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中英中国两会新闻对比分析.docx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中英中国“两会”新闻对比分析 谢佳宁黄洁芳内容摘要：本研究以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和他的三维分析模式对2016年3月的英国经济学人和中国日报中有关2016中国“两会”的新闻报道做对比分析，探讨两家媒体在中国“两会”报道问题上所反映的各自的语言、意识和态度。研究发现，经济学人侧重论述中国“两会”的形式主义，而中国日报则着重宣传党的政治理念，党的地位不可动摇等思想。两国媒体报道的不同侧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英两国在民主自由理念和国家政党地位等问题上的理解差异。关键词：2016中国“两会” 批评话语分析 三维分析模式 费尔克劳 意识形态一、绪论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两会”）作为我国特有的民主、政治交融成果，生动地反应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剖析了中国在政治、民主、社会等方面存在的优缺点，在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因何快速崛起、高速发展的问题上有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新闻的极大关注。新闻中的意识形态往往被自然化，成为常识性的东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形成非客观公正的认知。罗杰福勒（1979）提出一切存在于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里的语言都影射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新闻语篇报道的可行性。福勒教授认为，新闻报道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政治世界的产物，基于这点，新闻报道才会形成，而其对外宣称的客观事实陈述的职能其实造成了大众对其认知的一种误区。傅科（1980）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和政府机构就是靠掌握新闻语篇来掌握权力的。批评话语分析起源于批评语言学，旨在将语篇研究与该语篇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探究文本是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环境的作用下产生并制造权利、传递主观认知，并使之合理化的现象，从而揭示语篇背后隐藏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因此，新闻语篇的不公正、不客观性决定了其近年来被广泛地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例如冯？戴伊克1991年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分析了新闻报道背后反映的种族歧视问题、田海龙2011年利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所反映的社会变迁问题等。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英国经济学人和中国日报在报道2016“两会”新闻语篇上的差异，可以有效地研究中英两国在民主自由理念、国家政党地位理解上的区别，帮助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2016“两会”传达的思想。二、费尔克劳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从批评视角研究话语的一个发展阶段始于1989年。它以社会实际问题为讨论对象，将语篇视为一种社会实践，研究分析语篇产生的社会以及文化背景，是一种综合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多门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由于批评话语分析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学界对它的界定也众说纷纭。笔者认同范代克的观点，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并非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一种视角（van Dijk， 2009b）。因此，本研究选取费尔克劳“辩证关系”学说里的经典三维分析模式（Three Dimensional Model）作为研究方法，开展相关的研究。费尔克劳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它属于社会，是一种社会进程，同时又受社会所制约。他认为话语是一种同时包含话语、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话语事件，是构成社会实践活动的符号成分。因此，费尔克劳在他1992年出版的话语与社会变革（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一书中，提出了话语的“三维语篇概念”：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根据话语的“三维语篇概念”，费尔克劳进一步提出了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1.描述文本的形式特征；2.解释文本与交际的关系，即文本是交际（生产）的产物，同时也是解释的来源；3.说明交际与社会情景的关系，即阐释社会情景对生产和解释过程的制约及生产和解释对社会的影响。以上内容构成了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分析框架”，并被广泛应用于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基于上述框架，本研究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意义。1.描述。描述旨在形容文本的形式结构特征，因词汇是构成文本的最基本要素，本研究在此階段主要描述两家报社在词汇选择上的差异。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来自不同新闻机构的记者可能采用不同的词汇去描述同一事件，这就反映了他们对事件的不同理解和态度。范代克也提出，我们进行写作的时候，对于词汇的选择并非无意，而是有意为之。特定的词汇用于表达特定的语句，暗含特定的价值取向。2.解释。解释阶段则阐明文本与交际的关系，即文本是交际（生产）的产物，同时也是解释的来源。通常来讲，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记录他人所说的话。新闻记者转述他人发言内容的方式往往折射记者对报道事件的暗含态度。3.说明。说明阶段主要研究交际与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即语言运用如何反映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影响语篇差异的。本文主要从中英两国对民主自由理念、国家政党地位理解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两家新闻报道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差异。三、分析与讨论本研究采用费尔克劳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和他的“三维分析框架”作为研究手段，对来自2016年3月的经济学人和中国日报中共计14篇2016“两会”新闻报道做对比分析。这几篇新闻报道从“两会”会议模式、供给侧结构改革、产能过剩、罢工情况、经济放缓和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报道。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3个具体问题：（1）两家媒体在词汇选择上有何差异？（2）两家媒体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使用上有何不同？（3）两家媒体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区别？1.描述经济学人和中国日报均描述了中国政府在2016“两会”上所发挥的作用，但两家媒体报道所选用的词汇的意义大多截然相反。中国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在党的执政能力上表达了绝对的信心和支持，有这样的例子： The year 2016 is the starting year of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towards 2020 by when China vowed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aspects. China aims to double the 2010 GDP and per capita personal income by 2020. （中国日报，2016年3月5日）China plans to strengthen its efforts to reduce overcapacity and increas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said Xu Shaoshi， head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n Sunday. Chinas overcapacity reduction will benefit from its collaboration with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country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 said. （中国日报，2016年3月6日）在这篇新闻报道中，中国日报运用大量积极性词组，诸如vow to complete（发誓完成），aim to double（有志加倍），plan to stregthen（计划加强），reduce overcapacity（减少过剩产能），increase cooperation（加强合作），build infrastructure（建设基础设施）以及benefit from（收益）等。与中国日报以往报道中国国内问题上中国政府形象时所用的方法相同，这篇报道也致力于弘扬中国政府政策制定有效务实、惠民利民。除上述具体实例以外，中国日报其他几篇报道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表达积极意义的词汇，诸如，rally（团结）， follow（跟随）， act consistently（行动一致） ，will not be daunted （不会畏缩不前）， vowed to address （发誓解决）， has included policies （已纳入政策）， push forward （推进）， have taken measures （已采取措施）， have already made action plans （已作出计划）等具体实施性动词。通过这些词汇大量、反复堆砌的使用，中国日报向读者展示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在平衡就业与改革问题上有责任心、有能力的领导形象。而经济学人在2016年3月12日和19日两期报道中则充满了批评“两会”形式主义、中国政府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词语。有这样的例子：Once a year， the 3，000 or so delegat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Chinas parliament， meet in Beijing to rubber-stamp decision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made in secret by leaders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经济学人，2016年3月12日）在这段研究样本中出现了rubber-stamp一词，在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中，“rubber-stamp”一词被解释成：When someone in authority rubber-stamps a decision， plan， or law， they agree to it without thinking about it much. （不多加思考而盖章批准）。经济学人在“两会”报道上使用了这个词汇，言外之意是指“两会”代表不加求证就通过了党中央的提案，表现了代表的政治意识缺失、“两会”趋于形式主义等思想，明顯带有贬义色彩。其实自1986年“两会”现场投票器改为不记名电子设施以来，代表不再担心结果的公布会影响自己的仕途，在投票时更为客观大胆，尽可能地做到了真正站在民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也是民主真正的意义。而经济学人在涉及两会报道上仍坚持使用该词，这无疑反映了记者的意识形态偏见。由上述例子可见，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媒体报道时使用的词汇往往不同。对比两家媒体报道时使用的词汇差异可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发掘报道者的意识形态区别。2.解释直接引语在引用上保留原有话语的形式与内容，旨在增强被报道事件的真实感与客观性。戴炜华（2002）也提出，记者常通过引用当事人或权威人士的发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从而加强读者对记者观念的认同感，这体现了直接引语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间接引语在引用上则采取转述或者解释的方式，因此不可避免的夹杂了记者对事件的主观态度。辨别二者最直接的方式是观察句子是否有引用号。在中国日报的10篇报道中，多处出现直接引语及间接引语，且每篇报道就有2-3处的直接引语应用。具体例子如下：Chi Fulin， a national political advisor and director of the China（Hainan） Institut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aid， There are several very positive indicators in Chinas economy， for instance， fundamentals still in a reasonable range， a booming service sector and industrial restructering. （中国日报，2016年3月5日） China will not have another layoff wave as it reduces overcapacity in such sectors as steel and coal mining， Xu Shaoshi， minister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said on Sunday. （中国日报，2016年3月7日）通过这两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使用，中国日报强调，中国经济前景明朗，政府新出台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减少过剩产能问题上不会影响到民众的就业问题，国家也将出台相关政策确保“下岗潮”不会出现。然而，通过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其转述内容的消息来源均来自于中国政府机关高层，如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徐绍史，国家发改委主任等。消息来源虽然具体，但在涉及国家改革对民生带来的影响问题上，民众应为最直接的体验者，并有着最真实的感受。而中国日报的报道中却只给出了党政机关喉舌的评论，缺乏底层民众直接的真实情况反映。经济学人只有2016年3月12日和19日两期文章涉及“两会”报道。在这两期中，直接引语仅出现一次，其他均为间接引语。具体例子如下：“Communist Party give us back our money”， “We want to live， we need to eat！”“We have no money to eat. What do they expect us to do？”said one woman angrily before being told by police to stop talking.On March 6th Mr Lu （Hei Longjiangs governor and its deputy party-chief） said Longmays 80000 coalface workers had not gone unpaid in any month， nor had they been shortchanged a single cent. This prompted outrage in Shuangyashan， where many people said that some miners were owed up to six months wages. To avoid heavy punishment， protesters in China normally stop short of attacking senior leaders by name. One of the miners banners， however， proclaimed： Lu Hao talks rubbish with his eyes wide open.（經济学人，2016年3月19日）通过使用这两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经济学人强调，中国国有企业因政府强制推行的减少过剩产能政策出现大批罢工，底层群众因工资拖欠大举游行，民众言论自由、报道自由受政府限制等诸多问题。然而，通过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经济学人引语转述的来源十分模糊，如一个女人；一位矿工游行示威者等，并不确定被转述人的具体身份和背景信息。辛斌（2006）讨论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上直接话语与间接话语的应用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关系时，通过调查新闻的消息来源，也发现纽约时报不确定消息多达38.2%，而中国日报仅为12.6%。然而，辛斌仅研究了消息来源的不确定性对报道产生的影响，并未进一步研究消息来源阶层的选取在新闻报道中的意义。本研究则发现，消息来源阶层的选取明显表示了报道者的立场和倾向。高层官员大多会褒赞政府工作而回避谈论政策消极的一面，而基层老百姓则恰恰相反。中国日报选取中国政府官员作为消息来源在于弘扬中国政府解决内政的能力，表明中国日报力图加强读者对政府工作的信心。而经济学人则选取了底层民众作为消息来源，其目的在于批评中国政府无能保证民生、压迫民众言论自由，从而创建一个失职的中国政府形象。3.说明中国日报和经济学人在涉及两会的报道上出现如此大的分歧，体现了中英两国对民主概念根本理解上的不同。而英国在民主的问题上并不具有独特性，它背后反映的是整个西方对中国民主认知的不赞同。因此，中英民主理念理解的差异本质上其实是中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不同。西方人对民主有着天然的认同感。无论在冷战时代还是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民主始终是西方国家干涉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依托之一。西方之所以向中国乐此不疲地灌输他们的民主理念，其主要前提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够民主，不符合时代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实行国家首脑的普选，也没有确立公民对政治权力发挥实际影响的机制；二是党和政府对大众媒体的管理比较严格。因此，经济学人的报道中就有大量批判中国经济增长与治理成效的话语，以此凸显中国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缺口，即中国无选举民主，从而达到宣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优越性的目的。而如果我们探究中国的民主政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其实是有选举民主存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上就是选举民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明确赋予国民中年满十八周岁且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所有公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与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议员选举等不同，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讨论内容往往得到中外媒体更多的关注。这一点使得诸多国外媒体包括经济学人在分析中国民主政治的时候忽略了代表选举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选举民主。西方自由民主有几大核心关键词，诸如，言论自由、选举官员、多党竞争、司法独立等，这些已经成为了外国评判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教条”。因此经济学人在分析中国“两会”的时候才会产生“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合法性是通过什么获得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大，能否发挥实质的监督功能”等疑问。笔者认为，民主自由的概念由人类共享，不同国家在实际应用这些理念时会依据本国国情进行不同的实践操作。西方试图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理念普适化，并以此攻击中国事实上是不合理的行为。 此外，中西方对于政党地位认知的不同也导致了经济学人和中国日报报道上的迥异。英国实行两党制，两党竞选轮流执政。落选的党派成为在野党和反对党，主要监督执政党的工作，挑剔政府工作的问题。因此，任何一个执政党在政策制定时都需要平衡两党的利益，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从而避免被取代的风险。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在内推崇人的自然权利，强调社会的独立性，反对国家政党干预，认为它们的存在旨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在民主政治的实际运用中，西方国家发挥了这种重视社会、缩小政党的观念，加重公民在国家运行过程中的决策作用，认为公民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西方民主政治在实施的过程中更为体现民众以及社会的自主性。与英国先有议会后有政党，政党在议会中产生发展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沒有民主自由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背景下建立的。因此，中国并没有选取政党的制度。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的执政党地位，始终代表了中国人民和政策制定的最高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的党，而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很少被使用，似乎只是中国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公民社会其实并不发达，国家在民主政治的实施过程中始终体现了对政治权威的依赖性。因此，就这点而言，民主政治在西方具有更多的自发性，而在中国表现为更多的自觉性。四、结语通过对比分析中国日报和经济学人共计14篇的新闻报道，我们明确了报道差异如何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语言运用又是如何传播和强化报道者特定的意识形态。传播批评语言学的目的就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然而，本研究在报道来源上仅选取了两家媒体的部分报道，且中英报道篇数不对等。此外，本研究仅选取经济学人一家媒体作为英文文献来源，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因此具有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针对更广范围之内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出新闻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值得我们注意并且反思的是，中国在完善选举、推进协商的民主政治道路上确实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但外媒在报道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中西民主自由理念在实际应用上的差异。（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