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记忆研究思维的当代转变_丁华东.pdf

8档案与建设ARCHIVES&CONSTRUCTION2023 年 第 7 期论档案记忆研究思维的当代转变*丁华东（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20044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1经过多年探索，档案记忆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已成为档案学的新范式和理论增长点，但仍存在一些观念、思想、认识上的阈限，需要进一步强化档案记忆本体论思维和实践转向，拓展理论空间，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记忆理论体系，推动档案记忆研究走向新境界。一、从“记忆载体”向“记忆体”转变从认识发生论角度看，档案记忆研究初期，人们更多地将档案理解为“社会记忆的载体”，是“最典型的记忆工具”。如“档案是社会记忆构建的载体”；“档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录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档案是固化的历史信息，是一种记忆载体和工具”等等，这些表达都体现出“记忆载体论”思维。这种思维连绵不绝，至今依然存在。仅就“记忆载体”视为社会记忆的“承载体”“承载物”而言，对档案与记忆关系的概括似乎并不错，而且作为初始直观或感性的表达，也容易为普通读者所理解；但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说“档案是一种社会（或历史、集体）记忆的载体（或工具）”，“档案具有记忆属性，不等于档案就是记忆本身”，那么这种思维未免有些狭隘了。它不仅忽视了承载体所承载的“内容”，造成“档案”与“记忆”的割裂，使记忆成为外在于档案的东西；也未认识到社会记忆形态的多样性。档案作为记忆的承载体（载体），不能等同于“媒介”。虽然记忆需要依赖某种媒介来保存、强化或重温，但档案是承载着记忆内容的“实体”，是物质媒介与记忆内容的统一体，而非仅仅是物质媒介/媒体。杯子是水的载体，但说“一杯茶”“一瓶酒”时，人们已超越了对茶、酒所承载的物质媒介的关注，直接指向了其承载物。档案作为记忆承载体也是如此。为避免“记忆载体论”致使“档案”与“记忆”的分离，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直接、直观、统一性的概念“记忆体”，来表达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形体（形态）、特性或存在状态。有学者引用其他学科的观点“不能认为历史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同一的，历史档案是死的，是不可更改的认识的积累，社会记忆则是活生生的，它从情感的视角体验过去”来论证档案与（社会）记忆不是一回事。这种观点看似很有道理，但实质是对社会记忆的误解和曲解，其不足就在于没有看到在“活生生”的记忆之外还有存储的记忆、沉潜的记忆，没有看到“口述记忆”“仪式记忆”之外还有“刻写记忆”“文本记忆”“空间记忆”“器物记忆”，没有看到“自然记忆”之外还有“人工记忆”，更没有注意到“记忆的隐喻”表达、“记忆的第三持存”和社会记忆物态（质）化、档案化规律。用“记忆体”概念和思维来审视、表达档案，是将档案视为社会记忆的凝结物或凝结体，视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形体，虽然社会记忆不能等同于档案（这话是对的），但可以肯定“档案一定是社会记忆”。先不必说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字“最初都是为记忆（而不是为声音）服务的。它们被用来保存那些因其偶然性和复杂性而无法在人类头脑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数据”2；也不必说西方艺术家在启蒙时代对“记忆女神”经典现象的塑造（拿着记录表和摘 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档案记忆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的新范式和理论增长点，但在学术观念、思想、认知上仍存在一些局限，需进一步推进研究思维从“记忆载体”向“记忆体”、“记忆建构”向“记忆再生产”、“记忆（建构）资料”向“记忆资源”、“记忆库”向“记忆场”转变，强化档案记忆本体意识和实践转向，拓展理论空间，推动档案记忆研究走向新境界。关键词：档案记忆；记忆体；记忆资源；记忆再生产；记忆场分类号：G27092023 年 第 7 期强档论坛栏目主持：刘鸿浩笔，身披常青柏的年轻女性，象征记录/记忆的不朽）；美国未来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 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在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中，人类把很多社会记忆从头脑中取出来时，记忆就变成了客观对象，体现在人工制品、书籍、工资单、报纸、照片和电影中；但一旦符号被写在纸上，复制在照片上，摄入电影中，印刷在报纸上，就变成消极静止的东西了，实际上是将社会记忆“冻结”了起来。3荷兰学者杜威德拉埃斯马也认为：记忆终究要消亡，于是人类发明了人工记忆。最古老的助记忆方法就是书写。远古时代，人们在泥板或蜡版上写字；到中世纪，又在羊皮和牛皮上写字；后来又在纸上写字；摄影技术和录音技术发明后，保存声音和影像的手段更是多种多样。“这些人工记忆不仅能够辅助、解放乃至替代人类记忆，还影响着我们对记忆和遗忘的认知”；“不管这些隐喻是取自自然还是取自科技，不管是取自生物体还是取自人造品，都从各自的角度诠释了记忆”；“隐喻带有当时的知识背景，本身就是一种记忆”。4记忆隐喻是一种对承载记忆状态的直观、语言的表达，“档案记忆”即是对档案所承载记忆的表达。档案成为社会记忆的“记忆体”“凝结体”，是社会记忆物态（质）化、文本化、档案化的结果。社会记忆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流动记忆与固化记忆、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等不同形态之间不息流转变化。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指出：“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全都不是记忆”，而是“转变成历史的记忆”，它“首先是一种档案化的记忆。它完全依靠尽可能精确的痕迹、最为具体的遗物和记录、最为直观的形象”。5德国文化学者德里达也提出：“档案是外在于人体而存在的，具有外部性”，或者说“通过 档案化行为，进行着使记忆外部化的工作”；“档案化就是对人类活动的记录”，“是所有的在人体之外有形载体上得到记录的信息或人类记忆。”6作为一种双向流动转化，社会记忆在档案化的同时，档案记忆也在不断地社会化。从“记忆载体”到“记忆体”的转变，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各别，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弥合记忆“载体”概念带来的物质媒介与记忆内容的割裂，从根本上消除记忆外在于档案的误识，深化对“档案的本质是社会记忆”的理解，牢固树立档案是社会记忆形态的认知理念；二是在社会记忆形态，即口语、器物、仪式、图籍、空间、艺术品等各种“记忆体”中认识和把握档案记忆的独特质性和价值、共性与个性，达到融合互促；三是深化对档案记忆现象学的分析，剖析社会记忆档案化与档案记忆社会化的内在运行机制，探讨和把握社会记忆运动过程中，人类主体能力、本质力量与特定活动对象间的主客体互化（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渗透规律；四是由“记忆体”衍生出“原生记忆”“次生记忆”“记忆产品”“记忆制品”等新概念，为档案记忆资源及其体系建设、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夯实概念和思想基础。二、从“记忆建构”向“记忆再生产”转变自莫里斯哈布瓦赫创造性地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并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以来，“记忆建构观”（或记忆建构论）就一直是社会记忆研究的一种主导性思维，虽然有学者说“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事业”7，但就思维取向而言，“记忆建构观”也可以算是一个范式。受记忆建构观的影响，档案记忆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着档案记忆的建构性思维，其表现一方面是在“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框架下，突出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建构中作用；另一方面是在“档案记忆”本体上强调其作为社会记忆建构结果所受到的影响。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认为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始终保持着隐性状态，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 8；美国学者兰德尔吉默森也指出“档案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反映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档案工作者和手稿管理者在选择档案保存和提供档案集合的研究利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9。笔者早年也曾在该研究框架下进行论述，如阐释档案文献编纂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等。随着档案记忆研究的拓展，虽然人们逐步从记忆建构延展到记忆传承、控制、保护，但建构性思维仍十分强固。“建构性”是记忆的一个基本特点。英国学者巴特莱特指出，记忆并不是单纯的回忆过程，而是一个重建过程。我国心理学家乐国安也说：“回忆在本质上是一个重建活动在记忆中存储的是一定的关键事件或事件的一些特点，在回忆它们的时候，把它们和来自这些事件及有关事件的语义记忆的一般性知识放在一起，形成了回忆的重建活动”10。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记忆的建构性，会导致对记忆连续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否定，甚而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批评哈布瓦赫的社会记忆建构观，认为如果将现在中心观推至极端，“历史就成了一组在不同时间拍摄的、表达着各种不同观点的快照”11。在建构论10档案与建设ARCHIVES&CONSTRUCTION2023 年 第 7 期思维影响下，有学者对档案记忆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提出尖锐的批判、质疑甚至否定。美国学者卡罗琳斯特德曼就抨击道：“权力是腐败的，这种权力已使作为人类记忆储存所的档案馆产生腐败”，“如果我们想要掌握人类记忆的多个层面和构成人类记忆的一个个过去，我们就不能完全信任档案和档案工作者。”12为此，托尼加特等人提出档案记忆遇到的“客观性的困境”：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记忆建构论让人产生出这样一种感觉，即“所有的事实都是 事实 依据，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一种主观的 表述，所有的过去都是构造的，没有客观的 真实。我有我的目的和价值，你有你的，我们各自选择我们自己的过去。”13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如何维护？根基性历史到哪里去找寻？为克服“记忆建构观”带来的狭隘和危险，我们需要调整思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记忆再生产”角度对档案记忆的生成、转化、演变进行考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记忆”具有回忆、再生、反复循环的特质。从个体记忆角度看，“记忆”是对过去事物、活动的回忆，是对不在场事物的再次回想，它包括一个“记”的过程，也包括一个“忆”的过程。“记”是摄入、存入、记住等，是外界信息的编码、存储过程；而“忆”则是回想、回忆、记起，是对外界信息的提取、召回的过程。人的记忆不只是一次、一瞬，而是反复发生的，因而，记忆具有“再生”“重忆”的特质，这种特质即是一种记忆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因为社会再生产内涵的广泛性。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社会再生产已逐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领域走向更为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衍生出诸如文化再生产、符号再生产、仪式再生产、传统再生产、权力再生产、制度再生产、知识再生产、精神再生产、情感再生产、社会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等众多学术新论域，“社会记忆”再生产也可以纳入其中，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特定对象、内容或领域。保罗利科说：“记忆就是再现”，“再”有双重性，即“在之后，重新”。14根据记忆“再生产”的双重性，档案记忆再生产可以分为生成性再生产和加工性再生产。生成性再生产即档案的反复的、连续的生成，昨天有档案生成、今天有档案生成，明天还会有档案生成，这种反复性、连续性行为即是再生产；而加工性再生产则是对生成之后档案记忆的“再生产”或再加工，使记忆信息不断得到编码、提取、重组、传播、分享、利用和消费，促进档案记忆信息重新进入社会实践，是档案记忆社会化的行为和过程。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15档案记忆再生产是档案记忆反复生成和加工统一、连续的运动过程。跳出“记忆建构”思维，走向再生产，其思想、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一是可以摆脱建构论带来的记忆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困境，认识到档案记忆虽然存在“建构性”，但毕竟是在社会活动中生成和加工的，有其历史性或事实性根基；二是将记忆传承、建构、控制、保护统一到“再生产”框架之中，使其成为（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行为、过程或功能（结果），为此可以重新构建档案记忆理论体系；三是对档案记忆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保护、统计、开发与利用等进行再思考再分析，为档案记忆提供新的理论题域和实践对接；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引入（档案）记忆研究之中，可以更深入、科学地思考社会档案记忆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互动关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明确档案记忆再生产“记忆”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权威性等特性，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档案记忆理论中的指导地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记忆理论体系。这是笔者所要重点表达的核心主旨之一。在记忆再生产思维下，“建构”成为对特定记忆对象生产、加工中的一种行为或功能，记忆对象的回溯、再造、再生仍具有建构性，但不再是普泛的“建构”。三、从“记忆（建构）资料”向“记忆资源”转变“资 料 论（观）”，或 称“工 具 论（观）”“要 素 论（观）”，是档案记忆研究中与“载体论”“建构观”密切关联的另一种传统思维，其核心要旨即是强调档案是社会记忆建构的资料/材料；是社会记忆的承载工具、控制工具或建构工具；是“建构集体记忆的不可替代要素”等。说档案是社会记忆传承工具、建构资料、控制要素（这里笔者把它们归并，统称“资料观（论）”，以便于论述），从资料论的角度看，也许并不错，因为档案确实在社会记忆传承、建构、控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仅从档案作为历史信息、历史资料看，这些论述或观点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这种思维的缺陷：一方面因为“资料”是“为他”的，让档案外在于社会记忆，无法体现出“档案记忆”本体；另一方面既然无需记忆思维也可以说得通，那又何需“档112023 年 第 7 期强档论坛案记忆观”，这将直接导致“档案记忆观”的消解。“资料观”其实在传统档案学中也一直存在，如我们经常说档案是历史研究的资料（材料）、科学研究的资料（材料）等等，这种思维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遭到质疑或纠正。如我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就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16将史料、史料整理上升到“史学”的地位，突出了史料作为历史的本体论价值。再如当代有研究成果也提出科技档案不只是科学研究的资料，而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档案是科学技术的活化载体，是科技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属于科技活动本身的内容是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与物质形态的科学技术的结合。17历史何曾相似，今天我们又需要在新的语境下对档案“资料观”进行修正。从“资料观（论）”（或工具论、要素论）向“资源观”的转变，是对档案记忆本体观的强化，也是对档案记忆形成、利用或再生产的一种历史性认知和思维，体现出档案记忆的历史特质。与记忆再生产思维直接相关，档案记忆资源是一种存储性和累积性资源，具体表现在生成性累积和非消耗性累积两方面。一方面，不同于个体记忆随个体的消亡而大多消亡（部分也转化为社会记忆），群体记忆或社会记忆具有存储性和累积性，特别是档案记忆，它是社会记忆存储、累积的一种机制或一种形态，是一种文本记忆、刻写记忆和存储记忆，通过刻写和文本的结合，实现社会记忆的留存和存储，达到“超生命、超个体、跨时空的累积（性）”。随着社会活动的历史性、连续性、反复性展开，档案记忆也在活动中不断生成，绵延不绝、持续存储、累积、增长。另一方面，也不同于物质资料和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由于消费和人的衰老死亡，总会有部分生产资料、资本、劳动力退出生产领域，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消耗性或消费性。档案记忆的利用/消费属于非消耗性，它在转化为社会记忆的同时，也在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档案记忆体（记忆制品、记忆作品）。档案记忆本体在一次利用之后，仍然存在且可以投入下一个再生产过程；在部分人分享利用之后，仍然可为其他人享用。正是由于档案记忆的共享性或可分享性，才能形成记忆共同体，孕育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档案记忆再生产是生成与存储、利用与非损耗的统一，其结果就是不断地凝练、聚集、累积成档案记忆资源，在社会记忆流动中把握永恒。档案记忆既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累积性资源，也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条件性资源。它一方面在社会活动中通过社会记忆档案化不断凝聚、累积、存储，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活动中通过档案记忆社会化转化为社会记忆资源，既为其自身再生产创造条件，也为更广泛的社会记忆再生产提供条件。冯惠玲指出：“档案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信息资源，它所承载的国家、民族、社群、个体的过往历程正是集体记忆所要留存、追溯的对象。”18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塞在批判哈布瓦赫的社会记忆建构观时所提出的，历史虽然可以重写，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的，特别是对“具有更齐备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19。超越“记忆资料观”走向“记忆资源观”，其意义在于：一是从整体性立场看待档案记忆，认识到档案记忆不是单一的、抽象的形态，它还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是一种社会（记忆）资源构成形态档案记忆资源，突出档案记忆的本体性地位。二是从资源角度理解档案记忆资源的现实、实际价值，认识到记忆资源与记忆遗产的不同。如方李莉所言：“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静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其仅仅只能称之为遗产，却不能称之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之为资源”。20从资源角度看，我们就不会再说社会记忆是“活的”，而档案是“死的”，因为，档案记忆资源一直在社会（记忆）再生产中发挥着现实性的作用。三是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阐释档案记忆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档案记忆再生产、档案记忆资源与中华文明的孕育、形成、发展、守护都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是中华文明演化及维系其统一性的内在机制之一，需要强化学术诠释与揭示，展示档案记忆理论的历史解释力。四、从“记忆库”向“记忆场”转变公元4世纪，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曾将人的记忆比喻为巨大的“府库”“殿廷”：“我到达了记忆的领域、记忆的殿廷”；在那里“记忆把这一切全部纳于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一切都各依门类而进，分储其中。但所感觉的事物本身并不入内，库藏的仅是事物的影像，供思想回忆时应用”。21与奥古斯丁的思想观念近乎一致，传统上人们也将档案馆称之为“档案库”，即甲库、架阁库、内阁大库等等，其间档案被分门别类地保存起来，一丝不乱地储存着，各有门户，以备需要时取用。不过，早期在档案史料整理理论范式、档案文12档案与建设ARCHIVES&CONSTRUCTION2023 年 第 7 期件管理理论范式背景下，人们还是更多地称档案馆为“史料（宝）库”“资料（宝）库”“文件（宝）库”。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人们对档案（社会）记忆属性的认识和记忆价值的发现，档案馆对社会记忆的保存和存储功能被逐步认识，由此人们对档案馆的定位认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称其为社会记忆的“仓库”“宝库”，甚至喻为“记忆的殿堂”或“记忆宫殿”。如前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瓦洛曾指出：档案馆是“记忆的保存场所”22；吉默森指出：“档案是记忆的宝库，为审视过去提供可靠的证据”23；另一位学者B.欧文斯也说：“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档案馆作为记忆的仓库，存贮、保护和传播以往的经验和知识”24。我国历史学者严建强亦提到：人类的社会记忆正是通过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得以保存的，它们构成了人类至今为止的全部信息的存贮器和仓库。25我国档案馆宣传中也经常使用这种隐喻性的表达，如“民国风云，记忆宝藏走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土地的记忆库吉林省档案馆”“齐鲁大地的记忆库山东省档案馆”“三湘历史的记忆宝库湖南省档案馆”“彩云之南的记忆宝库云南省档案馆”等等。但“记忆库”“记忆府库”“记忆宝库”“档案宫殿”所表达出来的，还只能说明档案馆是记忆储存、保管的场所，是一个被动、静态、累积的记忆空间。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诺尔-塞蒂纳所言：“正如工厂对于工业化的意义一样，实验室正是特定的生产力被聚合在一起、被组织、被释放的地方实验室的确创造出产品，即科学对象与科学事实”26，档案馆似乎也并不完全只是保存记忆的“奇妙仓库”，它还是国家、民族记忆象征的“记忆场”“记忆之场”；也是能动的记忆加工、再生产的“记忆场”“记忆工场”。正如同实验室在不停地制造知识，档案馆也在一时不刻地生产和再生产着社会（国家、民族）记忆，并向社会输出记忆产品和能量，由此成为国家、民族记忆的象征之场。因此对档案馆“记忆（宝）库”的思维仍需向“记忆场”思维转变拓展。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在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 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27。诺拉指出：记忆场是记忆沉淀的场域，历史之所以召唤记忆之场，是因为它遗忘了记忆之场，而记忆之场是尚存有纪念意识的一种极端形态。博物馆、档案馆、墓地和收藏品、节日、周年纪念、契约、会议记录、古迹、庙宇、联想，所有这些就是别的时代和永恒幻觉的见证者。“有地形学上的地点，如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博物馆；有纪念性的地点，如墓葬和建筑；有象征性的地点，如纪念仪式、圣地、周年纪念或者徽章；有功能性的地点，如课本、自传或联想：这些纪念物都有着自己的历史。”28记忆之场中，诺拉不仅一再提到档案、档案馆，将其作为“记忆场”看待，而且特别指出其象征性意义，“即便像档案馆这样看起来纯粹实在的场域，也只是因为象征性的光环赋予其上而成为记忆的场所的”29。随着 记忆之场影响力日渐显著，人们也在逐步将档案馆比喻为“记忆之场”，视为“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是“记忆的堡垒”和国家/民族记忆的象征。档案馆是组织开展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专门场所，其职能之一就是对档案记忆加以存储和加工，输出档案记忆能量。正是由于其社会再生产功能/能力，国家才将其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机构、作为一种记忆制度而长期设立。阿莱达阿斯曼说：“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一样都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需要相关的机构来支持，这些机构的任务是保存、存储、开发、循环文化知识。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和纪念馆都肩负着这一任务”。30档案馆作为特定生产力聚合、组织、释放的地方，通过对档案资源的收管存用，使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组织并有效运转，成为“组织化的社会记忆”，并通过有意识地提供利用、公布或编研出版档案记忆产品/制品，为国家民族记忆传承释放记忆能量，强化认同，实现对国家记忆的有效守护和有力管控。从“记忆库”向“记忆场”转变，并非降低了档案馆的地位，其意义在于：一是认识到档案馆并非真正是一个凝固、“冻结”、静止的场所，而是一个能动的、有组织、制度化开展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场域，是社会记忆档案化与档案记忆社会化双向互化融合的核心场地和典型的“记忆实践空间”。通过对档案馆档案记忆再生产行为的分析，可以更深刻把握和解释社会记忆传承、建构、控制、保护功能实现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二是推动档案馆由学术场所向研究对象的转变，如弗朗西斯布劳因所说：“档案馆，作为一个名词，一个术语，正以一个研究的对象而不仅仅是从事研究的场所出现在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31，即档案馆不只是提供研究资料为研究者开展学术研究的场所，还是产生、组织、输出记忆生产力、记忆能量的地方。如同实验室生产和再生产知识，档案馆也在生产和再生产记忆，它对现实需求的关注、对民众身份感和根源感的关怀、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维护、对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支持、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弘扬等，都需要从档案馆的132023 年 第 7 期强档论坛“历史责任”和“能动作为”去思考和推进，以提升档案馆作为国家民族象征的地位和力量。三是重塑档案馆在社会记忆家族中经典的、象征的形象。由“黑箱”走向“白箱”，让人们走进“记忆之场”，看看社会记忆是如何重构与再造的，看看档案馆是不是“权力腐败场所”，权力对档案、档案馆的渗透是否真正“动摇了文件记载的权威和特权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承认权力对社会记忆重塑、再造的影响，但更坚信其资源性和根基性，如葛兆光先生所言：“能够面对殷墟那个巨大的遗址说 殷商与夏一样不存在么？能够面对二十四史的记载说历史上的王朝是虚构的么？”32同样，面对档案馆档案记忆资源，能说社会记忆重构就是权力腐败的结果？档案馆对社会记忆的重构与再造不是虚空的虚空，“打开天窗说亮话”，从新的视角重归经典，让人们认识到历史的真相还须在档案馆中才能找到，重新确立档案馆的自信与坚守。从“记 忆 载 体”“记 忆 建 构”“记 忆（建 构）资料”“记忆库”向“记忆体”“记忆再生产”“记忆资源”“记忆场”的思维转变，是档案记忆研究从外在到内在（记忆体）、从个体到整体（资源）、从静态到动态（再生产）、从库房到场域（记忆场）的认识转化。四个方面思维转变融合互通，联为一体，以记忆再生产为主线展开，突出档案记忆的本体地位和实践转向，体现出档案记忆再生产对象（记忆体）、过程、结果、空间之间的有机统一和相互转化；并通过社会记忆档案化与档案记忆社会化，与一般性社会记忆互生互构，反映出四个思维的整体性、连贯性和融洽性，对增强档案记忆理论的解释力，构建中国特色档案记忆理论体系具有思想上和认识上的基础性作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9BTQ093）阶段性研究成果。注释与参考文献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2阿斯曼.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 J.王霄兵，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88-90.3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M.朱志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3：237-239.4德拉埃斯马.记忆的隐喻心灵的观念史 M.乔修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3-6.5 29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红艳，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20.6何嘉荪，马小敏.德里达档案化思想研究之二档案外部性及其由来J.档案学通讯，2017（5）：25-30.7奥利克，罗宾斯.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J.周云水，译.思想战线，2011（3）：9-16.8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李音，译.档案学通讯，2002（2）：74-78.9 23JIMERSON R C.Archives and MemoryJ.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erspectives，2003，19（3）：89-95.10乐国安.论现代认知心理学 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267.11 19科瑟.莫里斯哈布瓦赫（导论）M/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5，60.12 13 31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J.晓牧，李音，译.中国档案，2001（9）：48-51.14利科.记忆，历史，遗忘M.李彦岑，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9.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1.1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M/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1本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3.17江苏省档案局“九五”课题组.科学技术档案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J.档案与建设，1999（7）：11-15.18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4-8.20方李莉.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M/贾磊磊.数字化时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96-97.21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92-193.22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3.24欧文斯.档案馆：记忆的中心和传承者J.李音，译.中国档案，2011（4）：59-61.25严建强.关于社会记忆与人类文明的断想 J.浙江档案，1999（3）：24.26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境性M.王善博，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27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J.学海，2015（3）：65-72.28勒高夫.历史与记忆M.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8-109.30阿斯曼.回忆空间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54.3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3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