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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制铜币的铸行谈清末至民国币制及其影响 机制铜币也称铜元、铜板、洋板等，它在我国数千年的货币历史长河里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却是我国货币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机制币的出现，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逐步替代了在我国行用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制钱，既是我国钱币铸造技术的重大改革，也是我国钱币形制的一次革命，对当时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其铸行的兴衰，充分反映了我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一）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为解决制钱缺乏，购买英国机器，在广东开始制造“光绪通宝”，中铸方形穿孔，是我国最早的机制铜币，是我国机制铜元的前身。光绪二十三年(1897)，监察御史陈其璋奏请： “仿造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光绪二十六年( 1900)，由两广总督李鸿章开始在广东仿造香港“铜仙”铸造铜元，仍俗称“铜仙”，正面中央为“光绪元宝”，周围铸“每百个换一圆”字样；背面铸有“飞龙”图案，周围有英文“广东一仙”。铜仙的出现，开创了我国机制铜元的先河。机制铜币的出现，是对我国货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适应了当时流通的需要，正如1901年12月户部尚书鹿传霖奏折所称“广东省铸造铜元，轮廊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逐步取代制钱在全国普遍流通。（二）1901年，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着沿江沿海各督抚即筹财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大肆铸造铜元。各省纷纷设厂，至1905年底，全国已有17个省开造铜元，设局20处，所造铜元总额由1904年的16.9亿枚猛增到75亿枚。这一时期，所造多为“光绪元宝”当十铜元，中央总厂所铸铜币正面左右分列“户部”二字，其他铸局均在正面上缘或左右分列省名或地名。这一时期，政府并没有一套完善的货币制度，如广东铜仙经过改版，正面所铸“每百枚换一圆”字样未变，背面将英文“广东一仙”改为英文“十文”，这说明它既希望与银元挂钩，又设定与传统制钱的比例。事实上很难两全其美，铜元与制钱的比例自始至终保持在1:10，而铜元与银元一直没有固定的比价，从一枚银元换铜元八十枚到一百多枚不等，这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币制混乱的局面。由于铸局过多，又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很多铜元质量低劣，流通阻滞，价值低落，物价上涨。在商民的一片疾呼声中，为维持中央铸币权的统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设立户部造币总厂，统一铸造“大清铜币”。1906年7月归并厂局，对各省铜元实行限铸、停铸。停止铸造“光绪元宝”，改铸“大清铜币”，并颁布统一的祖模，命各地仿铸。1905年至1911年，各地铸币多为“大清铜币”，背面统一为蟠龙图，即“大清龙”，但也有少数为立龙、坐龙等图案，背上缘文字前期为“光绪年造”，后期为“宣统年造”。币制改革初期虽然有一定成效，币值相对稳定，但改革并不彻底，直到宣统二年(1910)四月清政府颁布了币制则例，币制混乱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通货膨胀已成必然。据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载，在机制铜元铸行初期（1902年至1904年），由于铜元做工精致，信誉卓著，实际价值较高，原定银元1元当铜元100枚，实际上银元1元只能换到铜元80 - 90枚。铜元铸造成本每百枚仅用白银四钱四分左右，制造铜元利润丰厚，加上币制不健全，政府疏于管理，所以，各省竞相铸造，视其为生财之道，铜元版别复杂，铸量倍增，供过于求。到清末，各地铸造铜元达200亿枚。造成价格下跌，220枚铜元仅能换银元1元，致使物价不断上涨。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湖南刻书每百字在光绪初年为五六十文，中叶时八九十文。到宣统初年猛增到一百三十文。清末时一些地方当局，还挖空心思，在铸币上做文章，廉价购买外国铜元，经重压后混入流通领域。如由韩国五分铜币改铸成的浙江光绪元宝十文铜元、福建光绪元宝十文铜元等，由于压力不足，原币文字图案依稀可见。同时，由于利益驱使，少数人仿照官局式样大量私铸铜元，铸品轻薄质劣，扰乱了市场，使币制混乱状况进一步恶化。（三）民国元年( 1912)，孙中山颁布命令“拟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其余通用新币，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从此，“开国纪念币”、“共和纪念币”大量铸行，各地纷纷开造民国铜元，与清末旧式铜元混和流通。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相互混战，铜币铸造并没有摆脱混乱的局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各地军阀借机纷纷设厂制造铜元，用以筹措军饷，营私分肥，鱼肉百姓，数量越铸越多，重量越铸越轻，质量越铸越劣，面值越铸越大。版式也五花八门，面值有五厘、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等，河南省铸造的民国双旗五百文大铜元是民国期间面值最大的铜币，混乱程度达到极致。当时四川造币厂铜元滥发无度，仅1928年就铸造铜币折合十文铜币达222亿枚，在全国名列前茅。刘湘所部师长王陵基任重庆铜元局局长期间，大肆收集以前的当十、当二十铜元，改铸成当一百、当二百大面值铜元，攫取暴利，市面上好的铸币越来越少。当时成都地区私办造币厂有80多处，市面上好的铸币逐渐减少，被这些造币厂搜集去重新制造，以牟取暴利。二三十年代，四川广大农村，所用货币以铜元为主，铸造劣币和大面额铜元，对老百姓不啻是一种最残酷的剥削手段。钱价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怨声鼎沸。1918年，山西都督阎锡山下令设山西铜元局来自W。从我们常见实物看，带有纪地文字“山西”的铜币极少，阎锡山从铜币上勾掉“山西”二字，冠以“中华铜币”字样，冒充中央制造，大量鼓铸，投放临近各省。山西铸铜元仅仅8年，造币量却达4.2亿多枚，其中，中华铜币多是收熔旧制钱或民间杂铜铸造，质量低劣，牟取暴利达360多万银元，居民国时期各省之首。铜元泛滥，各地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冲击。只有少数偏远地区受铜元冲击较小，如在广西、新疆及西藏等地，铜元自成体系，对政治、经济影响轻微。另外，在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区，日伪政权发行了大量铜元。1931-1945年，为支付庞大军费，扩充金融实力，日伪先后在东北、华北和华中等地区设立了30多家银行，如伪“满洲中央银行”、“蒙疆银行”等，他们大量发行货币（包括铜币），危害中国人民，从这些货币中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罪恶行径。1935年后，各地军阀逐步走向衰落，四大家族开始统一币制，控制金融，市场货币以纸币为主，铜元逐渐被镍币代替。（四）关于山东机制铜币，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山东巡抚周馥奏请设铜元局，次年7月在机器局内正式设立“济南铜元局”（现济南鲁丰纸业有限公司），开始铸造铜币。起初仿北洋模式，改刻山东字样，后仿广东模式。在钱币收藏和研究界，将省名书写在铜元上沿的，称为“上山东”，分列于左右的称为“横山东”。山东铜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铸造量少。山东铜元局存在时间短，设备少，因此山东铜元数量不多，流通地域也不广，大多流通于本省。至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山东停造铜元，并入直隶，两年多时间，共铸当十、当二十铜元折合当十铜元2. 96亿枚。二是混错版突出。山东铜元由于起始币模多系仿刻或改刻，所以错版现象比较严重，仿广东模式和仿北洋模式两类铜元均有面背误配的混版现象。如正面是“广东省造光绪元宝每元当制钱十文”，背面却是英文“SHANGTUNGTEN CASH”（山东十文）和飞龙图，属典型的错配。三是版式众多。济南铜元局铸造铜元时间不长，但版式却很多，仅“光绪元宝”版式就多达二、三十种，后来自行刻制模具后版式更多。如面上边花分为小星、六角星、梅花星，背面边花有一点星、梅花星、五角星、米字星等等。（五）通来自WW过对机制铜币有关问题的探讨，有以下几点启示：货币的发行，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从机制铜币的铸行历程看，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纷纷设厂竞相铸造，过度发行，铜元严重贬值，违背了经济规律，必然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稳定币值是从古至今政府（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从古代铸币、近代机制币、纸币滥发带来的沉痛教训，可见遵循经济规律和货币流通规律的重要性。货币的发行，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中国金属铸币有着光辉的历史，具有东方货币体系的独特色彩，筑造出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钱币。但几千年来毕竟沿用手工浇铸，方法原始，效率低下，铸出的钱币很难做到规整、精美。“洋为中用”、“取长补短”在货币印造工作中同样重要。金属币的机器制造实现了中国制钱以传统的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转变，就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对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必须规范管理。首先，货币是国家行使权力的象征，是社会财富的代表，作为主权国家必须垄断货币发行权。什么时候诸侯分立，竞相铸造，甚至非法铸币，什么时候就会发生通货膨胀，造成经济混乱，社会动荡。这就要求除中央银行外，不允许任何单位、任何组织发行或变相发行货币，以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机制铜币在我国的铸行虽然只有半个世纪，但其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内涵丰富，是中国近代史和钱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钱币艺术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其中很多鲜为人知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讨。注释：转引自张培林、吴振强、王守方：中国机制铜币，辽宁书社，1991。转引自吴榕：中国铜元分类元锡市钱币研究会，1990。苏晔、李菊：机制钱掌故，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孙仲汇、施新彪等：简明钱币词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王雄： 古钱收藏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责任编辑刘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