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代表在大学建校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doc

-范文最新推荐- 毕业生代表在大学建校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各位校友：我是首届*大学汉语文学专业毕业生，离开母校24年了，我一直没忘记自己是个“*人”，而母校更没有忘记我们这批“特殊的大学生”。这次有幸参加母校30周年庆典，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省*领导和师长们对所有*生的鞭策和鼓励。这里，我代表遍布全省各地的50余万*校友，向母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诚挚的感谢！如果要问，最适合成人在职学习的大学在哪里，我要说，就在我们身边，就是*。27年前，是*为我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我的中学时期学习偏科，重文轻理，高考几度名落孙山。后来*招生，不再考数学，我便以*县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有了名师授课，加上刻苦自修，圆满完成学业。知识改变命运，刚刚从*毕业，我就从一个业务单位被选调进县委机关工作，几年后又上调市委首脑机关，不久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可以说，是*为我的人生提供了机遇，搭建了平台。做人总要饮水思源，我从不讳言自己是*生，在我的专著和博客上自我介绍时，总不忘说明本人是*毕业。在*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领略了自强不息、勇于开拓、锲而不舍的*精神。从*毕业的我，从来就有一种和名校学生“较劲”的心态，亦政亦文，埋头苦干，凭真才实学证明*生的价值。比如，10多年来，我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向阳湖文化和“五七”干校文化，编著*情结文化名人与*和*湖文化人采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和回忆录。同时，我还主编出版了*文史资料“文化部*五七干校史料”、“*湖文化”等专辑。XX年，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重点介绍了“*湖文化”;XX年，省作协“文学*”实施工程将“*湖文学”列为鄂南最有影响的文化品牌之一，*湖文化人采风被列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研究生书目。我还以中国作协会员和大学兼职教授身份，应邀到省内外大中院校和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年会作专题演讲和学术报告，并发起成立了*市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和*省*湖文化研究会。这些令人瞩目的成绩，得到国内文化界资深人士的高度评价，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我国的五七干校研究和*湖文化的品牌，就是*生打造出来的；同时，也与教育和培养我的*分不开。总之，*是我成功的阶梯，是我成长腾飞的摇篮。作为*学子，我们永远铭记母校，也真诚地祝福母校！我将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新的业绩为母校增光添彩！谢谢大家！ 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城市化加速的时期，而随之而来的是土地、户籍等诸多问题，其对经济社会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一些制度问题也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瓶颈。那么，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该如何走呢？ 目前的城市化是浅度城市化 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安居问题。现在中国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三元结构，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农民工，第一部分大概有4.3亿人，农民大概有4亿人，其余的就是农民工，大概有五六亿。农民工市民化最主要的障碍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利益上的重新分配。根本问题是利益问题，涉及这两大社会阶层的利益，所以政策较难向前推进。还有就是要降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高安居成本问题，核心就是高房价，城市居民都不能承受，更不要说农民来安居了。 鲍曙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现在中国城市化率差不多是44.6%，在近年城市化的增长里面，很大部分是农民进城，另一方面是整个城市的范围扩大了，这是有区别的。 中国10多年的城市化发展碰到了很多核心问题：第一是土地利用问题。一般情况下，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非常严格，目前为了大规模扩大城市面积，很多地方都想方设法转换土地用途，带来很大隐患。第二是人口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面生活、工作，但是没有户籍，不能享受城市里面的福利，这也是越来越大的问题。还有城乡差距问题，真正的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在城市经济体中，经济主体也存在三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再加上企业，地方政府有时候像政府、有时候又像公司，市委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CEO，他们有运作城市的能力，有经营城市的能力，有投资的能力。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中国的城市结构的扭曲，因为其不是市场化的自动选择。我把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定义为扁平化发展，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数量不够，这样一来，后果就是重复建设，还有中国的总的铁路和公路的运输距离，会越来越长，每单位GDP带来的能源消耗将会越来越高，还有环境的问题。城市规模过小的话，还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崛起，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好的池子，我担心到时候城市建好了，就业却没有。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从速度来看还是比较快的，过去20年大概每年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但深度不足，我们称之为浅度城市化。从经济社会的问题来看，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没办法在城市扎根；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空间流动，但是没有社会流动，我们所谓的城市化是没有户籍的人口为主导的城市化。浅度城市化带来很多问题，土地的有效利用问题、就业机会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很多准城市人口，他们基本上都把城市赚的钱汇到农村老家，在城市只做最低的消费，这对于城市的消费非常不利。 城市化的路径之辩 华生：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的安居问题，究竟有哪些可行的途径呢？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说，思路应该宽一些，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要拿出钱来，中央不仅从中央财政拿，而且包括从金融方面考虑，允许发放像农民工安居的建设债券，建立各种基金，总之要运用各种金融创新的手段。 在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问题上，我个人观点是都可以，只是有两个原则：第一，人在什么地方就业，就得在什么地方安居；第二，政府要有原则，不能提倡发展中小城镇，但全部的资源都投入到特大城市去。 袁志刚：中国将来的城市结构一方面要靠市场选择，一方面要靠政府选择，两者同等重要。首要的是要放开，让市场选择，政府定规则是可以的，比如说18亿亩耕地红线，刚才华生提出根据户籍人口的增加来加以分配土地，这个思路很好，但不管怎样你可以定指标、分指标，这个指标一定是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的，并且是跨省交易，只有交易才能出效率。还有地方政府要做公共产品，这是肯定的。 我们还要思考地方政府的改革动力来自何处？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好的一面，但是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这其中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的问题。如果这个东西不改变，中国的结构转型和城市化，都有很大问题。 左学金：要推动城市的包容性增长。浅度城市化和城市的包容性不足有关，关键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特别是进入了城市但没有取得城市户籍的那部分劳动力，他们要被城市所包容，不是用财政来包容，而是用公平竞争的法则包容他们。 我建议提高城市常住人口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里面涉及到财政的，比如说教育，如果达不到最低标准的，用财政转移支付。还有就是重新设计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转变职能也很重要，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共服务、鼓励制度创新的基础上面，另外要鼓励慈善事业。 政策配置 华生：我个人认为要建立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市场，这是解决土地收益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解决目前强拆事件频出的有效办法。 建立土地市场可以在具体方面进行设计，可以用地票的方式建立全面流转的土地市场，国家用征税的方式参与其中。比如对于农民，出售自己的宅基地或是农用地的使用权，到城市安居的在一定额度以内全额免税，这个市场一旦开通以后，也解决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权利平等的问题。现在大家说农民不能出售宅基地等不合理，但城市居民不能到农村购买土地，实际上也不合理。如果建立起土地市场，实际上是解决了双向的问题。国家可以用税收调节，只对第一次出售自己宅基地和农用地到城市安居的农民给予税收豁免，税收豁免有一定额度，比如说500万元。 袁志刚：我们目前大量的农民被城市化、被新农村化、被集中居住，根本问题就是土地指标，现在中西部很多地方的发展必须用农民的宅基地置换商业用地或者房地产开发用地。现在地方政府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过来，这个土地所有制变成国家所有，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产权形式，干脆是国家统一的所有权，使用权界定给农民70年，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这种做法肯定是利大于弊，而且如果真的出现一小部分人失去土地，还可以建设社会保障网把他们托起来。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我提出把土地、户籍制度进行联动改革，政策上特别需要做的事情是，除了要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交易外，也应该允许进城农民把他家乡的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带到城市里面，卖给或转让给就业所在地的政府去发展，相应来讲，他的就业所在地政府应该给他提供户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的东西。 成渝经验 王志浩（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重庆的改革是把宅基地变成耕地，从而增加新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重庆搞了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每两个月会有一个拍卖，买地票，地票是开发地的权利。对于开发商来说，买到地票就可以开发他以前买过的地，所以对于开发商来说，重庆的投资平台是新的试点，非常重要。拍卖有一个价格，这个钱产生的利润要流回农村，地方政府官员可以把这些钱补贴给被拆迁的农民，帮助他们去买新的房子。 重庆人非常愿意进行这个改革，他们认为如果可以跟上海或者北京连接的话，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上海的土地更有价值。理论上，对于国家的土地，我们要做一个流转的机制，这是好事情，但是在实际上，怎么去保证这些农民的权利，避免对他们的强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唯一的办法是确权，要不然，这个改革不能说是失败，但肯定会造成很多社会的不稳定问题。 李力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城市化引发土地资源重新配置，成都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通过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补充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挂钩半径，增加土地收益对农村的返还。在坚持用途管制下，通过指标交易可以让资金进入农村，最后收益从每亩几千元增加到每亩十几万元，这样可以有力带动农村建设。当然，挂钩指标要由土地交易所配置。 成都现在逐年减少征地规模，减少新征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逐年增加集体建设用地。当然不仅是土地的改革，还必须要有配套的改革，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确权和配套都是政府需要提供的职能。成都市政府做出了职能的转变，推进了部门职能整合，为城乡统筹提供了公共服务，进行农地确权。 但我认为不仅仅需要在成都、重庆开设土地指标交易所，这应该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应该扩展到全省甚至全国，这样才能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华生：成都和重庆各有可取的地方，成都最可取的地方是确权，将来任何交易必须以确权为基础，过去征地制度也包含了合理性，经过征地实际上是确权了，征地是确权的形式。重庆则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提到最前面来，这是一个亮点，城市化最大的难题不是城郊的土地怎么用，而是农民工及其家属怎么安置，重庆的做法将来会对大家有启示。 201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十二五的核心议题，并再次重申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即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落实。并且，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单兵突击式的改革已难以为继，需要全面改革方能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深化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国企、户籍等多方面的改革，需要推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通过综合措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会起到实效。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一、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评价公共服务型政府程度的重要内容。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的民生性服务，如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养老保障等；公共事业性服务，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公益基础性服务，如公共设施、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等；公共安全性服务，如社会治安、生产安全、消费安全、国防安全等。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做好了，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十一五以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发展失衡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问题，公众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享受不均，这些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从供给情况看，尚未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范围，公益性服务领域投入长期不足，历史欠账巨大，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从城乡情况看，农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可及性差。从区域情况看，不同地区公共服务差距比经济差距还要大。从不同人群情况看，城乡低收入家庭和社会困难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还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应当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范围，加强基层公共服务机构的设施和能力建设，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范有效运转。可以优先确定在底线生存服务和基本发展服务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等七个领域。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国，这项工作如果在十二五有较大进展，至少应当减少基尼系数0.05，将基尼系数从目前的0.48减少到0.43左右。 二、充分发挥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但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不能缺失。近年来，劳工工资占GDP的比重下降，无论是与中国过去比，还是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比，这一比例都过低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和不健全、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割裂了城乡劳动力市场、没有一个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等等。目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现象是，资本势力的张狂和强势，资本所得严重挤占劳动所得。中国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画面是：初次分配中农民工的工资被长期压低，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一些农民工的工资已经压低到很低的地步，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工资还经常被拖欠克扣，并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一些企业经常违背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延长劳动者时间、劳动保护不到位；相当多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等等。 从深层原因分析，上述现象是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尊重的体现，也与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缺位有关。就中国目前现状而言，中国各级工会组织，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要在一次分配体现公平，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真正发挥工会组织对劳工权益保护的职责，健全集体协商机制。通过健全劳动力规则，形成劳、资和政府三方合作伙伴关系，这也是政府在一次分配中应当尽到的责任。 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是制定规则，政府应当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指导线，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打击和取缔非法暴利等措施，从而合理划分国民收入的蛋糕，让劳动报酬占有更多份额。 此外，政府还应规范初次分配的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在最低工资、劳动工作时间确定等方面，虽然有相关的规定，但却疏于执行和监管，一些企业强制加时加班，滥用童工，私了工伤事故等违法违纪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自身的政绩，对于那些无视劳动法律法规的雇主们疏于监管，并与企业合力压低本地劳动力成本。因此，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为劳动者获得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 惟其如此，才是各级政府职责所在，也是一次分配体现市场公平的含义所在。 三、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 四、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在现行所得税分类征收方式下，由于缺乏对多种形式的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有效的监管手段，致使出现了富人少交税、穷人和工薪阶层多交税的逆向再分配局面，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主要表现在，纳税主体税负不公，税收政策不完善，城乡居民间、高低收入者之间、不同经济类型单位间存在税负不公的问题；税收待遇差别较大，费用扣除不合理，等等。此外，财政转移支付导向不明确，调节功能微弱，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范围模糊；转移支付形式繁多管理分散。应当加强个人收入调节。调节过高收入，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将高收入者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赠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设定应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做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推进分配公平。 五、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内容。中国的二元结构、鲜明的城乡差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缺陷和特点。除此之外，社保制度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覆盖面不足。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几乎都存在覆盖面过窄的问题，受到保障的主要是城镇正规单位职工，而非正规部门和非主流群体基本没有或只能享受部分社会保障。二是制度不统一，除城乡的制度性分割外，在城镇还存在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制度差别，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目前在很多地方实际上不是生存标准，而是政府财力标准。政府财力高，保障标准也就相应高。三是缺乏制度保障，至今未出台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资金缴纳、筹集缺乏强制性约束，社会保障执行标准的确定和执行还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为推进十二五的社会保障工作，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府的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稳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等内容。 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中，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中的分配比例是333037；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比例曾经是241856。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各级政府用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等权力在国民收入中进行分配，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利益主体。 政府分配占比高，问题症结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产权制度改革缓慢。因此，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深化资源价格改革，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出卖资源的收益，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产权是关于财产的权利。收入的分配无非是产权收益的分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原则是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由于我国要素市场不健全，要素的产权不明晰，使得各种要素的贡献不能完全按照公平的市场价值得到实现，产权利益扭曲。以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为例，持续至今，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有多年，但所有者虚位和政企不分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建立了公司制的企业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形成。企业产权制度缺陷已成为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企业产权制度不完备、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制度的情况下，草率实行经营者股权激励等向少数经营者倾斜的分配方式，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方面，农民拥有的只是对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却不拥有转让、抵押、入股等处置权以及相对应的收益权。农村土地没有真正成为可以在市场上流转和交易的生产要素。这种土地产权制度既不利于土地的合理配置和使用，还严重助长了政府批地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和徇私舞弊，使少数人中饱私囊，广大农民却不能从中受益。中国目前出现的大量的群体事件，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总体情况是，中国农民只得到了土地出让金的5%，其余则被政府和开发商占有。要做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在宅基地、农村承包经营、农村集体财产等多个方面确定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实际权益，建立承包地、宅基地的退出和补偿机制。 七、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要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就是要取消其依赖于户籍制度的各种歧视。这些歧视有些是体制原因，有些是发展阶段的原因。就是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充分考虑农民工户口迁入城市条件的设定，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例如，对现有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将政府土地收益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解决进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对在城里有连续五年以上工作记录的农民工，为其提供住房保障，纳入城市低保范围，给予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把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纳入城市失业和就业统计范围，通过建立统一的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保障农民工实现就业。 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为农民工提供日益增多的公共服务，逐步缩小依赖于户籍制度的各种歧视，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这对推进中国人口的城市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 八、推进三次分配体系的建立 民办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又称三次分配制度，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第三次分配体系的建立，在道德力量的支配下，社会成员以自愿捐赠等方式，资助困难群体，使社会分配更趋公平，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二次分配的不足。 中国自古就有崇尚恤老慈幼、扶贫帮困、乐善好施的传统风尚，但是现在中国企业在慈善方面的表现远远落后于西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没有在捐赠方面建立税收减免激励机制。例如，税法虽然规定企业的慈善捐赠在利润总额12%以内可扣除所得税纳税所得额，个人在所得总额30%以内也可扣除，但同时又规定只有捐给县以上政府或者是中央有关部门认定的公益机构，才能获得这种抵扣。这极大地限制了企业与个人捐赠的积极性。在中国，能够获得这种抵扣资格认定的公益机构很少，迄今只有区区几十家，而美国有100多万家，也造成了企业与个人捐赠的不方便。由于对政府和指定的公益机构接受捐赠后的行为及资金流向难以跟踪、把握，很多企业和个人并不愿意进行这种捐赠，这也是企业及个人对公益捐赠热情不高的原因之一。为此，要推进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就要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推进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推进慈善和公益事业体制机制，包括在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措施。 此外，收入分配改革还包括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手段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稳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努力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打击腐败等多方面的举措。通过综合配套措施，才能有效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17 /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