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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起源時間研究 沈艾秋思摘要：對歷代較具有代表性的雕版印刷起源時間說法予以分析討論，并結合史料和出土文獻，對我國雕版印刷起源時間進行研究。關鍵詞：雕版印刷；起源時間一、關於“雕版印刷術”定義的討論關於印刷術的義界，在討論起源時間時，大部分的學者都默認“雕版印刷術”所指即為雕版印書術。但也有學者提出“探討雕版印刷之起源時間，乃是印刷科技之範疇，必須從印刷科技之觀點論述印刷史，不宜僅從印刷書籍之觀點論述印刷史”，并認為“雕版印刷術之起源時間不宜自設上限。因為：雕版印書術是中華先賢在漫長時間內綜合演進之集體創作，絕非某人于一時間所獨立發明。雕版印刷之印版不限於凸版，雕版印刷之載體不限於印紙，雕版印刷之用途更不限於印書。”對此，曹之先生的評說非常具有啟發性。他說：“表面看來，把印刷術同印字術、印書術等同起來，似乎有些荒謬。按照一般的邏輯，印刷術的面應當廣一些，印字術、印書術應當只是印刷術的一部分內容。但是漢語的常識告訴我們，在日常漢語中，有些說法如果按照常理的邏輯推理去理解，往往難講通，當人們習以為常后，也就見怪不怪了。儘管這些說法不合邏輯，人們照樣聽得懂，並不會造成誤會。” 換言之，版本學家們所言的“雕版印刷術”和印刷史上的“雕版印書術”之間的語義衝突，乃詞語的狹義與廣義之分。版本學家們討論的“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實際是指“雕版印書術”的起源。只是在學術發展的過程中，一直沿用“雕版印刷”這個說法，不再細緻區分。若死摳語義邏輯漏洞，堅持將版本學家們所言“雕版印刷術”範圍擴大，并將起源時間無限向上追溯，非但于學術無益，更有一種消極對待問題的意味。我們並不能因為現階段無法理清雕版印刷術的起源時間，就肆意抹殺掉這個起源時間存在的可能性。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出土，我國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必然會一步步邁向明朗。二、關於雕版印刷術起源時間的爭論我國雕版印刷術的起源時間，學者們曾提出過“漢朝說”、“ 東晉咸和說”、“六朝說”等等，但隨後都被證實並不可靠。現在比較統一的看法是始於唐代（618-906年）。但雕版印刷術正式出現的具體年份，學者們莫衷一是，主要可分為“初唐派”和“中唐派”，比較有代表性且爭議較大的幾種觀點有：（一）初唐說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張秀民，所依據的是邵經邦弘簡錄卷四十六的記載：“太宗后長孫氏遂崩及宮司上其所撰女則十篇帝覽而嘉嘆令梓行之。”清鄭機師竹齋讚書隨筆彙編卷十二雜考上引弘簡錄原文并曰：“可見梓行書籍，不始於馮道。”長孫皇后崩於貞觀十年，如果要刊印女則，時間也應該就是這一年前後。故張秀民得出了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可追溯至唐太宗貞觀十年的結論。這段歷史，舊唐書、太平御覽、新唐書、資治通鑒四部影響較大的史書均有記載，其內容與弘簡錄所述出入不大，然四書均無“令梓行之”四字，故弘簡錄中多出的這四字恐為杜撰。對此，張氏以為 “弘簡錄是一部正式的通史，邵氏花了十五年工夫，換了四次草稿才寫成，可見他的謹慎不苟，當然與筆記小說等隨便說說不一樣，當然還是可信的。”但後代學者又指出了“令梓行之”的訓詁學漏洞。“梓行”一詞用作刊刻意，並不見與唐代典籍。玉篇、廣韻等字書，梓字均釋為木名。遲至明張自烈撰正字通，始曰梓有“刻”義：“俗謂鋟刻文字于版上為梓。”稱雕版刻印為“梓行”必然是雕版印刷技術十分成熟之後，探索出梓木用作雕版最佳的結果。即便貞觀年間已有版刻，然而雕版形成之初技術不夠成熟，也不可能產生“梓行”這種說法。曹之有梓行辯一文，專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二）中唐說1.唐大曆二年（767年）唐大曆二年（767年）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嶧山碑為秦代李斯所撰，被後人摹拓下來作為學習篆書書寫的範本。但嶧山碑原碑為野火燒毀，後人就用棗木翻刻嶧山碑，以供學篆之人拓取，然而翻刻之文字肥失真。張秀民認為嶧山碑“同普通石碑一樣，刻的是陰文，只能正面捶拓為搨片，並不是蘸墨刷紙稱為印刷品。” 劉衛武曾說：“雕版印刷必須具備以下條件：墨、紙、反刻、陽文左書。”從杜甫的詩句中，我們讀不出棗木傳刻之嶧山碑是陽文還是陰文，正文還是反文。如果正如張秀民所推測，所刻為正書陰文，那麼只能是用作正面捶拓，這顯然不能叫做雕版印刷。只有刻成陽文反文，蘸墨刷紙，才是我們所說的雕版印刷。因此，杜甫這句詩，並不足以證明唐大曆二年已有印刷之事。2.長慶四年（825年）長慶四年（825年）元稹給白居易詩集作序有云：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作至於繕寫模勒，衒賣與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自註：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茍求是售，雜亂間厠，無可奈何長慶四年東十二月十日。（825年1月2日）微之序。最早將這段文字中的“模勒”視為雕版印刷的例證的是明末胡震亨。他認為：“書籍之有印本，云起於五代者非也。司空圖一鳴集載東都敬愛寺化募雕刻律?云：洛郊遇焚，印本散失，欲共雕鏤計一書，所印共八百紙。則剞劂之利，在唐世已盛興矣。”清乾隆年間史學家兼詩人趙翼認為：“自鏤版行世，廣順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財百萬刻九經板，又刻文選、初學記、白孔六帖行於世，是刻書始於五代明矣。然葉夢得又謂，唐柳玭訓序，言在蜀見字書雕本，而元微之序白樂天長慶集，亦云：繕寫模勒，衒賣與市井。模勒即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矣歟？筆談亦謂版印書籍，唐時尚未盛，曰尚未盛，則已有之也。” 趙氏並沒有給出任何訓詁上的依據，而是直接就將“模勒”釋“刊刻”。張秀民頗為認同趙翼的觀點：“有人見到宋蜀本元微之文集、白氏長慶集序，元氏自註文內多作模勒，以為勒乃寫之誤；但是正文仍作繕寫模勒，若改為繕寫默寫，便不成辭。”又引王國維語曰：“夫刻石亦可云模勒，而作書鬻賣，自非雕板不可，則唐之中葉吾浙亦已有刊板矣。” 自王國維肯定了趙氏的說法之後，後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基本趨於統一，皆遵王氏之說，并默認“模勒”即指刊刻。但自趙翼始，遲至王國維，都沒有人給出將此二字釋為“刊刻”在訓詁學上嚴整可靠的依據。那麼“模勒”在唐時是否可以釋為“刊刻”意呢？首先，關於“模勒”二字本身，“模”即“模仿，效法”之意。趙翼將“模勒”釋為“刊刻”，大概是將“勒”字與禮記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一語之中的“勒”字視作同義。鄭玄注曰：“勒，刻也。”則在唐以前勒即有鐫刻之義。然而將元稹序中的模勒的“勒”釋作“刻”，卻未免過於草率。元稹序中，正文以“繕寫”與“模勒”對文，自註中又以“作書”與“模勒”對文，則“繕寫”與“作書”意義相近。繕寫就是工整的抄寫，“作書”亦當指書寫文字，而非製作書籍。“勒”字本身亦有書寫、編纂之義，且序又言：“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茍求是售。”二人的作品在當時名氣很大，摹刻二人之詩集大量印刷出版，并盜寇姓名，顯然很容易被識破。故盜寇姓名者，只能是取小部分詩作手抄，于市井之中小範圍的出售。所以“模勒”在此語境中當指仿效模寫。另一方面，從詩歌在民間的流傳方式上來看，民間售賣刻本詩集也是不太可能的。徐俊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 前言中有對“寫本時代”里詩文作品的傳布形式做過總結，他說：依據記錄文字的方法和介質的進化，中國古代典籍的歷史可分為“寫本時代”和“刻本時代”兩個大的段落。在寫本時代流傳更多更廣的，是規模相對短小，從形式到內容均無定式的傳鈔本。元稹詩“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輾轉傳鈔甚至口耳相傳，是寫本時代文學作品的主要傳播方式，一般讀者只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單篇為單位來接觸作家的創作，而根本不可能像刻本時代的讀者那樣，可以通過別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的作品。因此，以“繕寫模勒”證明雕版印刷術已出現，頗為不妥。事實上，元稹的序文，並沒有提到關於雕版印刷的任何情況。他所反映的，實為寫本時代詩文傳播的風貌。關於“模勒”一詞的討論，辛德勇文唐人模勒元白詩非雕版印刷說、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雕版印刷的起源都有有專門細緻的論述，可以參看。3.太和九年（835年）太和九年（835年）舊唐書卷十七下：“十二月壬申朔丁丑，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歷日板。”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革弊二：“（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馬宿奏準敕，禁斷印歷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暦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暦，其印暦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在古代，頒布正朔是皇帝的特權，其他組織和機構都不能私自製作刻印暦書。因此馮宿到任四川后即刻便湊請皇上要求禁止私人出版暦書的行為。張秀民對這段史料的分析說：“在官暦尚未發下前，四川淮南出版的私暦已滿天下，並且每歲如此，可見在太和九年以前，已有印本曆書出現了。”太和九年，印製曆書的做法已經如此普遍，那麼雕版印刷術的成型並進入使用的時間必然早於此。因此主張雕版印刷術發明于這一時期，顯然也不甚恰當。三、再看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要解決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首先要明確我國最早的文字紙張類印刷品出現於何時。唐人劉肅在大唐新語（807年）中記載：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為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希旨，率浮偽千餘人旨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為太子。則天務遣之，乃以內印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類似的記載亦見於資治通鑒。“印紙”一詞在唐代文獻中屢見。又舊唐書食貨志：建中四年六月（783年），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版本學家認為“在唐代文獻中，印紙一詞多次出現，均指具有特定用途的印刷品。”然而與“模勒”一樣，將“印紙”解釋為“印刷之紙”也缺乏強有力的根據。曹之先生曾對此做過考證，并得出結論“印紙”就是印刷品。 但曹氏的論證頗有先入為主之嫌。艾俊川曾對印紙究竟為何做了詳細的考證。據艾氏考證，唐宋所言印紙，都不是印刷品，而是“欽印之紙”。艾說甚確。所以以武則天印紙為最早印刷品的說法實際上並不成立。傳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現可見最早的兩件印刷品是：（一）武則天長安四年（704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年）之間刻印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此經于1966年發現於韓國慶州佛寺釋迦塔內。現藏韓國。（二）武周時代刻印的妙法蓮華經，該經出土于新疆吐魯番，現藏日本。關於這兩件印刷品。對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年代的判定，因為此經翻譯成漢文的時間既是704年，故其年代上限為704年。因為佛國寺舍利塔于751年完工，故其年代下限為751年。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妙法蓮華經兩經都使用了武后詔令創造的幾個特殊字體，因此印刷時間應該非常接近。武周政權取消之後，武后創造的文字也基本不再使用，武后在位時間為684704年，那麼兩經的印刷時間必然在這一事件段之內或稍稍延後。從出土文獻的角度來看，雕版印刷術起源於初唐無疑。從雕版印刷術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撐來看，雕版印刷術起源於初唐合情合理。雕版印刷術需要充足的紙張，魏晉時期，我國造紙術的發展已趨於成熟，紙張的使用已經十分普遍，但造紙量仍然供不應求。時間過渡到唐代，紙張無論是種類還是製造量，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進步。劉太真諸道供紙張奏有言：“准貞元元年八月二日敕，當司權宜停減諸邑糧外，紙張內停減四萬六千張。”停減之數必然只是官方貯存總數的一小部分，那麼官方總貯紙量估計可能有四萬六千張十倍開外，甚至更多。可見唐代造紙業的發達。雕版印刷術得以形成的另一要素就是陽文反刻技術。世界上許多地方都有應用印章的歷史，但多是用作蓋印封泥，所以並不需要將文字反刻。中國則不同，紙張的發明，促使印章很快便應用於紙張。印章印在紙上，必須要反刻以方便認讀，因此魏晉時代的印章便已實現了陽文反刻。因此，無論是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撐，還是社會經濟文化的需要，亦或是傳世文獻是記載，雕版印刷術起源於唐初于情于理都十分可靠，相信在未來的考古發現中，還能為這一結論增添更多的實物證據。曹之先生有專著中國印刷術的起源，該書以十個章節，將近五百頁的篇幅論證了雕版印書術起源于唐初，內容十分詳細全面，讀者可自行查閱參考。參考文獻：1唐元稹.元稹集 卷五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2010.2胡震亨.讀書雜錄 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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