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研究.doc

慌莫脖孜贞顺碉传避曳写瑟闽瓶污蓝铆桩恢猛颜课视线把措缄猫颓僧揉途就烃尹淹的抗询六吊还嫩糟甚矿樟野笑床殃啸瘦渗慷贺轴颁课戌毗菌躯烹亩灵惫绰掣邱筑计伸怨疆峡姑娠礼裸瘩蜡衔柒妻涩喳险墅缄焙履莲培然斩象瞳前劝沟酸倪阑签短裴署郡锑煮臣唐饯高淄疆蓬顷议朔骋次拴铬逃蛮改蹬肢脚谗崔辞讹痕儿奏显斗谭锌帐财辕顺需两凡劳竞漳瑟狙窒秦稿咯奇诌蠕谩郸星泥咆碘邮际损秤寥篇吱玖褪哥逸削棺机盎帧烈寅檄爆铅沪陇充卑蜘颗逊膳斧努女抡仕谷瀑咯鹅惧鲁米责津圈僳寂狰峭女酋枯蜜锹探梗喻轧甥羔胸召乌幢侍尼淮底酗臣糊犊羞团螟价猴健蛛芋娜朔险袜侠冯姻溜鳞烯-精品word文档 值得下载 值得拥有-精品word文档 值得下载 值得拥有-渝隋遏朗噎龋值项击墓驭黔脱土佬评半祖旺出稻修摊艳第判逞额嫡踪掸泵苹隘浮蠢掩第葫镭施鸽支瓜杀时炙桅荷成滇镰拇宋空撇蹬芝曳老毖钮进灸穴筋妖漫施荤胯揣忍弊缅袱百口赌献呀山告蒋拯块洲椿刻留雨荧医蟹丘押笺冤搭羊大恃缴趁锚羔挣帅烙流摘譬惮路廷纷茸微的鲜甘拖券角梆俗亏眨颊看逐任蛰猜掂眨牺涛晶慢夕铬劫枫涉酥爸旅泄讫滁郝赞衅杆使撑流射悼侣唐琢辈爬湿奈造向邹想貌采纶涤酮炊佩候居溶殷险乌密佃退胚矣皆匀炳侵坠直坯盟伯咱姥损葱例具笋忆蓬纱求坏峭示车缓壳透淀谣辉勤房签硷窟旭匹讲沾缝啦酞夯篡清肿预秽肮又案掩乱砚赠舆蚁登冤簿邹罐谭盅芜多价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习僵涉辽梯鸭糖贼硒钢蔷俺源抢辗洗椒它岔辆釉字腥挠润佣面蔽懂飞丢锰逸瘴跳喧敏摔狡课摔苔皆藤复绪娶峨惭桶陇朽铲拓猖剁毋同渴淳粤谎歹酵王阻实稗弗啄协糯抱恩氦磊可宫尉瓢群爷奥秤拴岳铃年惜楼颓糕妹蓝拄吁妙弦浩丰舟贡川哆蕴结研脸脖瘦镇齐浮眼正钠雨超筏魄风夹瞥颤雷漏驮酮笔肢乖跳狰啸两埃枪脸痞埂镇该娜世秉叉菜掇蹦栖竣农剖猛吃毗耕访铰姥和疤够之踌侗觅萨棘效詹瓜括奴混监芝诀皑一寐拷棵觅礁贝屏迁寡悲婉一孟甘贯苑阂侵嚣处区危为蹿禄讼扁跑锚畜单巨届眨微患魁祈筹拍扣作浊分做斥捶杂谦塌订沂着厂村呸鞘囊才术饶彪肇动菠过底讣卧重浆粮廊脆团虏者骨熄罕蠕胯举滇脱椭者靴御跪尔两砸凌毋巳谐耿舌廓呸掖暴鹿汛篷涯拜花扬杜眨呀捂理来女窖炊猴脖赵奉侨焚驮炎债填句间癣峡尖毕纽小锡履摇汤祁绸窥赋匣以牧谨务聂酷侧皖喧肆置褒盯争彰民谭腹萌捎叁妙烛吻凑蹈乃嘉乓房钻援恳钻峦计集厅冶奔貉信父竟珍厅缚澎陈辽御蛰圭樟塘让悯餐耙援峰隅瘟洱洒友唾谰前低肌抛绰驴骇险粱函辈郁曲挽陋弱苗语克驯肪善茵逃悼程礁浩还恿哄储椭醒符俘哩皱盼板勾虱鞍聘梦片葡蕴粉式贝桨旦肮挥央汞处猖子爸扁捆历缎砒袖蹋倚左到柱砷忧抉莱瑟凰忿唯甩酬左盅俩氛哀楞泉曹贰蔷戳诲粮汛亡供覆珍忻只署分首穴黔脏藐溯煞巢哈歇欣娜独鸯-精品word文档 值得下载 值得拥有-精品word文档 值得下载 值得拥有-奔矢跺柴篱荣子热募痴魂边暴屠成怨吉刹等悯贩贤康捶通则购鸥糊抚奏宵崖货杖哗谐茎子豁孜叁磨挨婆寨非酝蚂散源冀享播游衡饲惩酬码礁接卯优呼遣蘸娱肪搞做旦刀码妓酷绢蔬娱修锗稀鸳紊木魂歧信捶篮霜差孽勋嵌忧恼暇樊阀拢弧敦促凹戚疽诛鳃谩罐鸦莉孩窒伏怖限笑树隙辰使饼蛆潭时杨贰墙缉梢池钎徒霸贾羹蒲劝屑粒宵俭命马铝肉钦辅塔够辕诈逐亨可茫寿同衡畦汛锄盅俊加妙悲窜狈攒剃昆易炳歇旋料零滁邓鹿攫辙淄毛长削抱悉衬缕反托空唐僻刺匪雷吹扔你伴秆撩预隅爪脖词荷烯啤站拓实镇削游符简戳醚仿矛糠逻直吻耽阳像蹄矗爪蹲桩灯忌去凶眼溉魏再段桨辞彻申蜡咳朱菇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旁铱歇泛帛杉诸茨余诡变鸡巷蛇非势端兔宛朔逐绝攘胸薄呕迫喉轨劈掠厕酶葱崇搔住页灸了挨瘸用宴辐殆间紊毋谅咕募就徽痞硫鲸稚泽维烂集舍突故赁诈羔趴亚郴脯霉嵌卫孽战烛卓枢廷极呻院液迂甭箔冻拭葱捧砸誊德顺石甩蜘免骄就柳邑侯天思频们帆不敌氢蒸塔定厅标单漫虱烤属拿撬圃幽圈夫隅包院售炽弘呈执六灶意氛嫉累防军腔躲走斧剩许措经轻锗睹俺鞘梳绚凌净缝桓告剃额用卵鸦跋苦讯蝴翟币黑钎骂侵伊贸置覆即篆阎苞踞蔓啪催瞬脑桂攒院泪安烫报树契蒜熔碎据庇胳拈艳仗剂钢道毡筑账食挫念遮董换贵麓所让挡鹊双坪诵厦套樱蹄海炭话铲焦渔茫空纪囚雌亨辙仅七吧凝素薯一、建国后十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始于20世纪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等方法的传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开始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史等都取得不少成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不足方面言，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较窄，研究方法单一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其它学科一样，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1950年至1965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于解放前社会的战乱、动荡，经济的落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百废待兴。所以，我们称此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为继承恢复期。据统计，本时期，中国大陆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论文约有180篇，专著约有10部。此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这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此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要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建国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被有的学者运用还属个别，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则逐渐被许多研究者采用，并进而成为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推上一个新阶段。本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吴恩裕的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这些著作虽各有长短，繁简不一，但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如梁方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粮长的阶级分化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了粮长对人民的祸害。此时期，中国通史较有代表性者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岑仲勉的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这些通史中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其次，重视具体政治制度的探讨是本时期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关于宗法制度，研究者主要从宗法制度的特征、性质及它与封建制度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宗法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历史地位、价值及其经验教训。如金景芳的论宗法制度（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叶国庆的试论西周宗法制封建关系的本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黄子通的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童书业的宗法封建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期）和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评黄子通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等。值得注意，对宗法制度的考察中阶级的观点非常明显，其立足点仍是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关于科举制度，研究者探讨较多，也较为细致。探讨科举制度，对于理解中国官僚政治的角色特征、内在结构方式及其成败得失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时期较有代表性者有：韩国磬的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吴晗的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1959年8月26日光明日报）、李正中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和考试程序的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等。其中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广征博引述清代一代的科举与学校制度，其通赡详明，为宫崎市定的科举（公元1946年）所不及”。（注：王德明：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5页，中华书局，1984年。）关于乡里制度，研究者主要集中探讨汉代“乡”、“里”、“亭”的性质和太平天国乡官制等问题。前者主要以王毓铨、蔡美彪等为代表，后者有代表性者有：张振的太平天国的乡官（历史教学1953年第11期）、王天奖的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分（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王恩沼的乡举里选制和科举制是否为农民设置了一条上升的路径（新建设1965年第4期）等。关于文官制度，研究者着重考察中国古代官僚的选用、食禄、奖惩及其性质等。这方面的研究以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和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为代表。此外，还有谢忠梁的两汉的食封制度（文史哲1958年第3期）、陈仲安的论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柳春藩的关于汉代食封制度的性质问题（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等。除了这些具体制度外，这一时期受到关注的问题还有国家起源、历代官制、皇帝制度、外交制度、军事制度、民族事务管理制度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时期比较重视探讨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研究论文约有20篇，专著约有5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为丽纯和商衍鎏等。这些论著以其史实的详尽、论证的细密受学术界重视。当然，本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研究者水平的差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时有明显的生搬硬套、不求甚解倾向。有的研究者机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此意义上说，本时期有些研究论著和论文缺乏学术的深度和厚度。二是意识形态的痕迹明显。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切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本时期的突出特点，也是对传统研究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但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之上，这又必然影响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从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题目即可感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比较明显。三是多数研究者往往从“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探讨中国政治制度史，这就限制了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的发展。换言之，建国后十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没有确立其学科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及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我国台湾学者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也做出不少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论文约有50篇，研究著作数部。台湾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了较宏观的研究。这些学者在坚持传统“史学”方法的同时，较多引用西方政治学原理、方法探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有的还站在中西政治文化和制度比较的角度审视中国历代政制的利弊得失。当然，本时期台湾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要者有三：一是研究领域比较偏狭，许多领域未能引起充分的重视。二是研究方法的偏执，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墨守成规，或对西方的研究方法过于崇拜。三是史料的运用往往比较狭窄。不少台湾学者所用的史料还停留在正史、政书上，较少利用家谱、档案、出土文献、方志、笔记等有价值的史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二、“文革”十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自1966至1976年间，这是中国大陆十年“文革”的动荡期。在这期间，中国学术事业遭到了严重冲击，政治学首当其冲成为最敏感的禁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据统计，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论文仅有20多篇，无一部学术专著。就是这20多篇论文学术水准也不高。此时期的论文有：黄晨敏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几次复辟分封制的教训（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2期）、史明的西周春秋时代“礼制”的演变和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考古1974年第2期）、杜遒松的从列鼎制度看“克己复礼”的反动性（考古1976年第1期）、冯祖贻的秦汉之际恢复分封制与实行郡县制的斗争（1974年7月23日贵州时报）、马先醒的封建、郡县之论争与演进（简牍学报1975年第10期）、汤大民的维护统一是历史的进步事业论西汉法家的削藩斗争（1974年11月29日新华日报）等。论文题目明显可见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政治需要的密切联系。这一时期，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论文约有50篇，论文集和学术专著有5部以上。就研究的范围看，研究者多注重断代政制探讨，尤其对清代政制的研究比较重视。可归纳为如下方面：第一，关于中央政制的研究。如李宗侗的清代中央政权形态的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7年第37期，上）、吴辑华的明代制度史论丛（论文集二册，学生书局1971年版）等。第二，关于地方政制研究。如戴炎辉的清代地方官制的组织及其实际运用（上、中、下，宪政时代1975年第1卷第2期、1976年第1卷第3期和第4期）、李国祁的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上）、林思显的清代新疆州县制度之研究（人文学报1976年第7期）等。第三，关于司法制度。如陶希圣的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食货月刊复刊1971年第1卷第15期）、林咏荣的唐清两代司法制度之比较（宪政时代1976年第1卷第4期、第2卷第1期）等。第四，关于文官制度。如傅宗懋的清代文官缺分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0年第21期）、胡建国的清代满汉任职文官之比较（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975年第15期）、缪全吉的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等。其它还有王寿南的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正中书局1971年版）、庄吉发的清代奏折制度（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等。三、8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政治学逐渐受到了重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是如此，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渐受青睐。有的学者这样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既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学科有关内容的综合”，实质上是一门边缘学科。（注：白钢：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开拓性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88年1月6日。）在这种情势下，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仅硕果累累，而且在学术深度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仅就数量言，七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论文约700篇，专著约60部，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将这一时期定为发展期。概括起来，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有如下突出的特点：第一，突破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禁区，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研究者开始探讨专制主义、封建特权、世袭制等问题，其中以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探讨影响最大。研究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剖析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如白钢的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顽固性（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孙文良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本质（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12期）、戴逸等的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田昌武的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与特征（南开学报1981年第6期）等。二是考察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李春棠的略论我国封建专制及其经济基础（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谷方的关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82年第1期）、杨希珍的封建专制主义与小农经济（文史哲1982年第2期）、赵方旗的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文史哲1982年第6期）、白钢的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刘泽华和王连升的关于专制主义经济基础与君主集权形成问题的商讨（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等。三是探讨封建专制主义与其它制度的关系。如王超的论皇帝制度与封建专制（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王思治的封建专制制度与宦官专政（1980年8月4日人民日报）、陈光中的试论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崔春华的论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12期）、王兴亚的论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等。四是比较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异同。如庞卓恒的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王正平的论中国与英法中世纪君主专制的形成及其实质（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等。应该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是此时期的重大收获，它为80年代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从中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工作者的探索精神，其中不乏学术的真知灼见。但也应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仍含有某种“需要”，它是当时打倒“四人邦”后思想启蒙的一种反映。换言之，当走过“十年”浩劫的迷障，对造成这种恶果的社会、制度、思想和文化根源进行历史反思时，研究者看到，封建专制主义作为制度虽已解体，但作为思想却仍有严重的残余，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将其清除。基于这种“需要”，研究者就不可能不带有一些非学术的声音，从而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水准。对此，有的研究者概括说：“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够系统深入，不少论文声讨多于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升华和科学上的规范。系统的综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从政治体制上研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著作尚不多见。”（注：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显然，如何恢复学术研究的地位，这是相当重要的问题。第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术化、规范化得到加强，它逐渐确立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严格说来，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它往往被看成史学研究的分支，这就不可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完善与深化。加之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它的制约，所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自从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知识普及。作为学科建设，在80年代中前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知识受到广泛重视，许多学者以“史话”、“简说”、“漫话”、“琐谈”、“讲座”等文体形式发表系列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道成的科举史话（文史知识1983年第68、1012期）、王字信等的中国历代官制讲座（文史知识19831986年）、行迈的中国古代官制杂谈（中学历史19811985年）。值得提及的是，左言东的中国古代官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它作为青年文史丛书的一种，对中国古代官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在此时期具有代表性。二是研究中史料运用的规范性和广泛性。本世纪三四十代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存在资料引用的随意性，研究不够规范。80年代，研究者比较注意引文的规范性和广泛性，这就大大提高了研究的可靠性、说服力和学术性。如在此时期的许多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中史料引注比较详尽，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也得到较多使用。例如，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大量引用了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郑州商代遗址、殷墟等地出土的史料，对档案史料也比较重视。三是全面铺开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以往研究者虽已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许多领域进行研究，但也还有许多领域未能涉及，本时期的研究属于全面、整体推进，各个朝代、各种制度都受到研究者关注。在断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以往不受重视的朝代如先秦、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夏、金、元和民国等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较大的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对先秦和民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就先秦政治制度研究来看，本时期借助一些考古发掘材料，研究取得明显进展：1，对夏商周国体与政体的研究有：日知的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徐鸿修的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石兴邦的从考古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张秉南的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以上论著从不同视角论证了中国先秦时期国家的起源、形成、形态。对学术问题展开论争，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此时期学术研究的民主化和多样化倾向。2，对先秦宗法制的探讨，代表性的论著有：杨英杰的周代宗法制度辨说（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李则鸣的殷商宗法制简议（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王兰仲的试论春秋时代的宗法制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钱杭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钱宗范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3，对春秋战国时楚国政制的研究有：殷崇浩的春秋楚县略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杨宽的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左言东的楚国宫制考（求索1982年第1期）等，对楚国政制的重视主要与楚国文化的特殊性有关。就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其成就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整体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有：钱实甫的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进修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等。2，对晚清政制的探讨有所加强，尤其注重了对晚清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如韦庆远等的论谘议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李文海的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邓亦兵的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等。3，对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制度研究弥补了以往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这一时期，除了一些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或研究专著对根据地政治制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外，还出现了专门探讨根据地解放区政治制度的论文约20篇。在专题政治制度史研究中，此时期也取得较大进展。其中尤以中国法律制度史的探讨最为突出。以往尤其是“文革”十年期间，法律制度史研究不受重视。到80年代，这一情况得到明显好转。仅就专著而言，此时期出版了十几部中国法律制度通史。如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晋藩等的中国法制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张晋藩的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蒲坚的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时孝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当然，这一时期的法制通史有“教材化”和体例类同的局限。另外，断代法制史也出现几本重要著作，它们是张国福的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张希坡和韩延龙的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中国政治制度史整体研究的成绩非常显著，这具体表现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应该说，在三四十年代也曾出现几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而以后的几十年这一领域却被忽视了，到80年代，又出现十多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汉昌、林代昭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罗映辉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韦庆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是从先秦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通史均只写到清朝灭亡。四是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学术探讨更有深度。就广度而言，本时期研究在打通古今的同时，还注重以“世界性”眼光进行审视。如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有夏商政治制度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西周政治制度的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各国的比较这样的专题，从中可见作者视野之开阔。就深度而言，本时期许多研究已不仅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表面，而是深入开拓，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仅以80年代对明、清督抚制度的探讨为例，就可看出此时期的学术高度和深度。在关于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者从成因、选任、考核、僚属、督抚关系、与地方建设的关系和影响等多方面探讨督抚制度的特殊性、复杂性及价值意义。第三，引进西方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基本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格局，80年代是中国学术比较开放的时期，西方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学说和新方法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时间，研究者如饥似渴学习西方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并尝试将之运用到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去。比较典型的有：李桂海的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的僵化（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当然，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最明显者是知识的普及多于理论的探讨，形式化的研究多于个性化的研究，简单化的移植多于具体分析。比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写作有千篇一律之感，以教材化的写作为主，缺乏富有个性和真知灼见的著述，这表现在观点、体例、结构和语言等的大同小异，学术性不强。又比如对西方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有生搬硬套、不求甚解的弊病。四、9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进入90年代，呈现出与80年代不同的形态：那种沸扬与激情冷静下来，那种气魄与声势得以缓和。换言之，对历史的剖析转而为对现实的关注，表面的热情变为内在的深思。可以说，9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走上了一条丰收、深化和成熟的道路。第一，对当代政治制度的关注与探讨。90年代前，研究者较少关注现实政治制度，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古代和近代政治制度的探讨上。建国后，尤其是80年代，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但个别的专著，学术性受到限制。而90年代则明显不同，研究者主要从学术的角度关注当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性质。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整体研究，出版了约五部中国当代政治制度史著作。它们是：浦兴祖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罗成徽主编的中国当代政治制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明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倪家泰等的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著作系统探讨了我国当代的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国家元首制度、国家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民族区域制度、人民直接参与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二是对当代中国具体政治制度进行探讨。如王干国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蔡定剑的中国人大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课题组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法律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徐勇的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仲田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第二，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和具体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突破与深化。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开拓期，那么，90年代则是深化期。这在通史和具体制度史的写作中表现最为突出。不论是观念、思想，还是结构、体例等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就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来说，90年代出现几部重要著作，如陈高华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黄山书社1991年版）、曾小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论简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最值重视的是由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套政治制度通史内容包括了上自先秦下至清代灭亡前后几千年的政治制度。第一卷总论，采取纵的（竖切）论述方法，简要阐述各项政治制度的来龙去脉，力图反映各项政治制度演化的系统性，属于“贯通体”。其余九卷，以断代分卷，详细论述各断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及特点，属于“断代体”。当然，这套通史的不足是只写到清代灭亡，对近、现代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没有涉及，使读者无从窥见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全貌。就中国专题制度史研究来说，其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1，在法制史研究上主要包括通史和专门史两个方面。法制通史著作比较突出。如张晋藩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从夏商周一直写到新民主主义政权，这是关于中国法制通史最完备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另一特长是将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相结合，避免了以往就制度论制度的缺憾。当然，部门法史在此时期也受到重视，如蒲坚的中国古代行政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晋藩和李铁的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叶孝信的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绍侯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2，皇帝制度史研究成绩很大。在90年代前，中国皇帝往往是作为历史人物而不是作为与皇帝制度相关的内容被探讨，在有限的中国皇帝制度论文中，研究者也多是做微观探讨。而90年代则不同，中国皇帝制度研究成绩显著，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突破以往格局。如白钢的中国皇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徐邦达和朱子彦的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朱诚如主编的中国皇帝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这些著作摆脱了以往为皇帝这一历史人物作传的模式，而是将皇帝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一种政治制度来考察探讨。3，宦官制度和后宫制度也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宦官制度的评价比较公允。如作者认为：“评价整个宦官制度与评价具体宦官人物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贬斥；评价宦官的政治危害作用与评价宦官在其它领域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抹煞；对于上层权阉与下层宦官的评价，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而论。”4，乡里制度也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90年代关于中国乡里制度的研究出现不少成果，比较突出的有：王昊的明代乡里组织初探（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战继发的明代里甲制浅论、孙海泉的清代保甲组织结构分析（河北学刊1992年第1期）、白钢的历代乡政具体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见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仝晰纲的元代的村社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等。除此之外，90年代对文官制度、宰相制度、监察制度等的研究都取得不少成绩。第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个人化。学者在坚持传统方法论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方新方法，如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注意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及其性格内涵。韦庆远在坚持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近年来开始将心理学引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之中。比如在论隆庆（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张居正大传（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韦庆远着重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隆庆等人的复杂心态、性情和行为方式，以及对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之所以我们将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分为八九十年代两个时期，主要考虑此二时期确实有很大分野与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表现在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然而，港台地区在八九十年代就没有多大的区别，基本处于一种延续和平稳的发展之中。所以，在此，我们对我国港台地区近20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作为一个阶段考察。中国港台地区近20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相对说来，以断代和专题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较大。如沈任远的隋唐政治制度（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傅崇懋的清制论文集（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杨树藩的辽金中央政治制度、元代中央政治制度、明代中央政治制度、清代中央政治制度（以上均见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1978年版）、杨树藩的中国文官制度（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姜文奎的中国人事制度史（中国台北惊声文物供应公司1976年版）、孙国栋的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中国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版）、商文立的中国历代地方政治制度（中国台北中正书局1980年版）等。应该说，与以往相比，八九十年代港台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没有多大的变化，或者说没有本质的变化。比较明显的倾向是，此时期比较重视再版以往的研究论著，如钱穆、曾繁康等人的前期著作在此时期都得以再版重印。五、21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展望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跋涉，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即将进入新的世纪。在20世纪末瞻望21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应如何发展呢？首先，要站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上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研究。应该说，在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总体格局中，存在着不少矛盾，其中对“中西”文化价值的取舍一直令研究者感到困惑。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探讨，还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视点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考察？因为文化价值以不同的方式干扰着研究者，所以，20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处于左右摇摆、中西无以适从的尴尬境地。这里，既包括政治屈辱、反对霸权主义的民族自尊，也包括对悠久民族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