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一章.doc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绝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生活。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喊出了那时多少爱国者满腔悲愤的心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雄。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历史总是不停步地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深刻化，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成长，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又开始了。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他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在1905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清朝政府，而这个政府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场革命号召推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以前，虽然已有人受欧风美雨的影响而提出怀疑君主政治的思想，但他们不敢设想在中国推翻君主制度和由它代表的社会制度。孙中山鼓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
　　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回顾辛亥革命时写道：“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醉心于学习西方的时候，孙中山已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2]。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主要是南方几个省的三合会等江湖帮会组织)和新军(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建立的、采用新式军械和新式训练的军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的失败都在全国民众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恶。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它取得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被推翻的清皇朝既是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的专制政府，就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它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3]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失败了。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业绩，而辛亥革命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如果脱离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观察问题，也许会把辛亥革命看作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4]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5]因此，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二、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来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的机会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这些活剧一幕紧接一幕地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概括地描述出当时的情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
　　现实有时是残酷的：人们在作出那样大的奋斗和牺牲以后，换得的竟不是当初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实行过，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说来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着，将要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来。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他们由此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这时的思想家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如果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维新派还是披着孔学的外衣去干那“离经叛道”的事业，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也没有从正面去触动孔学的思想统制，那么，这时的思想家确是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光荣战士。尽管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如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的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也没有对人数最多的工农劳动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革命发动表示应有的期待；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但在当时说来，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这就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赛先生”（Sｃｉｅｎｃｅ），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据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2]；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3]。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4]。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他们强调“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仍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这时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暴露。陈独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就说过，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西方近世文明的这种缺点是无庸讳言的[5]。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引起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李大钊在大战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6]。他在1916年5月就已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7]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8]。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产生的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为什么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当中国人民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给他们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
　　这以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有一些讲社会主义的人讲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空谈和现实生活有多少关联。有一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只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有现实意义，他们以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也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但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为人们重视。那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学说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9]；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10]。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发动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总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就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十月革命后，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在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深刻的变动。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只有日本、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仍有所扩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间，新设厂矿379个，平均每年增设63个。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二百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种种社会问题，包括劳动和资本间的矛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各种新式学校里的学生也迅速增加，还出现一大批新式学校的教师和记者等，形成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三、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这次和会是在战争中取胜的几个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决议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和约，一个学生当场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曹、章、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示威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因为遍寻曹汝霖不见，就放火烧曹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学生被捕者三十二人。学生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他们还到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等。在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第一天，学生被捕者一百七十余人；第二天，又有七百余人被捕；第三天，二千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受到军警马队的冲击。
　　正在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学生“沿街跪求”上海商人罢市之际，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章、陆。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2]。
　　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的是学生群众，他们起了先锋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则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了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3]。由于在斗争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4]。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主要原因。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5]。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他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6]。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新青年》出了一期由他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他在这个专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比较确切的阐明。
　　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在国内发表。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很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向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原本是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这时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后来说，这样做“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7]，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当时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在各地方出版的刊物上，有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3、4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宣称，军国主义、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逐步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五四运动中一批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这时也开始了思想方向的转变。湖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其他著名的学生领袖如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走上这条道路。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有如前面所说，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9]。吴玉章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10]。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任何其他人所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才作出的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11]。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民主不再是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民主。为此，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12]。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但是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取消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相反，给了反封建以更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社会根源。他们把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方式，从由少数人进行的宣传工作，发展到主要由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实践，从而推动中国人的思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解放。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初主要还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这是一种客观的趋势。1920年1月，就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曾同北京大学的革命分子讨论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然后他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五四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被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他把《新青年》迁往上海继续出版)，并具体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7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小组拟定过一个类似党纲党章的文件。“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关于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1920年11月，上海小组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2]。上海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小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一律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他们的主要活动是：
　　（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推动建党工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利用已有的或自己创办的公开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通过这些报刊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
　　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第一版印千把册，还有很多地方翻印。同月，出版了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以及《社会主义史》等也陆续翻译出版。这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特别的重视，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些共产主义小组还利用原有的或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党造就最初的骨干。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指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起了这种作用。国内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青年中，不少是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或通讯会员。
　　（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派别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时，并不是所有正在探索中的先进分子都能够认清马克思主义同这些思想派别的本质区别。为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争取那些有着爱国、进步要求而一时接受了其他思想派别影响的人站过来，扩展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共产主义小组不得不同这些思想派别展开斗争。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虽然在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实际上强调的是，由于中国产业落后，中国没有条件成立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主张“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以便“在现行经济制度下，徐图健实的发展”。他们表示信奉英国学者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主张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们指出，不能离开时代条件来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从当前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情况来看，不可能在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需要发展教育及工业，但应当“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以便“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而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这种状态，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