,以新的融合折衷的理论,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矛盾，这是它在西方经济学界得以广泛流行的背景。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日趋衰落，20年代英国经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空前严重。特别是1929年爆发空前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严重困境，这使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濒于破产。面临这一形势，原属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于1936年以叛离传统理论的姿态,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抨击他称之为“古典学派”的马歇尔、庇古的观点，建立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寻求新的出路和理论根据。剑桥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经过修修补补，迄今仍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货币主义学派货币主义是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亦称货币学派.其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却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相标榜，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他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作了新的论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理论细节方面不断进行琢磨补充，并且利用美国有关国民收入和货币金融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大量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工作,为他的主要理论观点提供经验材料的论据。自6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剧烈，特别是19731974年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剧烈的物价上涨与高额的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货币主义的代表在美国有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国有莱德勒和帕金等人.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一文中认为,货币数量说这个词语只是表示一项研究方法,而不是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理论的名称.它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产出量或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的理论.在这篇论文中,弗里德曼在凯恩斯流动偏好函数基础上作了一些发展补充，建立自己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意指人们平均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决定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增（减）1%,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于是认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数据是货币的收入弹性为1.8，即人们的收入增（减）1%,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减)1.8%，这就意味着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有递减的趋势。货币主义认为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变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物价和产量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弗里德曼突出强调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函数，正在于尽可能缩小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及其对产量和物价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在货币供应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建立起一种确定的可以作出理论预测的因果关系.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 （如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资塬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如每年增加35)应该是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会有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20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合理预期派认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户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事变，从而他们会完全预料到政府的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是暗泼的。甚至在短期内，也只有未被预料到的政策行动才会对真实产量有影响。这样,合理预期就与极端货币主义观点联在一起了。 制度学派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的一个派别,重要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制度学派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该学派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并以此得名。虽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切尔，曾把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前期英国经济学家琼斯的著作，但实际上琼斯的经济理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说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这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而言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与当时流行的英国和奥地利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抽象演绎方法不同.他们既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又不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后果.他们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从而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的意义.制度学派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美国环境中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大垄断组织同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在美国要比在德国表现得更加突出.大垄断企业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所造成的弊病，在美国的暴露也更加明显.因此,制度学派从一开始起就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有必要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对之进行改良，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制度学派在美国,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凡勃伦和康蒙斯，都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他们在理论中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凡勃伦甚至还提出了改革美国资本主义的设想，即由技术人员来执掌工业大权，以替代金融家的位置。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它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被用来概括若干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方面有所相似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凡勃伦、康蒙斯和米切尔之间，也没有统一的经济观点。他们三人的重要著作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很难说究竟哪一本著作概括了制度学派的主要经济观点,而成为本学派的“经典作品”。这种情况是不同于以前的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当时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或后来的凯恩斯学派的。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强调非市场因素 （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较大的缺陷，使社会无法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方面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批评者,也是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评者。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不同意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不同意19世纪70年代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总是强调所谓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即认为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不同意根据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经济学家们所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政策，即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生活的政策，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缺陷和弊端。制度学派虽然强调制度分析、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但它所说的制度、结构的含义极为广泛，其中既包括所有制、分配关系，又包括国家、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它把所有这些制度、结构并列在一起，用以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这样,它实际上抹煞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曲解了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和过程.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凡勃伦已经去世，但另一些美国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继续宣传凡勃伦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制度学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米恩斯、伯利、艾尔斯等人。伯利和米恩斯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出版于1932年.它从企业权力结构和掌握权力的人的经济地位进行分析,强调法律制度和法律形式对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方式变化的作用.他们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济中将会出现经理人员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的趋势。这种趋势既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使经理人员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而使社会利益服从于公司的利益，即经理人员的利益。米恩斯和伯利认为，要设法控制公司的活动，使公司的活动置于社会利益之下.这个结论是与凡勃伦的思想基本一致的。艾尔斯所著的经济进步理论：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基础的研究，着重从技术进步和社会评价标准的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工业化以后的社会演进趋势.他认为，技术进步的本质不在于个人技艺的提高或个人精神的某种表现,而在于工具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方面的变化.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理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集团的出现，所有者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自己的财产而取得惯例的收入等等，都是技术进步、工具变革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在这些进步和变革的过程中，社会评价标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有技术专长的人自然要受到社会尊重,传统的特权和地位自然要被人们认为是有害于人类福利的。艾尔斯的这些看法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作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往往把艾尔斯看成是以凡勃伦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学派之间的过渡人物。 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市场出清持怀疑态度，认为：1.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2.价格变动是有成本的。这会使得工资和价格变得具有刚性。信息不对称是说消费者和生产者所具有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例如对某种商品的性能、质量、成本等等的信息,消费者所能得到的，与生产者相比就要少得多。因此，他们往往把价格高低看作是质量高低的信号。这种信息不对称到处都存在，它使得价格不象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灵敏,这就是所谓市场失效,它是产生价格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价格变动的成本是说，例如,工资下降会引起劳动质量的下降等现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80年代，其政策主张兴盛于90年代。其代表人物多为美国经济学家，如QA阿克罗夫、J耶伦、G曼奎、B伯纳克等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但是,却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的观点和“预期到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粘性，这样，在短期仍然会出现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现象,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和起作用的.新凯恩斯主义并不仅仅是坚持传统凯恩斯主义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张，他们还特别强调供给学派从供给方面调节经济的思路,主张从长期着手、从供给方面着手来考虑经济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还强调巩固性的财政政策，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是有害的，它会引起投资的减少(基础效应）和贸易逆差的增加。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还研究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机制，如提出了在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方面，不应只考虑利息率，还应该考虑普遍存在的信贷配给机制。新凯恩斯主义同传统凯恩斯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他们所主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虑需求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