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场域内的1968年：法兰克福学派与崎岖的历史进程.pdf

扩展场域内的 1968 年：法兰克福学派与崎岖的历史进程马丁杰伊 著 周梦泉 译 摘 要：以 1971 年马尔库塞与以色列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的会面为切入点，可以将 1967 年发生的六日战争等事件纳入思考，在一个扩展了的场域当中丰富我们对 1968 年的理解。这种扩展场域的概念来自本雅明的“星丛”观念与克劳斯对雕塑的批评。借助场域的扩展，我们也可以更理解批判理论家与德国新左派之间的龃龉，理解他们对后殖民斗争的不同反应。只有通过探索法兰克福学派对六日战争的反应，通过了解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嗤之以鼻，我们才能在半个世纪后重新理解 1968 年的意义，才能在今日看清它在全球历史大戏中的重要性何在。关键词：批判理论 六日战争 后殖民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1968 in an Expanded Field：The Frankfurt Schooland the Uneven Course of HistoryMartin JayAbstract：We need to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1968to include the seemingly distinct events that transpired in the Middle East theprevious year.In so doing，we can als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iti-216 文化研究（第 50 辑）（2022 年秋）马丁杰伊（Martin Ja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院教授，国际著名的思想史学者。周梦泉，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2018 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由 2019 年 9 月 19 日马丁杰伊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的讲稿翻译整理而成，经作者授权发表。cal Theorists fraught relationship to the German New Left and their differingresponse to post-colonial struggles.Only by exploring the Frankfurt Schoolsresponse to the Six Day War and more generally to the Palestinian cause as aputative placeholder for Third World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s can we makesense of the meaning of 1968 a half century later，and what now seems itsrelative importance in the drama of global history.Keywords：Critical Theory；Six Day War；Post-colonialism；Euro-centrism1971 年初冬，赫伯特马尔库塞受凡里尔基金会（Van Leer Founda-tion）邀请访问了耶路撒冷，在海法和贝尔谢巴进行了演讲。在学术交流之外，他请求会见以色列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MosheDayan）并于 12 月29 日偿愿。他们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六日战争余波中以色列与埃及谈判的可能性：只有以色列撤出已占领地区，两国冲突才能解决，否则就可能有新的暴力冲突。马尔库塞请求达扬承认是以色列最先侵入巴勒斯坦的领土，但自己又转而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为了保家卫国“没做错什么”。马尔库塞顺带表达了他的忧虑：倘若未从西奈半岛完全撤军，那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Sadat）就可能遭刺杀。唉，这个预言不久就成真了。他对新战争的焦急警告也成了真，纷飞战火不到两年就重燃了。我从这段轶事开始，并非要重访半个世纪前中东的动荡历史，至少主要不是为此，而是要将这次特殊会面的高度象征性推上前台：马尔库塞与达扬，一个是舍我其谁地激励 1968 年学生动荡的新左派标志人物，另一个是一年前带领以色列迈向战争胜利的军事英雄。借此，我想点明我的主题：我们需要扩展我们对 1968 年之意义的理解，将上一年发生在中东的看似清晰的事件包括在内。借此，我们也可以更加理解批判理论家与德国新左派217 扩展场域内的 1968 年：法兰克福学派与崎岖的历史进程 关于他的这次访问，可参考 Jack Jacobs，The Frankfurt School，Jewish Lives，and Antisemit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17-123。关于他们的谈话记录，可参见“Protocol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Philosopher Herbert Mar-cuse and Minister of Defense Moshe Dayan，December 29，1971，”Telos，2012，Spring，Issue158。进一步的分析，可参见 Zvi Tauber，“Herbert Marcuse o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HisConversation with Moshe Dayan，”Telos，2012，Issue 158。又称第三次中东战争，发生于 1967 年 6 月初，此战中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打败。译者注之间的龃龉，理解他们对后殖民斗争的不同反应。事实上，只有通过探索法兰克福学派对六日战争的反应，通过了解他们普遍轻视巴勒斯坦事业、认为它不过是占据了第三世界反帝斗争的一个假想位置，我们才能在半个世纪后理解 1968 年的意义，才能在今日看清它在全球历史大戏中的重要性何在。在传统意义上，1968 年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实已被置于扩展了的背景中。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其起点大致应在 1960 年，这一年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SDS）的左翼从社会民主党（SPD）中分裂出来。所谓“长 1960 年代”，据称恰好终结在 1977 年所谓“德国之秋”，这一事件导致以红色旅（theRed Army Faction）崩溃为标志的对暴力斗争的抛弃，以及对新兴绿党选举政治的接受。在空间上，在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与墨西哥的大爆发之外，以 1968 年扬名的代际反叛与政治分裂还在全世界至少 39 国出现。苏联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的动荡，也被视为这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若不将德国的状况置于所谓“全球的六十年代”的国际背景中，就不可能理解它从外部的文化与政治潮流中受了多大影响。然而，所有这些扩展都暗中预设了一种本质上的连贯性，无论是历时叙事还是统一的共时比较。在时间扩展中，1968 年被讲述为越界力量不断积累并在那一年造成危机，但随后却失去冲劲，并在十年后“德国之秋”突发的徒劳暴力之后陷入疲软的故事。尽管最高纲领主义者（the Maximal-ist），或有时是学生运动的极具挑战的乌托邦目标，已被承认遭到了挫败，但有人认为在当时最活跃的国家中，许多政治文化与社会风俗都改变了。新左派或许从未掌权，但随着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与生态行动主义加速兴起，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也大大丧损失了合法性。尽管贯218 文化研究（第 50 辑）（2022 年秋）比如，可参见 Timothy Scott Brown，West Germany and the Global Sixties：The AntiauthoritarianRevolt，1962-197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Elliot Neaman，Free Radi-cals：Agitators，Hippies Urban Guerillas，and Germanys Youth Revolt of the 1960s and 1970s，Candor，NY.：Telos Press Publishing，2016.指 1977 年 9 10 月，德国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以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谋杀 34人的恐怖活动。译者注又称巴德-曼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 Gang），西德极左翼军事组织、恐怖组织，成立于1970 年。译者注比如，可参见 Philipp Gassert and Martin Klimke，eds.：1968：Memories and Legacies of a Glob-al Revolt，Washington，DC，2009。也可参考 美国历史评论 在几处不同语境下对 1968年的反思，见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18，Volume 3，Issue 123。穿制度的长途跋涉还未达最终目标就已被彻底放弃，但紧随其后遗留的重要改革却归功于它。从学生运动中发展出来的群众抗议策略也有迟来的回声，尽管 21 世纪不同以往的社会媒体景观促成了新的特性。在空间扩展的情形中，德国的 1968 年已被视为世界性现象的一部分。这既产生于同样的刺激，如对越南战争的抗议，和大学里一代新人对陈规旧则的不满；又通过彼此模仿而蔓延传播。尽管民族差异理所当然得以承认，但不同国家所采用的共同的斗争形式，和对年轻的、常常是乌托邦的行动主义的强调，却超越了国界。如时间扩展那样，这里也导向一种多少统一而连贯的解释，强调跨越国界的丰富交换与相互增援，伴有丹尼尔龚本第（DanielCohn-Bendit）这样的人物作为他们的人格化身。或许只有见证了欧洲诸国尽数失败之动荡的 1848 年，才堪在国际视野上与 1968 年比肩。然而，赫伯特马尔库塞与摩西达扬的象征性并置，在半个世纪后显示了另一种扩展场域概念的可能性，这一概念并不如上述几个那样连贯与和谐。假如我们的后见之明足够立体，或者有能力包容异见，它就能对抗那种使人聚焦于单一三维图景的冲动。那种熟悉的力量场域观念，或者说由本雅明引入、被阿多诺采用的“星丛”（Constellation）观念是这一选择的灵感之一，另一个则是著名论文 扩展场域内的雕塑（“Sculpture in theExpanded Field”），这篇文章由美国艺术史家与批评家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Kraus）所作，1979 年面世，收入她的文集 先锋与其他现代主义神话的起源（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中。借助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的场地作品（Site Specific Work），她挑战了传统的雕塑观念：“雕塑的逻辑似乎与纪念碑的逻辑不可分离。凭借这种逻辑，雕塑就是一种纪念性的再现。它坐落在一个特殊地点，用一种象征性的语调讲述这个地点的意义。”这些传统雕塑通常生动形象，直立在基座上，以与周围环境分开。基座的功能正类似画框之于画作，将客体分离开来。克劳斯认为，在 19 世纪后期，随着基座的中介功能削弱，以及客体失去其再现性特征，不再是呆板的纪念碑而越加成为自我指涉的抽象物，雕219 扩展场域内的 1968 年：法兰克福学派与崎岖的历史进程 Rosalind E.Krauss，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Cambridge：MIT Press，1985.Rosalind E.Krauss，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p.279.塑的传统观念开始削弱。这里并没有什么积极内容，而是进入了她所谓“否定性条件 一种无地点性，或者无家可归性，一种地点的绝对丧失”。如果它最终能被定义，那也是被许多它所不是的、主要属于建筑与景观的术语所定义，而非被其所是的术语定义。通过一系列翻转与组合，克劳斯论证，应在其表面对立面的动态星丛中理解“雕塑”一词，这些对立面自身就可依次翻转与组合。现在我们不应耽于她论证的细节，包括对克莱因群数学转换与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借用。重要的是，她扩展了一个显然是完整的客体，使之进入她所谓“一个文化情境中貌似相互对立的术语的宇宙”，其中的隐含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破坏了传统雕塑观念的东西，或许亦可施于已成了呆板纪念碑的历史日期。既然“1968”不再是一种单一连贯叙事的关节点，也不再是跨越国家边界的平行事件的标志，那么最好认为它与“1967”密切相关。并置而非调和，只有在一个五十年之后依然运转的动态场域之中，二者才能在一起。这个场域包含着许多相互冲突的力量。这种路径使人想起恩斯特布洛赫的非同时性（Non-Contemporaniety，Ungleichzeitigkeit）概念，但无关他对现世冲突终将和解的信念。这种路径警示我们，那些单一历史时空的连续统一体中貌似是精准时刻的东西，依然有其相对性。为了理解德国“1968”里法兰克福学派的角色，就要将其历史置于一个包含了“1967”里迥异事件的扩展场域之中，这个“1967”难以被纳入统一的叙事当中。法兰克福学派是怎样逐渐否定德国“1968”的各个层面，它对后殖民斗争及其衍生话语的态度如何得以确定 应该在这里展现“1967”的重要性。只有以这种方式拓展其场域，我们才能避免将“1968”视为孤立在底座上的纪念碑。正是这底座遮蔽了它与多重历史背景的关联，而这些历史背景正可以将之激活，帮助我们理解它对于今日的重要性。在尝试以这种扩展场域表达我们的意思之前，我们必须承认“1967”的磁力吸斥 普遍理解为中东动乱 在“1968”的主角们面前并非丧失殆尽。就是说，我们必须记住在 1967 年 7 月 2 日，在六日战争爆发前不到一星期，本诺欧内索格（BennoOhnesorg）在反对伊朗国王到访的抗议220 文化研究（第 50 辑）（2022 年秋）Rosalind E.Krauss，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p.280.Rosalind E.Krauss，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p.289.Ernst Bloch，Heritage of Our Times，trans.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Berkeley：Polity Books，1991.游行中被一名警察所杀害 多年后这名警察身份揭露，原来是一个东德国安局间谍。这一谋杀事件给学生运动火上浇油，与中东事件的展开卷成一团乱麻。随着以色列取得战争胜利和运动各方对此的迥异反应，这团乱麻变得更加混乱。在六日战争前，大屠杀余波中的西德左派不出意料地在批评以色列时犹豫不决，这里以色列担当了遭难犹太人庇护所的角色。但是一旦存亡危机过去，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问题的侵占完成，那么禁忌就敞开了。尽管有争议，但这一转换是清晰的，尤其体现在一次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SDS）会议上，当君特格拉斯（Gnter Grass）提出的一项支持以色列国存在权的决议被否决之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格拉斯与 2012年写下反以色列诗歌 必须要说（Was gesagt werden muss）的那个格拉斯判若两人，这首诗极具煽动性，且引起了极多争论。尽管东德在何种程度上卷入这一进程尚存争议，但苏联集团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似乎增强了德国左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而他们通常是以一种特殊的热情去拥抱巴勒斯坦事业的。毫无疑问的是有一些反帝国主义、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激进分子，他们在守卫这一事业的热诚之中利用了传统的反犹偏见。或许其中最哗众者当属迪特尔昆泽曼（Dieter Kunzelmann），他是德国情境主义派（SPUR），是柏林第一公社（the Kommune 1）的领导人物，直言不讳地批评那种诱使战后德国向以色列赔款的、他所谓爱犹主义的“犹太神经症”。因为美国人与西德斯221 扩展场域内的 1968 年：法兰克福学派与崎岖的历史进程 Ulrich Enzensberger：Die Jahre der Kommune I：1967-1968.Cologne，2004.p.157.德国新左派，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已成为一大批著作的主题，例如 MartinW.Kloke：Israel und die deutsche Linke：Zur Geschichte eines schwierigen Verhltnisses.Frankfurt：Haat und Herchen，1990.Micha Brumlik et al.：Der Antisemitismus und die Linke.Frankfurt，1991.Karlheinz Schneider and Nikolas Simon，eds.：Solidaritt und deutsche Geschichte：DieLinke zwischen Antisemitismus und Israelkritik.Berlin，1984.Hans Kundani：Utopia or Auschwitz：Germanys 1968 Generation and the Holocaust.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HolderJ.Schmidt，Antizionismus，Israelkritik und“Judenknax”：Antisemitismus in der deutschen Linkenach 1945.Bonn，2010.Wolfgang Kraushaar：Mnchen 1970：ber die antisemitischen Wurzelndes deutschen Terrorismus.Reinbek，2013。最近的解释参见 Assaf Moghadam and Michel Wyss，“Of Anti-Zionists and Antideutsche：The Post-War German Lef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Democracy and Security，2018，https：/doi.org/10.1080/17419166.2018.1493991。东德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以及它对西德左派的影响，参见 Jeffrey Herf：Undeclared Warswith Israel：East Germany and the West German Far Left，1967-1989.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5。另一种解释认为这种支持并不是很系统，参见 Lutz Maeke：DDR undPLO：Die Palstinapolitik des SED-Staates.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Co KG，2017。普林格出版社支持以色列事业，昆泽曼之流很容易就把他们看作糟糕现状的支柱。在院外运动（the extra-parliamentary movement，APO）的边缘有一些言出必践的群体，特定情况下他们甚至践行致命暴力。其中最臭名昭著者是昆泽曼所属的西柏林的图帕马罗（Tupamaros），其名号继承自乌拉圭游击队。在派人入驻约旦的法塔赫训练营之后，他们亵渎了大屠杀死难者纪念碑，又策划在 1969 年 9 月 9 日水晶之夜纪念日那天炸毁西柏林犹太社区中心。尽管双面间谍彼得乌尔巴赫（Peter Urbach）交给他们的炸弹并未引爆，这段经历依然标志着一个后患无穷的联盟的开始。在两个德国激进分子即威尔弗雷德博赛（Wilfried Bose，曾是法兰克福的一个社会学学生）和布里吉特库尔曼（Brigitte Kuhlmann）加入后，这个联盟在1976 年7 月的劫机事件中到达鼎盛时期：他们劫持了一架法国航班，并使之迫降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市。二人死于以色列解救人质的突袭行动，其中库尔曼因其虐待犹太乘客的恶毒方法而额外落得骂名。德国激进左翼公开呼吁反犹主义的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律师霍斯特马勒（Horst Mahler），他曾是红色旅成员，后于 2000 年加入极右翼的德国国家民主党直至其在 2003 年解体。他坦然否认大屠杀，最终因煽动民众罪被判长期监禁。当然，关于德国新左派、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的各种边缘成分之间的纠结关系还有多处值得一说，这种关系还将纠缠德国政治许多年。即便是成功的主流政客约什卡费舍尔（JoschkaFischer），他在 1969 年出席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会议时非常难堪，做了一番解释。对常伴费舍尔左右的另一位绿党领袖汉斯-克里斯汀斯托勒贝勒（Hans-Christian Strbele）而言，当他对 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抗议，转变为对袭击以色列市民的伊拉克导弹的辩护时，就没法不下台了。当然，最近在反德意志运动中也有爱犹的反民族主义左派，试图无差别地为以色222 文化研究（第 50 辑）（2022 年秋）Wolfgang Kraushaar，Die Bombe im Jdischen Gemeindehaus，Hamburg：Hamburger Edition，2005.Paul Hockenos，Joschka Fisch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Berlin Republic：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Postwar German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89-91.解释参见 Andrei S.Markovits and Philip S.Gorski，The German Left：Red，Green and Beyond，Oxford：Polity Press，1993.pp.136-137。列反驳任何批评。我毫不怀疑在座的许多人对这个故事中的细微差别比我更敏锐，也能将其中的隐含意义验之于他们的切身经验。但是我现在想问，在这张纠结的大网中法兰克福学派究竟扮演什么角色？马尔库塞与威尔海姆赖希的性解放理念，看起来似乎在迪特尔昆泽曼的思想中有所回响；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的一些读者，可能已经以泛泛地批判西方文明的名义，为德国对大屠杀的特殊罪责开脱。但大体来说，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在反权威主义运动中问题重重的合并，只受了批判理论极少影响。初代成员中最坦率地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是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但他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毫无用处。相反，他始终忠于犹大马格尼斯（JudahMagnes）提倡的双民族世俗国家理想，以及战争间歇的布里特肖勒姆（BritShalom）运动。当然，弗洛姆与社会研究所里他曾经的同事已经断绝往来很久了，并且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对于国会外运动借鉴了批判理论的反权威主义斗争来说几乎毫无用处。事实上，在沃尔夫冈克劳斯哈尔（WolfgangKraush-aar）编辑的法兰克福学派与学生运动的三大卷资料中，仅有一两处简略提到了他。学派的其他成员也都有马尔库塞式的后大屠杀焦虑，担忧在这个刚刚抛弃了犹太人的世界里，他们的避风港会受到威胁。无论对以色列面向巴勒斯坦的特殊政策有过多少批评，又对创造常规现代国家过程中犹太人弥赛亚潜力的磨灭有过多少惋惜，他们都能问心无愧地为其存在权辩护。在1956 年的苏伊士危机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将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ar）斥为“与莫斯科勾结的的法西斯头领”，223 扩展场域内的 1968 年：法兰克福学派与崎岖的历史进程 解释参见 Patrick Hagen，“Die Antideutschen und die Debatte der Linke ber Israel，”https：/ Jeffrey Herf：Reactionary Modernism：Technology，Culture and Politics inthe Weimar Republic and the Third Rei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参见 Jacobs，The Frankfurt School，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pp.123-132。Wolfgang Kraushaar，Frankfurter Schule und Studentenbewegung：Von der Flaschenpost zum Mo-lotowcocktail 1946-1995，Hamburg，1998.volume 1，p.484 and volume 3，p.227.关于他们各自立场的细节，参见 Jacobs，The Frankfurt School，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chapter 3。对这种失望的表达，参见 Max Horkheimer，“The State of Israel，”in Dawn and Decline：Notes1926-1931 and 1950-1969，trans.Michael Shaw，New York：Seabury Press，1978。这些话写于 1961 1962 年。称阿拉伯国家“警戒数年只为找个机会进攻以色列、屠杀在此避难的犹太人”。如杰克雅各布（JackJacobs）所说：“霍克海默对犹太国家的持续怀疑与 反犹太复国主义 毫无共通之处。霍克海默充分意识到，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既为 1960 年代给 德意志民族报 写作的新纳粹提供了些许庇护，也同样庇佑着东欧的社会主义者。”同样，阿多诺在六日战争期间的一次美学讲座上表达过对以色列的支持，也评论了本诺欧内索格（BennoOhnesorg）之死：“对以色列的可怕威胁，这里是逃离了骇人命运的无数犹太人的避难所。”事实上，在 1969 年溘然长逝之前，他正准备赴友人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Scholem）的邀请。即便是 1920 年代中期曾明确拒绝过犹太复国主义的列奥洛文塔尔（LeoLowenthal），他在 1985 年首次到访以色列后也毫不犹豫地承认其存在权。相同态度也延续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哈贝马斯在 1977 年前去给格肖姆肖勒姆祝了八十大寿之后，就频繁到访以色列。他曾颇有争议地将院外运动的有些部门斥为“左翼法西斯主义”，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以色列的激烈谴责引起了他的警惕。因而尽管德国新左派支持巴勒斯坦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且常常或隐或显表现出反犹主义倾向，但是在所有强调批判理论启发性角色的解释中，都没什么理由扩展 1968 年的场域，使之囊括 1967 年。然而，关于德国新左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世界犹太人避风港这一理念的信心，若我们暂时放下因二者的交叠或缺失所引发的特定问题，马尔224 文化研究（第 50 辑）（2022 年秋）参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朱利叶斯艾宾浩斯（Julius Ebbinghaus）的信，引自 StefanMller-Doohm：Adorno，A Biography，trans.Rodney Livingstone，Malden，Mass.：Polity Press，2005.p.413。Jacobs，The Frankfurt School，Jewish Lives and Antisemitism.p.140.引自 Mller-Doohm，Adorno.p.452。对于他在1920 年代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讨论，参见 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ed.Martin Jay.Berkeley，1987.p.114。他对于 1985 年之行的回应，参见“Ich will den Traum von der Utopie nicht aufgeben，”Die andere Erinnerungen：Gesprche mit jdischen Wissenschaftlern im Exil，ed.Hajo Funke.Frankfurt a.M.：Fischer-Tas-chenbuch-Verlag，1989。参见 Stefan Mller-Doohm，Habermas：A Biography.trans.Daniel Steuer.Malden，Mass.：JohnWiley&Sons，2016.pp.193-194。Stefan Mller-Doohm，Habermas：A Biography.pp.148-149.缪勒-多姆（Mller-Doohm）提出这种关联时，并不是像在别处那样故意挑衅；但是在他看来，他们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对激进分子的事业毫无助益。库塞与达扬之会面就还有更为丰富的象征性意义。我认为，这确实能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里，论证扩展“1968”的场域使之囊括“1967”这一思路。如罗莎琳德克劳斯哈尔所说，扩展场域既包含肯定性强化也囊括对立与否定。这里我是指，对比于他们能直接体验到的欧美境况，看起来法兰克福学派可能对欧美之外的事件漠不关心；或更准确地说，他们对西方世界以外的反帝运动所承担的救赎角色保持怀疑，比如巴勒斯坦事业。在 1920 年代社会研究所建立时，马克思主义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加入，确实透露出了对那个外部世界的兴趣。战争之间的年代里魏特夫还曾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战后他变成了一个反共产主义右翼，适时地边缘化了。1940 年代末当他与霍克海默圈子正式决裂后，就没人把他当亚洲事务专家了。至于拉丁美洲，尽管菲利克斯韦伊（FelixWeil）于研究所流亡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纽约之间往来频繁，且在 1944 年写下著作 阿根廷之谜（Argentine Riddle），但这并不被认为是研究所的作品，在他们的思想中也并无回声。尽管在沃尔特本雅明的作品里，其对中国古典思想与文学的兴趣还有迹可循，但在他对现代文明之危机的分析里，尚无严肃内容与前者当时的角色相匹配。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运行轨道以外的事件更漠不关心，这常常使人惋惜。在最近出版的 左翼忧郁症（Left-Wing Melancholia）一书中，意大利的思想史家恩佐特拉瓦索（EnzoTraverso）以阿多诺与加勒比黑人文化批评家、小说家詹姆斯（C.L.R.James）之间“错过的对话”和“失败的相遇”为例来理解它。詹姆斯或许因他对海地革命的先锋研究 黑色雅各宾而最为人所知，他与杜布瓦（W.E.B.Dubois）、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William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一样，都是声名鹊起的“黑（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领军人物。1940 年代当詹姆斯与阿多诺二人同样流亡纽约时，尽管他们确实一起吃过几次饭，但这些共处时间对二225 扩展场域内的 1968 年：法兰克福学派与崎岖的历史进程 Felix J.Weil，Argentine Riddle.New York，1944.对他在所里边缘地位的讨论，参见 JeanetteErazo Heufelder，Der argentinische Krsus：Kleine Wirtschaft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Ber-lin：Berenberg Verlag GmbH，2017.pp.155-162。参见 Peter Fenves，“Benjamin，Studying，China：Toward a Universal Universism，”PositionsAsia Critique，2018，Volume 1，Issue 26。C.L.R.James：Black Jacobins：Toussaint L Ouverture and the Santo Dominto Revolution.Lon-don，1938.人似乎都无甚助益。詹姆斯那时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所谓“约翰逊-福瑞斯特倾向”（Johnson-Forrest Tendency）里与托洛茨基的前秘书拉雅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ya）结成同盟；他被马尔库塞介绍给阿多诺，而马尔库塞与弗洛姆都在后来几十年里与杜娜叶夫斯卡娅长期通信。只要詹姆斯和杜娜叶夫斯卡娅将苏联分析为“国家资本主义”之一例，而非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所认为的真诚的社会主义，那么一场真正的对话或许看起来大有希望。可是根据特拉瓦索的理解，阿多诺和詹姆斯在两条基本路径上有分歧。第一，虽然阿多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性已不抱希望，对彼时将至未至的反殖民斗争也毫无兴趣，但詹姆斯却非常乐观地认为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依然有其历史可能性。他不把启蒙辩证法看作支配与衰退的黑暗故事，依然坚持斗争与反抗的希望。第二，他并不完全认同阿多诺对天性保守的文化工业的鄙弃。詹姆斯在家乡特立尼达岛是个板球好手，后来他进行了一项著名研究，探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白人板球与加勒比等地迥然不同的板球之间的差异。他断言，前者将工具理性冷酷地运用在这个游戏中，而后者则带着审美甚至道德张力玩板球。接下来几年里詹姆斯成为底层与后殖民研究的奠基人，而法兰克福学派却对其发展少有助益。特拉瓦索总结说：“我们有理由发问：这种错过的对话，是不是法兰克福学派，至少是不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殖民无意识（colonial unconscious）的症候。”尽管将之称为他们的非殖民意识（non-colonial consciousness）可能更好，但特拉瓦索的大致观点自有其价值。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们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这样的早期去殖民化过程并无认真回应，而有些历史学家226 文化研究（第 50 辑）（2022 年秋）Enzo Traverso，Left-Wing Melancholia：Marxism，History and Mem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pp.166-177.Kevin B.Anderson and Russell Rockwell，eds.，The Dunayevskaya-Marcuse-Fromm Correspon-dence，1954-1978：Dialogues on Hegel，Marx and Critical Theory，Lanham，Md.：LexingtonBooks，2012.马尔库塞甚至在 1958 年给她的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Marxism and Freedom）写了篇导论。C.L.R.James，State Capitalism and World Revolution.Detroit：Facing Reality，1986.此书第一版由杜娜叶夫斯卡娅与格雷斯李（Grace Lee）合作写成，出版于1950 年；这本书只字未提波洛克（Pollock）的 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性与界限。参见 Pollock，“State Capitalism：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1941，Volume。C.L.R.James，Beyond a Boundary.London：Stanley Paul/Hutchinson，1963.Traverso，Left-wing Me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