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本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_李肖亚.pdf

年月甘 肃 理 论 学 刊 ，第期总第 期 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李肖亚（），女，山东聊城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廊坊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儿童福利和教育福利研究；孙金明（），男，山东泰安人，廊坊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儿童福利研究。家庭资本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李肖亚，孙金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廊坊师范学院，河北廊坊 ）摘要 随着我国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低生育率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生育意愿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家庭资本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一致，家庭文化资本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家庭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家庭经济资本中现有家庭住房面积越大，生育意愿越高；此外，不同资本类型间的交互影响都不显著。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影响生育意愿的微观家庭因素，从而为制定提升生育率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关键词 家庭资本；生育意愿；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研究背景最新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年全国新出生人口 万人，为历年出生人口数新低，全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万人，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我国结构性的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生态失衡已成常态，且会演变为长期趋势。为了应对高龄少子化的社会挑战，扭转出生人口数持续走低的低生育率趋势，我国采取了谨慎的渐进式人口调整政策，从 年底“单独二孩”的试探性改革到 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再到 年快速全面放开三孩，政策调整逐渐加速。与此同时，配套性育儿服务和孕产假政策也迅速出台。但在一系列密集型政策之后，并未看到理想的或专家学者预料中的出生人口快速增长。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当年全国出生人口增加到 万人，年这一数据又减少到 万，此后每年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从 年的 万降至 年的 万，出生人口数再创新低。而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的极低生育率水平，由此，围绕中国低生育率的各种争议达成了官方和学界的一致共识，而如何提高民众的生育意愿也成为国家政策和学界研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生育意愿对生育具有重要的预示作用，生育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实现又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已有的对于生育意愿的解释主要从两个路径出发，一种是从经济、制 度等因素出发的结构主义路径，另一种是从价值观、态度、心理等微观个人特征出发的文化分析路径，且一般来说，在西方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转变时期，主要从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角度分析，而后现代时期的研究主要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为了探讨影响我国生育率转换的客观因素，本文基于结构主义的路径，对影响生育意愿的家庭资本进行研究。二、文献综述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意愿的现实状况 和影响因素 两个方面，并着重关注了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以往研究表明，结婚年龄、受教育水平、劳动参与、经济状况和已生育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生育意愿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启蒙运动以来对于人权的强调和女权主义的兴起使女性在家庭内外的地位得以提升，从而促进了西方国家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型。世纪 年代的避孕革命使女性取代男性对生育有了控制权，女性的价值偏好等个人特质因此成为理解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发现，相较于以职业为重的女性，以家庭为重的女性倾向于生更多的孩子，即生育决策方面的偏好理论（）。在养育子女的负担主要由母亲承担的社会中，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做出不再生育的决策，这种类型的社会其生育率也相应比养育负担分配更均衡的社会生育率更低。这种情形在中国也是如此。儿童照料问题成为影响生育的关键因素，社会性照料能够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不同生育支持政策或家庭政策的国家在生育率上也有所不同。此外，家庭之外的其他收入来源和福利支持也是降低生育意愿的因素之一，相关研究证明，中国实施的新农合制度和养老保险能够显著降低生育意愿，尤其是在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中，这种相关性体现得更为明显 。上述因素放到家庭内部来看，都与家庭资本有关。国内对于家庭资本的研究主要是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之上进行的 。布迪厄将资本界定为“人类劳动的积累”，是行动者拥有的“社会物理学能量”，使资本一词不仅局限于各种可见的形式，赋予资本社会关系的内涵 ，这是 世纪 年代以来的新资本理论对古典理论中资本的含义所做的重要补充之一。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是与场域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场域关系中，资本才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资本的形式也是无限的。其形式可以是技术资本、司法资本、文化资本、教育资本、组织资本、商业资本、符号资本、社会资本等”。但在正式谈及资本的类型时，布迪厄将资本分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基本上指文学、艺术和科学场域中的资本，社会资本是个人凭借持续的相互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所积累的资源 。科尔曼（）在其 社会理论的基础 一书中也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系统论述，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于家庭资本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布迪厄和科尔曼的思想，将家庭资本操作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类型，本研究亦采用了这种操作化方法。已有的对生育意愿的研究多侧重于影响生育意愿的某一因素，因此，本研究着重于考察不同资本类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以补充已有研究状况的不足。三、数据介绍和变量设定（一）数据来源本研究采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在全国 个省市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年的数据，具体模型拟合采用 进行分析。年的 数据共有样本 个，笔者在建模之前根据研究需要首先对数据进行了清理。由于我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的巨大差异，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城镇居民，主要 研究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因此仅保留户籍为非农业户口的样本。此外，在因变量“生育意愿”这个问题上，剔除缺失值和无效作答，经过这两个关键指标的筛选，最终有效样本量是 个。（二）变量设定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笔者用“如果没有政策限制，您希望生育的子女数”这一问题作为该变量的测量指标，由于样本中“希望生育的子女数”这一变量取值大于的样本数较少，不适合进一步做建模分析，故将因变量取值大于的样本合并到这一取值上。样本中因变量的取值在之间，由于该变量取值只能为离散型的正值，且介于一定的区间内，具有明显的计数特征，因此决定了本研究的模型拟合方法更适于采用泊松（）模型。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家庭资本，具体操作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类。其中，经济资本主要通过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和家庭住房面积三个指标来测量，分别是问卷中个人 年的全年总收入、家庭 年的全年总收入和现有住房的套内面积这三个问题。此处研究中纳入“家庭住房面积”这个变量，是考虑到当前我国大城市房价高企，住房成为收入、职业之外阶层划分的另一个参考维度，有房和无房、少房和多房、住房位于市中心还是郊区等成为影响家庭经济资本的重要标准。文化资本则主要采用布迪厄的定义，通过个人的受教育水平、配偶的受教育水平两个变量来测量。社会资本则主要借鉴了林南和边燕杰的研究，同时根据问卷问题的可获得性，采用了个人自评社会经济地位、遇到困难时的求助对象和父辈职业类型这三个问题来测量，其中父辈职业类型采取的是“岁时父亲的职业”这一常用问题。“遇到困难时的求助对象”这一问题是以量表形式来测度的，量表共包含五个问题，每个问题的求助对象都包括关系密切的家人、关系更疏远的家人、亲密朋友、邻居、同事、其他人、没有人可找这七个选项，求助对象呈现出越来越疏远的序次关系，笔者将这些选项依次赋予从至不同的分值，并最终计算量表中问题的总得分，以总得分代表遇到困难时求助对象的多寡。此外，为了检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彼此之间相互加强或削弱的关系，还引入了交互项来考察不同资本类型间的交互关系。此处主要考察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的交互项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受教育水平和自评社会地位的交互项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表部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变量说明均值标准差变量说明生育意愿 计数，取值个人受教育水平 定序，为没上过学，为大专及以上配偶受教育水平 定序，为没上过学，为大专及以上个人收入 定距，对数化家庭收入 定距，对数化家庭住房面积 定距，对数化自评社会经济地位 定序，为上层中上层，为中下层下层可求助对象 定序，最低分，最高，分数越高可求助对象越低父亲职业类型 定类，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是企业，是无单位或个体户，是社会团体民族 虚拟，为汉族，为其他民族宗教 虚拟，为有宗教信仰，为无宗教信仰婚姻状态 虚拟，为有配偶，为无配偶政治面貌 虚拟，为中共党员民主党派，为群众注：为了增加精确性，模型中的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和家庭住房面积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分析结果（一）统计描述分析近年来，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偏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表可以看出，在生育数量方面，城镇居民的理想子女数量自发地减少到了和的低生育水平，的被调查者的期望子女数量是个，的被调查者期望子女数是个，这两部分之和占了总样本量的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外在强制性因素，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也维持在了低水平，这从侧面印证了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该数据显示，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 和 个。其次，城镇居民中性别偏好已显著降低，有 的被调查者认为男孩女孩都一样，剩下 的被调查者中 有 的被调查者偏好女孩，的被调查者偏好男孩。表生育数量偏好与性别偏好期望子女数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期望的孩子性别男孩女孩男女都一样不知道合计 （）（）（）（）（）（）合计 （）（）（）（）由图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出生队列的人口其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都随出生年龄的推迟呈下降趋势，且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都已经低于人口的自然更替水平，但生育意愿的下降不如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趋势更为剧烈。这说明，由于某些因素部分生育意愿并没有实现，而正是这部分生育意愿是有可能通过政策调整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的。由于本文应用的是 年的调研数据，鉴于调查时 世纪 年代出生的人口尚未达到结婚生育的高峰期，所以此处的生育水平不具参考意义，但从 世纪 年代的出生队列开始，由于计划生育等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生育水平就已经处于低值。之前有学者提出，不同于西方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水平，中国呈现出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的特点，但从本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逐渐呈现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生育水平的特征，这与西方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水平转变路径一致。图不同出生队列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二）回归分析如果事件独立出现，且具有恒定的概率，则在一段时间内事件的计数就遵循泊松分布，泊松分布即是事件发生次数很多时二项分布的极限分布。即（；，）！假定在某个时段内（）观察到事件的分布概率（即随机变量取值的概率）可表示为（）！（，）上述分布中的即为数学期望。此时拟合的对数线性模型即称为泊松模型。本研究中因变量是被访者在没有政策限制下的“希望生育子女数”。由于子女数量只能是一个离散型变量，且个人由于生理限制所能生育的孩子数量是有限的，根据数据描述结果来看，整体数据均值为 ，方差为 ，方差小于均值，因此，本研究适用于泊松模型进行分析。如表所示，在基准模型中，只有年龄和宗教信仰两个变量的影响显著。其中，年龄每增长一岁，子女数量增加（）倍；从无宗教信仰转变成有宗教信仰后，子女数量增加了 ，这可以被解读为生育数量与宗教教义有关。性别、是否 少数民族这些变量影响并不显著。我国自 年初在 年到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明确提出，“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实行这一政策，此处民族变量影响不显著，少数民族呈现出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汉族人口同样的生育意愿，说明在国家政策之外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在模型中，纳入了文化资本变量，由表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与生育意愿成负相关，配偶受教育水平较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配偶受教育水平在变量的每一个取值上都在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配偶受教育水平为小学或初中的群体生育意愿是没受过教育的群体的 ，配偶受教育水平为高中或职高的群体生育意愿是没受过教育的群体的 ，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群体这一数值为 。由此可见，是否受过教育对生育意愿影响显著，而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并没有持续降低生育意愿。这一趋势也体现在个人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上，受教育水平为初中或小学的群体生育意愿是没受过教育的群体的 ，受过高中或职高教育的群体生育意愿是没受过教育群体的 ，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群体这一数值为 ，但并不显著。总体而言，文化资本变量的检验结果验证了以往的研究。模型引入的是经济资本变量，由表数值可以看出，经济资本的测量指标中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家庭住房面积每增加，生育意愿是原来的 倍，这也印证了家庭住房面积对城镇居民的重要性。模型引入的是社会资本变量，由表中数值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整体上并无显著影响，且影响机制亦比较复杂。一方面，个体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生育意愿越低，可求助亲友数量越少生育意愿越低，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量两个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父亲职业这一变量也仅在无工作单位和个体户这一取值上显著，父亲职业为个体户或无工作单位的群体生育意愿是父亲职业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群体的 倍。模型引入的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互项，个人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的交互影响在任一取值上都不显著。研究还做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家庭收入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以及个人受教育水平和个人职业的交互影响，但也是每一个变量取值都不显著，因此没有在表格中显示。模型说明不同资本类型间在生育意愿上并无交互影响，或者影响机制尚未明确。表家庭资本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影响的 模型变量基准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性别 （）（）（）（）（）年龄 （）（）（）（）（）民族 （）（）（）（）（）配偶 （）（）（）（）（）宗教信仰 （）（）（）（）（）政治面貌 （）（）（）（）（）续表变量基准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个人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个人受教育水平（普高职高技校）（）（）个人受教育水平（大专及以上）（）配偶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配偶受教育水平（普高职高技校）（）配偶受教育水平（大专及以上）（）家庭收入 （）家庭住房面积 （）自评社会地位（中）（）自评社会地位（中下下）（）可求助对象 （）父亲职业（企业）（）父亲职业（无单位个体户）（）父亲职业（社会团体）（）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 家庭收入（高中职高）（）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大专及以上）（）（）样本量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三）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模型的构建是否具有稳健性，研究还采用了 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模型主要用于因变量为定序变量的情况下，适用于本研究中因变量为生育子女数量的情形。在 模型中，按照前述 模型的构建方式，分别构建了基础模型和检验模型，其中基础模型仍然纳入了和泊松模型一样的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人口学基础变量，在检验模型中亦和泊松模型一样先后检验了以家庭收入和家庭住房面积为指标的经济资本变量、以个人受教育水平和配偶受教育水平为指标的文化资本变量，以及以自评社会地位和可求助对象为指标的社会资本变量。为了数据的简洁起见，文中仅对比展示了 检验和 检验中基本模型和经济资本的验证结果。如表所示，模型中相应变量的取值较 模型中相应变量的取值要更小，模型中影响不显著的变量在 模型中有可能显著，如基准模型中的政治面貌变量和模型中的性别变量；而 模型中显著的变量取值在 模型中仍然显著，且部分变量显著性增加，如模型中的家庭收入变量。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结果比 模型的拟合结果更具稳健性，前述回归分析的结果得到了验证。表 模型和 模型的检验结果对比变量 基准模型 基准模型 模型 模型性别 年龄 民族 宗教信仰 政治面貌 家庭收入 家庭住房面积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五、结论与讨论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年的数据，分析了家庭资本对于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将家庭资本操作化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类型，分别考察了三种资本类型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了其交互效应，本文的主要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进一步验证了以往研究中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家庭文化资本中的典型变量 个人受教育水平和配偶受教育水平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具体到不同受教育年限的群体，受教育年限的增高并不会带来生育意愿的持续降低，生育意愿差别最大的群体是没受过教育和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群体。第二，家庭经济资本中家庭住房面积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比个人收入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都要显著。第三，家庭社会资本中自评社会地位、父辈职业类型和需要帮忙时的可求助对象这几个测量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即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并没有直接影响。第四，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如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并不显著。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义务教育的普及，国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水平的降低也是必然的趋势，这是应对低生育率陷阱时要明确的前提条件。家庭资本是家庭能够掌握的主要资源类型，是家庭嵌入社会中获取其他资源的媒介和途径，从而也会影响其生育决策。在住房阶层化日趋显现的今天，家庭住房面积也成为多孩生育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家庭政策的制定亦应考虑到这个问题。而社会资本中自评社会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明显，这既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自评社会地位这个变量的测量本身存在偏差，学界中运用较多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能不能反映被调查者的真实情况值得商榷。此外，变量的内生性也是需要考量的，这也是本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就我国家庭政策的现实状况而言，我国应逐步 建立起全面的生育支持体系。从先行进入低生育率阶段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二战以后，尤其是 世纪、年代福利改革之后，家庭政策成为欧洲福利国家的重点领域。随着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从社会保护向社会投资转变，尽管各个国家在社会结构、福利传统和福利体制上各不相同，儿童和青少年都日益成为其福利支出的重点对象。福利国家实施的诸多政策工具涵盖了生育相关的各个领域，如为母亲怀孕至分娩期间提供的医疗保健、信息咨询和住院分娩服务；生育时的一次性补贴或婴儿用品；为降低家庭养育成本提供的定期、长期的经济援助，如家庭津贴、税收优惠或支付部分教育费用等；旨在帮助父母平衡工作和育儿的各项支持性内容，如育儿假、儿童保育服务；支付给因照顾年幼子女而停止工作的父母的其他福利。这些不同的政策措施沿着去商品化、去家庭化和去性别化的制度设计展开，相互独立而又层层递进、相互补充。有学者认为，家庭政策的不同导致了欧洲各国生育率的差异，在欧洲各国实施的政策中，促进男女性别平等、助推女性生育后尽快回到职场的“去家庭化”政策与兼顾家庭的“再家庭化”政策的 结 合，能 够 最 大 限 度 地 促 使 生 育 率 的 回升，在 我 国 的 家 庭 政 策 设 计 中 也 应 对 此 有 所借鉴。年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该 决定 从生育、养育、教育等多个方面推进了有助于提高生育水平的措施，涉及家庭、就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国家等多个主体。此后，在该 决定 指导下，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配套政策，其中既包括深入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延长产假、设置育儿假、发放儿童津贴、扩大生育保险的报销范围等生育支持，又包括建设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保障性住房分配向多孩家庭倾斜等养育支持，还包括推动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教育支持。但是，综合来看，我国的家庭政策仍处于较低的层次，一方面，实质性的现金补贴刚刚起步且水平较低，不足以缓解高额的育儿费用，且很多地方尚没有出台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托育服务体系相对匮乏，难以满足现有的服务需求；此外，去性别化政策缺失，导致女性面临更严重的生育惩罚。因此，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时，我国首先要加快步伐，尽快补齐政策短板，与此同时更应该注重系统施策，注重政策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参考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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