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视域下人的生存范式转换研究_张铁山.pdf

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2023-03-12基金项目:2022 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及其生态伦理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2-ZZJH-546);2021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新时代大学生精神需求及引导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BKS033);2022 年度信阳师范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视域下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观研究”(项目编号:2022KYJJ003)作者简介:张铁山(1967),男,河南长葛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鲁桐君(1996),男,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张琳(1993),女,河南长葛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引用格式:张铁山,鲁桐君,张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视域下人的生存范式转换研究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2):8-16.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视域下人的生存范式转换研究|张铁山1 鲁桐君1 张 琳2|1.信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新乡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摘要:依据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和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会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三个历史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思想演进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范式谱系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化”生存到“唯物质主义”生存和从“唯物质主义”生存向“生态化”生存逻辑转换的演进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生存范式谱系中,“自然人”的“自然化”和“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和局限性以及转换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生态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生存范式则是建立在对“自然人”和“经济人”生存范式辩证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范式,具有重要价值意蕴。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和迈入建设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新征程的当下,这种“生态化生存”的生存范式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自然人;经济人;生态人;生存范式;当代启示DOI:10.19883/j.1009-9034.2023.0062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文 章 编 号:1009-9034(2023)02-0008-09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urvival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ZHANG Tieshan1,LU Tongjun1,ZHANG Lin2(1.School of Marxism,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 464000,China;2.School of Marxism,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0,China)Abstract:According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 development theory of social form in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1858,the proces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will has three historical stages: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human dependence relationship,the independence of human based on the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of thing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free personality.From the evolutional dimens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8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视域下人的生存范式转换研究张铁山,鲁桐君,张 琳civilization view,the genealogy of Marxist survival paradigm follow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logic from naturalized existence to materialistic one and from materialistic existence to ecological one.In the pedigree of Marxist survival paradigm,the survival paradigm of naturalization of natural person and materialism of economic man have their inherent values and limita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ransformation.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ival paradigm of natural man and economic man,the ecological survival paradigm of Marxs ecological man is on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realizes human liberation and humans comprehensive and free development,and has important value implications.At the moment when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China is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of Chinese-styl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this survival paradigm of ecological existence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Key words:Marxist;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natural person;economic man;ecological man;survival paradigm;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自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这个哲学箴言以来,在一定自然观和社会价值观引领下,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拷问、设定和探究,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人的存在样态和生存范式。与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生存论哲学思想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论哲学思想则把对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拷问置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之中,并把锻造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最高境界。在坚持生产和生活相统一、历史客观规律和人的发展相一致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一致性基础上,这一生存论哲学思想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全面阐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它不但跃出西方传统超验性和实体性的抽象存在论和知识论,而且开启了注重用实践改变世界的生存论先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资本论以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文本中。这些文本中独特而丰富的生态文明观思想为我们深层解读人类生存范式及其转换以及解决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了新视域和新方法。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和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站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平台,从人性、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范式谱系以及生态文明发展的视角,把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这三个历史形态中的人分别设定为“自然人”、“经济人”和“自由人联合体”中的“生态人”。通过对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人”和“经济人”的生存范式及其局限性、其生存范式转换的必然性以及“自由人联合体”中“生态人”的生存范式和对当代启示的考察分析,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生态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范式对新时代构建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和推进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示意义。一、从“自然人”的“自然化”生存范式到“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的转换 按照马克思的三个历史形态理论,从“自然人”向“经济人”生存范式的转换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这一生存范式的转换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谱系学意义。(一)“自然人”的“自然化”生存范式从本质上讲,马克思的处于“人的依赖关系”历史形态(对应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自然人”是指立足于人的自然性,在生物学或生态学意义上纯粹自然化的人,也就是完全消弭于自然界之间,运用“原始思维”对待主体自身与客体自然的人。9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然人”的生存范式是“自然化生存”。在蒙昧和野蛮的早期原始人类社会,人尚处于大自然的襁褓之中,大自然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人则作为大自然的“奴仆”而生存。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混沌未凿的蒙昧和谐关系之中。在这种蒙昧和谐关系中,自然人的生存范式本质上是原始的“自然化生存”。首先,在生存方式上,处于蒙昧和野蛮时代的“自然人”完全依赖大自然提供的各种物产如禽兽、鱼类和植物果实等。人类唯一从事的活动就是从自然界的储备库中发现和找到自己为了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现存的生活资料。然而,由于大自然可供人类直接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必须去同自然界斗争。但是,由于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在自然生产条件下,人类只能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中介进行具体生产活动。从特性上看,在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历史形态下,生产依附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具体来讲,在人类初期,单个个体的力量十分薄弱,仅靠个人力量无法从自然界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因此,为了生存,个人就必须在以血缘关系和家庭为纽带所形成的共同体中进行协作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在这样的野蛮社会里,个体人只有依靠自然和共同体而存活。因此,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就成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形态。这种以“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般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表现出人的“自然化”需要、完全依附的社会关系、个人活动的“原始丰富性”和个人个性的缺失等内涵特征。其次,在对自然内涵特征的认知上,处于这种“人的依赖关系”自然经济形态中的“自然人”所持有的自然观是:他们感受到的实在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他们把看得见的事物与看不见的事物合二为一,把自然神灵人格化,把任何无法理解和把握的自然界事物所具有的或然性都看成神性,“诗性思维”占主导地位。因此,人与自然的现实对象性关系不可避免地被神性所掩盖,人的本质被自己异化为“神”或“上帝”。这里的“神”或“上帝”成为人的主人,统摄着人的世界并给人立法。并且,自然以自身的节奏和律动规定着人的节奏和律动。“自然人”主要依靠动物的本能被动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尽管他们也有“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远古神话,但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1,敬畏、崇拜自然是蛮荒时期“自然人”别无选择的选择。(二)“自然人”的“自然化”生存范式的局限性及其转换的必然性上述“自然人”的生存范式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随着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由自然经济形态逐渐向商品经济形态转变。这种商品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商品或货币为纽带,使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对人的全面依赖关系逐渐转变为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转化使“自然人”的“自然化”生存范式本身的局限性自然而然地暴露。第一,从“自然人”的生产力状况来看,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发展非常缓慢,人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极其简单,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也相当低微。他们所进行的生产只是低水平的简单重复,自然界还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另外,“自然人”自身的需要类似动物出于本能的需要,并未超越大自然的原始恩赐。人与自然之间尽管存在着蒙昧和谐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完全是一种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被自然神秘主义的阴霾所笼罩。因为,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实际区别,不明白人类史和自然史是依靠实践呈现出相互交织的闭合状态,甚至把人类等同于虱子等自然之物,将实现自身幸福的希望寄托在神秘的自然力量上。第二,从“自然人”的生产关系来看,当时的人们处于共同体内部,仅仅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地方性交往,人的社会活动范围过窄,这就导致人的活动、行为和个性发展缺乏社会实践基础。另外,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在面对对象世界(自然和社会)时显得极其渺小和无奈,主体意识和社会观念也非常贫乏。在这种原始社会关系下,“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原始关系相矛盾的”2。由此,马克思说,留恋于单个人比较全面的那种“原始的丰富和古代的崇高是非常可笑的,停留于这种完全虚化之中也是极为荒唐的”3106。第三,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来看,随着社会生产01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视域下人的生存范式转换研究张铁山,鲁桐君,张 琳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人们在长期实践中逐渐积累了生产经验,生产技能得到了提高,物质产品也有了一定剩余。剩余产品的出现为人们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提供了可能,导致交换的对象和范围以及交换的需求和频率发生变化。随着货币和商品经济形态的出现,追求货币成了人们获取物质财富、生存发展的目的。这样,“自然人”的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于是就逐渐被一种普遍物化的社会关系,一种“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历史形态(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人的存在样态从“自然人”转变为“经济人”,人的生存范式也就从“自然人”的“自然化”生存范式转换为“经济人”的“单向度”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二、从“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生存范式的转换 “经济人”生存范式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探讨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历史形态中“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这种生存范式“依赖先进的科学技术,从根本上突破了自然生产的种种限制,并借助于资本的推动,在超自然的科技秩序下确立并发展起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从其形成时开始便打破了外部自然力对人的长期统治,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独立自主性。”3108因此,这种生存范式中的生存是“主体化生存”和“技术化生存”。另外,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高度评价了这种生存范式中主体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和现实性,指出了这种生存范式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中“自然人”生存范式的不足,实现了人的需要、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活动的物性转化。但是,马克思认为,从本质上讲,这种生存范式虽然跳出了“人的依赖”的火坑,却又同时跳进了“物的依赖”的陷阱和泥潭,从而使人的发展呈现“畸形的全面性”,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生存危机。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这种生存范式不可避免地被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形态中的“生态人”的生存范式所取代。(一)“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经济人”,英文为“homo economicus”或“ecomomic man”,这一名词概念是由19 世纪末的意大利新古典经济学家维弗雷多 帕累托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但是,“经济人”假说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继承英国启蒙大师托马斯霍布斯的“人性自私论”、荷兰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绝对自私说”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克洛德爱尔维修的“利己主义”思想等基础上,在其 1776 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系统阐释的。之后,西方“经济人”假说经过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个以“自利”、或多或少的“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等为核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以“主体化生存”和“技术化生存”为特征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对于这种生存范式,马克思从人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内在要求的维度给予了诊断和辩证阐释。1.“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生成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从社会背景来看,促使“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人的观念的变化。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使人们开始摆脱宗教束缚,从传统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渴求自由民主,开始谋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强大的封建贵族势力和金融贵族势力限制或压制着工商资产阶级的发展,为人的发展设置了诸多制度性障碍。二是工业资本的发展。17 世纪中期,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封建地租制逐渐被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所取代,劳动者开始从“自然联系”中摆脱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社会也开始关注个人利益的发展。同时,英国圈地运动和海外贸易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巨额资金、广阔原材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且还推动了商人资本的巨大发展,使工业资本充分发展的一些前提条件日趋成熟,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三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为 18 世纪产业技术革命提供了科学和技术基础,从而使劳动者摆脱了自然躯体的局限,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11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富,促进了工业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发展。工业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前提和最终目的是利益,利益最大化是唯一的追求目标。在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形态中,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87-366。其内涵涉及“人的需要商品化、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及人的活动的物性转化”3110。从“经济人”生存范式生成的理论渊源来看,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个人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经济人”生存范式的重要理论基础。古希腊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够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牛顿时代的实证科学和机械自然观都蕴含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精髓。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人天生是自私的”、英国启蒙大师霍布斯的“人性自私论”、荷兰经济学家孟德维尔的“绝对自私说”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的“合理的利己主义”都是对人的利己本性的表征和阐释。另外,作为西方近代以来经济和政治价值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极力维护个人私有财产,倡导个性张扬和解放,其目的是实现个人独立、自我负责和自我决定。上述思想都对“经济人”生存范式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2.“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的生成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霍布斯的“人性自私论”、孟德维尔的“绝对自私说”和爱尔维修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吸收牛顿的自然物体运动规律思想,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首先抽象出了他的以“自利”、“理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人”假设,为古典经济学的创立开辟了道路。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加深,资本所有者彼此间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相互关系发生了质变,以至于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他们在行为动机、目的和效果等方面都出现了本质上的差异,这也相应地改变了不同时期“经济人”假设的现实基础。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如边沁、西尼尔、穆勒、帕累托、凯恩斯、布坎南、萨缪尔森和西蒙等人相继对“经济人”假设给予了补充、修正和完善,为“经济人”生存范式的生成做出了理论贡献。虽然英国学者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都承认人是自私的,但是,边沁认为,社会制度设计能够干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大纲 中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指出:“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这一命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和万有引力在物理学或全或无定律(dictum de omni et nullo)在论理学中的地位一样;离开了这一基本事实,推理就无法进行。”5进入 19 世纪后,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使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于是,英国学者穆勒在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基础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经济人”描绘成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够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并创立边际效用理论,把“经济人”假说延展到消费领域并赋予它“理性”特征。随后,帕累托承接亚当 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和穆勒的边际效用原理及最大化原则,用边际分析数学工具把“经济人”的“理性最大化”扩展为“效用极大化”。到了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损失,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再也无法解释并解决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基于现实经济生活的变化,提出国家宏观调控理论,批判“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经济人”假设注入“有限理性”提供了前提条件。之后,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布坎南接受“经济人”的自利性和理性行为假设,并把制度看作是对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从“经济人”出发去探讨制度的理性选择问题。新古典经济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以数理化形式论述了“经济人”假设,进而影响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进入 20 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工业化社会出现了“经济滞胀”,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陷入了困境之中。于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中的完全信息和理性给予了批判,提出了他的更接近社会现实的“有限经济人”假设。20 世纪21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视域下人的生存范式转换研究张铁山,鲁桐君,张 琳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人性假设产生的文化传统、道德约束和伦理范式等方面出发去把握人的整体行为,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经济人”的实际行为特征。总之,在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演变历程中,“经济人”假设从斯密的只“追求利益最大化”转向帕累托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人的理性也从穆勒的“完全理性”转向西蒙的“有限理性”,最终生成了一个以“自利”,或多或少的“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等为核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以“主体化生存”和“技术化生存”为方式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这种生存范式在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个人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想诱导下使人们把对物质财富无所顾忌的获取、占有、消费和满足作为人类生存的唯一目标。3.“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的价值意蕴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以“主体化生存”和“技术化生存”为特征的、“单向度”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具有自身价值意蕴。具体表现在: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形式解体和新兴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这种“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彻底打破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自私自利的“丛林法则”,把人从天然的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并且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为生产无限扩大提供了强大内在动因和外在压力,“迫使资本家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开拓世界市场、进行技术革新,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6189,也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第二,这种“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使人的自由个性和独立自主性得到彰显和拓展。“经济人”假说能够深入阐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如实反映人的物质需要,肯定追求自身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正当性,这无形中提升了人的理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以及经济行为的利己性和理性打破了“自然人”的人对人依赖的社会说教,直面利益追求,个性获得了相对独立性。这不仅促进了西方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第三,这种“唯物质主义”的“经济人”生存范式以市场规则为原则,以理性为条件,以利己交换为基础,使社会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因为,“经济人”生存范式打破了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变成了以物为依赖的社会关系。可见,人的社会关系使人彻底摆脱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对自然的依赖,并跳出了“人的依赖”的火坑。因此,马克思指出:“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更好。”4111正是这种物的联系在社会生产、科学进步、消费水平、文明传播和人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6188。(二)“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的局限性及其转换的必然性马克思又指出,“经济人”假设的这种生存范式尽管脱离了“人的依赖”的火坑,但是“经济人”的“为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计生态代价”的本性却让人又跳进了“物的依赖”的陷阱,从而使人呈现畸形发展,由此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严重危机。其从生存范式来看,具体体现在:第一,从社会生产力维度看,“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尽管它在工具理性、技术万能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引导下,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大量商品和社会物质财富,但是这种生存范式所倡导的“利益最大化”模式使人沉醉于对自然征服的胜利并肆无忌惮地对自然宣泄自己的私欲,从而颠倒了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忽视了生态价值,扭曲了人性,对自然缺乏人文价值关怀。“经济人”掠夺、利用、操纵、征服和统治的手段和“物质变换裂缝”压制、破坏或毁灭自然世界,导致严重的后果,即“环境在利润的榨取下已经伤痕累累:森林资源和野生物种的破坏,城市的空气、水源和生31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活环境的污染,公害频频,资源消耗直线上升,生态破坏日益加剧,自然界的飞来器效应以铁的必然性反作用于人类,侵蚀人类的生存空间,危害人类的未来发展”8。以至于恩格斯在批判人们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愚蠢而又短视的行为时提醒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第二,从生产关系维度看,“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使人受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和资本的支配,金钱至上的理念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陷入一种极端、疯狂和全面的异化状态。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丧失了,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商品也被异化为异己力量,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则属于他自己的就越少,社会物质财富越丰富,工人得到的就越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被异化为客体商品和金钱之间的交换关系。因此,这种劳动异化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中,通过在生产领域中支配工人,分配领域中按“资”分配,交换领域中“等价”交换以及消费领域中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这四个环节实现。这种生产关系的全面异化既遏制了人的真正独立性,淡化了人的道德追求,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撕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第三,从生活方式维度看,“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在利己主义、拜物教、拜金主义、生产力崇拜和消费主义价值观诱导下,以对物质的获取、占有和消费为最高原则,既维护物的生产格局,时刻与物的生产利益保持密切的关系,又把人自身、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费化和商品化。这种“消费为了生存,消费又以物的占有为指向”的“物化生存至上”的生存“持续刺激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制造出不必要的消费需求,令早已弥漫于西方社会的商品拜物教越益意识形态化”10,从而偏离了人的本真生存方向,造成了人的物化和异化,导致技术逻辑和物的逻辑支配人、奴役人,“最终将导致人的全面机械论,人成为机器”11,这无形中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的发展呈现“畸形的全面性”。基于上述“经济人”生存范式存在的局限性,从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谱系理论来看,这种“经济人”生存范式由于“被理性的自身创造物 机器、商品和官僚制所奴役”12,同时跳进了“物的依赖”的陷阱,从而使人呈现“畸形的全面性”发展,因此必然会被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生存和发展“自由个性阶段”,人自由全面发展联合体中的“生态人”生存范式所取代。三、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生存范式的生成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生态人”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人”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生存危机,在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马克思的“生态人”是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中的具有生态文化、生态人格、生态理性、生态实践以及生态自觉意识和责任的自由人。这种自由人的生存范式是生态化生存。在这种生存范式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合规律性)与“善”(合目的性)统一的共生关系。这种生存范式的生成具有重要价值意蕴,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发展和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生存范式的生成首先,尽管“经济人”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存在诸多局限性,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这一生存范式毕竟是工业文明时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挥伟大文明作用,给人类带来空前丰富物质文明的结果。这一生存范式为马克思未来社会“生态人”的“生态化”生存范式的生成在诸如使人成为自由平等和全面联系的人,使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获取自由,为人全面发展腾出时间、创造手段,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等方面创造了新力量、新观念、新形式和新交往方式,为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发展准备了发生学意义上的条件。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给予的系统探究,为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中的“生态人”生存范式的生成提供了生态哲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散见于他们各个时期的著作中,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41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视域下人的生存范式转换研究张铁山,鲁桐君,张 琳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人”观点:“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352“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377-78“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认、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378这些观点隐含了马克思的“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14等思想。除此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视角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给予了详细的批判分析,为马克思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态人”的“生态化”生存范式生成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中的“生态人”生存范式的生成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思想战略,提出了一系列诸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新理念。特别是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思想“既是对人类中心论理性人利益人的扬弃,也是对生态中心论自然人 生物人 的超越。”15它克服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经济人”的“生态观缺陷”,不但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背景下人类无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赋予了生态现代化的原创性理念和新内涵,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人”生存范式生成提供了中国范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加速了我们朝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人”社会迈进的步伐。(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生存范式的当代启示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人”是集人的自然性、道德性、理性、主体性、经济性、社会性、生态性和文明性于一身,具有生态文化、生态人格、生态理性、生态实践以及生态自觉意识和责任的理想中的自由人。这种生态人的“生态化”生存范式是以自然的生态美好尺度为人的生命美好尺度,是从存在论高度对人与自然关系所作出的澄清,开启了达至人与自然本身关系的道路,其终极目的就是要达到人与自然从双向压迫中获得双向解脱,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真正和解与共生性统一。另外,马克思主义“生态人”的“生态化”生存范式也使人的本质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彰显,“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前所未有的缓和。因此,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和迈入建设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新征程的当下,这种“生态化”生存范式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化”生存范式不但使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只看到人的理性的“唯物质主义”生存范式的“反生态”本性,而且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西方生态哲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只看到人的自然性,而忽视人的社会性之弊端。针对“经济人”的“反生态”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利用物质变换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物质变换裂缝”而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生存危机给予了批判。同时,马克思的“生态人”生存范式也从人的全面发展维度在理论上批判和超越了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批判和超越主要是针对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新诠释为逻辑起点,凭借把自然抬高为人和把人还原为物,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人对自然应尽的道德义务。这一自然与人相互关系倒置的错位,带来生态中心论难以自圆其说的伦理困境”15。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化”生存范式对当前51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它不但有利于建设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