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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痕都斯坦玉

陈颂华/文
在古代中国，帝王的喜好往往影响着一整个时代。古人的审美风尚，也往往因之而来。
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写赞辞，王羲之被冠以“尽善尽美”之名。自此，历代书家莫不以王书为书统正宗，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可谓与唐太宗密切相关。
到了北宋，宋徽宗富丽精工、水墨设色的花鸟画，讲求“形似”和“法度”的绘画思想，独特的“宣和体”花鸟画审美标准，对后世花鸟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历代鉴藏家对其推崇备至。
明永乐时，沈度以长于台阁体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赏识，被其誉为“我朝王羲之”，名重一时，沈度、沈粲兄弟因此得到重用；清初，因康熙对董其昌书法的偏好，整个清代“士子执管者，莫不习董”，举世“专仿香光”。不精研帝王雅好，即使博学如文徴明，也只能落第而归。
时至乾隆时，人们对舶来品的向往，几乎是空前的。在乾隆一生800多首赏玉诗文中，关于这种玉器的诗多达65首，由于乾隆皇帝的激赏，使其价格高涨，而这种玉器的风格，则风靡了整个中国。
乾隆在诗中盛赞道：“西昆率产玉，良将出痕都”；“痕都水磨工，精巧信难穷”；“薄过刻片楮，轻喻举毛鸿”； “玉既莹净，器薄如纸，良材巧琢，非中土玉工所能仿佛也。”
这种乾隆时被推崇备至的玉器的产地，有一个乾隆钦定的名称——痕都斯坦。
痕都斯坦与莫卧儿王朝
虽然痕都斯坦玉器流入中国的历史已有几百年，对现代人来说却仍然很陌生。的确，痕都斯坦这个拗口的地名，今人已经无法将它与世界地图上的任何一个国名相对应，而我们也无从寻找痕都斯坦准确的地理位置。
事实上，清人所称痕都斯坦亦有“温都斯坦”、“痕奴斯坦”等译名，转译自回部（即新疆维吾尔族）伯克等首领所言的“印度国”之名，实即印度莫卧儿帝国，亦译为蒙兀儿帝国，位于今新疆之西北。成书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载：“痕都斯坦，在拔达克山西南，爱乌罕东。国公治玉，以水磨成器最精，为内地弗逮，旧于叶尔羌贸易，乾隆二十五年颁书赠物，今通市如故，”又称：“拔达克山西南行，有部曰爱乌罕，东南为痕都斯坦部，距葱岭外大国，又东为巴勒提。”
建立于1526—1858年的莫卧儿帝国，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自今中亚南下入侵印度建立的封建王朝。在帝国的全盛时期，领土几乎囊括整个印度次大陆以及中亚的阿富汗等地。“莫卧儿”这个名字意即“蒙古”，这个强大的封建伊斯兰王朝，与蒙古有着很深的渊源。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帝国分裂，军事贵族帖木儿建立了帖木儿帝国，囊括中亚与中东的部分区域。到了十五世纪末，帖木儿帝国分裂后，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被乌孜别克人逐出中亚后率军南下占领阿富汗，1526年侵入印度北部灭德里苏丹国。到查罕杰和沙·贾汉时代，莫卧儿王朝国势日盛。文化艺术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君主沙杰罕为宠姬泰吉·玛哈尔修筑的陵墓——世界七大建筑奇迹泰姬陵，就是这一时期王朝艺术水准的典型代表，它体现了这一时期民族传统与中亚及波斯艺术相结合的艺术特点。
推开东亚的大门——香妃与玉碗
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和卓木使者呈贡一件玉碗，据考证，与此玉碗一同入宫的还有一位回族贵族女子香妃。据《清史稿》记载，约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间（1756、1757），有“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麦女”入宫，后来封为“容妃”，也就是民间传说的“香妃”。或许是异域风情的魅力，使乾隆对玉碗与香妃都钟爱有加。
这只玉碗高5.6、口径13.5厘米，口缘下三分之一处壁厚0.3厘米、青灰色玉。圆碗，侈口，口缘略向外卷，高圈足。口缘及器腹下方各有弦纹一周。外壁加琢乾隆二十一年（1756）御制诗四十字、“乾隆御题”四字及“德充符”玺文一方。该诗收录于《清高宗诗文全集》御制诗二集。原文中附有诗注五十二字：“回部叶尔奇木哈什哈尔初役属于准噶尔，为所拘絷，因我大军戡定伊犁始释之，令归所部。其长伯克和卓，遣使求内属，此其所贡也。”由诗注及清史资料可知，当时南疆叶尔奇木、哈什哈尔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木兄弟，正被准部拘絷于北疆的伊犁，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讨伐伊犁成功，释放二人，并令大和卓木回到南疆。次年大和卓木遣使求内属，并呈贡这件玉碗。这玉碗可谓是大清国国威的象征。
民间有关香妃的传说极多，其中不乏离奇故事。而史料中所记载的香妃确实在宫中地位极高，并享有特殊待遇。香妃在宫中可穿维吾尔族服装，宫中专设了维族厨役，以使她保持维族饮食习惯。她还多次随乾隆出巡，从出巡记录来看，她的地位在不断提高，所得赏赐不断增加。据记载，乾隆为使她安心皇宫，不恋故土，不惜重金，在皇宫中复原西域贵族生活情境，而痕都斯坦玉器自然成为了居室陈设的首要器物。
如今，斯人已去，这些温润精雅的痕都斯坦玉器，或许就是她美丽形影的化身。香妃和玉碗为我们推开一扇通往东亚的大门，并使乾隆晚期的玉器市场刮起影响深远的“伊斯兰风”。
“水上漂”的鬼工与文化融合的结晶
神奇的痕都斯坦玉器还有另一个名字——“水上漂”。因其器物薄巧，故而放在水上能漂动，不会沉入水中。先进的水磨雕琢技术，使其通体既细且薄，玲珑薄透。这种工艺的难度极高。玉雕匠人需随着器物的形状，将实心的玉料掏空，器物壁身的厚度最薄的只有一两毫米，因为器胎的坯体薄、强度低，制作过程中极易破裂。
难怪，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赞其为鬼工：“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为第一，其地即佛经之印度，汉书之身毒，精是技者，相传犹汉武时玉工之裔，故所雕物象，颇有中国花草，非西域所有者。沿旧[来自w]谱也。又云别有奇药能软玉，故细入毫芒，曲折如意。余尝见玛少宰兴阿，自西域买来梅花一枝，虬干夭矫，殆可以插瓶，而开之则上盖下底成一盒，虽细条碎瓣，亦皆空中。又尝见一钵，内外两重，可以转而不可出，中间隙缝，仅如一发，摇之无声，断无容刀之理，刀亦断无屈曲三折，透至钵底之理，疑其又有粘合无迹之药，不但能软也。此在前代，偶然一见，谓之鬼工。今则纳磡输琛，有如域内，亦寻常视之矣。”
寥寥数语，写出了时人对痕玉的产地、样式的认识以及对其加工工艺的猜想，并指出痕都斯坦玉器纹饰中有中国花草图形。可惜的是纪晓岚对两件器物的描写，已无图片可印证。但据现存可考的实物来看，所谓痕都斯坦玉器的风格，确实包含了中国元素。
英国伊斯兰玉器研究权威斯喀尔顿先生以V&A博物馆馆藏——沙杰罕羊头瓜瓣玉杯来做分析认为，莨苕图案源自欧洲建筑，羊头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葫瓜造型取自中国，莲花座则属印度本土。这件刻着回历1057年（公元1657）以及莫卧儿王朝皇帝尊号沙杰汗的玉杯，成功将多种元素融合一体，用硬又韧的冰冷玉料，捕捉大自然的奇妙生机，既精巧雅致，又生机盎然。
可以说，“痕都斯坦玉器” 是多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
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原因：唐代东突厥灭亡后，西突厥即辗转到土耳其立国，而元代成吉思汗建立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亦将中原文化传至中东及欧洲，及至乾隆皇帝用兵西疆，得到了融合世界各国元素的伊斯兰玉器，其工艺技法又回传至中国。
与元青花一样，痕都斯坦玉器也是蒙古族文化、汉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相融的产物，见证了唐太宗、成吉思汗、清高宗这三位开疆拓土的盛世功勋。
公然作伪——横行的赝品
由于乾隆对痕都斯坦玉器的激赏，市场对其的需求量飞速上涨，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官方与民间都开始仿制这种玉器。
不过古人的造假，要比现代人高明得多。在科技与资讯极不发达的清代，能进行造假的工匠，往往也是技艺卓群的，用来造假的玉料同样也是一流的。工料俱佳，使赝品也颇有艺术价值。
从档案可知，乾隆四十三年（1778）时，有中国的江南玉工在回部叶尔羌建立自己的作坊，不但接受清廷的疆吏委托制作“痕都斯坦玉器”，成品也销往内地。除了江南玉工之外，还有维族玉工参与仿做赝品的行列，不过后者的手段又下一档次，通常器壁厚重、抛光粗哑。到了乾隆晚期，甚至有苏州玉工在苏州雕琢好伪作运送到回部，冒充痕都斯坦玉器出售。
不过，再高明的赝品玉工，因为是不了解伊斯兰文化的中国人，他们所作的器物，往往在细微之处流露出中国器物的味道。
乾隆晚年在得到一件式样与商周青铜器很相似的玉盂之后，依然不厌其烦地为之赋诗，不过在诗注里，乾隆心存疑惑地写道：“似窃中华之式”。我们无法探究乾隆是否察觉新疆入贡的玉器中混有赝品，还是虽然有觉察，但也毫不在意。在赝品横行的乾隆晚期，伪作的购买者往往知假买假，毕竟真正的痕都斯坦玉器，民间确实很难领略其风采。人们也无法去到那个遥远的莫卧儿王国一探究竟。于是，玉器上只要具有伊斯兰独特的纹饰——莨苕叶、西番莲与铁线莲等“祥花香草”，消费者也就认可了。因此作伪者越来越大胆，从最初的模仿开始进行臆造式的创新，他们不仅在器物上雕琢中国式的活环，并开始制作中国文人书房中才有的陈设器。
清碧玉金丝盘，浅碧绿色玉，尚称温润，局部大片浅褐色。琢作椭圆形盘，盘心雕一平展的莲花，莲瓣尖且参差密集，花心镶嵌绕以金丝的红玻璃一粒。盘面及盘底沿周边琢花叶纹一圈；均以带茎叶之大花束规整地分布于器表，再穿插填饰以小花束；盘面沿边还嵌以金丝与红玻璃，呈现伊斯兰玉器特有之对称、华丽的装饰趣味。在盘面空白无纹之处，加琢了乾隆御制诗五十四字，及“乾隆乙未孟春御题”与“比德”、“朗润”二方玺文。经核查该诗“咏痕都斯坦绿玉盘”咏于乾隆四十年（1775），收录于御制诗四集：“量材为器匪琼英，工致讶难意想成。喀吗（诗注：回语以匠人为喀吗）匠能逞彼巧，专诸人或逊其精。（诗注：苏城玉人多居专诸巷）相金钉宝抚无迹，簇叶攒花视有情。每忆旅獒篇著训，摛吟还觉愧平生。”由诗注可知，乾隆皇帝认为痕都斯坦玉工的技术，是优于苏州专诸巷里的中国玉工。
清痕都斯坦玉经架，长35.6厘米，宽21.2厘米，全器镂雕花叶纹，外侧器表并浅浮雕出花心、叶脉等细节，经架上缘装饰一列冠式花边，典型的伊斯兰风格。此器开启状如英文字母“X”，回教清真寺内常以此置放可兰经。
清玉瓜瓣杯，青绿玉，雕做半个瓠瓜形。弯曲的瓜柄上浮雕一朵六瓣花，花心嵌金丝与红宝石。从柄端向器底伸出茎、叶，浮雕一朵盛开的莲花。花叶纹雕琢生动自然。应是十七世纪中叶的作品。此玉杯于1773年被送入清宫，乾隆皇帝为之赋诗，并命玉工将诗加刻于内壁，宫中还为之加配了丝穗。器形如半剖的瓠瓜，以疏密匀称的波稜隔出瓜瓣；瓜蒂为柄，柄面并加饰花叶，而花心嵌有红色料石；底则浮雕一花朵，花瓣起伏有致、边缘微卷，生动写实。杯内壁仍加琢了乾隆皇帝御制诗。
清十八世纪痕都斯坦碧玉绳耳碗，高5.6厘米，长19.2厘米，器外壁从口至底满装各式花叶纹外，圈足则设计成一盛开的花朵，而口沿的左侧亦高浮雕着一个花苞，可以手托之，稳定玉碗的拿取。把手则琢为绳索状，但一端却饰鸟首，是十分奇特的组合。
清碧玉杓及盒，通长26.8厘米，通宽8.1厘米，浅碧绿色玉，尚称光润。杓身椭圆而带尖，光素。杓柄琢平行三角形纹，柄端立雕一小花蕾。杓底加琢乾隆三十五年（1770）御制诗四十字：“掌非周玉府，[来自wwW.lw5u.coM]攻自泰西瀛。绝胜舒州杓，何须力士铛。璞原误荆国，蕊特艳昌城。试问宜谁赠，应调傅说羹。”并刻“乾隆庚寅春御题”七字及“比德”玺文一方。同一诗亦刻字泥金于宫中所配制之紫檀木盒的盒盖上方，盒盖周围还加刻了六位大臣所唱和的诗篇。经核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可知，该诗的诗题为“题痕都斯坦玉杓”，收录于御制诗三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