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雕版印刷起源時間研究 沈艾秋思摘要:對歷代較具有代表性的雕版印刷起源時間說法予以分析討論,并結合史料和出土文獻,對我國雕版印刷起源時間進行研究。關鍵詞:雕版印刷;起源時間一、關於“雕版印刷術”定義的討論關於印刷術的義界,在討論起源時間時,大部分的學者都默認“雕版印刷術”所指即為雕版印書術。但也有學者提出“探討雕版印刷之起源時間,乃是印刷科技之範疇,必須從印刷科技之觀點論述印刷史,不宜僅從印刷書籍之觀點論述印刷史”,并認為“雕版印刷術之起源時間不宜自設上限。因為:雕版印書術是中華先賢在漫長時間內綜合演進之集體創作,絕非某人于一時間所獨立發明。雕版印刷之印版不限於凸版,雕版印刷之載體不限於印紙,
2、雕版印刷之用途更不限於印書。”對此,曹之先生的評說非常具有啟發性。他說:“表面看來,把印刷術同印字術、印書術等同起來,似乎有些荒謬。按照一般的邏輯,印刷術的面應當廣一些,印字術、印書術應當只是印刷術的一部分內容。但是漢語的常識告訴我們,在日常漢語中,有些說法如果按照常理的邏輯推理去理解,往往難講通,當人們習以為常后,也就見怪不怪了。儘管這些說法不合邏輯,人們照樣聽得懂,並不會造成誤會。” 換言之,版本學家們所言的“雕版印刷術”和印刷史上的“雕版印書術”之間的語義衝突,乃詞語的狹義與廣義之分。版本學家們討論的“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實際是指“雕版印書術”的起源。只是在學術發展的過程中,一直沿用
3、“雕版印刷”這個說法,不再細緻區分。若死摳語義邏輯漏洞,堅持將版本學家們所言“雕版印刷術”範圍擴大,并將起源時間無限向上追溯,非但于學術無益,更有一種消極對待問題的意味。我們並不能因為現階段無法理清雕版印刷術的起源時間,就肆意抹殺掉這個起源時間存在的可能性。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出土,我國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必然會一步步邁向明朗。二、關於雕版印刷術起源時間的爭論我國雕版印刷術的起源時間,學者們曾提出過“漢朝說”、“ 東晉咸和說”、“六朝說”等等,但隨後都被證實並不可靠。現在比較統一的看法是始於唐代(618-906年)。但雕版印刷術正式出現的具體年份,學者們莫衷一是,主要可分為“初唐派”和“中唐派”
4、,比較有代表性且爭議較大的幾種觀點有:(一)初唐說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張秀民,所依據的是邵經邦弘簡錄卷四十六的記載:“太宗后長孫氏遂崩及宮司上其所撰女則十篇帝覽而嘉嘆令梓行之。”清鄭機師竹齋讚書隨筆彙編卷十二雜考上引弘簡錄原文并曰:“可見梓行書籍,不始於馮道。”長孫皇后崩於貞觀十年,如果要刊印女則,時間也應該就是這一年前後。故張秀民得出了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可追溯至唐太宗貞觀十年的結論。這段歷史,舊唐書、太平御覽、新唐書、資治通鑒四部影響較大的史書均有記載,其內容與弘簡錄所述出入不大,然四書均無“令梓行之”四字,故弘簡錄中多出的這四字恐為杜撰。對此,張氏以為 “弘簡錄是一
5、部正式的通史,邵氏花了十五年工夫,換了四次草稿才寫成,可見他的謹慎不苟,當然與筆記小說等隨便說說不一樣,當然還是可信的。”但後代學者又指出了“令梓行之”的訓詁學漏洞。“梓行”一詞用作刊刻意,並不見與唐代典籍。玉篇、廣韻等字書,梓字均釋為木名。遲至明張自烈撰正字通,始曰梓有“刻”義:“俗謂鋟刻文字于版上為梓。”稱雕版刻印為“梓行”必然是雕版印刷技術十分成熟之後,探索出梓木用作雕版最佳的結果。即便貞觀年間已有版刻,然而雕版形成之初技術不夠成熟,也不可能產生“梓行”這種說法。曹之有梓行辯一文,專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二)中唐說1.唐大曆二年(767年)唐大曆二年(767年)杜甫李潮八分小
6、篆歌有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嶧山碑為秦代李斯所撰,被後人摹拓下來作為學習篆書書寫的範本。但嶧山碑原碑為野火燒毀,後人就用棗木翻刻嶧山碑,以供學篆之人拓取,然而翻刻之文字肥失真。張秀民認為嶧山碑“同普通石碑一樣,刻的是陰文,只能正面捶拓為搨片,並不是蘸墨刷紙稱為印刷品。” 劉衛武曾說:“雕版印刷必須具備以下條件:墨、紙、反刻、陽文左書。”從杜甫的詩句中,我們讀不出棗木傳刻之嶧山碑是陽文還是陰文,正文還是反文。如果正如張秀民所推測,所刻為正書陰文,那麼只能是用作正面捶拓,這顯然不能叫做雕版印刷。只有刻成陽文反文,蘸墨刷紙,才是我們所說的雕版印刷。因此,杜甫這句詩,並不足以證明唐大
7、曆二年已有印刷之事。2.長慶四年(825年)長慶四年(825年)元稹給白居易詩集作序有云: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作至於繕寫模勒,衒賣與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自註: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茍求是售,雜亂間厠,無可奈何長慶四年東十二月十日。(825年1月2日)微之序。最早將這段文字中的“模勒”視為雕版印刷的例證的是明末胡震亨。他認為:“書籍之有印本,云起於五代者非也。司空圖一鳴集載東都敬愛寺化募雕刻律?云:洛郊遇焚,印本散失,欲共雕鏤計一書,所印共八百紙。則剞劂之利,在唐世已盛興矣。”清乾隆年間史學家兼詩人趙翼認為:“自鏤版行世
8、,廣順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財百萬刻九經板,又刻文選、初學記、白孔六帖行於世,是刻書始於五代明矣。然葉夢得又謂,唐柳玭訓序,言在蜀見字書雕本,而元微之序白樂天長慶集,亦云:繕寫模勒,衒賣與市井。模勒即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矣歟?筆談亦謂版印書籍,唐時尚未盛,曰尚未盛,則已有之也。” 趙氏並沒有給出任何訓詁上的依據,而是直接就將“模勒”釋“刊刻”。張秀民頗為認同趙翼的觀點:“有人見到宋蜀本元微之文集、白氏長慶集序,元氏自註文內多作模勒,以為勒乃寫之誤;但是正文仍作繕寫模勒,若改為繕寫默寫,便不成辭。”又引王國維語曰:“夫刻石亦可云模勒,而作書鬻賣,自非雕板不可,則唐之中葉吾浙亦已有刊板矣。” 自王國
9、維肯定了趙氏的說法之後,後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基本趨於統一,皆遵王氏之說,并默認“模勒”即指刊刻。但自趙翼始,遲至王國維,都沒有人給出將此二字釋為“刊刻”在訓詁學上嚴整可靠的依據。那麼“模勒”在唐時是否可以釋為“刊刻”意呢?首先,關於“模勒”二字本身,“模”即“模仿,效法”之意。趙翼將“模勒”釋為“刊刻”,大概是將“勒”字與禮記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一語之中的“勒”字視作同義。鄭玄注曰:“勒,刻也。”則在唐以前勒即有鐫刻之義。然而將元稹序中的模勒的“勒”釋作“刻”,卻未免過於草率。元稹序中,正文以“繕寫”與“模勒”對文,自註中又以“作書”與“模勒”對文,則“繕寫”與“作書”意義相近。繕寫就是
10、工整的抄寫,“作書”亦當指書寫文字,而非製作書籍。“勒”字本身亦有書寫、編纂之義,且序又言:“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茍求是售。”二人的作品在當時名氣很大,摹刻二人之詩集大量印刷出版,并盜寇姓名,顯然很容易被識破。故盜寇姓名者,只能是取小部分詩作手抄,于市井之中小範圍的出售。所以“模勒”在此語境中當指仿效模寫。另一方面,從詩歌在民間的流傳方式上來看,民間售賣刻本詩集也是不太可能的。徐俊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 前言中有對“寫本時代”里詩文作品的傳布形式做過總結,他說:依據記錄文字的方法和介質的進化,中國古代典籍的歷史可分為“寫本時代”和“刻本時代”兩個大的段落。在寫本時代流傳更多更廣的,是規模相對短小
11、,從形式到內容均無定式的傳鈔本。元稹詩“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輾轉傳鈔甚至口耳相傳,是寫本時代文學作品的主要傳播方式,一般讀者只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單篇為單位來接觸作家的創作,而根本不可能像刻本時代的讀者那樣,可以通過別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的作品。因此,以“繕寫模勒”證明雕版印刷術已出現,頗為不妥。事實上,元稹的序文,並沒有提到關於雕版印刷的任何情況。他所反映的,實為寫本時代詩文傳播的風貌。關於“模勒”一詞的討論,辛德勇文唐人模勒元白詩非雕版印刷說、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雕版印刷的起源都有有專門細緻的論述,可以參看。3.太和九年(835年)太和九年(835年)舊唐書卷十七下:“十二
12、月壬申朔丁丑,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歷日板。”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革弊二:“(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馬宿奏準敕,禁斷印歷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暦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暦,其印暦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在古代,頒布正朔是皇帝的特權,其他組織和機構都不能私自製作刻印暦書。因此馮宿到任四川后即刻便湊請皇上要求禁止私人出版暦書的行為。張秀民對這段史料的分析說:“在官暦尚未發下前,四川淮南出版的私暦已滿天下,並且每歲如此,可見在太和九年以前,已有印本曆書出現了。”太和九年,印製曆書的做法已經如此普遍,那麼雕版印刷術的成型並進入使用的時間必然早於此。因此主張雕版印刷術發明于這
13、一時期,顯然也不甚恰當。三、再看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要解決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首先要明確我國最早的文字紙張類印刷品出現於何時。唐人劉肅在大唐新語(807年)中記載: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為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希旨,率浮偽千餘人旨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為太子。則天務遣之,乃以內印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類似的記載亦見於資治通鑒。“印紙”一詞在唐代文獻中屢見。又舊唐書食貨志:建中四年六月(783年),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版本學家認為“在唐代
14、文獻中,印紙一詞多次出現,均指具有特定用途的印刷品。”然而與“模勒”一樣,將“印紙”解釋為“印刷之紙”也缺乏強有力的根據。曹之先生曾對此做過考證,并得出結論“印紙”就是印刷品。 但曹氏的論證頗有先入為主之嫌。艾俊川曾對印紙究竟為何做了詳細的考證。據艾氏考證,唐宋所言印紙,都不是印刷品,而是“欽印之紙”。艾說甚確。所以以武則天印紙為最早印刷品的說法實際上並不成立。傳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現可見最早的兩件印刷品是:(一)武則天長安四年(704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年)之間刻印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此經于1966年發現於韓國慶州佛寺釋迦塔內。現藏韓國。(二)武周時代刻印的妙法蓮華經,該經出土于
15、新疆吐魯番,現藏日本。關於這兩件印刷品。對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年代的判定,因為此經翻譯成漢文的時間既是704年,故其年代上限為704年。因為佛國寺舍利塔于751年完工,故其年代下限為751年。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妙法蓮華經兩經都使用了武后詔令創造的幾個特殊字體,因此印刷時間應該非常接近。武周政權取消之後,武后創造的文字也基本不再使用,武后在位時間為684704年,那麼兩經的印刷時間必然在這一事件段之內或稍稍延後。從出土文獻的角度來看,雕版印刷術起源於初唐無疑。從雕版印刷術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撐來看,雕版印刷術起源於初唐合情合理。雕版印刷術需要充足的紙張,魏晉時期,我國造紙術的發展已趨於成
16、熟,紙張的使用已經十分普遍,但造紙量仍然供不應求。時間過渡到唐代,紙張無論是種類還是製造量,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進步。劉太真諸道供紙張奏有言:“准貞元元年八月二日敕,當司權宜停減諸邑糧外,紙張內停減四萬六千張。”停減之數必然只是官方貯存總數的一小部分,那麼官方總貯紙量估計可能有四萬六千張十倍開外,甚至更多。可見唐代造紙業的發達。雕版印刷術得以形成的另一要素就是陽文反刻技術。世界上許多地方都有應用印章的歷史,但多是用作蓋印封泥,所以並不需要將文字反刻。中國則不同,紙張的發明,促使印章很快便應用於紙張。印章印在紙上,必須要反刻以方便認讀,因此魏晉時代的印章便已實現了陽文反刻。因此,無論是物質基礎和技術
17、支撐,還是社會經濟文化的需要,亦或是傳世文獻是記載,雕版印刷術起源於唐初于情于理都十分可靠,相信在未來的考古發現中,還能為這一結論增添更多的實物證據。曹之先生有專著中國印刷術的起源,該書以十個章節,將近五百頁的篇幅論證了雕版印書術起源于唐初,內容十分詳細全面,讀者可自行查閱參考。參考文獻:1唐元稹.元稹集 卷五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2010.2胡震亨.讀書雜錄 卷上 四庫全書村木叢書 影音清康熙十八年刻本 濟南 齊魯書社,1996.3清趙翼.陔餘叢考 卷三十三 刻書書冊條M.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12.4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展及其影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0.6後晉劉昫.舊唐書 卷十七下M.北京:中華書局, 2000,1.7北宋王欽若.冊府元龜 卷一百六十M.北京:中華書局,1960.8唐劉肅.大唐新語 卷九 北京M.中華書局,1984,6.9後晉劉昫.舊唐書 卷四十九M.北京:中華書局, 1975,5.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