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肃托及中共党组织的应对策略.docx

湖西肃托及中共党组织的应对策略 王云清摘 要：1939年8月，中共湖西地区发生了肃反扩大化，一批干部被杀，对湖西地区党组织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及时地制止了这场“肃托”扩大化，在党中央的指示下，适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尽最大努力挽回“肃托”扩大化造成的恶劣影响，逐步地恢复了湖西的党组织，稳定了人心。关键词：中共山东分局；湖西肃托；严重后果；应对策略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36-02湖西地区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因其大部分位于微山湖以西，故称湖西地区。1939年8月，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滥捕滥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以反“托派”的名义，有300多人先后惨遭无辜杀害，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一、湖西“肃托”事件始末抗日战争爆发后，湖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各地迅速燃起了抗日烽火。1938年6月成立了以李贞乾任总队长的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此时的总队有一千余人，下辖十几个大队。山东分局十分注重这支部队的建设，很快形成了较强的战斗力，为捍卫湖西地区的中共政权做出了很大贡献。1938年12月，八路军115师一部到达湖西地区后，改编成苏鲁豫支队，迅速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格局，使这一地区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多次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其中成功瓦解了日伪军四千多人对我湖西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湖西人民深受鼓舞，称赞苏鲁豫支队是“神兵天降”159。由于部队的迅速发展，正规部队已至八千多人，部队很快进行了整编，划分了部队防区。1939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苏鲁豫支队长率部向陇海路以南发展。支队长彭明治随即率领三个大队向南挺进，并迅速与江北的新四军彭雪枫部取得了联系，开辟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广大地区的根据地。随之把原挺进纵队改编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留在湖西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任命梁兴初为大队长；鉴于王凤鸣的资历较深，也被委以重任，同时担任大队政委兼湖西军政委员会负责人。由此王凤鸣大权独揽，湖西地区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权力格局，为湖西地区“肃托”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湖西地区的“肃托”事件起源于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开办的一个青年干部党校。1939年8月，这期青训班学员即将毕业的时候，由于青年学生抗日热情比较高，反复向学校党委要求回到自己比较熟悉情况的家乡工作。爱国青年们的反映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当时的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接到报告后，在没有具体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就主观猜测这批学员不服从分配，思想上有严重问题，一定有幕后操手。这样，王须仁认为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据此向地委汇报了此事，地委便委托王须仁具体处理这一事件。随后，王须仁便以1938年1月康生在延安解放第29和30期发表的那篇反“托派”文章为所谓的理论依据，亲自对这期党校学员逐个甄别审讯，并不惜使用肉刑，以此顺藤摸瓜，把党校的非党教员、负责教学工作的魏定远定为突破口。王须仁以屈打成招的方式，逼迫魏定远“供出”一大批“托派”。这样，由于党内外主客观形势的复杂性，使得湖西地区部分领导人的“肃托”有了一定的借口。接着，王须仁以供出的名单为所谓依据，在当地进行大规模“肃托”，再加上一些人的串供，结果“托派”越肃越多157。由于事件的发展，群众的反应日益激烈，王须仁不得不向握有实权的王凤鸣再次汇报。王凤鸣参加过长征，经历过很多战役，依靠这些资历，使得他的私心急剧膨胀，骄傲自满，看不起地方工作的同志，平时工作态度粗暴，由此酿成了很多本不该发生的矛盾。但是王凤鸣想借“肃托”为名，打击报复，以泄私愤。但更为恶劣的是，这件事也得到了胆小怕事的苏鲁豫区委书记白子明的附和，这也是造成湖西“肃托”扩大化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得到王凤鸣的支持以后，王须仁的胆量更大了，更加有恃无恐，飞扬跋扈，当地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了他的恶行。他们用吊打、放飞机、灌凉水等残酷的肉刑，刑讯逼供，惨无人道。短时间内，湖西地委及各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几乎一夜之间全成了“托派”。湖边地委和湖西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遭受了重大损失，几近瘫痪，群众情绪消沉。苏鲁豫区党委的“肃托”更是骇人听闻，除党委书记白子明一人外，党委所有成员都被打成“托派”关押起来。主力部队也没能幸免这场政治灾难。王凤鸣等人大肆逮捕了苏鲁豫边区原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支队长李贞乾、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队长梁兴初和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严刑拷打，逼他们承认是“托派”。这场“肃托”导致湖西主力部队领导力量严重不足，也严重削弱了主力部队战斗力，在部队干部战士中造成了极为恶劣影响。王凤鸣等的湖西“肃托”，是一起严重的打击报复的恶性事件，借口所谓康生的“肃托”文章，就对自己的无辜同志肆意大开杀戒。由于事先没有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最初都不了解湖西的具体情况。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山纵司令员张经武等一批干部在前往延安经湖西的途中，接到刚刚得到消息的罗荣桓的急电，要求他们一起到湖西地区协商解决那里的“肃托”问题。事先罗荣桓打电报给王凤鸣，命令他们立刻停止捕杀，等分局和115师领导到达，待了解清楚情况以后，再做决定158。但是王凤鸣和王须仁等人意识到他们的阴谋即将暴露，随即决定在上级领导没有到达以前，立刻进行销赃清理，编造逼供证据文件；同时，他们造谣说，中央和分局来电指示，要求继续进行“肃托”，还要加大“肃托”力度和加快这项工作进展。他们以边区党委的名义私自成立了联合“肃托”的专门机构“整理委员会”，以取代党委的职权。9月下旬，白子明以区党委书记的名义，向各下属单位和各地方部队发出紧急通知，命令各区县干部带领所属部队，迅速到区党委“受训”，企图接管这些地方武装，剥夺他们领导权。除因彭雪枫部、杨得志和崔田民的冀鲁豫支队的干预，萧宿永中心县委和鲁西南地委分别没有参加外，其余各县区皆派人参加了“受训”，结果又有一批干部在“受训”中惨遭杀害。由于王凤鸣等假冒中共中央名义，刑讯逼供，制造伪证，扩大事态，杀害湖西党政军干部，造成了乱捕、乱杀的严重局面2261。在这次“肃托”事件中，六百多名干部受到审讯，三百多人惨遭杀害。事后，罗荣桓负责对王凤鸣、王须仁以及白子明等人的审查，由于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中央处理湖西“肃托”决定辗转传到山东（1941年2月），贻误了最佳处理时间。除了王须仁畏罪自杀以外，其他二人均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王凤鸣还在1941年7月投靠日寇，为害一方，又给当地根据地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使该地区我党辛苦经营多年的党组织受到重创，严重影响了党在湖西人民中的威信。二、中共山东分局的应对策略1939年11月，山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郭洪涛、罗荣桓、张经武等赶到湖西，迅速制止了这起严重的肃托事件的进一步发展，释放了被捕干部，恢复了他们的领导职务，慰问了受害人家属，使湖西混乱局势得到初步遏制。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湖西事件，迅速做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随后，罗荣桓等按照中央指示，正确地进行了处理湖西“肃托”的善后工作。首先，经上级批准，罗荣桓调整了湖西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受到摧残的湖西党组织和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对于这次受到审查及被杀人员，给予彻底调查登记，对确有历史问题人员，应公布其罪状；对于无辜受害者，应向广大群众公布其名单，说明他们是受托派和暗害分子陷害的，在许可的条件下，召开追悼会，给予平反昭雪。其次，在该地区彻底地审查干部，清洗内奸分子，以纯洁党组织。以确保各级党组织掌握在有丰富工作经验和忠实可靠的党员手里，一定要严防借此搞大批清洗，引起党内不安，“更不能把一时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犯了错误的同志，看成反革命内奸分子。”3297-298最后，中央要求山东分局认真汲取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以中央对此事件的决定为指导，形成文件教育全党；但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右的麻木不仁，忽视反敌探奸细及暗害分子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反对“左倾”，即扩大反革命的力量，引起自己的惊慌失措。”3298另外，为了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山东分局加强了对锄奸工作的领导，成立了锄奸的专门组织，对各级锄奸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保证这类工作人员政治上过硬，能够忠诚廉洁地执行锄奸工作，在选任锄奸部门领导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彻底考察。在1941年2月25日的关于锄奸的一份文件中，决定撤销区党委以下各级社会部，加强公安局的锄奸组织4287，明确规定“专署以上公安局长之配备，由各区党委选定，连同履历报分局，由分局批准后再配备”4288。三、结语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中共山东革命史上的悲剧性事件，给湖西地区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一方面是王明、康生照搬苏联模式，在各个中共根据地亦步亦趋地效仿苏联，违背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严酷的敌我斗争环境下，敌我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纠缠在一起，出现了大量的内奸分子，投机分子，形势十分复杂，也容易诱导领导人对形势的误判。同时，在王凤鸣和王须仁等人的严刑逼供面前，确实也暴露了一些干部的思想弱点，政治信仰薄弱，审查出了一些历史问题。这也给湖西地区的“肃托”彻底平反带来了很大压力。但是，由于受到苏联模式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人们当时认识不到“肃托”本身有什么问题，而认为湖西事件是“肃托”的扩大化。因此，直到1942年，刘少奇到山东后“肃托”扩大化才完全制止549。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西事件才得到彻底平反。参考文献：1李维民.罗荣桓在山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2山东省档案馆.中央社会部对山东锄奸工作与党内反奸细斗争的意见，1941年1月15日G/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6）.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3山东省档案馆. 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1941年2月20日G/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6）.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4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分局关于锄奸工作的指示和决定，1941年2月25日G/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6）.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5李忠，李建丰.刘少奇在山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责任编辑：许广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