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历程复习过程.doc

从古到今，中国的科技发展史科学技术发展史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天，当人类豪迈地飞往宇宙空间，当机器人问世，当高清晰度数字化彩电进入日常家 庭生活，当克隆羊多利诞生惊动整个世界，当人们在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神奇功能而叹为观止 的时候，你是否了解化学工程的一个分支学科分离科学的优异功效在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中的贡献与地位呢？ 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和生物工程被誉为当今三大前沿科学，新材料还被誉为现代文明的支柱 之一。这是因为没有花样繁多、品种齐全、功能奇特、高纯度的新材料，所有的高新技术只 能是空中楼阁，电脑、机器人、宇宙飞船等都只能是天方夜谭，所以不管怎么样的高新技术 ，都是要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进而分离或合成出高纯的材料为基础的。化工分离纯化技 术作为科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人类的各种需求变成现实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现代分离 技术已经可以使产品的杂质含量低于十亿分之一，被誉为现代分离能手的溶剂萃取（液液 萃取）就是现代分离技术中的一种。例如在核燃料的后处理中，用萃取分离技术对被辐照过 的核燃料进行处理，提取人工核素钅不239，其中铀和钚的收 率均可以达到999%。去除强放射性物质的效果（去污系数）可以达到106108。 “溶剂萃取”作为一个名词，也许很多人不太熟悉，但作为一种实用的分离方法，却早已被 人们应用于实践中。溶剂萃取用于无机化合物分离的历史是有案可查的。1842年皮尔哥德(Peligot)首先发现用二乙醚可以从硝酸溶液中萃取硝酸铀酰。随后人们又在实践中发现了其他一些无机物也能被某些有机物所萃取，并据此初步建立了半经验的液液平衡的定量关系。到19世纪 末，能斯特(Nernst)利用热力学基本原理对液液平衡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著名的能斯特分配定律，该定律为萃取化学和化工的发展奠定了早期的理论基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人们开始将萃取分离技术应用于有机化工和石油化工领域中，如用酯类萃取剂萃取醋酸，用 液态二氧化硫作为萃取剂从煤油中去除芳烃。20世纪30年代，人们试图将萃取分离技术应用 于稀土元素的分离，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40年代，原子能工业 在战火中诞生，基于生产核燃料的需要，萃取分离技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中均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磷酸三丁酯作为核燃料的萃取剂得到应用后，萃取分离技术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阶段。随后，萃取分离技术在稀土的分离、湿法冶金、无机化工、有机化工、医 药、食品、环境等领域不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现在，萃取分离技术几乎可以涉及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已成为分离技术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因此，只要你认真了 解一下萃取分离技术的辉煌历史，就会被其优异的功能所吸引。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代科学技术也在从大科学技术时代向超大科学技术时代转变。这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既有别于个人主导下的小科技时代，也有别于政府主导下的大科技时代，而是一个以企业科技创新为主体的多元化的科技发展时代，超常规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逐步取代常规科学技术成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时期，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和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机遇。科技发展的超大科技时代必然引起各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作为一个关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研究人员，本人愿在此与广大网友就“超大科技”问题及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建设问题与网友进行互动与探讨，以期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 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亟待开展 “人创造历史，却对自己正在创造的历史茫然无知。”西方哲人的这句名言陈述的好像正是我们面对的现实。100多年来，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在近代化的大潮中颠簸沉浮，进退失据，至今仍然处于追赶先进的路途上。因此，对于自己的近代史，往往觉得乏善可陈，不堪回首，或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及，或有意回避，甚至刻意编造。近代与古代的强烈对比，尤以科学技术史为特出，加之一段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使人们讳言近现代史，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古代科学技术史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主流，近现代科技史则少人问津，在相当程度上仍隐身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近代科学技术自19世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过程。从19世纪中叶自强运动中开始的“师夷之长技”和“求强求富”，到20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从50年代的“向科学进军”，到20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多少希望、梦想和憧憬！ 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显著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大厦中，中国人的贡献还相当有限，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科学技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深入了解和借鉴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力求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特性及其发展机制，总结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时候，却很少系统地探讨和总结我们一二百年来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我们对如何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缺乏应有的认识。结果，我们不仅不易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反而可能重复旧的失当的政策和举措。因此，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必须吸收国际研究近现代科技史的丰富成果，需要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深沉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当代的科学技术史已不再局限于描述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演变（如各种各样的学科史）以及为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树碑立传这样一些传统的历史体裁，而是致力于探索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与技术特性，从而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增进人类文化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政策等密切相关，因而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科学技术史学者的重视。对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科技发展史的研究探讨，受到了国际科学技术世界的重视，出现了许多重视成果。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还很封闭，亟待吸取相关研究的经验。 近三十多年来，科学技术史领域内借鉴哲学、人类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科技史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和交叉，形成了科学技术史领域内的多种研究取向和路径，极大地拓展了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和视野。科学技术史领域的这种变化，既有其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更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在科技史领域的反映。在科学技术主导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与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日趋密切，但是科技发展所引起的诸如生态环境问题和伦理困境等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科学技术的特性和本质以及科技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史也是其相关学科如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的基础。因此，科学技术史，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不仅仅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内部需要，也是以科学技术史为中心的相关学科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综观整个发展历程，16世纪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正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先驱辛勤耕耘、善于观察、长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联系实际的产物，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页第 427页。）而今天众多著名科学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珍贵价值的重新肯定，必将使之在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中显示出东方智慧的新的转移与新的实现，这种情况在一些学科已初见端倪。深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世纪里对人类文明再次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从漫长历史长河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今天的现实需要，总是值得人们去探究的事情。本文下面将以史实为依据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特征，作些探讨与论述。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高潮的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他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还指出：“我常喜欢用一种相对来说缓缓上升的曲线来说明中国的演变，显然这曲线比欧洲同一时期，譬如说公元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演变过程的曲线上升得高，有时高得多。”（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65-85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56年版。）我国四川大学周仲壁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周孟璞两位先生在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杂志13卷11期第333页。）一文中也以中国的自然科学大事、西欧的自然科学大事和著名科学家的人数作为纵坐标，世纪年代为横坐标，制作了三条增长曲线，从中国的那条曲线看，同样显示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增长是缓慢而连续的。然而，在4000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高潮。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由于新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论文开端。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中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同时，它也是古代力学与光学论说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使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丽的光彩。可以这样说，考工记与墨经一起作为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十进位值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基础。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人民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源的认识，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都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到这时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它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科技著作大批问世，科技成果辉煌，科技对生产的渗透与协调日益显著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为此它将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及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固有传统。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的对立与斗争，是我国科学思想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华。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又一高潮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可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与郦道元的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政权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苏颂、郭守敬、李冶、秦九韵、杨辉、朱世杰、赵友钦、毕升、陈、王祯、李杲、李诫、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以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四元玉鉴、武经总要、王祯农书、陈农书、革象新书等为代表的科技著作纷纷面世，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以陈农书与王祯农书为代表，先后总结了宋元时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后者所附录的“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为后世记述农具图书的范本，反映了当时农学的高度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高潮，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根据实地调查，在制图方面取得成绩，其精确度已达至较高水平，成为明清时期我国舆图的范本。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学科发展的同时，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机械制造、建筑、纺织、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和以沈括为代表“验迹原理”和科学方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无疑是哲学和科学发展到北宋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对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朱熹的理一元论的自然观对当时科技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7 科学技术发展史 明清时期虽相对于前发展势头明显下降，但这一阶段问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育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分别显示其集医药、乐律、农业和地学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气本体论使张载的自然观更臻完善和具体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学成就交融与会通的起步以及清代传统科技仍然缓慢推进也是清晰可见的。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秦统一我国后，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类”，意思是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要保留，也就是说科技的实用性还是受到重视的。汉承秦制，这部分科技遗产当然会被继承。科技的实用性被固定了下来，但有所不同的是，与此同时，把秦始皇打击的儒家树立为统治思想，西汉作为整理已有科技知识的重视时期，像医药、天文历法、数学与农学四大传统科技或者在此时成书，或者在原有基础扩充，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以实用性为特色的重要成果。由于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中国科技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特色，也就被进一步固定化，几乎成为一种前后继承的固有模式。 这种特色，不仅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自然科学各分支中表现出来，在工程技术、农学、医药学等方面更突出地显示出来。譬如，就我国古代的物理学而言，力学知识是与农耕技术、都邑建筑、铁制工具、各种原动力和简单机械的应用、水利工程、船舶制造、材料选配等紧密相连的；声学知识是与乐器制造、音乐娱乐活动、礼乐制度的推进、特殊需要建筑的建造以及军事活动等紧密相关；热学与物性学知识则与冶炼业和炼丹术、火药、火箭的研制，气象、气候的观测以及日常生活等相联系，电学与磁学知识则与雷电现象的观察、防避，冶铁业的发展，地形测量，航海事业，军事，医学以及日常生活等紧密相关，光学知识则与古镜研制、照相、火的利用、自然现象的观察、对天然晶体的考察等息息相连。当然在中国古代物理学发展历史中也有单纯是为了寻求物理规律的揭示而进行研究工作的，如元赵友钦之于几何光学，但那毕竟是少数。 对于已形成体系的天文学、数学，其实用性特点也不例外，例如天文学就是围绕“颁历授时”等维护皇权的实用目的而展开研究的。由于主要致力于制订历法和异常天象的观测，在历法及天象记录两方面虽有不足之外，但成就却是明显的。数学的发展是与急需回答的各种测量与计算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往往侧重于计算出具体数字，显示出很强的程序性。 同时，由于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国古代的有些学科，像医学、数学、农学、天文学也有其独特体系，中医、中药学以阴阳五行说为主导，包含八纲辩证、六经分证、经络腑脏、治则治法、药方配伍、预防预后等在内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数学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的特征与刘徽九章算术注等代表性著作所表现出的严密细致的推理论证；以及农学中天、地、人三者统一并强调人的作用的基本理论；天文学中的盖天、浑天与宣夜说的宇宙理论都是例证。然而，就科学技术的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仍然只能说是停留在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阶段。 （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多地得到发展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又一特征 由于我国古代的封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又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如天文学、农学、地学、医学等在中国古代都得到较大的发展。譬如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历法方面所显示的特色体系与连续不断发展的情况，那是很突出的。从社会需要考察，先秦以来，一直强调以农为本，编造历法，授民以时正是历代王朝必须从事并给以极大关注的重大事项。又如作为地学分支之一的气象学，远在3000多年前，在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天气实况的记录，卜辞里还表达出人们已有预知天气状况的要求，这些都是和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有关气象的知识不断积累和丰富，取得很大的成就。利用物候知识安排生产，以不误农时，促使物候历在我国出现较早，以记载各月物候和农业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夏小正就是一部最早出现于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物候历。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发展同样与农业灌溉、防止水患侵袭、保障皇粮军粮运输等需求紧密相连，正因为这样，都江堰、郑国渠、龙首渠、黄河大堤、海塘等我国古代水利工程都是闻名世界的杰作，它们都集中反映出在我国古代对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掌握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医药文献近8000种，其中以临床医学占绝大多数。它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实践经验，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形成自己独有的体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除了适应皇族追求长生不老的需求以外，应当讲也是与保护农业生产劳动力息息相关的。 再就农业本身而言，自古以来，我国的农业就很发达，悠久的农业历史，使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得到了丰富的积累，传到现在最早的农学论著，距今至少已有2000多年。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来，我国的古代农书，包括现存和业已散失的，总共有376种，其中综合性农书，一般以作物栽培、圃艺畜牧和蚕桑为基本内容，而又以大田生产为主。也有包括水产以及农具、水利、救荒、农产加工等内容的。近现代历史新中国成立科技事业新的起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中国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中国的科学技术需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 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作为新中国的主要政府研究机构，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学技术协调与研究机构。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国外的终身教授职务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回国。 1955年，航空动力学家冯卡门的学生、时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历经险阻，回国效力。后来的几十年间，他为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作出了特殊贡献。 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人已经有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回到祖国，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中国科学院选定的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近2/3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 同时，中国政府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建立科研机构。在短短的时期里，中国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各地方科研单位、国防科研单位五路科研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 1956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年1月，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出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拟定了57项重大任务。此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从而奠定了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基础，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在提前完成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中国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十年规划）。 中国政府在1958年对科技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陆续成立了各级科委，形成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国家计划下的现代发展时期。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 在此期间，科技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9年，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提出了“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1960年，物理学家王淦昌等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1965年，生物学家们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在此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一批学科较齐全、设备较好的研究所，培养了一支水平较高、力量较强的科研队伍。到1965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已达到1700多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继续发展的基础。第一节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成就辉煌 中华民族的科技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为人类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并且在16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处于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心。早在距今3300多年以前的甲骨文中就有有关日食的记载。距今2500年以前的战国时期问世的考工记准确地记载了六种不同成份的铜锡合金及其不同用途。公元1世纪初期的西汉时期，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公元105年左右中国科学家蔡伦又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从而使造纸技术在中国迅速推广开来。公元3世纪左右，中国人发明了瓷器，这一技术在11世纪传到波斯，由那里经阿拉伯于1470年左右传到意大利以及整个欧洲。到唐朝，中国科学家发明了火药，并在公元9世纪首次将其用于战争之中。在11世纪中期的宋朝，中国科学家发明的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6世纪中期，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成为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集大成者。到此时为止，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时期，四大发明已经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现代西方世界所应用的许多发明都来自中国，中国是一个发明的国度。 自北方的满族征服中国之后，中国对外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影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使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欧洲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获得迅速进展。中国逐渐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 第二节 近现代中国科技发展历经曲折 在近代历史上，积贫积弱的中国不仅在科技发展上乏善可陈，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还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个有着光辉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就这样退出了世界科技舞台。19世纪中叶，一批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先行者，倡导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 于是中国开始有了出国求学者。1847年，来自广东香山南屏镇的容闳来到美国，3年后，他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从这所大学毕业，成为历史上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位中国人。1872年至1875年，清朝政府先后 派出四批共120名青少年到美国留学。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清政府举行了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这些归国人员为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下，终于推翻了满清的残暴统治，更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中国走向共和。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主张科学救国的先驱。但是，20世纪前叶的中国，动荡不安，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物质条件极差，所以发展依然很缓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反对“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为中国近代科学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当时的留美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胡适等在美国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其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这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家团体。1928年6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著名教育家及科学家蔡元培先生为首任院长。1929年9月又组建了国立北平研究院。到1935年，全国各类专门的科研机构已超过了70个。国民政府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把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移植到了中国，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体、通才教育和政府较少干预的欧美式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中国北京猿人（俗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科研成果。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多钟，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不久的裴文中和其他4名工人，在北平（即今北京市）附近的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堆积层中，发现了一个半露在地面的猿人头盖骨。这就是后来名扬中外的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完整头盖骨。 这时的中国科技界已不再与国际科技界隔绝，科技交流逐渐增加。一批有成就归国科学家，成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军人物。其中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地理及气象学家竺可桢，林学家梁希，物理学家叶企逊、周培源、吴有训，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化工学家侯德榜，土木科学家茅以升等。叶企逊、吴有训、周培源、王淦昌、谈家桢等一批中国的杰出人才出国深造。近代力学奠基人、航空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控制论之父维纳，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尼尔斯玻尔等先后到过中国。 抗日战争（19371945）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及各研究所先后内迁至四川、广西和云南，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科学研究。一批日后颇有成就的科学家，如李政道、杨振宁、黄昆、吴文俊、朱光亚和林家翘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佼佼者。美籍华人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起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科技事业新的起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中国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中国的科学技术需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 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作为新中国的主要政府研究机构，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学技术协调与研究机构。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国外的终身教授职务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回国。1955年，航空动力学家冯卡门的学生、时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历经险阻，回国效力。后来的几十年间，他为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作出了特殊贡献。 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人已经有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回到祖国，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中国科学院选定的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近2/3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 同时，中国政府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建立科研机构。在短短的时期里，中国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各地方科研单位、国防科研单位五路科研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 1956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年1月，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出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拟定了57项重大任务。此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从而奠定了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基础，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在提前完成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中国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十年规划）。 中国政府在1958年对科技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陆续成立了各级科委，形成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国家计划下的现代发展时期。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 在此期间，科技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9年，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提出了“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1960年，物理学家王淦昌等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1965年，生物学家们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在此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一批学科较齐全、设备较好的研究所，培养了一支水平较高、力量较强的科研队伍。到1965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已达到1700多个，从事科学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