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高昌回鹘人汉语使用现象研究.pdf

语言与翻译 2024年第1期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9VXJ020）；2022年度新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编号：620322019）。作者简介：周英惠，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疆少数民族语言与历史文化。赵平，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高昌回鹘人汉语使用现象研究周英惠1，赵平2（1.2.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民汉语文翻译研究中心，乌鲁木齐 830046）摘 要：自二十世纪以来，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及文字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为研究当时高昌地区回鹘人的语言接触现象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机会。本文通过分析现存文献，从回鹘人的汉语学习、佛经翻译、借词使用及语法结构的变化等方面探讨高昌回鹘人的汉语使用状况，并将其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中央王朝对西域汉文化传播和汉语学习使用的重视；二是屯垦戍边文化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延续；三是回鹘人对中原文化的仰慕。由此可见，这种语言接触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表现，也体现了汉语言文字成为历代中央政权的主要交流语言和文字，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选择。关键词：高昌回鹘人；汉语；汉字；认同；中华文化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823（2024）01-0076-05语言兼用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是指一个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还兼用了另一个或多个民族语言的现象。语言兼用是语言使用的变化形式，语言兼用是社会需求在语言数量上的直接反映（戴庆夏2014）。自古以来，在我国大地上生活着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随着族群之间的交往、交融、分化，语言兼用在民族杂居地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长期发展而言，语言兼用是一种进步的体现。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华夏之邦的高昌回鹘，以地方政权的形式从九世纪开始已在新疆吐鲁番盆地存在。从相继出土的近五百件高昌时期的文书内容（陈国灿 2003）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笔者通过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文献中的语言接触现象发现，随着语言间的接触与碰撞，回鹘人除了使用自己本族群的语言回鹘语外，同时还兼用了汉语。这种语言兼用现象表明，回鹘人使用回鹘语的同时使用汉语在当时已成为语言接触最直接的表现和最典型的特征。1.汉语使用状况早期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回鹘人西迁后，与高昌地区当地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族相融合，共处一地的居住格局使语言交流成为必然。北史 中记载，国有八城，皆有华人（李延寿 1974）。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为使用汉语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据阿斯塔那一号墓所发现的 高昌延寿四年（公元六二七）参军汜显佑遗言文书 中，将“衣裳”误写成了“依常”，将“遗言”误写成了“夷言”，将高昌城的“东北坊”写成了“东北放”。这些同音错别字的发现，一方面说明高昌地区民众的汉语水平不太高，书写方面缺乏严谨性，但另一方面则折射出当时全民上下兼用汉语的事实。此外，据 北史 西域传 中记载，高昌地区“文字亦同华，兼用胡书”（李延寿1974）。由此可知，汉语在当地的使用有依据可寻。笔者将回鹘人汉语使用的具体表现归纳如下：1.1 汉语学习方面在高昌地区，官民乃至儿童以习读 论语 毛诗 孝经 为尚，且以汉语言文字形式习得。早在6世纪初高昌国麴嘉称王时期，由郑玄笺证注释的汉 76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高昌回鹘人汉语使用现象研究文本 毛诗 就已在今吐鲁番地区出现，并被广泛朗诵（陈国灿 2003）。此外，在阿斯塔那169号墓中，发现了55行的古写本 孝经，此写本通篇为汉字，且背面有一 论语 卷，原文为两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友用自远方来不亦”。从两行内容可见，“朋”被误写成了“用”，且断句存在偏差。但是从同音的错别字可以推断，回鹘人兼用了汉语，并且学习时以汉语发音类似的词进行书写。儒家思想尤其受高昌地区统治者推崇的事实，在 魏书 高昌传 里有明确的记载，高昌王宫有“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自麴嘉任高昌王后，便表示“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以上充分反映了高昌地区的上层统治者们对儒家典籍的尊崇及对礼仪制度的渴求。此外，在吐峪沟出土的汉文文献何晏的 论语集解 残卷也能说明当时的回鹘人在使用回鹘语时，非常重视汉语的学习（陈国灿1994）。在高昌地区的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汉文文献中还有 史记 三国志 汉书 等内容。高昌地区佛教兴盛，写经诵经被视为修功德的重要表现形式。加之，佛教由中原回传，汉文佛教经典涌入，僧侣学习汉语蔚然成风，独具特色。当时的僧侣为学习汉文 千字文，先用回鹘文注明每个汉字的发音，再用回鹘文为其释义。另一个重要的文献为 阿含经，以夹写汉字的形式，选择性地摘抄，进而更好地领悟其内涵，掌握表达技巧，提高表达能力，同时达到积累功德的目的（阿依达尔 米尔卡马力2014）。由此可见，回鹘僧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佛教文献为载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汉语使用现象。1.2 汉文翻译方面高昌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要道，凭借丝绸之路得天独厚的文化及地理优势，回鹘人兼用汉语的同时，精通汉文，了解佛学，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文献，同时也为 大藏经 的整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文献记载，公元1285年至1287年，参与 大藏经 整理的大师共29人，其中领衔的回鹘人就占了五人（冯家升 1983）。在翻译实践中回鹘人翻译汉文佛经的方式多样，灵活，且数量较多，大乘佛教经典和小乘佛教经典兼有，大乘佛教经典居多。大乘经典有 妙法莲华经 说心性经 金刚经 华严经 阿毗达磨俱舍论 金光明最胜王经 大般若菠萝蜜多心经阿含经 增一阿含经 大唐西域记 俱舍论梳观音经相应比喻谭 佛名经 慈悲道场怯法 观身心经 佛说温室浴众僧经 等。还有一些中原高僧的传记也由汉文译成了回鹘文，例如，慧远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等。高昌回鹘人汉语使用现象在佛教翻译中最典型的体现方式则为“夹写汉字”，在回鹘文 俱舍论颂疏 中，短短13行残文里夹写了127个汉字，并且可以根据上下文理解这些汉字产生的语法关联。此外，根据张铁山对于回鹘文佛经文献中夹写汉字的分类和读法的研究可知，夹写汉字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且多存在于译自汉文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例如，说心性经 佛名经 观音经相应比喻谭 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 杂阿含经等。可见，当时的许多僧侣已能够直接阅读汉文，具备一定的汉语能力。据已出土的文献可知，在佛经翻译方面，涌现出了许多翻译大家，无念（译作为 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胜光（译作为 玄奘传 金光明最胜王经），迦鲁纳答思（译作为 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安藏（译作为 大方广佛严经）、isuin都统（译作为 说心性经 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楞严经（译作为 楞严经 大涅盘经）（赵江民 2011）。这些能够通晓汉语与回鹘语的人只是冰山一角，不难想象，民间能够通晓汉语与回鹘语，并能兼用的人更不在少数。1.3 汉语借词及语法结构方面在两种途径下，语言能够得到丰富和发展：一方面，通过本族语的调整和再生而提高自身语言的表达性。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接触并吸收其他民族语言中的成分，从而丰富本族语。高昌回鹘人也不例外，在兼用汉语的同时，吸收了部分汉语的借词及语法结构，并将其融入自己的语言当中，增强了语言的表达功能，满足了人们交际交流的实际需要。回鹘人使用汉语时，回鹘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据统计，汉语借词占回鹘文总词汇量的5%，依次推测汉语在当时回鹘语口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阿依达尔 米尔卡马力 2016）。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汉语借词比比皆是，使用范围相当广泛。高昌回鹘文佛教典籍 弥勒三弥底经 经光明最胜王经 善恶两王子故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及 社会经济文书 中的汉语借词多达31个（余欣2000）。汉语借词不仅出现在佛教典籍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如皇室称谓、官职名称、经济商贸用语、度量衡用语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等（杨富学 2003）。例如：皇室称谓：77语言与翻译 2024年第1期qung tai hou（皇太后）；官职称谓：sangun（将军）、tutuq（都督）、taipu（太傅）；动植物名称：hua/xua（花）、quma（胡麻）、la（骡）、linxua/lenxua（莲花）；日常生活用品：biti（笔）、qay（鞋子）、biba（琵琶）、qungxan（箜篌）、yapi（钥匙）、quping（花瓶）、lawxan（老汉）、to（土）；经济用语：yang（样式）；quanpu（官布）、paosin（保人）；天文历法：kumuni（巨门星）、taisui（太岁）；其他词类：suy/tsuy（罪）、tsi（慈）、baxsi（博士）、pusar菩萨等。回鹘文的语法结构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回鹘人将汉文佛经翻译成回鹘文时，有时会采用直译的方式，将佛教典籍里的汉文文字照搬摘抄，而忽略回鹘语的语序，最典型的则为 俱舍论颂疏。古代回鹘语的固定语序结构为：主语+宾语+谓语，而在 俱舍论颂疏 中则出现了汉语化的语法结构：主语+谓语+宾语（张铁山 1996）。例如，我要成为将军。这句话的回鹘文译文为，man sangun bolurman。借词的遗留及语法结构的变化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回鹘文化从汉文化中吸取养分的生动画面，同时也对回鹘文的释读、重建整个语言体系、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进一步考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汉语使用的成因高昌位于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汇的要冲，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等文化交流融合的关键地区，这对语言兼用现象的产生与持续形成了助力。九世纪中叶，漠北回鹘被攻破后，剩余部众分别向西、向南迁徙。迁入西域，以高昌为中心建立地方政权的高昌回鹘又名西州回鹘。迁入地一直受中原王朝管辖，回鹘人与原本在此居住的大量汉民相交融，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与浸濡。回鹘人踏入此区域后，经过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及语言的接触与影响，语言兼用现象自然而然地形成并得以发展。此外，回鹘可汗受唐朝册封，并主动上表将“回纥”改为“回鹘”。历史上两次助唐平定“安史之乱”，顺利收复失地。所以，“唐朝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原王朝为舅，中原王朝每赐答诏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宋朝时，西州回鹘主动与宋朝保持联系，并以朝贡的形式，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高昌王阿斯兰汗始自称西州外甥狮子王遣都督麦索温来贡方物。回鹘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可见，中原文化的影响对其语言兼用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昌回鹘人语言兼用现象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影响，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环境等外在因素，还包括本民族对另外一种语言的态度与认同。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回鹘人的语言兼用得以发展与演变。在此，笔者通过梳理历代文献，将其概括为以下三方面原因：2.1 中央王朝对西域汉文化传播和汉语教育的重视西汉时，便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将发达的汉文化传播到西方，进而使得西域诸地“乃益重汉”，加强了西域与汉的往来。古代西域的汉语文教育与中原地区类似，亦分为官学与私学两部分。高昌地区自古以来被中央王朝视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随着屯田范围的扩大，涌入此地的汉人数量也与日俱增。汉语的学习使用和汉文化的传播也开启了其悠久的历史篇章。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了 唐经义 论语对策残卷；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了一份西凉建初四年（公元408年）的秀才对策文，共70行。由此可知，高昌地区显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为汉文化的传播形成了一定的空间。近代从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献中，研究者发现了大量的学童作业、乘法口诀、经史诗文、籍账文书及佛教典籍等。此外，在阿斯塔那363号墓中还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卜天寿抄件便有“义学”“开觉学”“崇贤管（馆）”等字样的校名，可见，义学、家学、寺学等启蒙阶段的私学教学已在高昌地区展开，进而汉文化也逐渐地参与到了回鹘人的日常生活中。据 长春真人西游记 记载：“回纥与汉民杂，其俗渐染，颇似中国”（李志常 2001）。此外，从西北文物考察队在吐鲁番获得的一份写于1315年12月16日的汉文与回鹘文对照的离婚契约可知，离婚双方为医生李义和蔡氏，并明确注明，汉文为李秀才写成（钱伯泉 1989）。通过此汉文契约可判断，汉文已在民间普遍使用，且“秀才”一词说明汉语教学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与规模。与私学对应的是官学教育，即由官府注资开办并管理的学校，官学教育包括中央与地方两种学制系统。历代中央系统的官学包括太学、国子学、弘文馆、四门学、崇文馆等，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授课内容。此外，也有书学、算学、医学、律学等以专门知识为授课目的的，这些均为高等学校。地方系统则与此相对应，也有州学、州医学、县学、镇学等，属于中等学校。西域的官学可能自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置高昌 78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高昌回鹘人汉语使用现象研究郡时始置（李树辉 1994）。据史料记载，高昌地区不仅有 毛诗、论语、诸子集、历代史记五经，同时还设有学官弟子、博士等。唐代，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蔚然成风，仅入国子学就读的诸番子弟就超过了八千人（宋祁 1975）。同时，唐朝废除了汉魏以来的选士制度，开明经、进士二科，以儒学取士，这在客观上更加促进了高昌回鹘学子学习汉文化的热情与积极性。宋元明时期，汉文化仍然是高昌地区的主导文化，明代官方所编写的 高昌馆杂字 中有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亦可作为证明。2.2 屯垦戍边文化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延续西域自西汉纳入祖国版图，中央政权始终对其行使管辖权，屯垦戍边作为边疆地区的特色，始于西汉，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通过这种历史传承性活动，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先进的思想理念及风俗习惯等传到了西域，不仅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也丰富了其思想文化。正所谓，任何思想活动都不离开语言，西汉时的屯垦戍边活动在西域展开的同时，汉语言文字也随着官方对西域的治理而广泛传播，当时，在西域的屯田吏卒有近两万人，耕地达五十多万亩。中原地区文化在此颇为流行，以汉文为载体的儒家文化在高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如前文所提及出土的 毛诗 孝经 论语 的多种版本，以及大量的伏羲、女娲绢画等就是实证。魏晋时期，屯田的范围一度缩减，但是高昌佛教与中原汉传佛教高度融合，将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中原地区文化的推广再度推向了高潮。融合了汉魏以来的部分元素，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昌佛教文化，在民间产生了深度的影响。隋唐时期，西域屯垦戍边文化进入了发展期，汉文化也随之得到了较大范围的发展，高昌地区的社会风俗，甚至政治制度与中原地区相差无几，如“朝政治理方式也略同于内地中原”。高昌地区效仿中央王朝，设立了兵部、礼部、吏部、仓部、民部及库部等。宋至元明时期，屯垦戍边活动再度缩减，但是汉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从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元朝时期的印刷品可知，虽然大部分以畏兀儿字雕版印刷，但中缝里往往加有汉字页码和汉人工匠的姓名（马大正等 2006），说明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已在此地得到了广泛应用。据史料记载，元明时期，内地的佛教经书、医学名著乃至历史书籍仍然在西域广泛传播，如 本草 资治通鉴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等从汉文译成了回鹘文，且当地的各种债务契约文书多被同时代中原地区汉文契约文书制度所影响（苗普生等 2004）。汉语文言文字和汉文化之所以在高昌地区风靡，与汉代以来屯垦戍边文化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延续分不开，戍满后的将士与其家人、子女习惯于当地的生活，未选择回归故土，而是定居在高昌继续生活，繁衍后代，为高昌地区汉文化圈的保留与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3 高昌回鹘人对中原文化的仰慕高昌回鹘人注重对中原文化的接纳吸收。儒学思想深入人心，既是民众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又是管理者尊崇的伦理体系。当时，高昌佛教兴盛，僧侣众多，寺院随处可见，大多数人信仰佛教。据宋代使臣王延德所记载，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座，且均为唐朝所赐额，寺中珍藏了 唐韵 经音 大藏经 玉篇等内容，逢春时节，居民多群聚遨游在此。甚至“教区”一词出现在一份回鹘文文书中。再如，上文所提及的西北文物考察队于1953年冬在吐鲁番获得了一份立于1315年12月16日的汉文和回鹘文对照的离婚契约，且注明汉文由“李秀才所写”。在吐鲁番发现的一份回鹘文文书中有关于占卜术的记载，所记录卦象表明，其内容源自易学体系，具体内容为根据各卦象阐明其顺次吉凶祸福等。汉书 张骞传 谈及西域已有奇戏，晋书 中也表明当时的高昌境内确有“奇技异戏”（贾丛江 1994）。之后，宋人王延德受高昌王接待时也提及“张乐饮宴，为优戏至墓”，可见，高昌回鹘人继承并发扬了中原戏剧艺术。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发现的饺子与现在的饺子并无差别，当地的人现在还称之为“扁食”，这正是一些汉语方言的读音（张洋 2008）。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习俗、制度与中央王朝并无二异，尊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践行三纲五常的观念与伦理道德，且在私学与官学开设了四书、五经等课程，并以科举考试为取贤纳士的主要途径。另外，唐朝时，中原地区的画师、僧侣及工匠将绘画艺术、雕刻方式及医学传播到了西域。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兽医古籍和医方残卷及针灸等都是相关例证。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中，高昌回鹘人高度认同中原文化，以兼用汉语的方式吸纳汉文化从而更好地丰富自己的生活。总之，语言关系作为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意义重大。语言接触是语言关系形成的基础所在，语言兼用则是语言接触的最直接体现形式。语言兼用自古有之，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并逐 79语言与翻译 2024年第1期步形成的，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语言使用状况。高昌回鹘人也不例外，他们学习并使用汉语的延续与发展不仅丰富了自身语言，增强了语言的功能性，便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互通有无，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是各地区、各民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是通用语言文字形成的重要条件，汉语言文字成为历代中央政权的主要交流语言和文字，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选择。参考文献：戴庆夏.2014.社会语言学概论 M.北京：商务印书馆.陈国灿.2003.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地区 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李延寿.1974.北史 西域传 M.北京：中华书局.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第一册阿斯塔那三九号墓文书 M.北京：文物出版社.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1983.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五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陈国灿.1994.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2014.回鹘僧人如何学习汉语 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冯家升.1983.刻本回鹘文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 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 大藏经 的贡献/新疆考古三十年 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赵江民.2011.历史上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互动探讨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1）.阿依达尔 米尔卡马力.2016.回鹘佛经翻译家isuin都统其人 J.西域研究，（3）.余欣.2000.回鹘文中的汉语借词 J.西域研究，（4）.杨富学.2003.从出土文献看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 J.汉语史学报（1）.张铁山.1996.从回鹘文 俱舍论颂疏 残叶看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2）.宋史.1985.高昌传 M.北京：中华书局.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1999.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 M.北京：文物出版社.国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等编.1986.吐鲁番出土文书 分别见于第8，1，7册 M.北京：文物出版社.李志常（元）著，党宝海译注.2001.长春真人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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