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doc

香港问题分析香港问题由来已久，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1942年12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落实香港1997年之后实行“一国两制”。1997年7月1日，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 香港保留原有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50年不变，实行“一国两制”，除防务和外交归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政策的设计的初衷是用在台湾问题上的，但却率先用于香港。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提出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概念。四个月后，他把“一个中国”的提法改为“一个国家”。又过了四个月，邓小平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为“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一项伟大超前的制度，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它保证了香港在回归初期的繁荣稳定。但是在“一国两制”推行的这19年间，香港似乎越来越不安分。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发“占中”事件。此次事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给香港的经济，社会治安造成了恶劣影响。多家商铺遭受了巨额经济损失，交通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的治安稳定受到严重影响。“占中”运动的主要群体是青年学生以及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组织者企图扰乱政府办公，破坏香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秩序从而要挟中央政府在政改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其名曰“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声称这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的“公民抗命”，其本质就是普选2017年特别行政区的长官。也就是香港反对“一国两制”的声音甚嚣尘上。之所以闹到这般严重的地步是因为香港经济发展到瓶颈期，以及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感的缺失，并不是“一国两制”政策本身的错误。“一国两制”确实不是一项完美无缺的政策，而且我们并没有历史借鉴可以参考，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尚需完善。当时的政策确实给了香港太多的自由，而对香港要求的太少，用政治家的话来说，就是政策的香肠切得太多了。这样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很多港人把“一国两制”看作是“两制”，而非“一国”。导致目前香港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香港经济发展缓慢。而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香港丧失了原本的地缘优势。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香港回归后，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及2003年“非典”冲击，香港从高度国际化的都会经济陷入困境。香港及时改变经济发展策略，再次转型，强化与大陆经济联系，成为南中国经济门户。中国政府适时伸出援手，以庞大经济力量与人口为后盾，2003年6月与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准许一千多项香港产品免关税输往大陆，允许数十项香港服务业赴大陆经营，开放数十个城市的居民到香港自由行，安排大型优质国有企业赴香港上市。CEPA签署之后，每年有超过千万人次大陆旅客到香港旅游，为香港带来数百亿元的消费及更多商机。大陆国企在香港上市也吸引大量外资投入香港股市，港股总市值从1997年的3万亿港元激增到目前近15万亿港元。2006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创2.77万美元的新高。这期间香港只发展金融、观光、地产，放弃了制造业，也偏废了对其他地区的贸易，愈来愈依赖中国大陆，故其自主独立相对减弱。同时，因房价泡沫爆破，房价下跌，政府停止建房，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在民生上，未照顾新形成的贫困人口以及蜂拥而至的新移民。同期，大陆游客每年有4000万之多，港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与福利补助受到严重影响，使得民怨四起，形成严峻的社会问题。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城市，也是全球贫富悬殊地区之一，其基尼系数高于0.4警戒线。与内地密切交流后，很多企业北移，高级职位转入了中国内地，来自大陆的竞争者也成为本地人的竞争对手。扩大与大陆经济交流的成果，并未惠及工薪阶层，而是使地产商及针对大陆客人的零售商等得利。对青年来说，社会欠缺向上流动性，且楼价太高，大学毕业生即使得高薪职位，其收入亦无法购置住宅，青年人缺乏动力和机会。香港的房价的问题也是造成香港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政治问题，往往会借着经济问题来扩大和发酵。香港的高房价使得香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少数房产所有者打工，无论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的收入的绝大部分支出都在房价上，无法形成有效的财富积累，陷入恶循环的境地就是一辈子摆脱不了打工的命，例如餐饮，服装，好不容易收入高了，结果租金又提高了，使得他们一辈子在辛苦都是微博利润获得者，没有任何希望，仅够勉强维持生活，这种情况使得，香港基本是一个打工主导的社会，整个社会年轻人没有发展的空间，资本都追求短期交易，不追求长期投资，越来越恶性。同时，香港本土少量的却占有将近90左右的房屋所有者为了维持这种稳固利润，把持了话语权，采取了很多限制性政策，竭力维持高房价，进一步挤压了底层空间。房价高企香港这个地方，反过来又是别无选择的路径，因为体量太小，腾挪空间有限，深度广度都不够，不可能在弹丸之地营造出一个完善的产业链条，这个也是无奈之举。香港的经济发展状况可见一斑。所以，香港面临的问题是必须要转型产业转型。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前几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胆寒。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他们很大可能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社会贫富悬殊形成香港一种不稳定因素，但香港的问题不单在经济方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危机，这就是殖民主义形成的思想文化。香港的殖民地的权力核心，除了来自英国的统治阶层外，还有一批港英政府栽培的殖民地华人精英，港人称之为“高等华人”。他们来自港英特意安排的英式贵族教育，从小学接受英语教育，不懂中国历史文化，不知西方侵略中国的近代史，入洋化的香港大学或留学英国，栽培一批高级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及高级行政公务员等，成为亲英政府的高等华人。其政治观点是亲西方，以西方的政治体制为标准，看不起中国人、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国现存体制。这些英式殖民地精英，建立了香港亲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元素。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西方民族优于中华民族，西方体制优于中国体制；世界文明发展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不可以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模式，只有西方的路才是理想归宿。这些人顺从西方，以为西方模式是唯一模式，而中国的文化和现今体制是低级和落后的。这些殖民地训练的群体，很多缺乏人文学科的素养，不懂后现代及后殖民的多元文化发展。他们不能独立判断，受自由主义思想控制，视中国为落后，以摆脱中国为理想。他们对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是抗拒的，但没有办法和能力阻止，在1997年后，他们成为泛民主派的领导层。而群众基础就是1949年后逃亡或偷渡港的反共人士及其后代。这成为1997后很多抵制和批判香港特区政府的政治力量，而“占中”运动就是一次全体总动员。他们还用同样的意识形态在中学和大学灌输，形成了新一代的年青参与者。香港人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00年之久，几代人下来早已习惯自己的身份。英国政府的怀柔统治让香港在比较自由，舒适的环境下发展着，这种社会环境让香港人对于被殖民的事实是不甚介意的。加之大陆不论是在水深火热中艰苦革命，还是在高歌猛进地发展，香港都在香港的步调下发展着，对于大陆发生的事多是无法感同身受的，香港和大陆在这100年间共同的历史记忆太少了，香港人和大陆人的共同的东西太少了，于是香港人自然很难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两地的民族感情在分隔百年之后仍然没有得到修复，甚至因为大陆人涌入香港生产，购物，扰乱了香港人的生活，加之部分大陆人的素质问题，香港人产生了强烈的反华情绪。香港人更喜欢将现今经济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简单归因于特区政府，是思维上的懒惰，也是香港殖民地思维和反华情绪的体现。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在香港经济不景气的同时，大陆不断崛起，核心就是制造业发达，外汇大量流入，货币宽松进一步促进制造业，即使碰到危机和问题，仍然有广阔的市场和农村作为后备力量。然而香港的起点已经很高，因为房价问题，使得整个地区无法创新，无法突破，香港不得不简单依赖地产和金融这两个行业，这两个行业很好，但是再好，也就只是两个行业而已，香港地区的经济没有广度，更没有深度，导致的结果就是系统风险极大，稍微来点风吹雨打，就扛不住，不是一个经济体的概念，因为在上文已经提到香港产业太过单一，转型困难，而且人民转型意识不强，很多经济的成分都是泡沫，房价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处理本身也是有偏差的。大陆接管香港之后，靠一小批富豪名流基本能稳住香港，但是随着这几年没有增量只有存量的情况下，富豪跟百姓之间处于明显的经济对立的情况就非常的明显了：房价不断上升，底层生活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同时，互联网催生出了更多民意渠道的时候，原先的富豪政治显得越来越脆弱，这个时候大陆还以为稳住富豪就能稳住香港，基本变的不现实了。而民众是不会思考为什么的，他们只会感受到怎么了。所以，虽然我们说香港人不该把矛头对向大陆民众，但是他们是意识不到深层次的原因的。所以综上所述，造成香港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以及港人国家认同感的缺失。香港问题的产生、演变，皆可应用对立统一观来分析。香港问题的解决也可以用对立统一观来探索一番。对立统一规律亦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或矛盾规律。它揭示出，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对立统一规律的内涵体现在：矛盾双方的统一性与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以及矛盾双方发展的不平衡性。辩证法是解决一切矛盾的方法论。对立统一规律包含以下基本内容：首先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一，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统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双方所固有的两种属性，统一性表现为对立面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性质，斗争性表现为对立面之间具有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性质。二，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结的。统一是对立面双方的统一，它是以对立面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的。矛盾的斗争性寓于矛盾的统一性之中。斗争是统一体内部的斗争，在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中存在着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斗争的结果导致双方的相互转化，相互过渡。三，矛盾的统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性是指它的条件性，任何矛盾统一体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矛盾的斗争性的绝对性是指它的普遍性，无条件性。矛盾的斗争性不仅存在于每个具体矛盾运动的始终，而且也存在于新旧矛盾交替的过程中。四，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发展。矛盾的统一性是矛盾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矛盾双方互相渗透，贯通为矛盾的解决准备了条件；矛盾的斗争性导致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不断变化，以致最终造成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致使旧事物被新事物所取代。香港和大陆便是这么一对矛盾，统一性和斗争性是香港和大陆固有的两种属性，香港和大陆固然有对立面，比如在“一国两制”国策下香港实行着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着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性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香港和大陆是不可分离的整体，而且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具有统一性的性质。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反对片面地看问题。香港经济上遇到的问题香港人不能片面地认为都是“一国两制”造成的，都是大陆人造成的，香港人应该认识到大陆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另外，认为错都在港人也是片面的，大陆方面应该对于香港的殖民主义形成的思想文化提高警惕，要努力提升港人对内地，对中央，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的认同感。其次，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即事事有矛盾；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始终，即时时有矛盾。矛盾是普遍的，又是客观的。它的方法论要求是，我们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勇于揭露矛盾，积极寻找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坚持两分法，防止片面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前提。矛盾也具有特殊性，矛盾着的失误以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矛盾，这些不同的矛盾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事物的特殊本质。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和阶段上有不同的矛盾。同一事物中的不同矛盾，同一矛盾的两个不同方面也有其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要求分析问题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一刀切。香港的经济上的危机要求港人积极面对，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像刚回归时香港相应地进行产业转型实现经济飞跃发展的时候一样，此次经济上的困境也只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矛盾，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解决。“一国两制”无疑是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的典范，并被证明为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正确方针。港人应该时刻坚持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以及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石中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具体表现在：一，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科学地解释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方向、形式等问题。二，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根本内容，事物普遍联系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由多方面的对立统一构成的矛盾体系；事物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它体现着事物内部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三，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全部规律和范畴的实质，所以，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理解唯物辩证法其它规律和范畴的钥匙。四，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这一科学方法论最根本的内容，即矛盾分析的方法。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来看待香港问题，香港问题的畸形在于，香港政府长期处于接受命令的状态，当真正拥有治港权力的时候却不求“变”，不根据历史的变化及时预测未来走向，而是朝三暮四地更改法令。香港政府更像一个“傀儡政府”，好像不为任何阶级争取利益，也不听从民意，只是一味秉承传统，而不求新。我们认为要解决香港问题，不能摒弃“一国两制”，出现的问题更多在于政策的实施方面，而非政策本身偏差太大。我们不能因此就对“一国两制”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在尊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原则下，只要为了香港好，我们愿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用各种方式开展交流。只要理性沟通，就可以减少以至消除分歧，增进共识。“一国两制”是一项基本国策，是战略抉择而不是权宜之计，不会改变。“一国两制”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是祖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不应改变。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做得到、行得通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好制度，没必要改变。其次，中央应该加大对香港经济调控的力度，加快产业转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能继续依靠金融中心的光环止步不前，应该减少经济中泡沫的成分。增强大陆和香港的往来，增强国民素质，提高国内生活教育水平，改变港人对大陆人持有的偏见。只要香港同胞发扬勤奋努力、爱拼会赢、创新进取、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优良传统，把握机遇，用好国家支持政策，找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不断提升原有优势，开创新优势，就一定能够在参与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 （注：文档可能无法思考全面，请浏览后下载，供参考。可复制、编制，期待你的好评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