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doc

精选文档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变化情况（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经济复苏下的贸易政策反思期（2010-2012）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但极大地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也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批判和反思，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反思和重新定位。进入2010年之后，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企稳和实体经济的复苏，危机时期“保市场、保份额、稳外需”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动。2010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0年对外贸易的“主要着力点是拓市场、调结构和促平衡”，坚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而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更是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内涵界定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经济体系。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其他的重要政府文件中，虽然在表述上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调结构”“促平衡”一直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从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来看，虽然对贸易结构和贸易平衡的强调符合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要求，但单一依赖美国市场的出口模式的弊端，以及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风险的进一步认识才是这一对外贸易政策着重强调的直接动力。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复苏过程中，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和地区结构，提高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重视发挥进口对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成为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经济体系，实现对外贸易和经济复苏的平衡增长的重要手段。经济新常态下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动出击期（2013-2016年）进入2013年特别是2014年之后，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和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我国对外贸易的扩张速度进一步放缓，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也日趋严峻。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推行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为代表的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主动提高贸易标准，试图通过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将中国经济边缘化。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国内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国内制造业有向外转移的趋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也存在着被东南亚等国挤压的外在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寻求新的政策支持来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的同时，最大可能的规避欧美等国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实现国际贸易规则由被动型参与向主动和主导型参与的转变。因此，在这一时期，多项主动积极的对外贸易战略的重大调整应时而生。2013年9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正式成立，成为我国主动开始适应全球经贸规则，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伟大尝试。同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构想得以形成。此后，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被加以强调。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主动拓宽贸易合作形式，”高铁出海”、 “核电出海”以及多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展开都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的外在反映。0一、近十年贸易政策的特点和效果评估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路径更多借助于双边TFA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多边贸易体制大家庭的重要一员，而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自由化进程也成为21世纪初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途径。但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哈回合谈判久拖未决，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自由化进程明显受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放战略开始逐渐转向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安排。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为新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指明了方向。之后，在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和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等多项重要政府文件中，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都给予了着重强调。事实上，如果对我国新世纪以来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情况加以考察的话，这样一种通过自贸区战略实施来深化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特征表现的也非常明显。从表1可以看出，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进展相对缓慢，谈判区域也主要局限在香港、澳门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以后，我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明显加快，贸易伙伴也逐渐拓宽到冰岛、新西兰、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已经签署了包括中国澳大利亚，中国瑞士在内的13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建设的则包括中国挪威 中国斯里兰卡等8个自由贸易区，此外还有中国印度中、国尼泊尔等5个自由贸易协定处于进一步的研究之中。重商主义思维得到纠正，进口贸易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际收支约束观念的影响，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时很长一段时间都采取重视出口而限制、忽视进口的政策，过于追求扩大出口、多创汇，而忽视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事实上，进口贸易的扩张不但有利于降低危机前我国日益扩大的贸易失衡，减少贸易摩擦，还会通过消费福利改进、制度创新、产业升级等渠道推动一国的经济增长。正是基于对贸易平衡和进口贸易的这种认识，在金融危机后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推动进口贸易，实现贸易平衡的思路逐渐有所体现。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多元平衡”的重要性被着重强调。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2014年11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加强技术、产品和服务进口”，”推进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政策效果来看，伴随着一系列促进进口、调整贸易平衡的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对外贸易失衡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对外贸易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7年7.6%的高点逐渐回落到当前3.7%的水平（图2)。同时，在贸易失衡情况得到纠正的同时，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仍然维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2014年，我国实现进口贸易1.96万亿美元，比金融危机发生前增长了一倍之多。（图1）图2 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一带一路战略成为过去十年最大的政策亮点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开放战略，一带一路构想自习近平同志2013年首次提出后便迅速受到重视。此后，各级领导人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在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本届政府的重要任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在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建设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和合作机制进行了说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逐渐走向实处。而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贸易效果来看，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在我国对外总出口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从图3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受基础设施、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巨大，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却依然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只占到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不到三分之一左右。金融危机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迅速提升到36%以上，成为我国对外出口贸易重要的区域。但需要提及的是，此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比重的上升更多的来源于危机时期我国出口总额的下滑，一带一路战略提升的作用并不明显。2012年之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比重趋于稳定，并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当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比重达到37%，已经高于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份额。图3 2002-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单位：（%）数据来源：IMF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贸易政策逐渐由贸易总量的关注转向对贸易竞争新优势的培育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提升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新一轮工业革命计划的推出，我国原本建立在低廉劳动力成本和政策支持之上的贸易竞争优势日益削弱，贸易增长动力的转换迫在眉睫。为加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先是在2012年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深入实施科技兴贸和以质取胜战略，扩大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节能环保产品出口，之后在2015年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部门充分认识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加快培育外贸品牌、加快提高出口产品质量。而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扩张以及贸易政策对贸易新优势的关注，我国的贸易技术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突出地表现在制造业部门出口中，出口技术构成的不断优化上。从图4可以看出，在我国制造业部门出口技术构成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1996年我国对外出口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只占到了12%，到2014年，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了25%，现在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图4 高技术产品出口在我国对外出口中的比重（单位：%）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汇率政策保持稳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汇率政策和货币国际化政策并不属于贸易政策的内容，但汇率水平的变动和货币国际化程度又在事实上成为影响对外贸易的关键因素。从我国近十年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货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既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区别于以往的重要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利展开。从我国汇率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在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我国一直实施的是稳健和相机管理的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前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时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保持了小幅升值的趋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稳定外需的需要，我国又重回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汇率的稳定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外需增长的重要力量。在2010年之后，伴随着经济的复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重回升值轨道(图5)。而在2014年特别是2015年我国金融市场动荡，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之际，国务院办公厅又在2014年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以及之后2015年的常务会议中，强调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在货币国际化进程方面，从2008年在广东和长三角地区的贸易结算试点，到后来贸易结算范围的逐步扩大，再到国务院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可以说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规避企业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稳定外贸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5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势注：（1）左坐标轴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右坐标轴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数据来源于圣路易斯联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二、近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我国应对金融危机、保持外需稳定、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相对于边境贸易政策，境内贸易政策相对缺乏在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下，贸易开放的重点主要在于边境开放下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降低，对企业出口的政策支持也更多的体现为边境贸易下的出口退税或融资支持，而较少涉及境内贸易开放和境内贸易政策，在人民币汇率、外汇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监管等方面还缺乏相对明晰的改革和开放措施，从而使得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存在一定的分割。这样一种措施虽然适用于我国开放之初的小国经济特征，但伴随着我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境内贸易措施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展开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对于服务贸易的展开而言尤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服务贸易的契约密集型和制度密集型特征，境内贸易开放的步伐将决定服务部门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而在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剑指服务贸易，重塑以境内贸易开放为主要内容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冲击下，境内贸易措施的缺乏和境内贸易开放的滞后将大大制约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相对欠缺。产业的发展是一国对外贸易的基础，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则是一国产业发展的引领动力。当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一致时，对外贸易的持续扩张和国内产业的优化升级才会成为可能。但在我国长期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模式下，出口规模的扩张成为第一需要，而产业和出口的技术升级则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虽然在危机后针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质量提升的措施不断实施，但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不匹配的条件下，政策的实施效果依然存在折扣。举例来说，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国，这本应是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但问题在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超过80%的出口份额都来源于外商企业，也就是说，大量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基础仍然在于外资企业的参与，而缺乏国内相应产业发展的基础，这样的一种局面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维持，但在长期内，如果缺乏相应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措施，单纯的以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贸易措施效果可能并不明显。贸易理论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并没有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得到及时体现伴随着贸易理论研究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换，大量有益的研究结论得以出现。这些研究结论无论对于贸易理论研究还是贸易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这些有益的研究结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关注。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所强调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为例，企业的异质性不但体现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于不同企业在面临共同的贸易政策冲击时的异质性反应。在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不同企业在企业生产率、所有制结构、融资条件、外部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采取“一刀切”的贸易政策，将会使得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同时，伴随着贸易理论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的转换，有关出口动态和出口溢出效应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而在存在着正向的出口溢出效应的情况下，单纯针对贸易利益改进的数量型贸易政策可能并不能在边际上带来出口企业新的市场扩张，市场多元化的政策效果也将受到影响公共产品提供能力的不足限制了中国对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就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而言，当前我国经济参与对外开放的最大挑战无疑来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发起的以边缘化中国为目的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的话，未来的对外贸易进程将步履维艰。就当前的政策选择而已，至少在短期来看，我国尚无可能被纳入TPP或TTIP的框架体系之内，可行的选择只能是重新打造以中国为主体的另外一种全球治理体系，这既是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的无奈之举，也是我国从全球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制定者的积极尝试。但问题在于，新的贸易规则的制定实质上是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的提供。在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尚不足以支撑进一步开放所要求的一系列诸如行政改革、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国企改革等经济条件的背景下，中国在短期内尚难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方。此外，虽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替代方案，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条件落后、文化差异巨大、对中国崛起还未充分认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早期收获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结论展望我们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核心逻辑在于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打造，在这一前提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促进市场多元化、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拓展合作空间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政策效果。当前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下全球治理公共品提供能力的不足，一旦TPP和TTIP成为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平台，那么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新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应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和整个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为此，未来的对外贸易政策需要在推动单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主动发起区域性的贸易政策协调，通过区域合作和利益结盟的方式，尽力扭转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非对称依赖的局面，切实维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应得利益。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也意味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将迈入新的阶段，跨入新的纪元。事实上，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入市，意味着中国的市场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意味着中国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意味着中国市场将进一步走向开放，中国的市场体制将逐步走向完善，中国的市场秩序将更加健全，中国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人民将面临剧烈的市场竞争，更大范围的市场交易，更多的市场发展机会，也将面临更多的市场挑战和市场问题。中国入世后，针对世界市场环境变化和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积极推动多边国际贸易谈判，致力于建立和发展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另一方面，为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又积极参加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体系。目前，我国同APEC成员的经贸关系十分紧密。除欧盟以外，我国的十大贸易伙伴都是APEC成员。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70%以上是与APEC成员进行的，引进外资的70%以上也是来自APEC成员。十年来，我国在电信、交通、能源、人力资源开发、环保和科技，海洋资源保护等领域，充分利用了APEC的信息和技术。事实证明，亚太地区是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依托，。积极参与APEC合作进程，在亚太地区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我国与APEC成员经济贸易关系的稳步发展和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依然在持续快速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调整贸易政策和法规，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进一步塑造和巩固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其次，正在培养和造就一批适应WTO规则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第三，正在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逐步开放市场，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和水平；第四，积极推动和参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努力建立和完善国际贸易新秩序。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开展灵活多样的对外贸易，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化开放，为世界贸易自由化、平等化、透明化、非歧视化、规范化、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范文素材和资料部分来自网络，供参考。可复制、编制，期待你的好评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