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科举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及其当代价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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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科举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及其当代价值

陕西省宝鸡中学 邢瑞
（陕西 宝鸡 721013）

内容提要：科举取仕制度是自隋唐以来中国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纵观科举历史嬗变过程，这项制度具有“贤能治国、为我所用，竞争公平、标准客观，立法保护、稳定连续”的合理性，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西方文官制度也产生过影响，对我国当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公开选拔干部考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科举制度 人事制度 任用制度 改革 中国  

科举取仕制度源于汉魏，肇基于隋，确立于唐，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这项制度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豪门世族世袭为官的特权，把读书考试作为选才取士的途径，扩大了寒门子弟步入官场的道路，对培养人才，维护封建国家政权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虽然这项制度在明清时期，考试内容僵化不变，以贴经、经义、墨义等儒家经文背诵记忆为主要考试内容；考试文体走向极端，八股文成为基本考试形；监督机制不健全，舞弊成风；不能适应历史潮流进行自身改革，消极作用日趋明显。但是，这项制度能够存在1300多年，不仅为中国许多封建王朝发挥作用，而且对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由此看来，科举取仕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要素，并对今天的考试制度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理性思考：科举取仕的合理要素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一分为二的特性。科举取仕制度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官吏体制的建设、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曾经发挥过较大作用。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也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科举的形式确实有不少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东西。由此看来，对它进行理论思考，追析其历史价值，挖掘其合理因素，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 科举取仕制度的合理要素。德国先哲黑格尔有过一句名言，“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的”。科举的千年存在，证明了它有着一些的合理因素。毫无疑问，科举的合理要素与科举制度的内容、形式、特征有关，但并非科举制度的内容、形式和特征就都是它的合理要素。所谓合理要素应该是科举制度中最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它不会因帝王的更替和好恶而改变它的色彩，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磨灭它的光芒。据此，笔者认为科举的合理性是“贤能治国、为我所用；竞争公平、标准客观；立法保障、稳定连续。”具体论述如下：第一，“贤能治国、为我所用”。选用什么样的人治理国家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历来是最高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官位世袭使无能之辈充斥官场，吏治腐败。春秋时代，先秦儒家曾提出“贤能治国”思想，但缺乏一种社会机制去推行。科举将“学”与“官”通过考试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要入仕登科就必须读书的良好社会风气，使“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治国思想通过制度化变成了现实。科举制度还在选才目的、考试内容、录取标准等诸多方面强烈地体现了“为我所用”的核心思想。虽然这个“我”就是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以贴经、策问、诗赋、杂文、经义、墨义等不同类项为内容，始终围绕儒家经典理论这个核心，实现考试选官所要达到更好地统治、镇压人民以巩固本身的封建政权的目的。但如果撇开时代和阶级的因素，单就考试选拔与国家政权关系、考生知识结构和政治思想与国家政权需要之间关系的角度而言，不能不说科举设置的选官形式和考试内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但在古代中国，就是从中国科举制脱胎而来的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也是通过贤能治国、考试选才去为“我”服务，以达到稳固政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角度来看，这证明了“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思想的合理性和生命力。第二，“竞争公平、标准客观”。中国古代社会选拔人才始终被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权力、宗族关系所羁绊，任何一种选官制度都不可能摆脱权贵把持、徇私舞弊的通病，但是相比较而言，科举取仕制度比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要公平合理得多。科举竞争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报考公平、录用公平两个方面。科举实行“投牒自进，按科应试，共同竞争，试后有黜落，中试才举用之”，使得在历代社会最关注的在“谁有资格做官”的重大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问士人的出身门第，人人平等。而以考试成绩为依据，特别强调了录取标准的客观性和规范性，使得这一制度多少能堵塞主观随意、任人唯亲的漏洞，比较有效地避免权贵者对制度的干扰。第三，“立法保护、稳定连续”。封建专制社会主要弊病之一就是皇帝主宰一切，皇帝可以凭个人一时喜怒对规章制度朝令夕改。科举取仕制度虽然有时也难免遭此不测，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连续地得到了推行。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一度“罢科举不用”，恢复荐举制时达10年，但后来发觉还是科举比举荐更好，于是复设“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历代科举的主要规章制度，都是由皇帝通过诏告形式颁布的，皇帝的诏告就是法，这就使科举得到了立法的保护。尽管历代科举的规章程文有这样那样的变动，但它的核心制度，比如“自由报考、定期举行、三级考试、以考试结果定去留”等，却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象科举取仕那样一直稳定连续地坚持下来。科举取仕制正是由于有了“立法保护”和坚持了“稳定连续”性，才能使它对推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也是它的合理性之价值所在。   　
(二) 科举取仕制度的历史价值。科举取仕对古今中外影响之大，波及领域之广，历史上其它选官制度无法比及。笔者认为，如果从宏观角度着眼，举其大要，这项制度有三大历史价值。历史价值之一：促使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比较完善的文官治国政治制度。历史舞台上，贵族政治由世卿世禄的贵族把持国家权力，昏庸无能、骄奢淫逸之辈占居社会要害职位；武人政治是按军功论赏，不管懂不懂治国之道，军功高则官阶高、权力大；宗教政治则是靠虚幻、神秘的意识形态去愚弄人民以统治社会，与现实世界相逆相悖。治理国家是最大的学问，只有忠于职守、文化素质高、精通社会管理的官员才能胜任，文官政治是人类社会历史总的发展趋势。中国古代的文官政治是随着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取仕制的演变发展而成熟的。北宋(960 年起) 基本建立了文官治国体制。而在西方，15 世纪前的英国、16 世纪前的法国、17 世纪前的德国，都未建立文官治国体制，统治国家的官员不是封建领主与贵族，就是教士。中国的科举取仕制梳理了封建社会纷杂的政治体制，使得中央政府的官员机构设置严密，分工精细，层层节制，互相关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行政网络，“不仅那些除了收税和征战以外不知政治为何物的西方封建领主望尘莫及，连初期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所不如。”文官政治冲破了官吏任用的垄断，加快了官吏的更新，提高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效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价值之二，促进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完整延传，造就出无数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其它领域的学问家。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则是随着科举制度确立和兴盛而形成的。教育界有观点认为“科举考试是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学校教育是科举考试的附庸。从隋唐到清末，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教育制度也愈益完善。”这对封建社会的旧式教育来说有一定合理性。隋朝的学校教育开始兴盛，“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在科举制度确立和兴盛的唐、宋以后，学校教育随之发达，教育逐渐系统化，并深入乡里庶人。这时的学校教育制度比中古任何时代都完备，也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学校教育。宋代书院兴起，明清的官学国子监更是规模浩大，学规周密严格。科举考试这根历史“指挥棒”，按“政府选官、学校育才”的旋律指挥着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不断进化发展，使得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史学和一些科学技术居于世界前列；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能够延绵不断完整保留下来，其精华部分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柱，今人仍有幸吸吮到它的营养精华；它指挥着历代的知识分子寒窗苦读、奋发图强，其强音必定是历史人才的高峰点，如中唐与北宋的历史第一流人才很大一部分是进士出身，涌现人才的密度也是历史上的两个制高点。历史价值之三，对现代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代文官制度对提高政府效能的优越性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目前世界各国所实行的文官制度，或是英式的直接翻版，或是从英国学过去的，以致许多西方学者误以为英国是文官制度的起源地。然而仔细研究考证，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有关。科举制西传比较大的影响有两次，“第一次是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归国后介绍中国的考试制度；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把有关我国考试制度的文献资料，带回本国。”从16 世纪到19 世纪末，西方国家仅以英文撰写或译成英文的关于科举制度的文章书籍就达70 余种。1870 年，英国政府发布枢密院令，在仿效清政府科举考试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官考试、录用等一系列详细规定，并开始实施，这是英国文官制度确立的主要标志。可见，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中国科举取仕制度有着极大的关联。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的讲演中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西方学者罗纳德. S. 苏也指出，“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当今世界现存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这一个事实。我们认为，中华帝国科举制度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传播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实施和发展行政精英制度的基础。毫无疑问，美国公务员竞争考试的特点主要受英国影响，而英国公务员制度则来源于中国。”如果把今天各国的种种考试制度与科举制度相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着和科举制度千丝万缕的联系。毫无疑问，现代文官制度、现代教育制度都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吸取了许多合理的成份，科举制度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二、现实意义：科举取仕的启示   　　
科举取仕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制度。选官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朝代、不同国度的选官制度都是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是，就选官制度的形式与机制来说，则在科学性与效用性等方面存在许多相通之处，有许多可资借鉴。我们今天回顾科举制的历史嬗变过程，目的之一就是要从中挖掘出有效的东西，为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为深化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服务。因此，析辟科举取仕制度的合理要素和衰亡教训，古为今用，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国家干部人事制度必须随社会发展要求不断深化改革与发展。官员制度是国家统治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份。毛泽东同志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在此之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甚至把官员制度看得比法律还重要。他说：“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呢? 其次就是法律。”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非常强调国家的官员制度必须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不断进行变革。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提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试图倡导改变科举取仕的弊端，在选官过程中注重能力，注重绩效。太平天国时期，在沿用科举制度的同时，改变了历来女子不能参加科举的旧制，首次设女科考试，“凡识字概令考试，以江宁人傅善祥为女状元，又女榜眼钟姓，女探花林姓”。女子中举，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选官制度史上的重大创举。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变革是非根本性的，但是强调选官制度必须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则是其思想的共同特征。   　　
新中国建立后，对旧制度下的官僚制度进行了彻底革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制度。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和革命实践锻炼的优秀人才被选拔任命到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上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应该说，这种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是起过重大历史作用的。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解放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这一段历史，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把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官制度以及西方的文官制度统统当作反动的东西全盘否定了，没有从中分析吸取合理的成份和积极的因素加以利用。干部终身制和任命干部过程中的体制缺陷，影响了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 多年来，我国的干部制度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全面推行了公务员制度，干部任用由单一的“任命制”发展到选任、选举、民主推荐、考试选拔等等形式。从这一段历史中可以看到两种互相对应的现象：改革开放后的20 多年，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欣欣向荣，各个领域的工作效率与发展速度的提高，使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逐渐强大。干部人事制度的优劣也许不能与国家的发展速度相提并论，但是反过来，如果干部人事制度存在严重问题，那就肯定会严重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我们从历史中可以悟出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必须与社会历史的发展齐头并进。如果官员选拔制度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果官员选拔制度不能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变革和创新，最终就会被时代所淘汰。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的精义所在。   　　
(二) 科举制的合理要素和衰亡教训的现实启示。如何吸取科举取仕制度的合理因素及其经验教训，古为今用，为深化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服务，这是本文的落脚点和归宿。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用扬弃的科学态度对待科举取仕制度的功过得失。“扬弃”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摒去旧事物中消极的因素，保留和吸纳其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科举取仕制度是封建王朝的选官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已经完成了它自身的历史使命。但它的基本形式，它的合理精神和积极因素却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从它脱胎而来的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它在种种考试制度中的影响，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在当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就是要敢于和善于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的积极合理因素。   　　
科举制度中积极合理的因素很多，至今仍然值得借鉴的有：投牒自进，公平竞争，考试为据、择优录取，标准客观、操作独立，立法保护、连续稳定等。科举制不分出身高下，均可应考，并且以考试结果为录用标准，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宽阔视野。这些对于我们今天选拔干部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防止黑箱运作都很有借鉴意义。科举制的整个考试运作过程和机构设置都是独立的，除了皇帝，级别再高的无关官员也无权过问；科举还得到法律的保护，使之有效地防止了官僚权贵的干扰。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保证选拔干部能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来说，不无启发。历代王朝把儒家经典思想始终长期稳定地摆在科举考试核心地位，因为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我所用”的需要。今天我们选拔干部同样也有一个“为我所用”的问题，这个“我”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选拔干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素质放在第一位，坚决反对只重业务能力轻视政治素质的倾向。科举制在立法保护、连续稳定性这一点上，至今也很有借鉴价值——我们的选拔公务员和干部公开选考等人事制度必须法制化、制度化，这是保证法治、防止“人治”的最好办法。从科举制度衰亡的历史中我们还应记取一些教训，使我们在今天推行公开选拔干部考试制度的过程中保持高度警觉。在干部人事制度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近年来各地普遍试行了公开选拔干部考试的做法，这种改革的主流和热情当然要充分肯定，但同时有一些问题和倾向也应引起注意。一是要警惕“公开考官”的导向性。近年来的一些宣传有让人产生“公开考官”的感觉。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旧社会的科举考官，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通过考试衡量选拔升任领导岗位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的才智用于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孙中山先生就曾严厉指出：“求富不能为官，为官不能求富”。二是要吸取科举考试“一考定终身”、升官后松懈懒散或碌碌无为的教训。考试胜出是常规，但并不意味胜出者就能够或一直能够胜任职位。所以，要对录用的干部加强任职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培训，做好岗前培训与在职培训，并伴之定期的工作业绩考核。三要保证“公开选拔干部考试制度”的独立性，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警惕科举舞弊腐败现象的重演。历代王朝对科举舞弊的防范非常严厉，对舞弊案处置更是血淋淋的，比如明洪武朱元璋在“南北榜案”中曾处死考官2 人、状元1 人，清顺治帝在“丁酉科场案”中将北闱考官“李、张等7 人处斩”，南闱方、钱等18 房考官“全部绞决”。但是舞弊之风却屡禁不止，明清科场防范最严，舞弊之风却最盛，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可见光靠刑罚不能根除舞弊现象，关键要有一个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这对于如何有效防范“打招呼”、考生夤缘请托、疏通关节现象，很有警戒意义。四要防止形式主义抬头，警惕科举考试内容僵化、形式走极端的教训。近年来中央连续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等文件，各地公开选拔干部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比如某省公选21 名副厅级干部，应考者达2686 人之多，可见社会对公开选拔干部反应之热烈。但是改革步伐越快，越要警惕形式主义抬头的现象。目前，有的考试试题缺乏科学性，过于偏重知识测试而忽视了干部政治思想素质和实际能力的测试。历史经验证明，形式主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百害而无一利。在改革势头迅猛的形势下，反思科举制衰亡的教训，冷静审视现实，很有必要。   　　
逝者如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科举取仕制度的合理要素，曾使古代中国某些历史时期人才辈出，繁荣昌盛。面对21 世纪的改革时代，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研究它，挖掘它历史积淀的价值，使之古为今用，选好人事干部，忠实践履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当今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 年版。
2.金 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3.《光绪政要》，卷31《上喻》，转引自《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92 年版。
4.王丽君：《科举制度的重要特征及起源标志探究》，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2 期。
5.《国父全集》，第1 册《五权宪法》，(中国台湾) 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 年版。
6.石怀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西方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传承》，载《东北师大学报》，1999 年第2 期。
7.《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 年版。
8.《人民日报》，2001 年1 月9 日第6 版。

作者简介：邢瑞，1973年12月生，男，汉族，陕西宝鸡市
人，中级职称，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现工作于陕西省宝鸡中学，通讯地址为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29号宝鸡中学。邮编为721013邮箱：ydxingrui@电话：[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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