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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海绒绣发生发展的民俗机制和工艺基因柯 玲,钟夕和,翟星月收稿日期:2023-05-29基金项目:2018 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绒绣艺术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8BWY009)作者简介:柯 玲(1964),女,江苏盐城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非遗及非遗教育、民俗及民俗教育、跨文化交际及汉语国际教育等。钟夕和(1999),女,福建南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翟星月(1999),女,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引用格式:柯玲,钟夕和,翟星月.论上海绒绣发生发展的民俗机制和工艺基因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2):67-73.论上海绒绣发生发展的民俗机制和工艺基因|柯 玲 钟夕和 翟星月|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51摘要:上海绒绣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被誉为“东方油画”。它既有国际化特征,也富含海派文化特质。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决定了绒绣入沪有其特殊的历史契机及地理因素,上海民间的刺绣传统提供了绒绣立足和发育的肥沃土壤,上海独特的工匠精神是绒绣艺术创新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这些因素促使从外来绒绣发展而来的上海绒绣艺术不断实现高质量的创新和发展。关键词:上海绒绣;民俗机制;工艺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DOI:10.19883/j.1009-9034.2023.0143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文 章 编 号:1009-9034(2023)02-0067-07On the folklore mechanism and craft ge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needlepointKE Ling,ZHONG Xihe,ZHAI Xingyue(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1,China)Abstract:Shanghai needlepoint is a model of blen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mong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known as oriental oil painting.It has both i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hanghai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The special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hanghai has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and environment for needlepoint to enter Shanghai.The folk embroidery tradition in Shanghai has provided the fertile soil for needlepoint to take root and develop.The unique craftsmans spirit of Shanghai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artistic innovation of needlepoint,which enables Shanghai needlepoin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stantly.Key words:Shanghai needlepoint;folklore mechanism;craft gen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11 年 5 月 23 日,“上海绒绣”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编号为-103。名录公布时便有人表示疑惑:绒绣来自西方,并非中国传统刺绣,严格来讲,上海绒绣能算我们的非遗吗?我国的传统刺绣除了四大名绣之外还有数十种之多。绒绣与中国传统刺绣既有共同特征,比如都是用针和线把人设计的图案添加在某种织物上的一种艺术,又有着显著的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在刺绣材料方面。我国传统刺绣一般都是用极细的丝线或其他纤维如纱线、羽毛、头发等按一定图案和配色在绣料上穿刺,通过以绣迹构成花纹制作装饰织物。我国刺绣也有用绒线绣的,比如云南楚雄彝族的刺76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绣,不过与普通绒线绣所用绒线的材质不同,来自西方的绒绣须用指定的新西兰羊毛毛线。除用线材质不同外,中国传统刺绣附着的织物材质与绒绣其实也有很大的区别。我国传统刺绣可以绣制在多种织物上,而绒绣却只能绣在指定的网格麻布上。因相对而言麻布要比一般织物硬挺。再者,用线粗细亦有区别。我国传统刺绣用线通常比较细,甚至有时追求细到极致,如被称为“画绣”的上海顾绣的用线有时会细到一根丝线的 1/64 或 1/128,甚至还有细到一根丝线的 1/256 的,而绒绣的羊毛毛线比通常的丝线要粗得多,其纤维也比丝线纤维要粗。相对粗的绒线加上相对硬挺的麻布再加上相对粗重的羊毛纤维材质基本奠定了绒绣作品浓郁厚重的风格基础。绒绣作品适宜大型壁挂背景墙、挂画、家居陈设等处,用于服饰者不多。然而,材质毕竟只是物质基础,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文一道景。绒绣能在上海这方水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离不开上海独特的历史地理及工艺传统,更离不开一代代绒绣人守正出新的努力。正是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化让绒绣这株异域艺术之花在上海这片沃土上获得了新生,并不断迭代创新、蓬勃绽放。百余年的风雨浇灌,几代绒绣人的不懈努力,已使“上海绒绣”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派”传统艺术和刺绣工艺。上海绒绣所显示出的海派文化特质已有专文论述117。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使得这项指尖艺术大放异彩。绒绣作品外销不仅使其一度成为上海外贸创汇大户,还数度作为国礼成为联结中外友谊的纽带,分布在人民大会堂的 11 个厅的大型绒绣壁挂,更是成为国家若干次盛会和大典的见证者。绒绣能在上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发展出别具一格的艺术人像绣制技艺,最终成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遗产,是上海独特的地域文化、风俗民情及工艺智慧共同滋养的结果。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决定了绒绣入沪的历史契机和地理因素 原料材质特殊但刺绣工艺并不很复杂的绒绣漂洋过海来华,起初有在沿海多个开放的口岸城市落脚的可能,为何最终在上海落地生根?沿海和内地加工过绒绣的地方曾有若干处,为何绒绣在上海发展得如火如荼?其实答案也很简单,首先是因为上海紧靠海边,有着比其他城市更适宜绒绣生存发展的“水土”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是第一批被迫开放的五个口岸城市之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于 1843 年 11 月 17 号按照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正式开通了上海作为通商口岸。自那时起,中外贸易的重心逐步由广州向上海转移。大量的外国货物和资金从长江门户涌入,各路资本在这里设立行栈与码头,开办银行。上海开始了它从一个海滨小城向大型城市迈进的历史性转折。作为一座新兴大都会,随着城市的发展,上海也不断地向外扩张。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广东、福建等地民众迁入,他们与来自英、美、法、俄等国的国际移民,都对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上海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恰好处在中国南北海岸的中间位置,也是横贯东西的最大河流长江的入海口。另外,从地缘上来说,这里不仅靠近传统中国的文化经济发达区域 苏州、杭州、南京,而且相距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群也不远。即使是到海外的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交通也很便利。这些独特性是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难以企及的。这些都为上海创造了绝佳的商业环境,使它在开埠以后,很快成为东方大都市,让来华的外商、在沪的买办们率先看到了商机。其实,绒绣也曾在中国沿海的其他城市落脚过,但这些城市的综合条件终究难以与上海比肩,最终上海成为西方绒绣在华最为重要的产地和出口城市。绒绣起初入沪时,是作为一项装饰性手工技艺输入的,与洋人传教士有关。在 20 世纪初期,为了扩大宗教影响力,上海徐家汇的天主教修女们来到乡间,向农村妇女们传授绒绣技艺。当时的徐家汇天主教堂也成为西洋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窗口。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绒绣的生产得到了发展。一些中国商人开始经营相关生意,开设花边行。他们将原材料分发给那些在农村从事花边、抽绣和绒绣的妇女,然后回收半成品,进行统一加工,以备外销。86论上海绒绣发生发展的民俗机制和工艺基因柯 玲,钟夕和,翟星月当时的徐家汇土山湾画馆开设了刺绣工厂,开始批量生产绒绣产品,土山湾也由此成为海派绒绣可能的发源地3。后有外商收购修女的刺绣出口,因生产数量太少,供不应求。于是,美国的犹太裔商人福斯特格莱,于 1918 年在上海四川中路 50 号开设了谦礼洋行和谦泰洋行,专门经营绒绣的来料加工。1925 年,泰兴花边行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学习绒绣,招募了一批绣娘,主要制作一些工艺品的装饰面料,如鞋面、提包面、粉盒面、靠垫等上的花样,色彩较为简单。到了 1929 年,“兴泰”“公信”“伟公”“谦礼”“太平洋”等洋行拥有 300 多名刺绣工人,每月绣品产量 1000 多件。不久,谦礼洋行和美国在华经营花边业务最大的汉伦洋行合作,成为其远东总代理,在绒绣的进出口业务上形成垄断。由此,欧洲传统的实用性装饰技艺绒绣便逐步立足上海,真正“落户”,并逐渐成为农村副业创收的一个重要部分。4以上简单勾勒的上海绒绣缘起中,我们不可忽略的是上海人高超的经商能力。经商能力并非天生,同样与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有关。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练就了上海商人敏锐的市场嗅觉,并在市场竞争中,逐步掌握了降低成本扩大经营的生存艺术和经商之道,从而感悟行商坐贾的不败之术 生意经。二、上海民间的刺绣传统是绒绣立足和发育的肥田沃土 落脚上海的外来绒绣与“上海绒绣”尚不是同一概念。19 世纪入沪的欧洲传统绒绣其实与今天我们所说的上海绒绣艺术的内涵与外延皆有一定区别。在沪加工外销的商品、工艺品不少,未必都能冠以“上海”或“海派”之名。2011 年,上海绒绣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绒绣的种子来自西方,但此时的上海绒绣已全然不同于当年来上海的绒绣了。如同播下种子,土地肥沃方能助其茁壮成长一样。绒绣能在上海本土生根还有赖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所有的因素中,商埠、商机、商人固然重要,但难以计数的绒绣作品都是靠人们一针一线绣制而成的,因而绣制人员是决定性因素。绒绣绣制固然需要培训,但绒绣能在上海扎根,并成为很多上海女性的爱好,与上海的刺绣传统有很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江南自古繁华的余韵所积淀的不同凡响的工艺美术实力。浦东有个“绣娘坡”,可谓上海女性营生自立以及养家持家的见证。故而仅刺绣技艺一项,上海就有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和一项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刺绣曾长期是我国女性,尤其是江南女子的基本生活方式。正如一首江南民歌所唱“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首批进入国家级非遗的上海顾绣源于明嘉靖年间,又称“露香园顾绣”,因源于明代松江地区的顾名世家而得名。据传顾绣绣法出自皇宫大内,顾家先后出现了缪氏、韩希孟和顾兰玉等顾绣名手。露香园主顾名世长子顾汇海之妾缪氏擅绣人物、佛像,又有顾名世孙媳韩希孟仿宋元画入绣,劈丝精细,绣品气韵生动,于是名噪一时。顾绣巧夺天工,同侪不能望其项背。顾绣作品精美绝伦,顾绣主体的修养也非一般绣工绣女可比。因为顾绣的绣品多为家常刺绣,也叫“韩媛绣”,通常被作者家庭收藏,或者作为礼物赠送。到了清朝,顾氏家族没落,顾名世的曾孙女顾兰玉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开设绣坊,招收弟子,传授自己的绣艺。从那以后,“顾绣”就风行上海内外,民间女子纷纷仿造,商家也开了绣庄,收购售卖顾绣,顾绣的名声遍布江南。顾绣的发展受到时局影响几度起落。松江“全节堂”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创办了“松筠女子专科学校”,开设了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制“女绣花班”。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对中国传统工艺进行发掘和开发,松江工艺品厂于 1972 年末着手进行了顾绣的复原修复工作。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松江工艺品厂又设立了顾绣小组,继续从事相关研究、教学和制作工作。关于四大名绣与顾绣的联系、区别以及高下之辨,学界有多种声音,但顾绣的“贵族”身份决定了它是刺绣中的奢侈品,因而,顾绣传播至民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绘画和刺绣艺术的一次普及和提高。对于上海这块土地,盛行了数百年的顾绣无疑奠定了上海本土刺绣工艺的厚实基础,造就了上海传统美术技艺素养的较高起点。同在浦东的还有上海传统刺绣的另一名品“三林刺绣”,与浦东的绒绣实际上同样盛行。浦东女性96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同时擅长绒绣与中国刺绣者十分普遍。“三林刺绣”古称“筠绣”,是上海三林地区特有的地方刺绣形式。三林刺绣经历了元、明、清三代的辉煌,一直延续到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三林周边四乡的女子深得江南刺绣的精髓,造就了拥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刺绣。三林刺绣集中国四大名绣之要,融顾绣之精华,再加入现代流行元素,独辟蹊径,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刺绣流派风格。它以“线细”“针密”“针法多样”“色彩丰富”等特点而闻名于世,尤其是“抽”“拉”“雕”等技艺独具特色:“抽”,是在丝绸上抽出数条丝线,以构成某种几何图形;“拉”,是用针线将丝拉成各种花纹图案;“雕”,是剪去丝绸平面上的一些部位,将其“雕”成一个中空的立体图形。由于在图案、观念、色彩、工艺等方面的大胆革新,三林刺绣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和需要,也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三林刺绣包含 120 多种工艺,采取不同的针法,能表现山、云、水、天的虚无缥缈,所绣的花、鸟、鱼、虫五彩斑斓。许多刺绣艺人数辈相传,延续发展精湛的刺绣技艺,从未间断。三林刺绣有着 700 余年的历史,到了近现代,曾经出现过两个辉煌的时代:一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刺绣著称的三林杨林宝夫人,与上海一家洋行签订了转让绣品的合约,随后,她带领近千名三林穷苦人民,以绣品为生,并在上海、香港和南洋相继开设了许多专卖店;第二次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当时上海出现了乡镇企业,三林的妇女们纷纷拿起刺绣的针线,家家架起绣花绷,村村开办绣花厂。当时参加刺绣的妇女超过了 20 万人,三林刺绣合作社更是向江浙两省推广刺绣,扩大了生意。三林刺绣艺术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刺绣艺术,而且为女性重新就业开辟了一条途径。三林刺绣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又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是一种优质的工艺品。三林刺绣与顾绣是上海本土刺绣艺术的两朵奇葩,三林刺绣同样显示了上海刺绣手工艺者不懈追求创新的精神。可见,刺绣曾是上海女性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正因为有如此肥沃的刺绣土壤,绒绣这个刺绣工艺并不复杂的舶来品来沪落脚,不仅易于存活而且极易开花结果。对于上海绒绣来说,如果说上海开埠是其来华的外因,那么,上海的刺绣传统则是其能够进沪落地的内因。上海有其特有的地方刺绣形式,上海地域文化中代表性的绣艺流派和技艺已经是海派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是“上海绒绣”得以落地的先天性的“工艺基因”。当非常熟谙指尖艺术的上海女性遇见针法并不复杂的绒绣时,她们好奇又欣喜。她们几乎可以瞬间掌握绒绣的基本针法,迅速转换角色成为绒绣艺人,并借此养家糊口把日子越过越好。三、上海独特的工匠精神是绒绣艺术创新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绒绣作品通常分艺术品和工艺品两大类。艺术品包括人物绣像、大型壁画等,一般画面较大,多数表现名画、人物及风景照片等,用线颜色往往达数百甚至上千种,特别强调色阶、色相的过渡,并注重人物神态的刻画,力求惟妙惟肖。早期上海的绒绣产品主要是日用品和少量装饰品,受到得天独厚的江南刺绣传统及天时地利诸多因素的加持,上海生产的绒绣制品广受欢迎以致在海外市场供不应求,从而不断扩大生产,向周边省市广招员工。如果仅仅固守绒绣工艺品的生产也并非不可以,而且事实上绒绣这一部分的需求基数甚大且一直延续至今。但从不故步自封一向追求卓越124的上海工匠们必定会精益求精将每一种工艺做到极致,在国人心目中“上海造”一直是响当当的品牌。绒绣工匠们也不例外,并且因为这种工匠精神的执着坚持,才使外来的绒绣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上海绒绣”。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上海的绒绣工人越来越多,产量也越来越大,一些中国商人开办了花边行,将绒绣的原材料分发给农村的妇女,回收半成品 进 行 加 工,再 将 这 些 产 品 运 到 国 外 出 售。1937 年,浦东洋泾人杨鸿奎在浦东陆家嘴大街(花园石桥)开了一家名为纶新的绣花工厂,承包了谦利洋行所有的绒绣订单,后来杨鸿奎又先后开了 6 家工厂,分别是“新华”“华新”“丽新”“博美”等。这时上海绒绣已经从最初简单的式样和针法发展到了图案新颖、针法多样、装饰效果极佳的装饰性日用品,因此订单纷至。浦东此时已经成为上海最早的07论上海绒绣发生发展的民俗机制和工艺基因柯 玲,钟夕和,翟星月绒绣制作基地。随着绒绣生产规模的扩大,上海绒绣也有了更高的工艺追求,促进了艺术品与一般工艺品的分流,逐步成为有鲜明海派风格的绒绣艺术。上海绒绣工艺师们勇于开拓创新,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褒扬。这种工匠精神在绒绣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极大丰富了绒绣的艺术色彩上海绒绣被称为“东方油画”。要用绒线充分表现出油画的效果,需解决色彩的丰富性、过渡性,表现的层次性这几个绒绣艺术品创作中的难点。但这些都难不倒智慧的上海绒绣人。1943 年,上海绒绣艺术家刘佩珍运用 300 余种彩绒线,表现出 1000 余种不同颜色,并克服了颜色转换困难,进行了首次绒绣人像作品高尔基的刺绣。她首次使用绒绣的拼色工艺来制作人像,开创了绒绣艺术的先河。1949 年 9 月,为庆祝首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开幕,刘佩珍刺绣毛主席像。1949 年12 月,刘氏五姐妹在斯大林 70 岁寿诞之际,刺绣斯大林像,作为国礼送给苏联。此后,我国的绒绣作品开始陆续走出国门。接下来,刘氏姐妹还为肖邦、莫扎特、泰戈尔等世界文化和科技名人刺绣肖像,以及刺绣了日本富士山周总理像巴黎铁塔莫斯科大学攻打冬宫列宁宣布苏维埃成立等绒绣艺术品5。绒绣艺术人像是上海本土刺绣传统与外来绒绣技艺结合之后的一大创新,而且这种创新在上海绒绣人手中不断升级。1952 年,美术专业出身的绒绣大师高婉玉在绣制斯大林像时,一改过去按照画稿计算数目来刺绣的传统手法,运用劈线、拼线、配色染色技术,首次将绒绣用线的颜色由原来的数十种提高到上千种,使一条有限的丝线,呈现出无限的色彩。在此基础上,高婉玉还解决了刺绣人物肖像时的色彩转换和过渡问题。采用“九宫格”图稿,在麻布上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打格、绘画、扩大、直接刺绣,这不仅丰富了绒绣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为上海绒绣的生产工艺提供了新的思路。6这是中国绒绣工艺至今仍在使用的一种刺绣技法。1957 年,她在刺绣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夜景时,创造性地以人造丝绒表现灯光,让作品呈现出绚丽的光彩,并打破了以往对绒绣材质的限制。其代表作品包括列宁像鲁迅与萧伯纳在上海孙中山与宋庆龄。此后,又陆续推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毛主席像嫦娥奔月苏武牧羊得莱斯登尔宫等。绒绣由普通的生活装饰品,演变为一种具备艺术鉴赏性的艺术品。上海绒绣艺术人像作品也因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刺绣行业中的一朵奇葩。高婉玉于 1979 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当代绒绣大师张梅君,其刺绣特色鲜明:色彩斑斓,人物表情栩栩如生。她开创了不见针迹的双面绒刺绣和镶嵌绣新工艺,周总理与尼赫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南湖纪念船等都是她的代表作。这些著名的作品用色动辄数百上千。虽然未必精通色彩学原理,但上海绒绣人凭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勤于思考、聪慧过人的天性,反复琢磨,精准把握,将绒绣的色彩数量由几种增加到数十种、数百种以至数千种,在绒绣色彩丰富性上实现了飞跃。(二)大幅拓展了绒绣的艺术表现空间20 世纪 60 年代,上海的绒绣全面发展,艺术品、工艺品在制作工艺方面皆有更大突破,堪称上海绒绣的成熟期。一方面继续生产面广量大的各类小尺幅绒绣日用工艺品,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对大型绒绣作品以及系列艺术人像制作工艺的探索。所谓大型绒绣作品,其实有三层含义:除面积大以外,其题材一般还包括大事件或大人物。大事件往往是反映时代大潮的重要事件,大人物主要包括国家领袖、国外政要、国内外名人等。也有单纯只是尺幅大的绒绣作品,一般称大尺幅作品。大尺幅绒绣作品主要用于政府部门、大型机构或大型活动空间背景墙装饰,多以风景为主题,作品面积从几十到百余平方米不等。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上海绒绣艺人已完成了 100 多件大型绒绣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延安的火炬六亿神州 万里长城 毛主席在庐山 等。毛主席在庐山是上海绒绣妇女于 1964 年完成的一件高 3.2 米、宽 4.8 米的作品,当时是先将 2 个绷架分开,然后缝合在一起,无迹可寻,并开创了粗、细针线结合的混合绣法。1966 年,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绣制的大型作品江山如此多娇染出的彩帷绒色线有 3000 多种,是截至当时绒线用色最多的。1966 年 4 月,工艺美术博览会在上海中国艺术馆举172023 年 6 月 第 23 卷 第 2 期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办,在展会特别设立的绒绣馆中展出了来自上海的数十件作品,包括城市火炬和万里长城。随着大型绒绣作品的频频问世,上海绒绣声名鹊起。国家领导人的鼓励让绒绣工艺师们深受鼓舞,信心倍增。他们对上海绒绣工艺的钻研愈加刻苦。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中国传统手工刺绣技术为基础,上海绒绣工艺师们对针法进行了革新,创作出双面绒绣。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绒绣组的张梅君采用粗、细网眼镶嵌的刺绣方法,刺绣出日本著名油画煌和世界著名油画蒙娜丽莎,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绒绣的艺术魅力不断增强,这自然是一代代绒绣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三)大幅提升了绒绣的艺术价值和品位20 世纪 7080 年代,上海绒绣在刺绣技艺上创意迭现。为细腻入微地表现画面人物,绣者采用了以粗、细不同的网眼布“嵌绣”的形式。这种“嵌绣”新工艺的首创成功,又为上海绒绣技术增添了新的特点。借鉴中国四大名绣双面绣技法试验成功“绒绣双面绣”技术,使画面的两面物象相同,针法一致,并且见不到“起头”、“藏头”和“接头”的痕迹。这些新的表现手法丰富了绒绣的艺术特点,增加了新的趣味。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上海绒绣开阔了艺术眼界,在生产技术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红星绒绣厂以全针点格为基础,独创了半针、多针的混合绣法。上海豫园就是一件成功应用混合绣法的代表作品。上海市工艺美院在科研机构的帮助下,利用帷绒色线,成功地完成了昆明圆通寺佛像的刺绣,作品克服了传统绒绣无法体现出高亮部分的缺点,使佛像的反光纹理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张梅君的刺绣作品煌于 1980 年在日本横滨举办的手工艺展上展出。她的绒绣作品上海豫园夜景和无锡寄畅院于 1983 年和 1988 年分别获得中国工艺百花奖银奖。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上海绒绣艺术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形态、神韵、色彩、光泽等方面的表现都有了很大的提高。20 世纪 90 年代是上海大型绒绣艺术品的丰收时期,1991 年绣制外交部国礼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尼克松,1993 年绣制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毛主席与各族人民在一起,1997 年绣制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夜景和外交部国礼邓小平会见布什,1998 年绣制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上海外滩夜景。2000 年绣制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浦江两岸尽朝晖,2001 年绣制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厅万里长江图,2002 年绣制北京人民大会堂澳门厅中西荟萃澳门之夜、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长城,2003 年绣制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山城夜景等,2006 年绣制河南黄河迎宾馆嵩岳秋色。嵩岳秋色的绣制面积达 106 平方米,创上海绒绣史之最7。与之同步的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关于上海绒绣艺术品的报道频频见于报端、银屏、网络。在讴歌时代盛举、彰显大国风范、助力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艺术表现中频繁见到上海绒绣的身影。无疑,此时的上海绒绣已经是上海高雅艺术的一张名片。在上海绒绣产生发展的历史地理、刺绣传统和工匠精神三大地缘民俗文化要素中,工匠精神是核心因素。历史地理因素带有先天性,刺绣传统源于江南民间工艺及艺术的长期积淀,而工匠精神则是既延续着传统内涵又需与时俱进。2019 年 9 月28 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上海工匠馆”隆重开馆。“一般认为,工匠精神包括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技能,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工作态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以及对职业的认同感、责任感。”8上海绒绣的兴盛和发展让我们见证了上海工匠精神的特殊内涵,绒绣人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借鉴外国的工匠精神,通过小小绣花针的演绎让绒绣这种舶来品在祖国的经济建设、文化交流、时代精神彰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综上所述,上海绒绣虽为外来的“艺术移植”,却已经在上海扎根繁衍。它与上海的本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上海文化的一张名片,是一朵中西文化共同培育的艺术奇葩。与很多非遗项目一样,上海绒绣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上海区域文化及民俗机制的内在推力和逻辑,离不开江南刺绣的传统工艺基因。上海绒绣独特的身份背景和现状还证明:人类不仅是命运共同体,而且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通性。27论上海绒绣发生发展的民俗机制和工艺基因柯 玲,钟夕和,翟星月上海绒绣被誉为“东方油画”。西方人对绒绣艺术至今依然推崇,但其绒绣艺术的创作及绣制已极其艰难,真正濒危!然而,来到中国的这幅“油画”则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新生。此文完稿时,又得知上海将于 2023 年 6 月 10 日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绣外慧中 上海绒绣环球旅行记”展览。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上海绒绣堪称中西交流的典范、上海文化的典范,它必定会在更加频繁的中外交流中继续发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参考文献:1 柯玲.浅谈上海绒绣艺术的“海派”特质R/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1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17-26.2 陈勤建,段明慧.中西交融对上海非遗及都市文化个性的形塑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1):46-51.3 邵运文,柯玲.略论国家级非遗上海绒绣的国际性特征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1):27-33.4 包炎辉.上海绒 绣 M.上 海:上海 人 民 出 版社,2018:46.5 包炎辉.巨幅绒绣嵩岳秋色 J.上海工艺美术,2006(1):48.6 周南.一代绒绣名师 “刘氏五姐妹”J.上海工艺美术,2002(2):27-28.7 世安.德艺双馨 绒绣里手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绒绣艺术家高婉玉J.上海轻工业,2004(3):42-43.8 杨冬梅.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及特征N.工人日报,2019-11-05(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