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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的孕育与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

杨金卫
（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山东济南250000）
（摘要)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6年“文革”结束，是邓小平理论孕育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主要包括邓小平在“文革”前十年的探索和总结、“文革”中的抗争与反思、全面整顿的尝试与实践三个阶段。这些探索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积累了思想素材、做出了大胆尝试，成为邓小平理论孕育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实践基础和思想源泉。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建设道路
[中图分类号]A849 ()A []1001 -8999( 2015) 06 - 0053 - 05
[收稿日期] 2015 -09 -03
[作者简介]杨金卫，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处长，研究员，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在邓小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孕育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时期是邓小平理论的胚胎孕育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之中，既有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创新，也有他主张和推动的实践创新，虽然几经波折，但也初见端倪，成为邓小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必须重视对这一重要阶段一些新的史料的挖掘，深刻剖析邓小平理论孕育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探索的历史轨迹。
一、“文革”前十年的探索和总结
党的八大后，邓小平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在中央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全党同志一道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之中，参与了党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阐发，形成了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起来，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指出：“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更是如此。他在《革命斗争要讲策略》一文中指出：“要知道，最可靠的是自己的经验教训，别人的东西是靠不大住的。最熟悉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最可靠的也是自己做过的事。”他告诫前来访问的外国共产党人，“每一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1958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原则、普遍规律。但是光这样不行，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和我们自己的特点、实际结合起来。”1961年，邓小平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搞不成功的。”1963年8月，他在同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会谈时指出：“所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要探索和研究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第二，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自己提出政策、方针和路线。”1973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中国研究会理事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并没有说过要把他们的东西向中国输出，但为什么马列主义在中国生了根呢？因为中国自己产生了接受马列主义的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马列主义在中国就生不了根。”197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马列主义能不能胜利，在于我们能否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定我们的策略。”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论断，表明他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作了深入的思考，对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
第二，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党的八大提出把今后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会后，邓小平从太原到兰州、西安，一路宣讲八大的会议精神。1957年1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好不好？这要有一个正确的回答。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4月，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指出我们前一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现在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必须好好学习，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搞经济建设，不要犯大错误，不要栽大跟头。他强调今后建设的指导思想，一是要面对国家的现实，二是要面对群众的需要。“总之，我们搞建设，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1964年1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197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挪威议会外交与宪法委员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建设的次序首先是农业，其次是轻工业，然后是重工业，也就是农、轻、重。这是我们建设的一个方针。”1974年11月，他在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会谈时指出：“我们搞经济建设有两条经验。一个深刻的经验是，在制订计划时要留有余地。……我们的另一个经验，就是人民生活只能逐步改善。”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观点，成为后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理论指导，为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第三，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内民主以及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避免个人专断的作风。对于个人崇拜，他认为这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在一切方面都能得到贯彻执行。1957年1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党内也有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党内斗争用小民主好，不要用大民主。大民主可以在一个时候马上就收效，但是后患无穷”。1965年，他指出：“既然要搞革命，就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党，这个战斗力表现在党的组织是最高度的民主和最高度的集中相结合。”1957年4月，他又在西安的讲话中指出，要扩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监督，这样“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1957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党的领导能否巩固和加强，决定于党的本身，决定于领导是否正确，能否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960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认为，在我国，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1962年11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组织工作座谈会情况汇报时指出：“执政党如何进行党的建设，这个问题大。党的建设就是要严。真正的问题是干部问题。”1964年，邓小平在会见越南劳动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建立一套好的作风、好的制度，一代代地传下去。”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观点，表明他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清醒认识，为后来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明确地涉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问题，与他后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打下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思想，所作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决策，是在当时全党上下齐心协力共同纠正那个“左”倾错误的前提下取得的。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史和党的思想发展历程来说，这个时期的所有经验和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为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从正反两个方面作了一定的实践摸索和理论准备。否认了这一点，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与反思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此前十年探索期间党的指导思想中错误倾向不断发展的结果。由于过去许多问题上的认识分歧，邓小平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地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从他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到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从他所进行的工业、农业、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到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实践，都无一幸免，被指责为“翻案风”、“单干风”、“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他本人也作为继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剥夺了一切领导工作的权利。1969年10月，他被遣送到江西省新建县的一个拖拉机修配厂接受劳动改造，在那里，度过了3年零4个月的流放生活。
邓小平曾说过：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然，使他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的巨大损失。正是从那时起，他在远离北京政治漩涡的江西，在那条被称为“邓小平小道”的乡间小路上，反复地思考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危害，也在思考着党和国家的未来与社会主义的出路。后来，情况稍有改善后，他又开始到赣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这些思考和调查，为后来的全面整顿和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8月1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对我们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认识是清醒的，也对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国家的建设经验教训、未来发展方向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体现了他的深刻思考。1973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中国研究会理事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面貌是比较落后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比较好。我们很希望能得到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来进行我们的建设。我们愿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发展同世界各国的贸易。”“赫鲁晓夫让我们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自力更生，我们总的经验是自力更生，量力而行。”1974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文官学院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总的面貌还是算正在发展中的不发达国家。我们解放才二十五年，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如教育、人民公社、工业建设方面，都在积累经验阶段，可以说是实验阶段。”
邓小平后来反复说到“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开始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为什么现在大家对改革开放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由此，邓小平的思想渊源和历史发展可见一斑。
三、全面整顿的尝试与成就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l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4日至16日，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会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所作的《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讲话中，他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现在主要是讲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指出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是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又提到，国内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的状况，提出了整顿党的任务，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进行整顿。认为解决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进而推动地委、县委的领导工作，从而全面实现党的领导。同时，邓小平还提出必须把毛泽东树立的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特别注意反对派性。他要求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提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人手。这次讲话，实际上表明邓小平对“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和严重后果的深刻反思，为全面整顿的推开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他还提出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另外还提出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商业整顿等问题。应当看到，邓小平所提出的整顿，是一次涉及农业、工业、商业、文艺、军队、地方以及党的全面整顿。从全面整顿的效果来看是显著的，这次全面整顿使全国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l1.9%；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增长9. 2%；进出口贸易147.4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水平。
历史地客观地来看，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面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努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这次整顿首先从军队的整顿开始，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对于农业、科技、文化、教育以及党组织等方面也进行了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次全面整顿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1月初，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邓小平关于“以三项指示为纲”的论述，从指导思想上明辨是非，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上正本清源，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高度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启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加速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实质的认识过程，同时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可以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思想及其实践，对于邓小平日后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拨乱反正的各项重大举措，包括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等，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实行生产责任制，克服派性、增强党性，等等，都是对1975年全面整顿实行和实践的继承与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全面整顿的实践，体现了邓小平对“文革”错误思想和做法的全面纠正，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成效是显著的，其历史意义和实际作用是巨大的，引发了人们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也引发了人们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思考，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实践基础。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的胚胎孕育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之中。这种探索既经历了党的八大前后的辉煌，也经历了调整时期的艰难和曲折；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荡，也经历了全面整顿工作的初步试验。在中国建设道路探索中，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可资邓小平理论吸收的丰富养料，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预留了发展的空间。后来的实践表明，邓小平理论要真正生根、发芽，不断成长、壮大，需要从新时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去呼吸新鲜空气，吸收充足养分，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逻辑。
（责任编辑：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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