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pdf

城市治理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杨兴隆内容提要 庚子事变时期，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并建立起临时管理机构 都统衙门。辛丑条约 签订后，都统衙门仍对天津城厢及周边地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天津交还遂成遗留问题。天津交还问题由于受外国多方势力及战后交涉局势的影响而迁延不决，久未议定。在袁世凯、外务部等多方外交努力下，清政府最终于 1902 年 8 月 15 日完成了对天津的接收。天津的交还与接收，其历史意义不仅仅标志着天津的治理管辖权重回中国政府，更在于为清末新政在天津的实施提供了机缘、动力与条件。关键词 庚子事变 天津交涉 都统衙门 袁世凯庚子事变后的天津交还问题，源自 1900 年 7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并于 7 月 30 日建立起管理天津的临时行政机构 都统衙门。自此，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厢、城北、城南、军粮城及塘沽五个地区建立起军651900 年 7 月 30 日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临时行政机构，建立“天津城临时政府委员会”（Conseil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la cit Tientsin），其中文名称起初定为“总督衙门”。1900 年 8 月 14 日“临时政府”召开第 10 次会议，决定以“都统衙门”为“临时政府”的正式中文名称。都统衙门全称为“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1900年 11 月 20 日“临时政府”召开第 71 次会议，将临时行政机构名称修改为“天津中国城临时政府委员会”（Conseil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la cit chinoise de Tientsin）。有关都统衙门中外文名称的修改，参见 天津城行政条例 及“临时政府”第 10、71 次会议，刘海岩等编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 1、14、88 页。事统治。辛丑条约 签订后，都统衙门仍旧坚持对天津城及其周边地区行使行政、司法及治安管辖权，各国也不愿将这一机构裁撤，天津的交还问题由此产生。关于庚子事变后天津的占领与交还问题，学界多围绕都统衙门的军事统治、机构设置、城市管理等方面予以研究，而关于天津交还与接收的交涉研究却着墨甚少。现有的关于天津交还的研究论著仅就天津的具体交涉问题而谈，未能与 辛丑条约 签订后的国际国内局势及东三省接收、关内外铁路交还等交涉问题相关联，未免失之偏颇，难以全面厘清影响天津交涉的因素。本文在前述学人研究的基础上，联系天津交涉前后的国际国内时局，综合利用档案与报刊资料，对天津交涉与接收问题进行具体考察，以期加深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一李鸿章病逝与袁世凯初署直隶总督1901 年 9 月 7 日，奕劻、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与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和约虽经签订，但大局尚未稳定，交涉仍在进行，诸多遗留问题有待解决。在签订 辛丑条约 后，奕劻、李鸿章于 9 月 22日上奏清廷，上呈画押条款全文。在奏折中，奕劻、李鸿章专门提及条约签订后所遗留的天津交还问题，“今虽将京城内外撤兵日期填注约内，而各国在天津所设暂理地方之都统衙门仍复不肯遽撤，各使有俟奉天牛庄交还时一体交还之说”。面对条约初签，诸多后续工作亟待开展的局势，奕、李二人主张“容少迟再行设法另案磋商，以期早日收回，65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相关论文见林树惠 天津都统衙门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机构，历史教学 1952 年第 6 期；廖菲 八国联军设立的天津都统衙门，历史教学 1984 年第 6 期；陈瑞芳略论天津“都统衙门”的军事殖民统治，南开史学 1987 年第 2 期；刘海岩 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天津若干问题考析，历史档案 2005 年第 2 期；周利成 八国联军与都统衙门，百年潮 2006 年第 9 期；任云兰 都统衙门时期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初探，天津社会科学 2009 年第 6 期；任云兰 20 世纪初都统衙门对天津的城市管理探析，城市史研究 第 27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童舜尧 清末天津都统衙门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启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所见的相关论文仅有张利民 接收天津都统衙门的中外交涉，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刘海岩 庚子八国联军都统衙门与天津政权的归还，历史教学 2005 年第 9 期；宋博 试析袁世凯与接收天津都统衙门，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4 期。免多窒碍”。9 月 30 日清廷发布上谕，就奕、李二人折中所提交还天津事宜做出批示，“现在和议业经画押，各国在津所设都统衙门自应一律撤回，及早交还。着奕劻、李鸿章速行设法竭力磋商，务期早日收回，以免窒碍”。虽然清廷力主速行设法早日收回，但此时主导交涉工作的全权大臣李鸿章已是重疾在身，去日无多。据周馥回忆，李鸿章于弥留之际，“口不能言，瞠目而视久之，额汗如雨，猛出一言曰：天津如何？仅有四字，自此以后无一言矣”。11 月7 日李鸿章病逝于北京贤良寺，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死前未能亲见治所天津的交还与接收，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一大遗憾。李鸿章病逝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重要职位出现空缺。就在李辞世后的第二天，11 月 8 日清廷对直隶总督一缺做出部署，“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着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着周馥暂行护理”。11 月 9 日，袁世凯回电军机处，除表示叩谢天恩及上报军事部署外，专门言及“交涉事件，尤须择要清理”。11 月 12 日，袁世凯在给两宫的谢恩折中又提到“直隶系近畿首要之地，北洋为通商繁剧之区，兵燹甫平，疮痍未复，交涉善后，诸费经营”。可见对于刚刚任职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而言，处理辛丑条约 签订后所遗留下的各类交涉与善后事件成为头等大事。此时天津尚在八国联军所建都统衙门统治之下，清政府未能恢复管辖权，而天津作为直隶总督治所所在，亦为通商繁剧的大埠，是整个直隶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对于新上任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而言，收回天津成为一项亟85和议会同画押折，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 第 16 册 奏议十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 327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第 27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 185 页。该说系周馥在与各国公使商谈交还天津问题时对各使所言，详细内容见于 时事要闻，大公报 1902 年 7 月 6 日，第 4 版。然而在周馥年谱中对于李鸿章死前状况的描述未见有关于天津的内容，参见 周悫慎公全集 第 36 册，1922 年周氏刻本，第 3 页。故此说恐有借题发挥之嫌，未必可信。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第 27 册，第 203 页。致行在军机处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9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 654 页。调署直隶兼北洋大臣谢恩折，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1 页。须解决的问题。时在天津的日本人内藤湖南密切关注着天津交还的局势，认为李鸿章病逝后，“最为紧迫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中俄条约以及天津交还”，内藤断定各国及都统衙门不会轻易交还天津，因此对于袁世凯而言，“新任后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天津交还的问题”。11 月 20 日，袁世凯办理完交卸山东巡抚相关事宜，于 21 日由济南启程赴直隶上任，27 日到达省城保定，正式接任直隶总督一职。对于天津交还问题，袁世凯不敢懈怠，于 11 月 29 日致电军机处，任职后首次谈到该问题，“天津尚未交还，世凯责在地方，似应暂时赴京，面晤各使，相机商办”。经与庆亲王奕劻商定，袁于 12 月 3 日赴京办理相关交涉事宜。袁世凯在署理直隶总督之初，刚到保定任职就抛下手中繁杂政务，赶赴北京办理天津交涉事宜，足见天津交涉问题的急迫性与重要性。袁世凯抵达北京后便与各国公使商谈交还天津事宜，然而诸使“惟谓天津系驻兵通道，载在公约，应由各国管辖，须俟中国一切复元，天津各项工程完竣，始可议还”，各国以天津为驻兵通道为由企图进行长期占据，显然并无立即归还之意，经袁世凯反复与之商谈辩论，也仅得到“须经会议电该政府请示，且现属封河，亦非急切所能退还”等意见不明晰的回复。经过初步与各国公使的商谈，袁世凯分析认为“此事美、日本颇愿赞成，余多观望。在津各国都统，贪津税捐，不无留恋”。当时在天津交还问题上各国态度不一，驻京公使与在津的都统武官之间也存有不同意见，交还天津一事背后所包含的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不明朗的交涉局势让袁世凯判定“交还天津，至速须在明春”，唯有“切实催索，或可早定还期”。因初接直隶总督之任，手中尚有大量行政事务亟待处理，袁世凯遂于 12 月 10 日致电军机处，表示“交还天津，各使会议计需时日，势难在此久候”，拟第二天即回省任事，并对交涉天津一事做出后续部署安排，“另派道员唐绍仪留京，随时禀商全权，向各使商索，95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内藤湖南全集 第 3 卷，筑摩书房，1971，第 343 344 页。致行在军机处，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45 页。致行在军机处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50 页。致行在军机处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50 页。致行在军机处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51、50 页。冀可兼顾”。除了与各国公使联络商议外，袁世凯此时还尝试通过与都统衙门联系来商定收复天津之事。袁曾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向都统衙门递交了一封亲笔信，要求确定归还天津的具体日期，但随即被告以“讨论这一问题不属本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应由各国政府决定”，并强调“天津政权的移交问题，本委员会无权与他进行讨论”。这样一来，天津的交还问题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与各国政府商谈解决。总体来说，李鸿章离世与袁世凯初署直隶总督后的时局为“议和事尚未全毕，两宫在西安未回銮，各国兵未退”。就此时而言，收回天津的条件还未成熟。此时收回天津的时机未到，不仅在于清政府在签订 辛丑条约、时局刚稳定之后开启天津交还问题的谈判议程，更在于这一问题面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权力方面的重重阻力。在 辛丑条约 谈判之时，联军统帅瓦德西就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交还天津的抵触，在他看来，都统衙门的存在是正确而合理的，从军事占领状态到问题的长远解决，“将有一段必须采取特别措施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天津临时政府也将继续行使它的职权”。瓦德西的想法显然也是各国联军长官的共识。在 1901 年 5 月给驻京外交公使团团长葛络干的一封信中，瓦德西就提到，“就我本人和各军队司令官的意见而言，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军队驻扎天津，天津地区的行政机构就应该由军事当局管辖，这是绝对必要的”，而其中的一层用意在于，“把行政机构置于军事当局的管辖之下，这是一个迫使中国政府遵守它业已签署的诺言的最有效手段”。1901 年 7 月，法国远征军司令华伦少将在主持联军司令官会议时也认为，都统衙门“这一组织已经取得06致行在军机处请代奏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50 页。刘海岩等编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下册，第 563 页。刘海岩等编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下册，第 566 页。感怀平生师友三十五律，周悫慎公全集 第 11 册，第 12 页。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致葛络干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刘心显、刘海岩译，齐鲁书社，1984，第 169 页。瓦德西伯爵致葛络干函，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第 238 页。瓦德西伯爵致葛络干函，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第 239 页。显著的进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各国派遣军似乎希望让它继续发挥作用”。各国外交使臣虽不乏有人认为天津的政权应当尽快移交给清政府，但总的来说，此时“外交代表们认为，这个问题要提交他们各自的政府，应当留待以后讨论”。综合各方形势而言，辛丑条约 签订后，交还天津问题虽已初启，但因牵涉利益各方阻力环生，局势错综复杂，相关交涉的辗转与艰辛是可以预见的。二初议天津交还问题与交还无期1902 年 1 月 7 日，慈禧与光绪从西安回到北京，两宫回銮后政局有所稳定，清政府也开始处理天津交涉的问题。2 月 22 日，清政府外务部正式向德、英、法、俄、日、意六国提交照会，首次提出解决天津交还问题的要求。根据已签订的 辛丑条约，外务部认为“天津等处诸国留兵驻扎，仅止保守由京至海畅道，而于中国治理地方之权，并不稍有侵碍”，然而天津的现状却是都统衙门尚未裁撤，天津也尚未交还，“于中国自行治理之权，诸多不便”，因而向各国驻华公使提议“撤回驻津兵队，交还地方，俾中国于该处善后事宜，得以从容布置”。在接到外务部照会后，各国使臣照复称将“与各国武员并同议和约条款之诸公使共商”。3 月，各国公使议定交还天津条款四则，内容系不得再修城墙，不得重筑大沽炮台，铁路赔款 85 万两白银，天津不得驻重兵。驻兵问题是外国诸使所列归还天津条款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因关系地方治安、国土安全与国家主权，必然引起中方的高度重视。对于不许华兵驻守天津城一节，“当道颇不以为然，力争不已”，袁世凯反应尤为16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由华伦少将主持的联军司令官会议记录，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第 375 页。葛络干致华伦将军函，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第 379 页。外务部和会司拟为请交还天津治权事致各使照会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下册，中华书局，1990，第 1317 页。外部奏照录各使交还天津照会进呈御览折，王彦威、王亮辑编 清季外交史料 第 6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 2818 页。中外大事记还津定议，经济丛编 第 2 期，1902 年。激烈，甚至曾表示如不删去此条，自己则“永驻保定，决不莅津”。在天津能否驻兵这一关键问题上，中方与各国公使反复磋磨，互不相让，可以说贯穿交涉始终。各国公使议定还津四则条款后，袁世凯于 3 月 14 日致电外务部，针对不许驻兵一节予以申诉，认为“天津系中国地方，各国均有驻兵，反不许地主自行其权，殊非公道”，且从现实考量，“我如无兵，断难治理”，要想维持地方治安，则“两三千兵必不可少”。3 月23 日，袁世凯又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商议交还天津问题，萨道义以“天津地方不用兵守”作为交还天津的前提条件，袁世凯再次提出需用两三千兵方能维持地方治安，萨使遂告以“须令该兵离天津十英里外驻扎方可允许”，最终双方“辩论良久，尚未定议”。此后各国公使对中方驻兵一事态度不一，英、日、美三国“均已允许”，德、法、俄三国则“不公然相争”，唯“意奥西则极力抗议”，有报论推测此系“实有唆之使然者”。各国意见不一致使迟迟无法议定交还问题。5 月各公使在讨论天津驻兵问题时又将相关条款中“华兵不得在距津三十机鲁密特之内驻扎现改为华兵不妨驻于距津三十机鲁密特之内”。6 月各公使再次商改相关条款，同意华兵 300 名驻于天津城内，但关于此前距津 30 公里内驻兵的条款因都统衙门方面的反对，各国驻使不得不再次讨论。驻兵问题至此仍未解决，袁世凯也不得不改变之前坚决反对禁止驻兵的立场，“至于三十基罗迈当（公里）内不驻兵一条亦不得不允”。仅驻兵一项就从 2 月到6 月反复商议，迁延数月而未决，整个天津的交涉与议还过程之曲折、磋商之艰难自然更甚于此。天津驻兵一事的交涉作为天津交涉问题的缩影，透过其间可以看出影响交还天津进程的因素除了所议条款内容外，各国政府、公使及都统衙门统领的态度、意见与举动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各国政府对于天津交还问题的不同态度使天津的归还变得困难重重。26力争设兵，申报 1902 年 5 月 24 日，第 1 版。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132 页。议还天津，南洋七日报 第 26 期，1902 年。中外大事记交涉多艰，经济丛编 第 5 期，1902 年。中外大事记北洋交涉，经济丛编 第 6 期，1902 年。中外大事记还津交涉，经济丛编 第 8 期，1902 年。袁世凯曾向外务部抱怨“迭次会议，每有一二国梗阻拖延”，此中所提“一二国”可能即指德、俄两国。其中德国对于交还天津最持反对态度。早在开启交还天津议题之前，德国对于天津交还问题就讳莫如深，前述瓦德西元帅竭力维护都统衙门的态度即为典型。此外，德国政府方面也与军方持一致态度。1901 年 4 月，外交团在谈及都统衙门问题时，“希望一俟形势允许和不有害于军事占领，临时政府就应把中国当局在正常时期所应有的权力归还他们”，然而，“德国公使拒绝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在具体讨论交还天津问题后，英国驻华公使曾允诺于 1902 年 5 月 1 日交还，其他各国公使也表示听从众意，“惟德国未允遽退”。1902 年 3 月，曾传出“天津之地已由袁宫保与各国公使议定签字，准于五月二十六日与铁路一并交还”的消息，然而随后又因“德使坚执不允”停议。3 月 27 日，德国外交部对交还天津问题公开表示，“本国统领以为交还天津不独于兵事有妨，且于政治有碍，所关甚巨，宜从审慎”，甚至直言“天津断不能即日交还中国”。据闻，德国激烈反对交还天津的原因之一系当时都统衙门所主持的开浚白河的工程尚未竣工，而白河一旦浚通，各国船只即可从大沽口直抵天津，进而威慑北京，“于兵事大为有益”。故从军事角度考虑，德国不愿轻易裁撤都统衙门，归还天津。此外，俄国对于交还天津也持抵触态度。据称，“各使在北京会议时，若俄使、德使、法使皆借辞推托，且俄使于此始终不赞一辞，尤令人莫测其意”。周馥在会同全权大臣办理天津交涉时，数次遭到法国的梗阻与牵制，其背后缘由经王之春探知系俄国主使。因天津交还牵涉关内外铁路归还与东三省撤兵等一系列问题，俄国当然不愿将已经占领的东北地区再退还回去，但又不便明说，“故使法人出而抗拒之，以遂其隐愿”。由此观之，交36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34 页。柔克义致海函，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第 173 页。还津纪闻，万国公报 第 159 期，1902 年。中外大事记还津定议，经济丛编 第 2 期，1902 年。中外大事记还津缓议，经济丛编 第 3 期，1902 年。德外部论交还天津及驻兵上海事，外交报 第 2 卷第 4 期，1902 年。德外部论交还天津及驻兵上海事，外交报 第 2 卷第 4 期，1902 年。还津定议，外交报 第 2 卷第 15 期，1902 年。外交纪事还津汇志，选报 第 22 期，1902 年。还天津问题的背后还勾连出20 世纪初西方各列强在远东势力范围的争夺与纠葛的复杂态势。俄国自庚子战乱后占据东北，招致各国关注，倘若东三省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牵扯利益问题，各国便会援引利益均沾一说。对中方而言，“设或稍有迁就，各国势必群起效尤，则瓜分之祸立见”。有时论分析，中方在天津交还问题上与各国公使一再商谈却始终无法达成定议，“大约即梗于东三省一事，惟各公使不欲明言耳”。受东北问题的牵扯，天津的交还也随即陷入胶着状态。袁世凯初次向各国公使要求裁撤都统衙门时，各国政府即“以中国尚有种种交涉未了，须俟驻津各国统领会议及北京各国交涉一律完结后，方可照允”。有分析认为，其“所云尚有未了者，明明指东三省而言”。在初议天津交还问题时，英、日等国以交还牛庄等地作为商谈交还天津的前提条件，张之洞即指出“英人不交还天津，明系因俄约效尤”。由此，东三省问题成为交还天津的一条重要暗线，“各国之兵分驻天津，必欲观俄人之举动以为进退，则俄人一日不还东三省，各国之兵必一日不撤”。1902 年1 月30 日，英日两国为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结成英日同盟，随后俄国又与法国结成俄法同盟，列强围绕远东问题展开或明或暗的争夺，受此影响，天津交还问题悬而未决。除了各国政府、驻华公使的意见外，联军司令官及都统衙门的各国武官对于归还天津的抵抗态度也产生了恶劣影响，甚至一度左右着交还的局势与日程。值得注意的是，军方的强硬态度甚至往往与各国政府的态度相左。1901 年 4 月 24 日，各国外交代表在讨论都统衙门问题时认为，“关于天津临时政府，一旦形势许可，并且在这项措施不影响军事占领的情况下，就应将它的权力移交中国当局”。但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回复外交团的函中却重申自己的意见，“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军队在北46俄约要盟贻害请将东三省开门通商折，赵德馨主编 张之洞全集 第 4 册，武汉出版社，2008，第 42 页。续议交还天津事，南洋七日报 第 21 期，1902 年。近期中外交涉情形节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下册，第 1269 页。致江宁刘制台，赵德馨主编 张之洞全集 第 10 册，第 307 页。论力抗俄议，申报 1902 年 1 月 7 日，第 1 版。柔克义致海函附件，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第 177 页。京驻扎，临时政府就应维持”。此外，各国驻津武官也多不愿将天津管辖权交还中国，遂在“天津问题”上横加干涉，致使天津的交还日期一延再延，所订条款一增再增。自 1902 年 3 月由各国公使所议定的四项条款因德方坚执不允而作罢后，4 月，都统衙门又拟出六条约款，较之前增改了中国兵船不得停泊大沽、天津附近 18 英里不得驻华兵、天津城内设巡捕及必须完成开浚白河的工程等数款，并商定中方如接受相关条款，交还天津日期拟定于 7 月 1 日。5 月，各国借口景廷宾在直隶起义，因地方骚乱引发时局动荡，将归还日期再次迁延。都统衙门此时又开会拟出 12 项条款，新增多项苛刻要求，如天津警察巡捕不得超过 2500 人、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未经联军司令官允许不得交还、停泊大沽口的中国兵船不得超过一艘、白河不得布置水雷等。6 月又传出所订条款达 28 条之多。限制条款越来越多，内容也愈来愈严。袁世凯认为，辛丑条约 中所议的交还天津一事本来并无另订条款的规定，然而“驻津武官横生枝节，胪列多款”，“名许交还，实欲延宕”。外务部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各国驻华公使对于天津交还问题商谈数月仍无定议，主要“因驻津武官从中梗阻”。都统衙门的若干要求，就连各国政府都深感太过严苛，多次商议删改。英方政府就曾向中国驻英公使张德彝表示：“各武员所议之款，本政府亦以为于中国有碍，业已饬令酌改。”然而，即便面对各国政府的反对态度，“各国司令官仍坚执不允，各公使亦无能相强”。天津交涉夹杂着东三省等交涉问题，列强在华势力的冲突纠葛，以及各国政府与联军统帅、驻津军事将领间的意见冲突，诸多因素汇聚成的复杂态势使得天津交涉一度陷入泥潭，裹足不前。从 1902 年 2 月外务56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柔克义致海函，1901 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第 235 页。还津另约，外交报 第 2 卷第 11 期，1902 年。外交纪事还津条款，选报 第 19 期，1902 年。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25 页。发出使德国荫大臣日本蔡大臣英国张大臣法国裕大臣俄国胡参赞并转驻意参赞电，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 66，1932，第 11 页。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36 页。还津近议，集成报 第 42 期，1902 年。部向各国提出交还天津照会，直至 6 月，天津交涉仍无定议，其中缘由除上述诸方因素外，主观原因系各国虽无由长期占领而不得不交还天津，却又不愿交还，于是多方梗阻，设法阻拦。当时的报刊分析认为，各国不愿交还天津原因有三，“各国武员已视天津为战利之所获，其不愿交还者一；各国政府以为天津可以制北京之死命，其不愿交还者二；各国官商以为庚子之变颇受津城兵匪之苦，深恐交还之后复蹈故辙，其不愿交还者三”。虽怀不愿交还之心，却处不得不还之势，“乃窃交还之名而行不交还之实”，最终导致交还天津的局势“愈议而期愈远，愈议而款愈多也”。三转机下的多方斡旋“天津问题”在各国之间经历了数月的反复商谈，悬而未决，当局者更因“天津问题”之解决遥遥无期而“万分焦灼，一筹莫展”。1902 年4 月 8 日，中俄两国签订 交收东三省条约，并于 6 月 29 日在圣彼得堡完成换约。4 月 29 日，中英两国签订 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6 月 1日，英国交还山海关内外铁路。随着东三省等一系列相关交涉问题的解决，天津交还的诸多阻力得到消除，时机渐渐成熟，“天津问题”由此迎来转机。袁世凯敏锐觉察到东三省等交涉问题解决后所出现的契机，相机采取外交手段，以谋求天津交还的实质性进展。6 月 30 日，袁世凯向外务部呈递咨文，表示天津交涉问题“迄今数月，仍未定议”，天津作为直隶总督治所，“未还以前，办事诸多为难”，请外务部催促各国公使“早定日期，交还天津”。同日，袁世凯致电驻俄公使胡惟德，请其转恳俄方政府“首倡公议，迅商各国，饬在华各员，遵照公约，早日交还，毋再互诿延宕”。除俄国外，袁世凯又联系驻英、美、日、德等国公使，请各使加催各国交还天津。各国公使很快采取外交行动。7 月 2 日，驻美公使伍廷芳66外交纪事还津汇志，选报 第 22 期，1902 年。时事要闻，大公报 1902 年 7 月 4 日，第 2 版。咨外务部文，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15 页。致驻俄公使胡惟德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15 页。复电袁世凯，称已与美外交部切实商谈，美方表示“所订条款殊失公道，美已转达各国”。伍廷芳还从美国方面得知英、日两国也同意交还天津，已经电饬驻使商改相关条款，“不日当可转圜”。7 月 4 日，袁世凯又接到驻俄公使胡惟德复电，称经过与俄方反复申论，已“允商各国，力赞厥成”。同日，驻日公使蔡钧也回复称日方已致电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及英国政府力助此事，并表示“德虽刁难，请公暂忍，稍迟，必交还”。此时，天津的交涉问题总算迎来一线曙光。为了加快推进交还天津的日程，袁世凯一面与驻英、美、俄、德、日等国公使联系，通过外交手段催促各国政府切实解决，一面又与外务部保持日常联络，交换重要情报，希望通过与外务部的共同努力推动“天津问题”的解决。各国公使与袁世凯并无统属关系，这样的交涉并不属于正常程序，也非制度内的常例，只是因涉及领土主权重大问题而不得已采用的非常手段。袁世凯在给外务部的电文中也曾表示权宜中的无奈，“凯职司地方，只可托各使加催，究非交涉常例。仍恳大部电饬各使协力催索，当可有济”。在袁世凯致电各国公使，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促使各国早日达成交还天津之举的同时，清廷外务部也做出相应动作，加快与各国交涉“天津问题”。7 月 5 日，外务部向驻德、日、英、法、俄、意六国公使发电，要求各使“切恳外部径饬武官遵照原约迅速交还，勿再延宕”。同日，外务部又向各国发出外交照会，再次提出交还天津的要求。在袁世凯、外务部等方面合力推动的同时，清廷也开始着力解决“天津问题”。6 月 25 日，慈禧在召见新任山东巡抚周馥时因“天津地面久未索还，甚为震怒”，遂谕令周馥“在京与各国使臣速议交还天津及津榆铁路事宜”，暂缓赴66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25 页。附录 1驻俄公使胡惟德复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316 页。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33 页。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25 页。发出使德国荫大臣日本蔡大臣英国张大臣法国裕大臣俄国胡参赞并转驻意参赞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 66，第 11 页。中外近事东抚留京，大公报 1902 年 7 月 4 日，第 3 版。周悫慎公全集 第 36 册，第 6 页。任。7 月 5 日，慈禧又面谕加派广西巡抚王之春会同山东巡抚周馥与各国议还天津。在袁世凯、外务部及中央政府等多方努力下，加之天津交涉的国际环境逐步向好，天津交还问题迅速取得实质性进展。连一向对交还天津持阻挠反对态度的德国此时也已转变态度，表示“必用全力与各国切商早还天津”。7 月 7 日，各国公使聚议“天津问题”，传闻所议内容“均尚公允，颇有头绪，不日可知照外部”。至 7 月 12 日，中方与驻华各使终于将交还天津的条款一律议结，并约定“不另立约，彼此照会外部定案”。根据7 月12 日会议所定方案，各国公使于7 月14 日正式向中方发起照会，表示应允将都统衙门裁撤，“惟中国国家应先特为声明，允照以下所拟各节办理始可”。照会中所列条件主要为中方不得在距天津 20 华里内驻军设兵，直隶总督在天津城内所置亲兵不得超过 300 名，不得重修炮台，不得重筑城墙，凡经都统衙门审判过的案件不得重审翻案等，各国允诺将于中方接受以上各节起四个礼拜内裁撤都统衙门，交还天津。照会中虽不乏不平等性条款，但相较之前都统衙门所订严苛的 28 条已然和缓很多，“凡一切苛琐要求删除几尽”。在得悉照会内容后，袁世凯于 7 月 16 日致电外务部，认为此次条款是经各方反复磋商的结果，已经“较各武官原议初稿轻减甚多”，若再辩论，恐怕又生枝节，导致迁延无日，因此主张先行允诺各节，等天津交还后“再相机设法依次辩明，冀可两全”。7月 17 日，在请示上意的奏折中，奕劻禀称“此事经臣等与各该使臣屡次磋商，据称已将格外要求情事一概删除，无可再减”。在接到允依议施行的上意后，外务部随即于 7 月 18 日照复各国，对于前次照会所提各节“奉旨照准”，并请各国使臣转行都统衙门于四个礼拜内裁撤都署，交还86还津喜电，申报 1902 年 7 月 16 日，第 1 版。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36 页。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34 页。还津定议，外交报 第 2 卷第 15 期，1902 年。各国全权致外部请示天津交于何项官员接收照会，王彦威、王亮辑编 清季外交史料 第 6 册，第 2993 页。外交纪事还津汇志，选报 第 22 期，1902 年。致外务部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46 页。奕劻等奏为录呈各使交还天津照会请旨遵行事折，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下册，第1527 页。天津，同时定明由北洋大臣率天津地方官员亲往接收，“嗣后遇有应行商酌之处，即由北洋大臣随时向各国驻津文武官员分别商办”。至此，关于天津交还的问题终于落下帷幕，以中方与各国间互致照会的形式确定了交还天津的方式、时间和对接人员，余下的工作便是天津的归还与接收了。四天津的交还与接收7 月 18 日外务部照会各国允准交还天津的各项条件后，天津的交涉工作正式结束，所余交还与接收工作遂转至天津地方办理，主要参与方也从之前的外务部与各国公使转变为袁世凯下属的天津文武官员与都统衙门。在 7 月初天津交涉的局面逐渐明朗之时，袁世凯便着手对天津的接收提前做出部署。7 月 14 日，袁世凯在给好友徐世昌的信中提到对于天津交接的态度及处理方案。袁首先谈到直隶总督赴津问题，强调自己不可不到又不可早到。不可不到，系因总督前往，“方合交涉公例”，袁世凯特别表明“必须到场，非他人所能代收也”，这固然是为符合公例，但更重要的当然是为宣示主权，彰显对于天津地方的统治管辖权。而倘若早到，将致“我之号令不得施行，且反须受人管理，遵守各国政令，殊损国体”。因此袁世凯打算先一日或接收当天乘专车赴津，率同津郡文武官员分头接收。在接收官员的安排上，袁世凯认为“可先派府、县、津道、关道先期前往查看各项情形，会查各项用款，并筹备一切”，但又强调先期查看事宜须与各国商明，“彼允即派，不允则止，自可不生枝节”。在天津地方治安方面，袁世凯早已在保定预先训练巡警，一俟天津交还即行开往。在袁世凯看来，接收天津“最要事惟在预备多项员弁分头接管弹压，使地方安静，井井有条，彼族即无可借口矣”。96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外部复各国公使天津请交北洋大臣接收照会，王彦威、王亮辑编 清季外交史料 第6 册，第 2995 页。复国子监司业徐世昌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 袁世凯全集 第 10 卷，第 344 345页。袁世凯从多方面考虑接收事宜，总体来说是持小心谨慎的态度，既不贻人口实，致损国体，又要彰显主权，安排得当。根据 7 月往还照会所定的四礼拜内交还天津之说，交还天津的具体日期最终被定在 1902 年 8 月 15 日。7 月 30 日，都统衙门各区各部门长官被要求通知下属职员“临时政府”于 8 月 15 日解散。当天，都统衙门还具体讨论了移交权力时应采取的相关措施，如秘书长负责起草收支情况等 50份清单，库务司负责准备机动款项和正在施工项目用款的支票以便移交直隶总督，各区各部门长官负责清查动产不动产和现有设备以便移交中国政府，等等。随后，都统衙门还安排 8 月 4 日接待天津地方官员，并于 8月 8 日与中方进行分部门分区商谈移交工作。8 月 7 日，都统衙门发布告谕，“现奉各国统帅饬，于华历七月十二日将都统衙门裁撤，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官员办理”。接收天津日期甫定，袁世凯即札饬各司道府县于 8 月 4 日至 15 日“分划地段陆续接收”，并派津海关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天津知府、天津县令、天津巡警局总办等各级文武官员于 8月 4 日齐赴都统衙门拜会各国都统，面商交收天津的详细事宜。经双方议妥，由中方于 8 月 8 日分派各员先行洽谈料理接收都统衙门各司局机构，具体安排为：北宁铁路总办梁如浩接库务司，天津巡警局员曹嘉祥接巡捕官，天津洋务局员吴仲贤及西员巴士接工程局，天津洋务局员钟进成、王良登、吴大铨接文案司，北洋医学堂总办屈永秋接卫生局。至此初步完成了天津的行政权交接。8 月 12 日，都统衙门发审司司员易孟士奉命将所有司法案件的底卷当面点交给天津县知县章焘，司法工作也相应完成交接。8 月 11 日，经袁世凯预先训练好的 2000 名巡警由保定调至天津。经天津司道各官员与都统衙门商议，决定将之前都统衙门所任用的华人巡捕1000 名也予以保留，共同担负天津的治安工作，并于 8 月 14 日起由“巡警队与华巡捕逐段接管”。此外，袁世凯在天津城 20 里内设置八处保甲局，“皆遴选明干有为者经理地方词讼及捕盗之事”，一旦发现有严重扰乱地方者，“即由局审明确供，禀请正法，不另由县核转”，以期迅速肃清地06刘海岩等编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下册，第 756 页。刘海岩等编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下册，第 760 页。刘海岩等编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下册，第 764、767 页。刘海岩等编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下册，第 837 页。本埠交代有期，大公报 1902 年 8 月 4 日，第 4 版。时事要闻，大公报 1902 年 8 月 5 日，第 3 版。本埠逐段交接，大公报 1902 年 8 月 15 日，第 5 版。方，维持稳定。在行政、司法、地方治安等各方交接工作按部就班开展时，袁世凯于 8 月 9 日从保定赴京，14 日请训后，15 日上午乘专车赴津。袁世凯在11 时 20 分抵达天津后，立即率领天津文武各官员至都统衙门处办理接收事宜。经各都统当面呈交会议记录一册、财务账目一册、支票两张、尚未执行的判决清册、尚未完工的工程项目清册，以及未到期的各类合同清册等文件卷宗后，袁世凯与各都统画押签字，正式完成接收工作。当日，袁世凯发布告示，宣布“本大臣现莅天津接收地面办理一切事宜”。至此，都统衙门结束了对天津长达两年多的统治，天津的交还与接收宣告结束。五天津接收后各方的反应经过战乱的摧残与漫长的交涉，天津虽然收复，但百废待兴，诸项恢复整顿措施亟待开展。天津接收后，其后续发展问题引发各方关注。列强对于天津交还之后的发展持高度关注的态度。一方面，对于交还天津一节，各国希望清廷从庚子事变中吸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