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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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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学术YANGTZE RIVER ACADEMIC2023年第3 期(总第7 9 期)2023 No.3(Serial No.79)论“杂史”“传记 掺杂之“小说”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王庆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 0 0 2 4 1)摘要:近现代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因“以今律古”“以西律中”之局限,长期忽略了“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成分。部分历代公私书目均著录于“杂史”“传记”的作品掺杂有“小说”成分,其存在形态主要为编撰体例、题材性质及旨趣整体上与“小说”比较接近,采录史传以及“小说”“野史”杂而成,各部分或多或少均掺杂了一些“小说”。“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的内容性质主

2、要有述怪语异、搜神记鬼之作,各类历史人物无关政教的“琐细之事”和依托附会、荒诞不经的传说,这也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域分野。“杂史”“传记”掺杂“小说”文本成分反映了相近叙事文类文本混杂的独特存在方式,也应纳入古代小说研究视野。关键词:杂史传记古代小说叙事文类D0I:10.19866/ki.cjxs.2023.03.005在古代叙事文类体系中,“小说”最易与“杂史”“杂传”等史部相关文类混淆,一方面,一些作品因兼具“小说”“杂史”“传记”之文类性质,被历代官私书目混杂著录于“小说”“杂史”“传记”,另一方面,也有少量比较纯粹的“杂史”“传记”作品,虽然在历代官私书目中并未与“小说”文类混杂著录,但也

3、掺杂了部分“小说”性质的作品。前人研究很少关注后者,本书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杂史”“传记”作品提及掺杂“小说”成分者为例,探讨古人对“杂史”“传记”作品掺杂“小说”成分的存在形态、内容性质、题材类型的认知,并进而揭示其对拓展古代小说研究范围的意义和价值。一、近代以来学界忽略“杂史”“传记”掺杂“小说”之成因“小说”最易与史部之“杂史”“传记”相混淆,三者称得上关联最为紧密的文类。然而,近现代以来,学界对“小说”与“杂史”“传记”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论述较少,特别是对未纳入“小说”范围的比较纯粹的“杂史”“传记”作品中的“小说”成分的关注,更是几乎完全缺位。这种研究格局形成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最为突

4、出者应是古代小说研究的“以今律古”“以西律中”。近现代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比较突出的局限性表现为“以今律古”“以西律中”,在一定程作者简介:王庆华(1 9 7 4 一),男,河北行唐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学、传统叙事文类与叙事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小说与子部相关文类之关系研究”(2 1 AZW010)。本文之“杂史”“传记”“小说”概念,主要依据古代文类体系视域中的相关文类观念,即官私书目之“史部”“杂史”“传记”和子部“小说家”收录作品以及相关论述所反映出的文类观念。此类作品在古代官私书目中皆著录于“杂史”“传记”类,未

5、被混杂著录于“小说”,也未被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现代小说书目著录。参见王庆华:文言小说文类与史部相关叙事文类关系研究一一“小说”在“杂史”“传记”“杂家”之间前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5 年版。51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度上存在着以今人之现代小说观念或西方之小说观念遮蔽和误读其原有文类内涵与指称对象、文类规范与创作传承、理论观念与评价标准的现象,如胡怀琛称:“现代通行的小说,实在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一种新的东西,在中国原来是没有的。只不过因为他略和中国的所谓小说大概相像,所以就借用小说二字的名称罢了。现代讲文学的人,大概都是拿外国的所谓小说做标准,拿来研究或整理中国的所谓

6、小说。”当代学者对此亦有深入反思,因文言小说文类与现代小说观念差异最为显著,研究中的“以今律古”“以西律中”也自然也更为突出。任何文学史著述总是在一定的学术视角、背景知识、文化取向构成的特定视阈下展开的,包括古代小说研究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现代人文学术研究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之观念基础和问题预设、理论前提深受现代学科体系和近现代西方文学与文体观念影响,与中国古代固有文类、文体体系和相关观念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方柄圆凿”,种种不适应乃至误读、遮蔽等在所难免。浦江清早在2 0 世纪4 0 年代论小说中指出:“小说 是个古老的名称,差不多有二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文学本身里也有蜕变和演化,而不

7、尽符合于西洋的或现代的意义。所以小说史的作者到此不无惶惑,一边要想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一边又不能不顾到中国原来的意义和胡怀琛:中国小说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 9 4 4 年版,第1 页。参见刘勇强: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 0 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文学遗产2 0 0 3 年第3期;谭帆: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学术月刊2 0 1 3 年第1 1 期;刘晓军:中国小说文体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中国文学研究2 0 1 9 年第4 期。参见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绪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 0 0 7 年版;罗宁:古小说之名义、界限及其文

8、类特征一一兼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 0 1 2 年第1 期。参见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绪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4 年版;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序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6 年版;余来明:“文学”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6 年版。浦江清:论小说,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5 8 年版,第1 8 0 页。冯友兰著,邵汉明编选:冯友兰文集第二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 0 0 8 年版,第5、2 9 6 页。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9 年版。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

9、代中国学术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 0 0 2 年版,第1 0 7 页。傅斯年撰,朱渊清导读: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2 4 页。范围,否则又不能观其会通,而建设中国自已的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这过渡的时代里,不免依违于中西、新旧几个不同的标准,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和看法。“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是近现代人文学科面对古代文化和文献共有的一种研究视阈和研究范式,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提到:“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金岳霖也指出:“如果一

10、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中国哲学史学科兴起之初,也是持西洋之“哲学”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中选择相吻合的“材料”,并借鉴西洋哲学之思想内涵来叙述阐释中国“哲学”之史,“中国哲学史这一西方学科范畴的引进导致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所谓哲学 的眼光来看儒家学说,而不再是用儒学自身的眼光来阅读儒家典籍”。当然,这种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不能不考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文类、文体系统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本体存在与西方传入之文学观念、哲学观念之抵错位、似是而非,“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

11、同而异。因此,会通古今而依违于中西不同观念之间,自然成为现代人文学科奠基之初的52王庆华:论“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一种共有际遇。为什么形成这种学术史现象,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古代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变迁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和知识体系从“四部之学”(经、史、子、集的学术知识系统)转向现代科学与学科体系的知识系统、学术范式(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如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实质上是一种断裂式整合演化。现代科学与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学术范式主要源于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学

12、术思想文化和知识体系存在巨大差异,两者之整合演化,主要是前者取代后者,后者纳入前者。中国近现代建立现代科学与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学术范式,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主要是从西方直接拿来引入,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而言,一方面以翻译介绍、传播鼓吹、模仿创作等多种形式从西方引进拿来,另一方面从整理国故中积极建立自己的、符合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范式要求的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等学科。以构建现代人文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学术范式为目的而整理国故,自然就会带着西方近现代之文学观、哲学观、历史观及相关理论的“有色眼镜”来重新观照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献,以此甄别文献材料,确立评价标准,搭建历史逻辑,阐释意义价

13、值。这种人文学科研究范式影响深远,直到2 1 世纪初,学界才开始对此进行深入反思。上述人文学科研究范式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形成的突出影响就是小说观念的“以今律古”“以西律中”。这种研究思路造成了古代小说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其寄身其中的原有文类体系,对“小说”与“杂史”“传记”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论述较少,更是缺乏对未纳入“小说”范围的比较纯粹的“杂史”“传记”作品中的“小说”成分的关注。二、“杂史”“传记 掺杂“小说”之存在形态“杂史”“传记”“小说”虽然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文类规定性,但也具有鲜明的同源共生、相互影响、互为补充的关系,三者都属野史之流,多由记载见闻、传闻或钞撮众书而成,率尔而作、

14、内容驳杂,不少内容真虚莫测。除了因内容性质相近而被历代官私书目混杂著录于“杂史”“传记”“小说”的著作之外,一些历代官私书目普遍著录于“杂史”“传记”类的作品内容繁杂,也会收录一些志怪志异、琐细轶事、荒诞传说等“小说”性质的作品,甚至个别著作整体上都与“小说”比较接近,古人对此亦有着清晰的认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杂史”“传记”分析评论文本内容,对此类作品掺杂“小说”成分多有所涉及,如陶岳五代史补提要:“此书虽颇近小说,然叙事首尾详具,率得其实。”其中,此类“杂史”之作还有名咸淳遗事、名景命万年录、佚名三朝野史、朱胜南宋补遗、刘一清钱塘遗事、名小史摘抄、名建文事迹备遗录、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王世

15、贞山堂别集、名平倭录、范守已肃皇外史、余继登典故纪闻、孙之二申野录等。另有“载记”实际上也算“杂史”,如赵哗吴越春秋、陈彭年江南别录、毛先舒南唐拾遗记等也被认为掺杂了“小说”成分。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一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8 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 9 9 9 年版;王先明:近代新学一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嬉变与重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0 年版;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1 年版;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一一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

16、书店出版社2 0 0 4 年版。参见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 0 0 2 年版。(清)纪昀、(清)陆锡熊、(清)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 年版,第7 1 7 页。53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传记”之作主要有蔡复赏孔圣全书、夏洪基孔门弟子传略、陆相阳明先生浮海传、朱维陛东方类语、徐缙芳精忠类编、毛晋苏米志林、焦熙朝名臣实录、吴伯与宰相守令合宙、王士骐四侯传、江盈科明十六种小传、王兆云明词林人物考、杨方晃孔子年谱等。这些作品大多数著录于“杂史”和“传记”的“存目”类。此类“杂史”“传记”作品中杂“小说”成分,存在形

17、态多种多样,可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杂史”“传记”之作的编撰体例、题材性质及旨趣整体上与“小说”比较接近。例如,陶岳五代史补为补正史之阙而撰,“宋初薛居正等五代史成,岳嫌其尚多阙略,因取诸国窃据、累朝创业事迹,编次成书,以补所未及。所载梁二十一事、后唐二十事、晋二十事、汉二十事、周二十三事,共一百四事”。书中所记一百零四则事迹,大都事关军国大政,“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通鉴多采用之”。然而,此书不仅著述体制与“小说”相类,一事一则,篇幅短小,而且,所载事迹中多细琐轶事,题材性质及旨趣亦“颇近小说”,如卷一之“王建犯徒”“上蓝遗钟傅偶”“贯休与光庭嘲戏”“陈黯善对”,卷二之“黄滔命徐寅

18、代笔”“敬新磨侮”“僧昭说踏钱”,卷三之“马希范奢侈”“罗王戏判”“石文德献挽歌”“僧洪道”“僧齐已”,卷四之“李中令好戏”“李知损轻薄”“裴长官捕蝗对”,卷五之“冯吉好琵琶”“韩熙载箔不修”“何承裕谈谐”“僧赋牡丹诗”“契盈属对”陶岳五代史补序亦自称:“虽同小说,颇资大献,聊以备于阙遗,故不拘于类例,幸将来秉笔者,览之而已。”刘一清钱塘遗事著述体例也类似一事一则、篇幅短小的笔记体小说,而且,“大抵杂采宋人说部而成,故颇与鹤林玉露齐东野语古杭杂记诸书互相出入。”其中,不少条目多类“小说”轶事,如卷一之“十里荷花”“六和塔诗”“净慈寺罗汉”,卷二之“辛幼安词”“辛卯火”,卷三之“赵方威名”“刘雄

19、飞”,卷四之“一担担”“雪词”卷五之“半闲亭”,卷六之“戏文海淫”“钱神献梦”等。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亦称此书:“故其中多有类于诗话、词话者,又体参小说,不全记军国大政。”此类作品还有南宋补遗三朝野史苏米志林等。为何此类作品整体性质接近“小说而未被官私书目著录于“小说”呢?这应主要源于其文本内容“多史氏之所未备”,具有难以替代的补史价值。(二)“杂史”“传记”之作采录史传、野史杂而成,各部分内容或多或少普遍掺杂了一些“小说”成分。例如,吴伯与宰相守令合宙载录历代宰相、守令的人物传记,“所录虽多采史传,而不免杂以稗官。又删节本传,往往遗其大而识其小,体例殊为?琐”。部分传记含有人物轶事、琐事,亦可看

20、作掺杂了“小说”之作。王士骐四侯传,“编文成侯张良、忠武侯诸葛亮、武侯王猛、侯李泌四人行事,以正史及稗官野乘相参而成”,也属人物传记掺杂了“小说”成分。孔门弟子传略提要:“是编各传首叙圣贤教学,次及行事,终以评语,于经史典确者大书,列为正传,事琐文异者小书附焉,诞妄者杂录备览。”朱维陛东方类语提要:“是书皆辑录汉东方朔事迹。自列传、别传、外传以及琐语神异经十洲记诸书,无不采撮。创立十目,分为内、外二篇。内篇记其常事,外篇则涉神仙家言。然其征引狠杂,究不能出小说之门径,不足据也。”焦熙朝名臣实录提要:“然各传中多引寓圃杂记及琐缀录诸书,皆稗官小说,未可征信。”这属于编纂成书征引“小说”者。此8

21、(清)纪昀、(清)陆锡熊、(清)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 年版,第7 1 7、7 1 7、719720、8 6 7、8 6 4、8 2 6、8 3 7、8 6 4 页。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 0 0 4 年版,第2 4 6 9 页。(清)周中孚撰,黄曙辉、印晓峰标校:郑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3 5 2 页。54王庆华:论“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类作品还有江南别录小史摘抄建文朝野汇编二申野录等。(三)“杂史”“传记”之作仅有局部内容在著述体例、题材性质上与“小说”接近或掺杂了“小说”成分。例如,王世贞算

22、山堂别集,“是书载明代典故。凡盛事述五卷,异典述十卷,奇事述四卷,史乘考误十一卷,表三十四卷”,其中,“其盛事、奇事诸述,颇涉该谐,亦非史体”。特别是“奇事述”,奇事述叙:“已乃复有遭之自天,而不可言盛;遭之自人,而不可言典。或人与事之巧相符者,或绝相悖者,为其稍奇而不忍遗之,别录成卷,以备虞初春明之一采,故不敢称稗史也。”许多条目基本可作“小说”看待,如“两壬午风水之变”“烈妇俱妾”“衍圣真人同坐事”“癸丑壬戌三及第之异”“生产右腹及肋”“人妻”等条目,颇类志怪小说。此外,“史乘考误”引录西樵野记枝山野记蔽园杂记客坐新闻双溪杂记琐缀录复斋日记之条目进行考辨、订误,所引内容也有不少“小说”之作

23、。徐缙芳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类编分为“表类”“传类”“遗翰类”“家集类”“诗类”“文类”等,其中,“异感类”多鬼神之谈,如“灵隐魔谭”“西湖冥报”“钱宁魂异”等,“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义。”此类作品还有明十六种小传的四奇之“隐类”“怪类”,孔子年谱的卷尾部分等。“杂史”“传记”掺杂或多或少的“小说”成分,是由其本身的文类性质和成书方式所决定的,实际上属于“杂史”“传记”的一种普遍共性。“杂史”“传记”都属与官方史著相对应的“野史”,其成书方式主要为记载见闻、传闻或钞撮汇聚他人著述。“杂史”体裁大多为纪、志、编年,“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纪一代若一时之事。”也有部分

24、著作为笔记杂记体等。“传记”体裁主要为传体和笔记杂记体,“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因“杂史”“传记”本身属于“体制不经”“为例不纯”“内容驳杂”之作,多包含大量的传闻,甚至荒诞不经的委巷之说,不少内容真虚莫测,不可避免会搜罗一些“小说”性质的志怪、琐事、传说之作。而且,有些“杂史”“传记”作者秉持求奇求异之旨趣,更易涉猎“小说”,甚至部分内容直接从他人的小说集中取材。“杂史”“传记”文类性质和成书方式,也决定了其所掺杂“小说”成分的存在形态自

25、然会是多种多样的,或渗透于全书各部分之中,或集中掺杂于局部某一类或某一部分,或整体接近“小说”性质,或部分内容为“小说”之作。“杂史”“传记”直接记载个人见闻、社会传闻而成,掺杂“小说”则源于见闻、传闻之内容性质为无关史家旨趣的志怪、逸事、言、传说等。“杂史”“传记”钞撮汇聚他人著述而成,掺杂“小说”则多源于取材小说集。三、“杂史”“传记”掺杂“小说”之题材性质古代“小说”取材范围可谓包罗万象,不过,总体上说,从古人对“小说”的内部类型划分及相关论述来看,其内容性质仍大体可分为三种主要题材类型,一种为载录鬼神怪异之事的“杂记”“志怪”“异闻”“语怪”等,另一种为载录历史人物琐细轶闻的“逸事”“

26、琐言”“杂录”“杂事”等。此外,还有一种为载录各类历史人物依托附会、虚妄不实、荒诞不(清)纪昀、(清)陆锡熊、(清)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 年版,第7 2 0、7 2 1、8 3 8、8 2 1 页。(清)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算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 9 8 5 年版,第2 8 3 页。(明)焦: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 7 7),济南:齐鲁书社1 9 9 6 年版,第3 6 3 页。(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 年版,第5 6 4 9 页。55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经的传说。当然,在许多“小说”文本中,三种题材类

27、型的作品并非以单一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并列简编或相互杂。同时,秉持三种题材类型意识,以鬼神怪异之事为“小说”,以各类历史人物无关政教的“琐细之事”为“小说”,以历史人物依托附会的荒诞传说为“小说”,也几乎成为古人判定“小说”的一种标准。四库全书总目对“杂史”“传记”掺杂“小说”的评判,也主要沿着上述“小说”题材意识而展开。其一,以述怪语异、搜神记鬼为“小说”是古人的共识,自然也成为判定“杂史”“传记”中“小说”成分的一种标准,如江南别录提要:“其书颇好语怪,如徐知海妻吕氏为崇陈仁某得神助赵希操闻鬼语诸条,皆体近稗官。”孔子年谱提要:“卷尾泛引杂史,为身后异迹。如鲁人泛海见先圣,七十子游于海上,

28、及唐韩混为子路转生诸事,连篇语怪,尤属不经矣。”二申野录提要:“是编采录明一代妖异之事,编年纪载,始于洪武元年戊申,终于崇祯十七年甲申,故以二申为名。与明史五行志亦多相合。其诞者则小说家言也。”此类“杂史”“传记”作品包含的“语怪”“诞者”之作,基本可看作志怪小说,例如:知询之弟娶吴功臣吕师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海常切齿,因醉刺杀。后频见吕氏为崇,请僧诵经亦见之。僧为陈因果,吕日:“吾不解此,志在报冤。”岁余,不见吕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南归,于江心遇彩舟,有妇人乃吕氏也。招家人日:“为我谢相公,善自爱,我今他适矣。”又以绣履授之日:“恐相公不信,谓尔诈,此殡时物,用以为信。”家人至江西,以

29、履进,知海熟视之,未毕,吕氏已在侧日:“尔谓我的不来也。”少时,知海卒。对于“杂史”“传记”性质文本中含有志怪较多者,四库全书总目多将其直接归入“小说家”,如燕山丛录提要:“是编盖其官刑部时所作,多载京畿之事,故以燕山 为名。凡分二十二类,大抵多涉语怪。”矩斋杂记提要:“是书多记见闻杂事,兼涉神怪。”其二,“杂史”“传记”载录之内容多事关庙堂国政、人事善恶,而“小说”所载主要为各类历史人物无关政教的“琐细之事”,大多数内容无关史家旨趣。这也成为判定“杂史”“传记”中“小说”成分的标准之一,三朝野史提要:“记理、度、恭三朝轶事琐言,词旨狠琐,殊不足观。”南宋补遗提要:“载南渡后将帅轶事,并采及诗

30、词、书启,于韩、岳尤详,亦间及靖康时事。然多他书所习见,殊鲜异闻。殆亦抄撮宋人说部而成?”肃皇外史提要:“是编纪明世宗一代朝政,编年系月,立纲分目,颇见详备。而词近琐碎,不合史体。”苏米志林提要:“是书苏轼琐言、碎事,集中所遗者,编为二卷。”此类“杂史”“传记”作品包含的“轶事”“琐言”,基本可看作轶事或杂事小说。例如,五代史补之“陈黯善对”条:“陈黯,东瓯人。才思敏速。时年十三,袖卷谒本郡牧,时面上有班疮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戏之日:藻才而花貌,何不咏歌?黯应声日:宁堪比,班犀钜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与装花。”对于一些“杂史”“传记”之作包含无关史家旨趣的轶事、琐事较多,四库全书总目将其直接归

31、入“小说家”,如明遗事提要:“皆记明太祖初起之事。始于壬辰六月,为元顺帝参见王庆华:文言小说文类与史部相关叙事文类关系研究一“小说”在“杂史”“传记”“杂家”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5 年版。8 0(清)纪昀、(清)陆锡熊、(清)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 年版,第9 0 8、827、7 6 1、1 9 1 3、1 9 1 5、7 3 1、7 3 2、7 5 1 7 5 2、8 3 9 页。(宋)陈彭年江南别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4 6 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 9 8 6 年版,第1 2 2 页。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

32、出版社2 0 0 4 年版,第2 4 8 5 页。56王庆华:论“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之至正十二年。止于洪武元年四月王戌,至正之二十八年也。编年、纪月,亦颇详悉。而多录小说、琐事,如以酒饮蛇之类。”读史随笔提要:“是书前四卷杂论黄帝至宋、元事,后二卷皆论明事,叙述独详。盖年远则纪载多略,世近则见闻易悉,其势然也。然其中多采摄琐屑,类乎说部。”其三,传主为重要历史人物,但载录的事迹显然有违“传信”“征实”原则,也难以为史家所容。因此,历史人物依托附会、虚妄不实、荒诞不经的传说,也就成了判定“杂史”“传记”中“小说”成分的一种标准,如建文事迹备遗录提要:“录中皆纪建文死事诸臣,殊多传闻失实

33、。其称太祖恒欲废燕王,赖廷臣力谏得免。又尝幽于别苑,不许进食,赖高后私食之,得不死。皆荒唐无稽之言,不足取信。”建文朝野汇编提要:“盖杂采野史传闻之说,衰合成编。大抵沿袭讹传,不为信史。至典故辑遗之谬说,谓宣宗为惠帝之子,尤无忌惮矣。”平倭录提要:“盖小说附会之谈,不足据也。”阳明先生浮海传提要:“是书专纪王守仁正德初谪龙场驿丞,道经杭州,为奸人谋害,投水中,因漂至龙宫,得生还之事。说颇诡诞不经。盖文人之好异久矣。”小史摘抄提要:“皆载明太祖琐事,末附建文遗事八条。大抵多委巷之说。如李文忠纳款于张士诚,刘基死后焚尸扬灰,皆必无之事。其谬妄固不待辨也。”此类“杂史”“传记”作品包含的“附会之谈”

34、“诡诞不经”“委巷之说”之作,基本可看作历史人物传说类的“小说”,例如:太祖尝夜寝,梦二龙斗于殿。黄者胜,飞去,白者负,而如蜓。明旦,太祖视朝,见帝居殿右角,燕王侍于左前,太祖见而怒,以位居帝上也。寻命幽之别宫,令不得进食。高后怜而私与之,得不死。久之,始释焉。懿文后,太祖欲立燕王。学士刘三吾谏日:“皇孙见在,且上有秦、晋二王,将焉置之。”太祖日:“晓,人当如是矣。”遂立。建文、诸王皆会入殿门,燕王径前拍建文背日:“吾儿,不想汝有今日。”上坐殿中遥见之,大声日:“如何打我皇孙!”建文叩头言:“四叔爱臣,戏相挝耳。”上日“汝尚为之讳邪?”命拘宫中,禁馈侍七日,无恙。上怒亦解,乃释之。如“杂史”“

35、传记”性质的作品含此类内容较多,四库全书总目多将其直接归入“小说家”,如明记略提要:“所记皆正德以前旧闻。然如铁铉二女在教坊作诗,建文帝骑骤在黔国公第,王振尝为教官,永乐末以年满无功见阉,仁宗或云死于雷,或云为宫人所毒,或云为内官击杀之类,大抵委巷之传闻。”头密语提要:“其书杂记明代时事,仅二十余条,而语多不经。如建文帝从隧道出亡,仁宗中毒,宣宗微行,皆里巷无稽之谈。”耳抄秘录提要:“所纪皆明代杂事,然无一非委巷之谈,如谓明成祖发刘基之墓,得一朱匣,中有贺永乐元年登极表其俚荒唐,殆不足与辩。”这类作品载录事迹基本为不经之说、委巷传闻,显然难以身“杂史”“传记”之列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杂史”

36、“传记”中“小说”成分的评述,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古人对“小说”文类规定性的认知,实际上在相互比较中回答了何谓“小说”之问。四、“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应纳入古代小说研究仅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相关评论为例,初步梳理出涉及掺杂“小说”成分的“杂史”“传记”二十九部,如果进一步对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刊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大型丛书中的“杂史”“传记”9 0(清)纪昀、(清)陆锡熊、(清)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 年版,第1 9 0 2、1902、7 4 6、7 5 1、7 4 8、8 3 4、7 3 6、1 8 9 4、1 8 9

37、7、1 9 1 1 页。(明)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5 1),济南:齐鲁书社1 9 9 6 年版,第3 8 0 页。57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作品文本进行全面梳理,确定掺杂一定“小说”成分的作品,钩辑出其中的“小说”之作,必将拓展丰富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对象。例如,韩元吉桐阴旧话提要:“书中所记韩亿、韩综、韩绎、韩绎、韩维、韩杂事,共存十三条,皆其家世旧闻。”郑晓今言提要:“凡三百四十四条,其中为宪言者十之四,为世言者十之二,为事言、品言者十之三,为证言、术言者十之一。盖据所见闻随笔记录,古杂史之支流也。”虽然未被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含有“小说”成分,但其中所记人物之轶事、

38、琐事也有部分与“小说”相近者,例如:周颠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长壮奇崛,举止不类常人。年十余,病癫,尝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临川。未几,复还南昌。日施力于人,夜卧间檐间,祁寒暑雨自若。尝趋省府日告太平,人皆异其言,遂呼为“颠仙”。不数年天下果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明确“杂史”“传记”所含“小说”成分,实际上仅属冰山一角,另有大量“杂史”“传记”文本也中包含“小说”性质的内容,只是未被指出。“杂史”“传记”类著作掺杂的“小说”成分,也反映了“小说”文类寄身其他文类的一种存在方式。现当代个别学者对于历代书目普遍著录于“杂史”“传记”的作品含有部分“小说”成分,亦有所关注,如程毅中古体小

39、说钞(宋元卷)凡例:“杂史、传记中具有故事性的作品亦酌量选录。”不过,整体而言,学界研究多以现代“小说”观念来观照“杂史”“传记”,侧重于其中的虚构性、故事性内容,与古人眼中的“杂史”“传记”中的“小说”成分还是有着显著差异。“杂史”“传记”掺杂“小说”成分反映了三者存在着难以割裂的相互联系,厘清这种独特存在的“小说”成分,有助于从相关叙事文类的相互联系中更深入地把握“小说”的文类规定性和“杂史”“传记”“小说”的文类关系。从“小说”文类的独立形成来看,可看作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杂史”“传记”类作品逐渐为史部所不容,归入“小说”文类,从而确立了文言小说观“史之余”的核心内涵,并直接形成了其具

40、体指称对象。“小说”的发生起源,就形成了“杂史”“传记”“小说”难以割裂的相互联系。在长期发展演化过程中,“杂史”“传记”“小说”也始终处于相互混杂的状态,有些作品同时具有“杂史”“传记”“小说”三种文类的规定性。历代官私书目面对此类作品,可能对其功用价值和题材性质、著述体例有不同的判定,有人认定为无关政教的碎之事,有人则认定为事关朝政军国,有人认定其以“杂史”“传记”为主,有人则认定其以“小说”为主,种种歧意混淆,实在难以避免,也就出现了不同书目分别混淆著录于“杂史”“传记”“小说”的现象。当然,也会出现未混杂著录的比较纯正“杂史”“传记”类著作常含有部分“小说”成分的现象和比较纯正“小说”

41、类著作常含有部分“杂史”“传记”成分的现象,这种相互掺杂确属“杂史”“传记”“小说”之文类关系的本然状态,深入分析相互掺杂的文本内容,梳理其发展流变,有助于还原三者文类关系之历史原生态。上述现象对我们研究古代小说有着重要启示。“小说”作为古代叙事文类、文体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史部之“杂史”“传记”等相关叙事文类、文体存在着同源共生、文类混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等种种难以割断的密切联系。因此,只有将文言小说起源和发展演化置于整个古代叙(清)纪昀、(清)陆锡熊、(清)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 年版,第8 4 6、7 4 5 页。(清)郑晓:今言,四库

42、全书存目丛书(史部4 8),济南:齐鲁书社1 9 9 6 年版,第7 5 0 页。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宋元卷),北京:中华书局1 9 9 5 年版,“凡例第1 页。“小说”与“杂史”“传记”三者之文类共性、相通、区分,参见王庆华:文言小说文类与史部相关叙事文类关系研究“小说”在“杂史”“传记”“杂家”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5 年版。58王庆华:论“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事文类、文体体系及其叙事观念体系中加以观照,特别是全面深入地把握文言小说与相关叙事文类的共生、联系、混杂、区分、影响等相互关系,才能超越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之藩篱,更好地还原和把握其文类规定性及其发展演

43、化。这不仅有助于将“小说”文类、文体放在整个古代叙事性文类、文体谱系背景下以更宏阔的视野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相关文类、文体的相互联系和区分的比较中,更深入地把握其文类、文体独特的规定性。同时,只有回归其原有文化语境,从文言小说与相关叙事文类、文体的具体关系中探讨其起源过程和发展逻辑线索,才能超越就文言小说而研究文言小说之局限,进而深入揭示文言小说及文言小说观念发生起源和发展演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和成因。A Study on the Miscellaneous History and Biography Mixed With Fiction:Taking Complete Book Collecti

44、on in Four Sections as an ExampleWang Qinghua(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l,China)Abstract:Since modern times,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has been limited by some well-accepted notions ofdefining fiction according to western liter

45、ary theories,which lead to neglect of“fiction mixed with“miscellaneoushistory”and“biography for a long time.Some books are classified into“miscellaneous histories or“biographies”in previous public and private bibliographies mixed with“fiction”component,in which style,subject and purpose arerelativel

46、y closed to fiction,and mix the historical biography with fiction and unofficial history.The miscellaneouscontents narrate strange and mysterious ghosts,all kinds of trivial matters of historical figures,and absurd legends,which constitute a division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Therefore,the“miscellaneous history and“biography”mixedwith“fiction reflect the unique confounding in similar narrative texts.It also should be put in the ancient Chinesefiction research.Keywords:Miscellaneous History;Biographies;Ancient Fiction;Narrative Genres责任编辑:鲁小俊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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