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雨》中的隐性艺术家形象.pdf

长江学术YANGTZE RIVER ACADEMIC2023年第3 期（总第7 9 期）2023 No.3(Serial No.79)论雷雨中的隐性艺术家形象汪余礼（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湖北武汉4 3 0 0 7 2）摘要：雷雨中的八个人物似乎与“艺术家形象”风马牛不相及，但该剧中确有隐性艺术家，而且雷雨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曹禺在剧中精心塑造的一系列隐性艺术家形象。在剧中，繁漪、周冲与“雷雨”一起构成一组隐性艺术家：繁漪如雷如电，又如导演推动情节发展，一步步实现着曹禺的创作意图；周冲似少年诗人，在黑暗的夜空划出一道单纯而耀眼的光，透露出曹禹心底深处的梦想；第九个角色“雷雨”配合漪造势，以一种无所不在的隐性力量，协助繁漪实现内心的隐秘意图。这组隐性艺术家，分有曹禺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智慧，他们在剧中联合发挥作用，一方面使作品达到了戏剧性与诗性融合统一的审美境界，另一方面也实现了艺术的本质与功能：如雷电一样把光亮照进人心深处，如暴雨一样冲刷人心深处的沉渣，使之得到净化、升华。进而言之，在剧中巧妙置入并精心塑造隐性艺术家形象，有助于“自然地”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助于使全剧达到戏剧性与诗性高度融合的审美境界，有助于给作品带来体悟不尽的多重意蕴，从而最终有助于作品进入经典化旅程。关键词：雷雨隐性艺术家第九个角色戏剧诗境虚实联动D0I:10.19866/ki.cjxs.2023.03.001曹禺的雷雨自问世以来，论者甚众，或称其一、曹禺的创作意图为“社会悲剧”，或赞其为“命运悲剧”，或评其为与隐性艺术家的出场“伦理悲剧”，或颂其为“英雄悲剧”相关讨论层出不穷，至今已成为一部“说不尽”的经典名剧。其成为经典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点人们很少提及，即：在剧中巧妙地置入并精心塑造隐性艺术家形象，有助于“自然地”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助于作品达到戏剧性与诗性高度融合的审美境界，有助于给作品带来体悟不尽的多重意蕴，从而最终有助于作品进入经典化旅程。尽管曹禺没有明确提及这一点，但对于反复研读雷雨并试图洞见其创作秘密的观者来说，是有可能发现这一点的。所谓“隐性艺术家”，是指在戏剧影视或小说作品中，由作者派驻入作品人物世界、暗中协助作者实现创作意图的“特殊使者”；他们看上去可能跟作品中其他人物一样是可见可感的、活生生的人物（或意象），但他们通常比其他人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分有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与内在智慧，或按艺术思维行事,或把周围人纳入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或服务于某种艺术旨趣，总之是暗暗引导着作品实现其艺术本质或作者的创作意图。简言之，隐性艺术家之所以会被置入作品之作者简介：汪余礼（1 9 7 9 一），男，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戏剧与文艺理论研究。诚如茨威格所说：“谁只有探究艺术家创作的秘密，谁才能理解他的作品。”（高中甫主编：茨威格文集第6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9 8 年版，第1 8 页。)探究作家创作奥秘是有意义的。但作家如何创作，外人无从窥见。对此，笔者主张，通过“实证感通法”去接近那个隐秘的创作过程。此法简言之即：对于可以用材料实证的问题，尽量实证；对于无法用客观材料实证的问题，则站在作者立场用心感通。详见汪余礼：双重自审与复象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6 年版，第2 3 页；另参见汪余礼：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隐性艺术家形象，戏剧艺术2 0 1 8 年第2 期。5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中，是因为作品本身需要隐性艺术家暗中协助作者实现其创作意图，同时让作品成为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要说清楚在雷雨中隐性艺术家如何协助作者实现创作意图，那么首先要了解曹禺创作雷雨的基本意图。曹禺为什么要创作雷雨呢？据曹禺自述，他写雷雨，部分地是因为“有一种情感的泌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关于他胸中那股“被抑压的愤”，曹禺曾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刺进了我的心，使我按搽不下愤怒。有时我也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子里过来，拖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晴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兽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魅，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我还是年轻，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围攻着我。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可见曹禺当时是多么痛恨那些魅，其内心是多么盼望来一场“暴风雨”，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那个污浊腐臭的社会。这种强烈的愤之情，使他愿意“追认”评论家所谓雷雨旨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这种说法。但曹禺反复强调，他写雷雨，是源于“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静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是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由此可见，曹禺之所以写雷雨，除了要“暴露大家庭的罪恶”，“毁谤中国的家庭与社会”还要开显出“天地间的残忍”，表现出“对宇宙间神秘事物的憧憬”。特别抓牢他的心灵、推动他进入创作状态的，是某种令人惊奇的、难以理解的魔性因素。此外，曹禺还明确说过：“我写雷雨时，已清楚地感觉到这个社会是不会长久的。我心中有的是愤恨和不平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一点生活的道理。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我是想过的。我曾经找过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过。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由此可知，曹禺当时还想通过创作去探求人生的道路与生命的意义。如果设身处地去替曹禺想一下，则大体可知：作为一个极富正义感的大学生，当时的曹禺一方面非常痛恨家庭与社会的种种罪恶，另一方面也对“天地不仁，恶人横行”的社会现实感到困惑；而其内心最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迷惆：在这样一个罪恶滔滔、天理不彰的社会里，一个人究竟该怎样活着才能活出一点意义？这三个方面的思绪（或“情意结”），构成曹禺创作雷雨的内在动因。其胸中堆积如许块垒，不吐不快。然而具体落笔，该如何去写呢？尤其是如何在宇宙视野下既“暴露大家庭的罪恶”，又探索生命之道，就不能不错综勾连多方考虑了。“暴露大家庭的罪恶”相对比较容易。曹禺说：“我对于旧社会的罪恶是深恶痛疾的。雷雨中的周朴园自然是当作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我也着力描写那些被他压迫的正如把粮食酿成酒需要加入酒曲发酵一样，把现实生活的原材料加工成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也需要加点东西进去才行；这点东西可以是艺术智慧，或具有艺术智慧的隐性艺术家。曹禺：曹禺自述，北京：京华出版社2 0 0 5 年版，第6 0、7 3 一7 4、6 0 一6 1、5 0 页。6汪余礼：论雷雨中的隐性艺术家形象人们。”在雷雨中，曹禺确实从多个侧面暴露了周朴园及其所掌周公馆的罪恶。比如，通过管家鲁贵一家人的言行，揭露出周家闹鬼、周朴园始乱终弃、周太太冤屈而死、周朴园故意淹死2 2 0 0 个小工、周朴园让警察打死矿上3 0 名工人等令人发指的罪行。通过知情者繁漪的一系列言行，把周朴园的面具一层层剥光。此外，通过给周朴园设置镜像人物（如周萍），还可以更充分地暴露出他本人及其家庭的罪恶。探索“人究竟该怎么活着”这一问题，不难也不易。在剧中置入一个少年探索者形象，以作者自我为摹本展开人生叩问与追索，就有可能办到；在富有张力的情境中展开一系列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也有可能办到。在雷雨中，周冲作为全剧最单纯、最明亮、最爱做梦的一个角色，确实带有曹禺自己的一些影子。郑秀就说过：“曾经看过雷雨草稿的他的好友S同学告诉我，周冲就是小石（曹禺）童年时代的影子。”周冲分有曹禺自我的一些生命体验与梦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周冲并非曹禺的代言人。像曹禺这样的天才作家，塑造任何一个人物形象，都不会将其作为自身的代言人；他首先考虑的是，怎么让人物在作品里面的情境中真实地活着，拥有自已的生命与个性，同时又在作品的有机整体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表现对宇宙间神秘事物的憧憬”，相对比较困难。曹禺在创作上是有野心的，其内在视野亦远远超出常人。正如郑秀(曹禺女友和第一任妻子)所说：“当年万家宝年仅二十三岁，但他有理想、有抱负、有坚定的自信心。他勤读西洋文学、古今名著，兼学英、法、德、俄四国语言，但有所侧重。一天下午，我们提前走出图书馆，太阳的余晖正映照在馆外红色墙上我们默默相对，葛然间他用右手指着自己的头对我说：颖，中国的头脑在这里！，我很快就领会到他指的是创作中国自已话剧的头脑。”毫无疑问，当年的曹禺虽然只有2 3 岁，但踏满志，自信可以写出中国最好的话剧。要写出远远超越胡适、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熊佛西、李健吾等前辈作家代表作的精品，需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内在视野上都远超前人。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曹禺是有自觉追求的，所以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写一个社会问题剧，而是带有超现实、形而上的趣味。但是怎么在剧本中传达那种形而上的意味，是一个难题。曹禺反复琢磨、酿了五年。他希望他的作品至少包含三重意蕴，而且写出来不仅是可演的话剧，还是一首诗。做到这点难度极大。曹禺最终想到的办法是：在剧中以周朴园为主角，同时设置若干镜像人物互补映射，让主角形象饱满而复杂；与此同时，设置一组隐性艺术家形象（可从镜像人物中选取），让他们既作为现实人物与剧中其他人交织在一起，同时又按照艺术思维去展开行动，构成戏剧诗境，从而协助作者实现创作意图。具体来说，就是让繁漪、周萍、大海、周冲等人作为周朴园的镜像人物，通过这些人的眼晴映照出完整的周朴园形象；与此同时，让繁漪、周冲发挥隐性艺术家的功能，让他们联合行动，共同推动剧情发展，一步步让作品从“现实世界”进入“戏剧诗境”。此外，他还设置了一个神秘的、几乎总是在场但又无影无形的隐性艺术家，他与繁漪互为表里，内外呼应，以独特的方式推动剧情往前发展。这就是“第九个角色”“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雷雨”表面上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在剧中代表“天意”是剧中“最重要的角色”。“雷雨”没有人形，但与人合一，在舞台上间接表现繁漪的情绪与意志，直接影响剧中每个人物的内心，同时也隐约闪示“宇宙里斗争的残忍与冷酷”。由于曹禺要表现的神秘事物太大、曹禺：悲剧的精神，傅光明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 0 0 5 年版，第3 1 页。郑秀：雷雨在这里诞生，鲍国之主编：雷雨与曹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 0 1 4 年版，第4、1 一3 页。不过，当时曹禺的心志不完全在于写出中国最好的话剧，还在于“找到真理”，找到当时中国的出路。曹禺：“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愧。”曹禺：曹禺自述，北京：京华出版社2 0 0 5 年版，第7 7 页。7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太复杂，无法用具体的人形来象征（一旦落到具体人物身上，则难以表现其抽象性、玄奥性与混沌性），因此用自古以来似乎充满神力的“雷雨”来象征是比较合适的。问题是，“雷雨”如何进入戏剧情境，如何成为“最重要的角色”呢？让“雷雨”直接作为“人格神”来行动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太假，会破坏剧场幻觉；比较好的办法是让“雷雨”作为戏剧氛围中的要素，以一种难以觉察的方式对剧中每个人发挥作用。黑格尔认为，在戏剧情境中，除了要有“情欲和人物性格的冲突”，要有“斗争与分裂的调解”，“还要加上人物在超意志和实现意志之中各自活动，互相冲突，但终于得到解决、归于平静的这一整套齿轮联动机器的出自内因的终极结果，它也要展现在眼前”。这里的“超意志”通常很难附着在某一个具体人物身上，怎么体现它依赖于剧作家的艺术智慧。曹禺用“雷雨”来象征“超意志”（在该剧中指涉“宇宙斗争背后的主宰”），自有其高明之处。不过，象征“超意志”的“雷雨”要进入戏剧情境，既要非常自然，又要内蕴某种威力，只能在“既是角色又不是角色”的模糊地带持续活动。这就决定了“雷雨”最好作为一位隐性艺术家出场。在对剧中每个人物的性格、命运、功能考虑得比较成熟之后，曹禺开始创作。第一步是营构戏剧情境，并让隐性艺术家们进入其中发挥作用。戏剧情境好比一整套“齿轮联动机器”，要让这个机器持续运动起来，里面必须要有“第一推动力”，而这刚好是隐性艺术家比较拿手的事。在雷雨中，直接可感的“第一推动力”出自漪；她是曹禺最早想出的人物，也是剧中第一位隐性艺术家。她在剧中不是第一个出场，但首先出场者(鲁贵、四凤)的言行跟她密切相关：鲁贵、四凤在周公馆准备迎接鲁（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8 1 年版，第2 4 2 页。完整的戏剧情境除了包含相对客观的处境（时空环境、特定情况与人物关系)外，还包含戏剧氛围、人物动机（含人物心情）、人物动作、戏剧冲突等要素。在戏剧中，人物是在特定的处境、氛围中生成动机、发出动作的，自已的动作与他人的动作相遇，可能形成冲突，于是又造成新的情境。戏剧氛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它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在很多经典名剧中，戏剧氛围与“超意志”的渗入有密切关系。“超意志”不便渗入可见的事物中，但较易渗进可感不可见的氛围之中。曹禺：雷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9 4 年版，第1 3 页。下引该书只随文括注书名和页码。大概是因为周冲跟少年曹禺最为相似，所以曹禺没有用一堆文字去描述他。妈到来，而鲁妈正是应漪之约而来；漪之所以要约鲁妈来谈话，是为了让鲁妈把四凤带走。繁漪爱周萍，周萍爱四凤，漪一心想把情敌四凤弄走，于是启动了全剧的齿轮联动机制。在雷雨第一幕营构的戏剧情境中，非直接可感的“第一推动力”来自“雷雨”。曹禺在开幕提示文字中提到：“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一种郁热、压抑、沉闷的氛围笼罩着周公馆。大幕拉开后，在这种氛围中，四凤感觉“闷热”“厌烦”；鲁贵“气泌泌”“满脸油汗”；鲁大海的眼神与声音跟他妹妹“一样地热，都是火山的爆发”；周冲也是觉得屋子太热，“脸色通红，冒着汗”；繁漪“心中郁积的火燃烧着”，感觉屋子太热；周萍觉得“这屋子闷气得很”；周朴园眼神“沉鹫峻厉”，对待家人动批评或发火。可以说，“雷雨”即便还没有正式到来，但其派来的“先遣队”一一“郁热逼人的天气”已经在影响剧中每个人。曹禺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已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雷雨第1 8 2 页)由此可知，曹禺对于雷雨前的“苦热”和雷雨中的“轰轰地烧一场”是寄予厚望的；或者说，他期待雷雨这位好汉、这位隐性艺术家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周冲，他是剧中八个主要角色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剧中唯一一个出场时曹禺未做任何文字介绍的人物（其余七个人物出场，曹禺均用文字对其外貌、性格、心理做了一番细致的描述）。曹禺之所以略掉对于周冲的文字介绍，不是因为周冲不重要；恰好相反，周冲是他心窝里特别珍视的人物，8汪余礼：论雷雨中的隐性艺术家形象也是他所“喜欢的人”（雷雨第1 8 4 页）。周冲出场不久，就跟他妈谈起对四凤的欣赏与爱慕，这明显透出他的单纯、善良与天真；他不了解周围的人，只活在自己美好的幻梦中。这样的人物，是剧作家所需要的“亮色”，也是繁漪、“雷雨”等隐性艺术家所需要的“小盟友”。至此，我们看到，在雷雨第一幕，漪、周冲、“雷雨”等三位隐性艺术家都出场了。他们在剧中，是其所是,又非其所是。其是其所是者，即按生活常理说话做事，言行符合其身份、处境；其非其所是者，即思出其位，总想“越界”，整体带有一定的超越性（或超越现实，或超越其身份，或超越其能力）和虚幻性。繁漪想摆脱周朴园，控住周萍，这是其性格和需要使然，但不是其处境所允许的，也不是其能力办得到的；周冲想供四凤读书，将来娶她，这是他天真善良的心性使然，但不是其处境和能力可以支持的。他们越位行事，虽有性格方面的依据，但其实更有“艺术思维”方面的依据。作为隐性艺术家，他们行事并不严格遵循“具体个性进入情境生成动机发出动作”的现实逻辑，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艺术思维(或艺术表现的需要)展开行动。尽管繁漪、周冲、“雷雨”都是非常真实的存在，是现实生活中常见、似乎跟艺术家完全不沾边的存在，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三位不仅会各依其性格行事，还会肩负各自的“使命”，按照艺术思维行事。他们的联合运作，将一步步令周公馆的生活故事变成一个震撼人心的悲剧作品。二、隐性艺术家的联动与全剧核心意蕴的显现尽管很多时候生活情境比戏剧情境更复杂，但如果直接再现生活情境是无法写出一部优秀戏剧的。曹禺有一句名言：“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事实上，他写戏很多时候是按照“可然律”来构思情节、塑造人物、传达意蕴的，这里头就存在隐性艺术家的活动空间。在雷雨中，正是隐性艺术家们的联合运作（其言行表面看真实可信，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太可能发生，因而本质上是按照可然律联动），才使得全剧动作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恰到好处地传达出曹禺内心的情感与思想。首先是繁漪，她在剧中像是一位处心积虑、运筹惟的导演艺术家，几乎利用剧中所有人来创作，并最终协助曹禺实现了创作意图。繁漪作为周朴园的太太，在娘家并无势力可以倚靠，在周公馆也没有朋友，就现实而言她并没有可以反抗周朴园的实力。但在剧中，曹禺赋予繁漪一种非常偏执的个性，她基本不考虑现实情况（周萍极力逃避她，周朴园绝不会允许她跟周萍结合），只一门心思想要拉住周萍。为了让周萍答应跟她在一起，她双管齐下，一面让鲁妈来把四凤带走，一面跟周萍反复沟通，希望周萍记住曾经说过的话，并负起责任来。她指出周朴园是“第一个伪君子”，周家人偷偷做出过许多可怕的事然后嫁祸于人，最是虚伪可耻；她提及周萍曾说过“恨父亲，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之类的话，想要重新唤起周萍的恨父之情，把周萍拉到她自己这边来。而周萍铁了心要离开繁漪，并公然说他要娶四凤，于是繁漪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在一个雷雨之夜，漪偷偷跟踪周萍来到四凤家，待周萍翻窗进入四凤卧室后，漪从外面把窗户关上，这一动作直接导致周萍四凤幽会被鲁大海、鲁妈发现，四凤没脸见人，在暴雨之夜夺门逃出，接着引发一系列事情。经此一事，四凤已有求死之心。再说侍萍受漪之邀来到周公馆后，见到了周朴园，于是2 7 年前周朴园与梅侍萍之间的悲剧故事浮出水面。他们这次意外相逢，为后面大悲剧的发生做了铺垫。在最后一幕，繁漪反复苦求周萍无果，在彻底绝望后走向疯狂。她先是叫来周冲阻止周萍四凤私奔，然后是叫来周朴园破坏他们之间的好事，最终导致三个年轻人死亡。至此漪沉重打击了她这一生最痛恨的人一一周朴园，基本隐性艺术家的言行，往往不完全符合其现实身份与处境，他们是在性格真实（或心理可能性）与艺术真实（或艺术可能性）的交集地带活动的。曹禺：曹禺全集第5 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 9 9 6 年版，第7 6 页。9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上摧毁了她心目中罪恶的堡垒馆”。正如钱谷融所说：“繁漪是周家悲剧的导演者，是使得埋藏在周公馆下面的火药爆炸起来的引火人。”没有繁漪一步步的导演（组织行动），雷雨中的大悲剧是不可能爆发的。如果繁漪不把侍萍召来，不在周萍四凤想出逃时关上大门，不把周朴园叫来搅局，那么周公馆的罪恶还会被掩盖，阴暗郁闷的日子还会继续下去。而曹禺之所以把这位导演艺术家请进来，就是因为非常欣赏她的性格，知道她能完成“摧毁周公馆”的使命。曹禺说：“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栓，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恼与尊敬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雷雨第1 8 2 一1 8 3 页）在当时的曹禺眼里，繁漪是一个富有悲剧精神的英雄，值得尊敬、佩服与赞美。他之所以要塑造繁漪这个人物形象，一是要“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二是要唤起人们的反抗精神、悲剧精神。在悲剧的精神一文中，曹禺说：“悲剧的人物，首先要赋有火一样的热情。他们有至性”，有真正男子汉的性格，遇事绝不采取和平、中庸、妥协的办法。宁可以死赴之，决不中途而废。悲剧的精神，使我们振奋，使我们昂扬，使我们勇敢，使我们终于看见光明，获得胜利。”显然，繁漪是有一点悲剧精神的，这是曹禺喜欢她、尊敬她的重要原因。尽管漪身上有不少弱点，但落在冷酷黑暗的周公馆里，要找出周全的出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像漪那样敢于拼死反抗，已经要算是难能可贵的了。其次是周冲，他在剧中是最单纯、最善良的隐性艺术家，是促使周朴园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周冲少不更事，是未受污染的一块白玉；在逐渐看到周围的黑暗与丑恶之后，他惊，困惑，而终“监狱似的周公这世界为着人类谋幸福。我恨这不平等的社会，我恨只讲强权的人，我讨厌我的父亲，我们都是被压迫的人，我们是一样。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雷雨第1 1 6 页）“为着人类谋幸福”，这孩子想得真美！在那样一个狭笼里，他津津述说着心底的梦想，那些梦想可能正是曹禺曾经有过的梦想。这段话显示了周冲在周公馆那样一个罪恶的地方异于众人的思想观念，显出他实在是个喜欢做梦的诗人，也显出全剧的一抹亮色。正如钱谷融所说：“周冲完全是曹禺的充满诗意的幻想的创造。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着青年曹禺的最纯真的理想，最深挚的憧憬；寄寓着他对真善美的乌托邦世界的无限的渴望和对丑恶的现实社会的极端憎恶。”最后周冲在拉四凤时触电而亡，他的死表面看似乎是出于偶然，实际有可能是一种献祭。周冲是读过书的人，应该知道触碰触电者很容易被电流击中，或者应该知道要救四凤必先切断电源。但奇怪的是周冲也跟着被电死了。他的死有两种可能：一是情急之中用手去拉四凤，触电而亡；二是他不想活了，自觉选择了被电死。前一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考虑到周冲当时的文化水平，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对于周冲来说，他多么希望他的父亲对普通工人友善一点，多么希望他母亲能够“正常”一点，但他知道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既无法改于做出献祭般的选择。在周公馆，除了繁漪敢于反抗周朴园，周冲也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在获悉周朴园要开除工人代表鲁大海之后，周冲说：“代表罢工的工人并不见得就该开除。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出力，我们应当同情的。并且我们这样享福，同他们争饭吃，是不对的。”（雷雨第5 0页)显然，这话是正义之声，也是剧本深处的良心之声。在鲁大海、四凤、鲁贵都被周朴园解雇之后，周冲冒雨来到四凤家，在那狭窄昏黑的小屋诉说着最美好的愿望：“四凤，你不是个平常的女人，你有力量，你能吃苦，我们都还年轻，我们将来一定在钱谷融：钱谷融文论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2 8 3、3 0 4 页。曹禺：悲剧的精神，傅光明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 0 0 5 年版，第1 0 1 一1 0 3 页。10汪余礼：论雷雨中的隐性艺术家形象变他的父亲，也无法改变他的母亲，他只能以自己的死让他们有所反省。这是一种自我献祭，就跟易卜生野鸭中的海特维格把自己一枪打死，为的是让她父亲雅尔马有所反省一样。其人如此善良，便是恶魔看了也不能不有所触动。他这种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配合繁漪的行动，他只有这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震动周朴园的灵魂。至此，周冲作为一个隐性艺术家的底色显示了出来，他由此亦成为雷雨内在灵魂的一个窗口。曹禺确实是以他整个的艺术灵魂来哺育周冲这个人物，正如陈思和所说：“周冲是整部作品中最高尚的人。如果没有周冲，雷雨的艺术境界都要低一个层次；有了周冲，整部作品就趋于一个完美的境界。”尤其是周冲之死，极大地增强了全剧的艺术力量。罪大恶极的活着，单纯善良的却死了，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人不能不诅咒那个黑暗的社会，不能不感叹“天地间的残忍”。第三是“雷雨”，它在剧中是无处不在的一种力量，似乎与繁漪配合最为默契，又似乎代表高深莫测的天意，是一位捉摸不透的隐性艺术家。它从第一幕开始，就参与到戏剧情境的运动之中；但它不化为人形，只是作为一种氛围性的力量渗透到剧中每个人心里。如果说“大象无形”，那么它是剧中最大的隐象（隐性艺术家形象）。因其无形而运化万物，故其力量更多地是通过“他者”显现出来。在第一幕，“雷雨”以“郁热逼人”的空气压抑人心，剧中多数人心里似乎都窝着一团火。于是我们看到，在周朴园与繁漪之间爆发了一场足以让周冲感到震惊的冲突，最后漪哭着离场，内心对周朴园的不满又加深一层。在第二幕，“天气很阴沉，更郁热，湿潮的空气，低压着在屋内的人，使人成为烦躁的了”（雷雨第5 7 页）。受辱后的漪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在周萍面前痛诉周朴园的种种劣迹。无奈周萍现在一心只想做“父亲的好儿子”，对于繁漪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只想尽快远离她。繁漪的意志再次受挫，心内怨火如焚，只感到“热极了，闷极了”，“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雷雨第6 9 页），可见她此时简直比雷电更可怖一一她已产生毁灭一切的念头。到了第三幕，“天气还是郁热难堪，天空黑漆漆地布满了恶相的黑云，人们都像晒在太阳下的小草，虽然半夜里沾了点露水，心里还是热燥燥的，期望着再来一次的雷雨。闪电更亮得蓝森森地可怕，雷也更凶恶似地隆隆滚着，狂雨就快要来了。”（雷雨第1 0 1 页）正是在这样的雷电之夜，四凤跪在地上发誓：“以后我永远不见周家的人”；如果见了，“那一一那天上的雷劈了我”。（雷雨第1 2 6页）恰在此时，“雷声轰地滚过去”。由此，地上的人事与“天上的雷”建立了某种关系。但四凤还是抑制不住想见周萍的欲望，就在那天晚上，她与周萍不仅偷偷相会了，还“亲热”了一阵子；更要命的是，他们同在一室的情形，被鲁大海、鲁妈撞见了。四凤自知无脸见人，夺门逃出，跑进外面的狂风暴雨之中。她糊里糊涂走到周公馆花园那电线杆底下，想触碰那根电线。本来繁漪早已叫人去处理花园里的旧电线，但电灯匠说“下着大雨不好修理”，没来修，于是这电线成为一个很危险的存在物。幸而此时四凤仍然心存挂念，没有去触电，转而找周萍去了。到了第四幕，“外面还隐隐滚着雷声，雨声浙沥可闻，偶尔天空闪过一片耀目的电光，蓝森森的看见树同电线杆，一瞬又是黑漆漆的。”（雷雨第1 3 4 页）那偶尔闪过的电光，仿佛至高者扫向大地的目光，一切罪恶尽在眼底。最后，由于繁漪的复仇欲望烧到电火一般白热，她设置重重关卡堵住了想要逃出周公馆的周萍、四凤，最终导致了悲剧的总爆发。四凤与周冲自身并无过各，但先后触电而死，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雷雨”的威力。要不是“下着大雨”，那根电线早就被挪开了，也就不会电死人了；因此四凤、周冲之死,终究与雷雨有关。而这里间接影响人事的“雷雨”，作为“第九个角色”的“雷雨”，显然既不是佛教中掌管因果报应的神灵，也不是基督教中惩恶扬善的上帝，而是更加原陈思和：细读雷雨，南方文坛2 0 0 3 年第5 期。11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始的、与人类早期诗性智慧密切相关的某种主宰。在剧中，“雷雨”既是形而下的、可见可感的，直接影响着繁漪、周萍、周冲、四凤等人物的心情，又是形而上的、神秘莫测的，像是冥冥中一种异的力量操控着剧中八个人物的命运。它对于漪的影响最大：表层是以郁热、沉闷的气氛使得繁漪烦躁不安，内心似乎有一座火山要爆发，这使得她的言行逐渐偏离平时的轨道，而多逆暴烈之举；深层则是以震耳的炸雷、耀眼的闪电诱导漪“如雷如电地轰轰烧一场”，最后成为一个“最雷雨的性格”。漪与“雷雨”的配合最为默契，二者互为形神，共同奔向剧中无可名状的深渊。在曹禺的潜意识里，要轰毁“监狱似的周公馆”，最需要的便是繁漪这种“最雷雨的性格”。但在现实生活中，她除了经常见到周朴园式的虚伪冷酷的压迫者，以及“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的“阉鸡似的男子们”，几乎看不到雷雨式的人物。（雷雨第1 8 3 页）因此，痛击周朴园、摧毁周公馆的雷雨式人物，只能基于现实想象出来，只有造出这种人物才能实现其“发泄愤、暴露罪恶”的创作意图；而这种雷雨式人物只有跟自然界的雷雨高度契合起来，达到某种程度的“天人合一”，才能使剧情超出“社会问题剧”的层面，实现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最后，繁漪与“雷雨”的联合运作，共同实现艺术的本质，还需要其他人物的高度配合。而刷新传统观念的内在视野，回归到缪斯女神不可捉摸、无法规定的本性，才能真正实现艺术的本质，这里头周冲的配合显得尤为重要。在剧中周冲没有任何过错，他完全可以不死，但最后还是死了。曹禺说：“他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雷雨第1 8 5页这是对基督教中上帝存在的否定。不仅如此，周冲之死还让人觉出佛教中“因果报应说”之荒谬。在现实社会，“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事例比比皆是。这种情形让少年曹禺痛苦不已，他恨不得“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魅击个糜烂”。能助他写出真相、发泄愤而又不落白的最理想人物，自然便是周冲。这就是为什么在雷雨中，漪、“雷雨”与周冲作为曹禺发自内心创造出来的一组形象，构成了一组隐性艺术家，他们里应外合、精诚配合，使得雷雨逐渐呈现出反专制(反封建专制和资本专制）、反宿命、探寻生命之道的核心意蕴。在天地不仁、善美易毁的现实社会，一个人究竟该怎样活着、走怎样的道路才能活出一点意义？这个问题响彻千古，逼使一代又一代人做出自己的回答。在此问题情境下，曹禺的雷雨实际上是在宇宙视野下、在洞察“天地间的残忍”这一真相的过程中探寻天人之道与生命意义的，仅此一点，足以让它超出绝大部分社会问题剧。三、隐性艺术家的创构与作品魅力值的提升一般而言，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但是，即便对社会生活有深刻的洞察，并拥有丰富细腻的生命体验，仍不一定能写出好作品。这里涉及诸多环节，其中艺术技巧是无法忽视的要点。在诸多艺术技巧中，设置隐性艺术家往往被忽略，但这一点对于作品成形并提升其魅力值具有极大的作用。结合雷雨的创作来说，在剧中设置并精心塑造隐性艺术家形象至少具有三大作用。第一，在剧中设置并精心塑造隐性艺术家形象，对于合成全剧、塑造出具有魔性的复杂人物形象具有关键性作用。单纯再现现实生活，很多时候是没法创造长篇佳作的。要让分散的、粗糙的现实生活材料融入作品之中，至少需要一位能动性、创造性比较强的人物，仿佛导演一样，让相关人员行动起来,朝着某一个目标前进。在雷雨中，周朴园、繁漪、侍萍、周萍、周冲、鲁大海、鲁贵、四凤的生活世界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实在是相去甚远；但由于繁漪的作用，他们的生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甚至形成了这样那样的冲突。正是繁漪，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侍萍来到周公馆，逐步点燃悲剧的导火索；正是繁漪，拼命地要抓住周萍，使得他拼命地要逃出去，由此引发一系列冲突；正是繁12汪余礼：论雷雨中的隐性艺术家形象漪，指使周冲带钱去四凤家，从而让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家庭勾连起来，让剧中的太极图式运转起来；还是繁漪，在关键时刻拉出周朴园，阻止周萍四凤出逃，引燃了剧中最大的炸弹。可以说，正是漪把不同的人物组织起来，投入剧中的齿轮联动机制，使之共同发用，奔向一个无法预料的可怕结局。如果没有漪的筹划与调配，剧中很多情节都不会发生，甚至根本不会有这部剧。但这并不是漪之于雷雨的主要贡献。一部剧要获得持久生命力，往往至少需要一个反常、叛逆、直击人心、带点魔性的人物。茨威格说：“没有哪种伟大的艺术没有魔性。”曹禺则是自觉地将繁漪塑造为一位有魔性的人物。他说：“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必需有一种明白繁漪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会觉得她阴鹫可怖。平心讲，这类女人总有她的魔，是个魔便有它的尖锐性。也许繁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锐。她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雷雨第1 8 3 页）在剧中，繁漪留给人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她桀骜不,蔑视伦常，敢于辛辣地讽刺周朴园，撕下他的假面具，同时又执劫地追求不为世俗所容的爱情，追不到就恨不得毁灭一切。这样的人物现实少有（现实中受压迫的女性多半没有繁漪的勇敢），但真实地折射出曹禺自已的艺术灵魂。在他生命中的某些时刻，萦绕于心的是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丧，予及汝偕亡！”在某种意义上，繁漪是曹禺灵魂的一部分，是他在愤怒、压抑、冲动的时刻里内心非常真实的一部分；要把这部分写出来，靠摹写现实中某些女性是不够的，必须聆听内心深处的某些声音，从自己的灵魂里“掏出珍宝”。申言之，如果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墓写，那么多半只可能塑造出一个真实而略显平淡的漪形象；但如果越出现实主义的拘囿，把繁漪作为一位分有作者生命体验与艺术智慧的隐性艺术家来塑造，把她写成一个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既是剧中人又是导演、既外师造化又中得心源的特异形象，那么有可能让这个人物更有魅力、更迷人。质言之，在作品中置入并精心塑造隐性艺术家形象，可以赋予作品某种魔性，使之更具吸引力。第二，在剧中置入并精心塑造隐性艺术家形象，有助于营构出兼具戏剧性与诗性的戏剧诗境，并持续更新着观众的惊奇感与共通感。一般而言，隐性艺术家形象不是照实墓写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作者自我(含生命体验与艺术智慧)与形式规范三维耦合的结晶。塑造隐性艺术家形象，除了深入体验生活、让人物享有部分艺术智慧之外，还需要充分考虑特定艺术形式的审美规范。对于戏剧艺术来说，隐性艺术家往往是让作品兼具戏剧性与诗性的重要因素。在雷雨中，周公馆式的家庭在1920年代的中国比较常见，家长专制，儿女服从，过着相对平静有序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既没有多强的戏剧性，也没有多少诗意可言。要让这样的家庭“轰起一声巨雷”，出现令人震惊、意外的戏剧性场景，就必须置入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物。曹禺对漪委以重任，着力突出她叛逆、偏执、阴鹫、强悍的一面，让她把周公馆搅得风起云涌、险象环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她像艺术工作者那样发挥作用。从幕启时她把鲁妈引入周公馆开始，引爆周公馆的导火索(侍萍)被点燃，由繁漪所推动的戏剧性情境便开始运动起来。接着我们发现繁漪执地要周萍继续爱她，而周萍另有所爱，由此引出一系列戏剧性很强的场面。漪与四凤、周萍之间直击对方要害或内藏机锋的对话自不必说，即便是他们之间没（奥）茨威格：世界建筑师，高中甫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 0 0 4 年版，第1 3 2 页。茨威格解释说：“魔性就像发酵素，这种不断膨胀、令人痛苦、使人紧张的酵素把原本宁静的存在迫向毫无节制，意乱神迷，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境地。每个魔性的人都视现实，认为它是有缺陷的，他们一直是现有秩序的反抗者、叛乱者和叛逆者。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顽强不屈，即使面对死亡和毁灭也在所不辞。”（世界建筑师第1 3 0 一1 3 5 页)在这个意义上，繁漪确实是颇具魔性的一个人物。曹禺：曹禺自述，北京：京华出版社2 0 0 5 年版，第7 4 页。13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有对话的场面也有很强的戏剧性乃至诗性。比如，蔡漪在暴雨之夜尾随周萍来到四凤家的那场戏，“忽然一片蓝森森的闪电，照见了漪惨白发死青的脸露在窗台上面。她像个死尸，任着一条一条的雨水向散乱的头发上淋她。痉挛地不出声地苦笑，泪水流到眼角下，望着里面只顾拥抱的人们。闪电止了，窗外又是黑漆漆的。再闪时，见她伸进手，拉着窗扇，慢慢地由外面关上。”（雷雨第1 3 2 页）这个场景，无论是对周萍四凤，还是对观众来说，都是非常意外、非常震惊的；而其中所内蕴的心理活动、深刻意味，则几乎是品味不尽的。在这个漆黑的夜晚，一道道闪电所照亮的，首先是中国几千年来被政权、族权、天理、人伦等等所压抑的情欲，尤其是女性的情欲。四凤即便发下毒誓永远不见周家人，可还是鬼使神差要跟周萍亲热，情欲使然也；繁漪不顾天降暴雨不顾自己身份尾随周萍来到佣人破房，亦情欲使然也。那种人性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