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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望海楼精品文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火烧望海楼专业：食品科学系生物工程班级：（一）、（二）班姓名：袁海彬 学号1009034112（课堂讲解） 姓名：姜福春 学号1009034211 姓名：刘绪越 学号1009034109 火烧望海楼【摘要】望海楼被烧毁望海楼是帝国主义在天津建的一座法国天主教“教堂”。西方传教士本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但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传教士背弃了来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目的，而是作为一个侵略者重要的工具。本文从望海楼的历史背景，引发火烧望海楼的导火线，以及曾国藩对该事件的处理与事件的最终结果，及该事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关键词】 天津 反洋教斗争 清政府 曾国藩 法国 望海楼的历史背景186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卫儒梅通过法国驻津领事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获得天津三岔河口北岸望海楼（1773年天津盐商集资修建的3层楼阁，有房152间，天津著名建筑，又称海河或河楼。当时已经荒废）旧址及其西侧崇禧观15亩土地。但最初几年只能隐蔽在东门附近的深宅大院中，开办仁慈堂养病院。1866年，法国神父谢福音(18201870)到津传教，于1869年5月16日拆毁了望海楼和崇禧观旧址，年底建成天津第一座天主教堂胜利之后堂（圣母得胜堂），砖木结构，高10米，长30米，宽10米的，平面呈长方形。除塔楼外大部分建筑为二层，青砖墙面，尖拱式门窗，入口两侧设有扶壁，内部有三道通廊，中廊稍高，侧廊次之，属巴西利卡型。另有平顶的塔楼，后来又在礼拜堂四角设立了小角楼，这就是具有哥特风格的望海楼天主堂。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1976年因地震严重损坏。现存的望海楼1983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拨款修缮。火烧望海楼的起因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仁慈堂将其草率掩埋。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涌，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名为张拴、郭拐的拐童罪犯。据天津府的告示称：“张栓、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前句是事实，但重要的后半句却写入了并无实据的“风、闻”，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同时，由于法国传教士和修女的虐待，再加上流行瘟疫，被折磨而死。随后，这些儿童的尸体被胡乱地埋在荒野里，不少尸体露出地面，遭到野狗争食，四肢离散，惨不忍睹。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谢福音神父也已经与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书院开始停课，士绅纷纷集会，反洋教的揭贴很快贴满大街小巷。当天数千群众在望海楼教堂前示威。一贯无视中国人民的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气势汹汹地闯入通商衙门，见到三口通商大巨崇厚就破口大骂，鸣枪进行恐吓，将屋内陈设砸得粉碎。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EnriVictor）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然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用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担心出打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天津民众见丰大业出来，自动让道。不料就在丰大业返回领事馆的途中，碰到了向天津知县刘杰并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向知县开枪，射中刘杰的家仆高升。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之后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于是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火烧望海楼事件的处理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第一、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第二、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第三、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因此，天津民众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贴出的告示，入夜便被人撕毁；还有人在告示所署“曾国藩”名字上，挂一缕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有的群众更把6月21日烧教堂的场面绘图制版，印成宣传画或扇面，很快销售一空。旅居北京的湖南同乡，因不齿曾国藩在天津的所作所为，宣布把他从同乡会中除名，并且砸毁了曾国藩手书的“湖南会馆”匾额。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 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处理结果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虑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做出赔赏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曾国藩调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勘查，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 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被逮捕的“凶手”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心管理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事件产生的影响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国藩问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 李鸿章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判决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曾国藩被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天津教案”（火烧望海楼事件）虽然得到平息，但对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影响非常之大。天津的法国传教士从此不敢到租界以外传教，只好在法租界的紫竹林另修一座圣路易教堂(也叫紫竹林教堂)。天津附近的沧州一带，群众也准备进行斗争，直隶正定教堂的传教士被吓得“陆续搬空，不知逃往何处”。很快，直隶、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省，也都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各种形式的反洋教斗争，在19世纪70年代，竟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反洋教斗争高潮。【参考文献】 （1）、望海楼 百度百科（2）、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年（4）、天津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火烧望海楼，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5）、 (6)、 收集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员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