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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以情三题
一不需要论据
美国宣传理论家埃柳利指出:单靠理性论据去说服人,过程太长而且往往还靠不住。应该首先对情感发生影响,不仅因为这种影响最直接,而且还因为它并非总要有合理的论据不可。这或许把“晓之以理”贬得低了一点,但却鲜明地突出了“动之以情”。
儒家一直讲“三年之丧”。有学生问孔子:父母死了,守孝三年,也太久了吧。守一年就够了。作为传统礼制,“三年之丧”,也确实说不出什么道理,为什么规定三年,而不是二年或四年很难从理性解释。孔子就不管理性,直接诉诸情感: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吃那白米饭,穿那锦缎衣,心里安不安儿女出生,三年才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普天下都这样嘛*把“三年”归结为血缘之爱的生活人情:父母抱你三年,你怀念父母三年。不需要其他论据了,因为每个人都能从自身找到心理体验,觉得这个解说符合日常生活,容易接受。孔子是创造了“不需理性的情感依恋”。
到现代,这简直是商品推销的重要方法。广告学家反复谈到:要制造“不合逻辑的忠诚”——在你的产品与上百种竞争产品没有实质区别的情况下,让消费者对你的产品忠诚不二。要制造“对商品的情感依恋”——如果人们不能理智地区别商品,那就应该用简单、热烈而富于感情的方法,帮助消费者非理性地区别商品。
特别是在以下情况,应考虑诉诸感情:①当你没有重要的讯息要说;②使不大为人关注的讯息显得重要;③增加重要讯息的戏剧性和重要性;④为没有新意的讯息增添趣味性;⑤产品并无独特优点,却要让它显得与众不同;⑥要使产品比别的牌号优越又无具体的证明;⑦要同时将讯息传递给多样化的对象;⑧让不同的讯息连贯起来,给人一个统一的印象;⑨要保持或改善公司的形象,同时推销其他商品……仔细看上述各条,大部分是在事实、证据方面无实质性的话可说;小部分是有话可说却达不到某种特殊效果。这都得考虑诉诸感情,因为它大都不需要论据。
二触动心理积淀
没有论据为何能打动人动之以情是直接激起人的情感反应,拨动对方的情感之弦,以获得情感的共鸣。情感之弦是他本来就有的心理积淀,动之以情就是要触动他原有的心理积淀,调动对方本有的心理能量,来促成共鸣反应。
我们都熟悉丘吉尔的V型手式,其实那是一个更广泛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发明者是个逃亡英国的比利时人,叫维克托·德拉维利,他天天从英国向本国同胞广播,叫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1940年末的一个晚上,他在广播里建议,用粉笔在各公共场所写上V字,表示坚信盟军最后会胜利,让那些纳粹匪徒心神不宁。
连发明者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种行为突然流行开来。在比利时首都和其他城镇的墙壁、街道、车辆和电线杆上,到处都能见到用各种方法涂写的V字,甚至写到了德军的兵营。更让人惊奇的是,V字运动很快走出了比利时,在其他沦陷国家和英国也被热情接纳。
原来这场宣传运动无意间触动了各民族的心理积淀。在欧洲,除了纪念耶稣的十字,再没有什么符号比V字更加家喻户晓。V这个字母可以代表的词意之多,真是叫人意想不到。在塞尔维亚语里,V代表“英雄气概”,在英语、法语和捷克语里,代表“胜利”,在荷兰语里,代表“自由”……V字运动的发明人本来只是要鼓舞比利时人的信心,但却搅动了那块深厚的文化心理土壤,引发了持各种语言的欧洲人的共鸣,他们根据各自的理解产生种种联想:胜利——自由——英雄气概……
三愉悦诉求与恐惧诉求
心理学会谈到情感的两极性质:肯定、积极的与否定、消极的,如满意和不满意,愉快和悲伤,安全和恐惧等等。前者是要追求的,后者要避免。由这两极性,动之以情自然就有了两大类:愉悦诉求和恐惧诉求。前者唤起肯定性的情感体验,促成对方的心理卷入;后者唤起否定性的情感体验,引起对方的害怕、惊恐、厌恶或不适,使对方急于减轻或避免。前者如孔子论怀念父母。后者如阿基诺夫人在1986年菲律宾大选中的著名呼吁:“可怜可怜我们的国家吧*可怜可怜我们前途暗淡的孩子们吧*让我们结束他们的苦难。请你们帮助我推翻马科斯政权。”
两种诉求,只有理论上才能明确分开。现实是复杂的,同一事物可能同时引起两种乃至多种情感,因而两种诉求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可以同时或交替出现。并且,尽管动之以情不一定需要理性论据,但我们得牢牢记住人总有理性与情感两个方面,如果能将晓之以理结合上两种动情诉求,那效果是最好的。1968年,尼克松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发表演说,详细谈到美国面临的问题:越南战争;经济衰退;种族暴行;违法犯罪……指责现领导玩忽职守,许诺要提供新的强有力领导……这些大体可归入理性论据,别人干得不好,让我来。
不过,人家为什么要让你来“他办事,不放心”并不等于“你办事,我放心”呀*要促成公众“投我一票”,尼克松再次求助于情感。在演说的结尾部分,他叙述了个人经历,并引进另一个孩子作对比。
“今天晚上,我见到一个孩子的脸庞。他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不管他是黑人孩子,还是白人孩子……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是个美国孩子。在那个大城市里,那个孩子的存在比任何政治家的诺言都来得重要。他就是美国的化身。他是诗人,他是科学家,他是伟大的教师,他是骄傲的匠人。他是我们所希望能成为的一切,也是我们敢于梦寐以求的一切。他甜蜜入睡,美梦不已。
当他醒来时,见到的却是贫穷、漠不关心和失望的可怕现实。他在学校里成绩不好。他最后得靠社会福利过活……对这块富裕土地上成百万的儿童来说,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前景。
但是,这也只是我所见到的美国的一个侧面。
今天晚上我又见到了另一个孩子。他在夜间听到火车奔驰而过,梦想着他很想去的遥远的地方。看来好象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但是生活帮助他踏上了历程。他有这样一个父亲,没有读完小学六年级就得去工作……他有一个温良的教友派母亲,……当儿子参军时她吞声悲泣,但她懂得儿子又非去不可。他受到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出色的足球教练和一个富于灵感的牧师的鼓舞,勇往直前。……
在他选定的政治生涯中,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后来的几百人,几千人,以致最后成百万人都为他的成就努力奋斗。
今天晚上,他就站在你们面前——被提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候选人。”
两个孩子代表美国的两个侧面,一个美梦破灭,一个美梦成真。更重要的是,两个孩子都做着同一个美国梦。尼克松像好莱坞的剧作家一样是个编梦能手,伸手牵来一片梦的霞光,深深拨动了美国人的情感之弦,拨动了美国人世代积累的心理积淀:即相信人人有发展机会的那个美国梦。现实是美国梦的破灭,弄得孩子们当不成诗人、科学家、伟大的教师、骄傲的匠人……再没有比这更让人痛心疾首的了。
找谁来重整乾坤当然要找那信仰又实践美国梦的人,就是尼克松呀*他本身就是美国梦成功的象征。一个平民孩子美梦成真又站出来领导重建美国梦,那一圈圈美梦实在有股说不出的魅力,实在能激起公众的幻想和热情。公众投他一票,就是投自己的梦想一票,投自己孩子美梦成真的可能一票。演说后举行民意测验,尼克松领先对手1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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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我还是我,我的心里只装着老百姓,绝不在民众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而去媚时媚势,见钱眼开。”——张平
随着电影《生死抉择》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作家张平的名字也如热辣辣的西北风一样火爆神州。最近,刚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张平,又被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面对这接踵而至的荣誉和人们仰慕的目光,他心如止水,言辞中无不流露出一位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对艺术的凿凿之道,对百姓的殷殷之意,对现实的息息关注和对生活的悠悠之情。
论艺术,言辞铿锵见真知张平的谈吐总是慢条斯理的,似乎他说每一句话都要经过缜密思索,而听起来,他的一字一句都如行云流水般平和自然,又寓意颇深。见面伊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说道:“我是一位业余作者,您是一位著名作家,能见到您我感到非常高兴。”张平笑了笑说:“你这话见外了,咱们都是同行啊。我们都在用手中的笔从事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一句话,使我悬着的一颗心落到了实处。为了引入谈话主题,我单刀直入,说道:“张老师,看完电影《生死抉择》以后,当时我听到有人对作者还有些意见呢。”听我这样一说,张平立时认真起来:“是吗?你说说,我很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说:“有人觉得作品写得太理想化了,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张平略加思索后说:“这个问题我在创作之初便想到了,但是,艺术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当然绝非是纯理想化了的生活,我这样写,一是现实生活中确有一大批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忧国忧民、默默奉献的好公仆,责任告诉我,必须把视角对准他们;二是缘于对未来的一种昭示,而作品的生命力正在于此。”文学写作,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或行为过程,它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反过来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张平的一番话恰恰揭示出了这一本质。
生活是五彩斑斓的,作家的艺术手法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富有责任感和良知的张平来说,他始终遵循一个原则:“作家就是真善美的使者,手中的笔只能用作揭露丑恶的事物,宣扬美好的事物。”因此,他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我说:“有人还认为,您的作品缺乏艺术技巧和艺术性,您怎么看?”他说:“什么是技巧?跟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找线索就是最大的技巧,所谓的艺术性就是好读、好看、好懂,人们一抓住就放不下手,就想一口气把它读完。”金玉之言但质朴无华,寥寥数语却掷地有声。其实,他的技巧和艺术性早已随着其作品的广泛流传而尽显无遗了。他说:“我不会走向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更不会为了艺术而牺牲掉作品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在艺术和道义发生冲突时,我只能选择后者。”铿锵的言辞表现了作家对艺术真谛的真知灼见,也表现了张平作为“人民作家”所具备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所以他的每一部作品才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议百姓,言辞恳切显真诚著名作家巴金在谈创作体会时曾说:“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哭泣。”张平的作品能够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正是他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与平民百姓感同身受、精心提炼的结果,字里行间饱含着百姓的喜怒哀乐,言谈话语饱蘸着对百姓的挚爱真情。1995年,张平跟随北影导演到一个偏远山区采访,房东老农听说眼前这位陌生人就是小说《天网》的作者,于是奔走相告,村民们闻讯后,纷纷前来看望这位为老百姓仗义执言的好作家。回想当时的情景,张平说:“我当时的感觉非常真诚,这是惟一的感觉,真的,我打心底里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努力都将没有任何意义。”他将灵魂的升华作为情感的反刍,把自己的一切归功于为他提供生活营养和精神营养的老百姓,虽非振聋发聩,但却感人肺腑。
我问:“听说您在北京因《天网》和《法撼汾西》这两本书打官司时,几位山区的农民专程赶到北京丰台区法院去声援您,当时您有什么感想?”“我第一眼见到他们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后来,他们死了活了要请我吃饭,给我压惊,竟然为我点了两份过油肉(这是一道极普通的山西风味菜),说是让我好好补补身子,攒足了劲儿跟他们打(官司),我又止不住地泪流满面。”说到此,张平再一次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这不是当年“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泪,而是“人民作家”对人民群众的崇敬之情生发出的感激泪。我说:“作为一名作家,能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和支持者,应该感到很骄傲。”“是的。我为有这么多朴实的老百姓感到骄傲,也为他们曾给予我的力量和勇气、激情和信心而感动。我常常问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一个区区写了几本书的小作家,何以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和支持?不就是因为作品里描写了一些深受百姓拥戴的领导干部,关注了一些老百姓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为老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吗?假如我的作品里都是花前月下,杯水风波的感受;都是象牙塔里纯而又纯的阳春白雪;都是舞场歌厅的豪华奢靡;都是云遮雾罩般的技巧翻新,这些老百姓能接受吗?他们还能记住我吗?他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关心支持我吗?”这不仅仅是在问自己,我想这是对一些拿着老百姓当试验品,对民众生活视而不见的作者们心灵的拷问,同时,也是张平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在说话,那就是他的灵魂,他的思想感情。“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写作。”这恳切的言辞表达了作者对人民群众真诚的情怀,所以他的作品才具有突出的艺术感染力,才能震撼千千万万人的心灵,他的作品一问世,便出现“张平热”也在情理之中了。
说现实,言辞精辟显激情作为一位“人民作家”,张平对最底层民众的生活有着深刻的感受和细致入微的体验,然而,他手中的笔并没有一味地停留在对某一个小家庭的悲欢离合赋予浓墨重彩,而是走出“小我”,走向“大我”,将创作的思维和观察的视角对准现实领域。他说:“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张平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关注我国前所未有的改革事业,重点是关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改革事业成败得失的党风问题,《抉择》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此我说:“什么时代背景造就什么样的作品,没有抗美援朝,就没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没有自卫反击战,就没有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您觉得您的作品是不是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最好的作品呢?”张平说:“对一部作品很难用最好这个词来评价。同我一起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还有不少,都很优秀,其他没获奖的上千部作品中也不乏精品,但题材不同,手法各异,读者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但我一直把眼光盯着现实。如果说别人卖的是人参,那我就心甘情愿地卖我的胡萝卜,只要能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民主、自由,对国家的繁荣富强,对全体人民生活的幸福多多少少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我就心满意足了。”平实、自然而又通俗精辟。有人认为张平的作品大多涉及反腐败的问题,是有意迎合老百姓的心理,对此,张平有着更加深沉的解释:“反腐败并非只是老百姓的事儿,我们党和政府对惩治腐败更有信心。我选择了为百姓说话,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只要作家不回避矛盾而又恪守良知,其作品必然涉足反腐败的题材。”我担心这样的作品多了,势必会把社会形象染黑了,反倒使人民丧失了信心,张平则不以为然,他说:“腐败不是作家写出来的,而是客观现实,既然产生了腐败,作家就要捉笔为刀,冲锋陷阵。不管腐败现象多么猖獗,要看到我们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是大的,我们社会的主导力量是健康的、积极的,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前景是光明的。”精辟的言辞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希望的美好前景,也表达了一位“人民作家”的豪迈情怀。
谈生活,言辞质朴表心迹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本身并不决定作品的优劣,决定作品优劣的应该是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思想、情感、人生经历的外在反映。张平正是以积极的生活态度来直面人生的。
交谈中,我曾谨慎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一位奥运会运动员夺得金牌以后,各级各类奖金累积已达上千万元,您这一部作品获奖以后也不过区区几个钱,您不觉得心理不平衡吗?”张平轻松而坦然地说:“社会分工不同,各自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起1998年抗洪抢险中,那些扛沙袋、堵缺口,甚至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士们,我还能说什么呢?作者的责任意识决定他的写作动机,我们讲社会效益第一,同时也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但如果只把眼光盯在钱上,就必然陷入功利主义的误区,其作品也必然是速朽无疑。”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在苦思苦想、废寝忘食的创作过程中,任何出自金钱的考虑都不在心上了。”这种观念是偶然的巧合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写作动机——服务社会、服务民众。
在谈话即将结束之际,我不无冒昧地调侃道:“张老师,您成了名人了,今后老百姓再见您也许不容易了吧?”张平似乎早有这样的准备:“你千万别把我当什么名人,我能小有成就,还不就是咱与百姓贴得近吗?记住,我还是我,我的心里只装着老百姓,绝不在民众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而去媚时媚势,见钱眼开。”质朴的言辞犹如心灵的音符,弹拨着作家的精神脉搏,也呼唤着世人的责任与良知。
采访结束时,我请张平为《演讲与口才》杂志题词,他欣然应允,挥笔写道:“独树一帜,天地广阔。”柳遇春风方着绿,船离滩头始扬帆。愿张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愿这位“人民作家”永远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张平言辞隽永情更真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山东财政学院教授王蔚人在社会中面临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即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君臣(领导与下属)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在过去被称之为五伦[1][1]。除了这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外,还有一种关系,即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这是一种间接关系。自从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元的社会诞生以来,这些关系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今后也不可能改变)。在《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弟子们探讨了这六种人际关系,并提出了处理这六种人际关系的具体原则。人在社会中面临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即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君臣(领导与下属)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在过去被称之为五伦[1][1]。除了这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外,还有一种关系,即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这是一种间接关系。自从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元的社会诞生以来,这些关系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今后也不可能改变)。在《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弟子们探讨了这六种人际关系,并提出了处理这六种人际关系的具体原则。
一、夫妇关系夫妇关系是社会当中最基本的关系。夫妇关系是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夫妇关系,便没有父子关系,也没有兄弟关系,也不可能有君臣关系,更不可能有朋友关系及社会成员的有关系。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是这样生成的,“天地氤氲(烟气盛),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其过程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周易·序卦》)。古代人把天地、阴阳、男女(雌雄)作为自然界的始基,夫妇作为社会的始基。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天公地母,天在上,地在下;阳为正,阴为负,男主外,女司内的上下内外主从关系,是统一体相反相成的两翼,处于同一层次,缺一不可:无下则无所谓上,无内则无所谓外,无从则无所谓主。故《释名》曰:“妻,齐也。”《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在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夫妻关系看得极重。认为这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国是家的扩大,社会规范是家庭伦常的延伸,中国十分重视家庭和妇女的作用。孔子特别强调要尊敬妻子,他说:“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礼记·哀公问》)一个最好家庭的标准是要做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尔家室,乐而妻帑。”(《诗·常棣》)。
二、父子关系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来源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认为,生命身体,身体不在了,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而身体是父母给的。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没有父母,便没有子女。因此,中国人非常重视父母与子女的传承关系,而西方人,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人认为生命为上帝所赐,无论是为父还是为子,均是上帝的臣民。这种思想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不大看重父子之间的传承关系。孔子非常强调这种先后关系,并且强调要各遵其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要像父,子要像子。父如何做才能像父?“慈”也;子如何像子?“孝”也。在孔子眼中,父慈才能子孝。孔子反对单方面的“慈”,也反对单方面的孝。父慈子孝,家庭才能和睦。假设有一方做得不好,不论是为父的做得不好,还是为子的做得不好,家庭都不会和谐。父慈子孝的讲法,最早出自《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只不过在《论语》当中,阐述得更细致、更明白罢了。在《论语》中,关于父慈的内容不多,而关于子孝的论述却不少。据统计,《论语》中有十九处提到孝。这原因大概是因为《论语》为孔子的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所编,他们更重视这方面的内容。
三、兄弟关系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时期,人并不能节制或者计划生育。因为避孕技术不发达,堕胎既不容易操作也不人道。这样,男女结婚以后,生儿育女便成为一个自发的过程。这种情况下,一对夫妇可能有多个孩子。孩子多了,就产生了兄弟姊妹关系。如何在家庭当中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孔子与他的弟子们思考的问题。孔子提出“悌”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悌,最初的意思就是做弟弟的定要尊重兄长。当然,这是个相互的过程,当做弟弟的尊重兄长时,做哥哥的就要爱护、关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只有这样,兄弟之间的关系才能处好。至于姊妹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孔子教导他的学生们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篇第一》)。由此看出,孔子是非常强调悌的,把悌与孝并列。《论语》中讲,“孝梯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四、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有狭义理解与广义理解之分。狭义的理解单指君臣。这个范围很小。孔子作为下大夫,官至司寇,可能有条件接触国君,但就大多数人来讲,不可能接触这种关系。君臣关系还可以做广义理解,即上下级关系,或者说领导与下属关系。而这则是社会当中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关系。上下级关系可以随环境而发生改变。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中可能是上级,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就可能变成下级。人只有正确处理与上下级的关系,才能够在社会中左右逢源,才有可能得到上级的信任,下级的拥护。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君礼臣忠。孔子是在鲁定公向他讨教时说提出这个原则的。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第三》)。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许多做领导的大呼小叫,颐指气使,对下级动辄训斥,认为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其实,这是不懂得做领导诀窍。其实孔子早就提出了做领导的诀窍,那就是“君使臣以礼”。领导对下属要以礼相待,要礼遇下属,要给下属以足够的面子。过去古代人在这一方面是做得很好的。比如中国到处有所谓的点将台,拜将台。做国君的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气力堆那个台子,目的只有一个:礼遇下属。那么,做部属的应当怎样做呢?要“事君以忠”。三国的诸葛亮是这方面的典范。诸葛亮对于刘家父子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领导尽“忠”,这是作为做下属的本份。领导在选择部下的时候有许多标准,一个主要的标准是看部属是不是忠诚。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个人的能力很强,可就是上不去。原因是因为这个人恃才傲物,对领导不忠或者忠得不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这“三省”当中最重要的省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谋而忠才会取得别人的信任。做部属的对领导不忠,很难取得领导的信任。
五、朋友关系朋友关系是人生当中除了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外的最重要的关系。如果说,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君臣关系带些必然性,个人无法选择或者选择的余地很小的话,那么朋友关系完全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一个人选择谁做朋友,不选择谁做朋友完全是个人的事。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成为朋友,固然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相互信任。因此,朋友之间讲究信,信是维持朋友关系的惟一纽带。信有两个层次,首先是说话算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信的另一层含义是信任。两个人只有相互信任了,才可以做朋友。信任从哪来?还是从说话算数开始。朋友之间不能吹,不能夸,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芝麻说成西瓜,更不能西瓜说成冬瓜。还有,答应朋友的事一定办,办不了的事千万不要许诺。十多年前,我的一位领导告诉我,诺言即债务。我觉得这话讲得极好。“君子欲敏于行而讷于言”,朋友间讲究少说多做。靠行动而不是靠言辞去争取朋友,维持朋友关系,这是与朋友相交最好的方法。除此之外,别无他门。
6、社会成员间的关系上面谈到的关系都是一些直接的关系,是一个人必须面对的关系。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有一种关系,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往往有这种关系,一个人可能与另一个人并不认识,但在特定条件下,这个人可能与另一个人发生某种形式的关系。人作为社会成员当中的一个分子,必须担负起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孔子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具体原则。这个原则叫做“义”。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发现一个人正在抢劫,那么这个时候,你应当挺身而出,去制止这种行为。这个时候,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尽了一个社会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应尽的责任,这就叫做见义勇为。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篇第二》)。在古代,义者,宜也,“宜”就是应当做的事,就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孔子很看不起见义不为的人,认为那是懦夫行为。所以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千万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孔子教我们处理人际关系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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