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oc

精选文档一般经济理论令人信服的论证了自由贸易引导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使一国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的水平。实证性的研究显示出，单边或双边的削减关税可以获得巨大的福利收益。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关税与其它贸易限制措施盛行于所有的时期和所有的国家，世界上持续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着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贸易理论关于自由贸易能够导致福利增长的主张仿佛并没有被普遍接受。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明显的距离来源于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或者他们的智力有限，因此不懂得单边削减关税对增进福利的效应。在某些出口的部门，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充分地理解较高的进口关税会因为进口的成本上升、其它国家的报复或国外收入的下降而威胁自己出口的销售，同时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他们并不充分了解进口壁垒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第二，在国际贸易纯理论中所包含的假设条件并不完全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特别是假设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但实际上市场一般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并非具有充分的弹性，从一般帕累托最优贸易自由化的角度进行再分配以补偿受损者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一旦离开了完全竞争的和没有磨擦的交换的世界，政治的力量就必须考虑进来。这在建立国际贸易理论时被忽略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它要求一个宽容的、无所不知的政府存在。可以运用不会引起扭曲的税收和补贴，使社会处于效用可能性边界上。如果这些假设在现实中不存在，一个保护贸易的立场就必然会出现，正如最优关税的观点。最优关税的论点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对出口或进口进行限制来改进其物质的福利。近年来，强调生产中的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已经引起了对政府干预自由贸易的新争论。 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支持贸易保护，但为什么政府最终采用的是这样一种保护措施而非那一种呢？为什么政府要对一种商品征收较高的关税而对另一种商品征收较低的关税呢？事实上，贸易政策的决定不仅仅是政府的一种经济选择，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与社会决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引入传统贸易理论，试图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去探求贸易扭曲政策存在的真正原因。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规范和实证两个方面来解释和描述贸易政策“是什么”、“如何产生的”，及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过程、机制和结果。 像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一样，一项具体贸易政策的决定也是由对这项政策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 从需求方面来看，对一项政策的需求，既要有相关的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还要有代表和反映这些利益的组织。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必定会涉及到各种集团的利益，那么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和渠道来表达对政策的偏好和需求的呢？是通过对政府的游说工作，通过在政府中代表这些利益集团的政党或代言人来表达，还是直接通过社会舆论或民间团体来对政府施加压力，这一般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两种方式和渠道一般会同时使用。 在图13.7中，横轴表示关税水平提高，原点则表示关税为零。纵轴表示与保护贸易 行为相应的货币单位所表示的成本与收益。OA表示游说的成本（总成本），曲线向上倾斜，即提高关税对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来说越来越困难（代价上升）。OBC表示得自于保护的利益，关税上升越多，利益也将上升，上升到最高点B时（禁止性关税）利益不再上升，而且是递减的边际收益。利益集团的游说效果在关税提高到89t时达到最优化。在该点上，收益与成本之差（租金）最多。 0AA”表示游说的高成本曲线，即对一项收益为0B的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是不会进行游说的，因游说的成本远高于其所获得的收益。 对于任何贸易保护政策，既有赞成的利益集团，又有反对的利益集团。 图13.7 旨在关税保护游说活动的最优数量 与进口商品进行竞争的国内企业对贸易保护具有最大的兴趣。 向进口竞争企业提供投入品的企业对贸易保护具有强烈的兴趣。 这两种利益集团常以特定的经济部门的工会和工人组织、资方代表的身份，声称提高保护水平，显然会提高国内的就业水平、产出量和利润，而要求提高关税或不削减关税限制与数量限制，当国内存在较高失业率时，这种观点更能受到政府的重视。 出口供应商（国内、国外）、进口商与分销商（连锁零售商）。向国外提供产品的厂商认识到，国内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引起外国的报复，威胁到他们的出口销售。如果自己的国家不降低保护程度，他们就无法指望扩大他们的海外市场。 跨国公司。另一类反对贸易保护的企业是跨国公司，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销售，一般倾向于自由贸易。 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的国内企业也会对贸易自由化感兴趣。不过，这样的企业经常同时属于与进口竞争的企业，有着保护贸易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比较暧昧。 消费者。消费者倾向于低关税（较低的价格，较多的选择），可是，消费者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很小，原因是除消费者很难组织起来外，他们一般又都是雇员和企业工人。他们的收入来自企业，结果是消费者更多的是注意他们在生产方面的地位，而这个地位经常得益于进口保护政策，同时由于要验证关税等保护手段所引起的单位消费者福利损失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消费者对贸易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总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机会成本的“不可见性”和间接性很难激励消费者在政治上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奋斗。 贸易保护构成了一个公共产品，它影响着一个特定经济部门或行业的所有成员，但由于存在着一个人可以从“搭便车”的结果中获得收益，所以，即使在一个行业中，来自进一步保护的收益可能非常大，有时也可能存在难以甚至无法筹集到必要的游说经费的情况。不过，贸易自由化的利益扩散得更为广泛，因此在反对关税保护利益集团中存在着更强烈地“搭便车”问题。 到底是赞成贸易保护派还是反对贸易保护派占上风，取决于有关集团的政治权重和它们在政治过程中提出其要求的强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组织和获得支持有效的游说活动所需要的经费（资金来源）。一般来说，这种经费的筹集在生产者方面要比在消费者方面容易的多。因为在一个特定的部门里，经常只有几个生产者，他们很容易组织起来，筹集资金相对容易，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的利益分配也很集中，就是这几个生产者。而反对关税保护的游说相对来说复杂得多。因此，我们对保护贸易的需要有两个一般性的认识： 第一，赞成关税保护的利益集团有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 第二，反对关税保护利益集团，有较弱的游说活动，因为消费者和出口商缺少激励因素，有效地组织与游说都十分困难。 应该注意的是，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利益集团是按照要素组织起来的，即所有的资本利益集团会推动自由贸易（如果资本要素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力的话），而所有的劳动利益集团则会要求保护贸易，当然也可能反过来。但不会出现部分劳动集团赞成保护贸易，而另一部分劳动集团会赞成自由贸易，同样，资本利益集团也不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分离开来（斯托尔珀萨缪尔森，1941）。但与传统斯托尔珀萨缪尔森的观点形成对照的是，现代利益集团一般是按照行业或部门组织起来的，而不是按照要素组织起来的。 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的水平及其变化是由政治决策或政府决定的，在这些政治决策中，政治家和行政官员起着主导作用。贸易政策不是由直接的公众投票决定的（只有在瑞士例外）。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只是选举中所争论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在许多国家中，贸易政策是内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决定的。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追求着一些特定的理想目标，在这些理想目标中有一个是贸易保护的问题。在多数民选政治制度的国家，政府面对的最重要限制是需要再次当选，当一个政府害怕它会失去未来的选举（失去民心），它就会采取一种能够在选民中提高其声望的政策。一个政党尽管承诺了自由贸易（对外）可能被迫求助于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只要这样的政策可以增加它重新当选的机会。在对外贸易的问题上，一个想重新当选而又不能确保成功的政府，往往对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所提出的保护贸易的需要十分重视，希望他们能够送来一些确定的选票，尤其是能为竞选运动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而对消费者可能并不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消费者选民对自由贸易的兴趣并不是非常强烈。 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也是一个对一国政府有约束力的限制因素，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一个实质性的赤字就可能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即使政治家或政策制定者在理想上反对提高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因为这些措施往往是效率低下的补救措施）。 在形成关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另外一个角色是行政管理部门。在官僚效用函数中的主要因素可以假设为威望、权力和影响力，这些与各种人民团体相关或与某个特定的经济部门有关。例如，农业中的行政官员，他们的服务对象或“顾客”就是具有农业利益的集团。行政官员们倾向于为他们的经济部门的利益而战斗，为关税和其他进口限制而工作，以便使其免受外部的竞争。正是由于许多行政管理部门是按照行业组织起来的，他们比政治家们更加依赖与这个特定行业的关系。结果是每一个官僚必须更密集地使用手中的工具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力求比政府的政治家们更坚定地保护与他们相关的经济部门，反对外国的竞争，因为政府的政治家们还有其它的手段可以用来支持相关的产业。 尽管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一个国家单边地向自由贸易发展会使经济福利最大化，而且贸易保护主义相应的损失也已经被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但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关税削减的密集的讨价还价和互惠的协议。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清楚了，因为贸易保护政策是在政治市场里决定的，赞成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集团主要由进口竞争行业（资本所有者、管理层和工人等）组成，它们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因为它们对贸易保护的需求是清晰可见的，利益是集中的，组织化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反对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集团，主要由消费者组成，但他们要有效地组织起来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搭便车的效应。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和供给方相互行动的结果，这种政治上的均衡可以用多种方法进行模型化分析。 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与进口竞争行业的集中程度和重要程度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夕阳行业、低技术、低工资和就业数量大的部门得到保护的机会很大。一个行业的竞争越激烈，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保护的程度就越低。 实证分析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脆弱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是最强烈的，尤其是当国民经济发展低迷，失业水平升高、对外贸易地位不理想（贸易条件恶化）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则会产生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压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包括梅耶（W.Mayer）的中点选民模型、集体行动和有效游说模型以及格罗斯曼（G.M.Grossman）与赫尔普曼（E.Helpman）的利益集团政治贡献模型等。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政府怎样选择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政策呢？重要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所谓中点选民的意见一般就是表现为两种意见之间的观点。以中点意见为界，一边更为保守，另一边更为激进，且两边人数一样。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模型。 假设本国有9个选民，他们对关税的偏好都不同，我们根据他们对关税（）的意见从低到高进行排列，如图13.8所示。 图13.8 中点选民模型 假设第人主张关税率为1，第人主张2，以此类推，第人主张9的关税率。在这里中点选民是第个，中点选民的意见是关税率定在5。再假设本国有两个政党存在，如民主党和社会党。两党都想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中，假定民主党选择了征收7的关税，而社会党选择了6的关税，这时，主张高关税的选民（、）就会支持民主党，但主张低关税的选民，包括从第到第个选民就会支持社会党。从第到第个选民的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纳，但相对主张7的关税的民主党来说，社会党更接近他们的意见。如果这时有一个第三党，比如说进步党，选择了关税率为5的政策，那么，第到第个选民就会转而支持进步党，支持社会党的就只剩下第个选民一人了。 我们再假设，如果民主党主张征收3的关税，而社会党选择4的关税政策，那么，只有第到第的3个选民会支持民主党，而其余的6人会偏向社会党。由此可见，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若这时又出现一个第三党，比如说还是进步党，选择了关税率为5的政策，那么，从第到第个选民就会转而支持进步党，支持社会党的就只剩下第个选民一人了。这就是中点选民模型。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模型理论上似乎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观察一下民主选举制度国家的贸易政策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贸易政策保护的恰恰都是少数人。例如，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保护农产品，而农民占这些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10。在发展中国家中农民是大多数，但这些占大多数的农民不但得不到保护，政府还通过对出口的控制压低国内的农产品市场价格，间接地保护了人数较少的城市中的农产品消费者。 钢铁、纺织品等行业在美国已是夕阳产业，就业人数越来越少，但他们受保护的程度仍很高，占大多数的消费者为保护这些少数人的利益而支付了不小的代价。那么，怎样解释政府选择这种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的行为呢？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1 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是否有效。 假如一国政府在考虑是否要对进口的小麦征收10的关税，表面上看，征税的结果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因而会反对这项政策，本国的小麦生产者则会因得到保护而支持征税。从人数上来说，小麦的消费者一定比生产者多，但在集体行动方面，消费者一定不如生产者有效。其主要原因是，人数越多，“搭便车的人”（free rider）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越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而人数少却更容易组织得好，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能够取得成效。 在前面我们已经述及，赞成关税保护的利益集团（如小麦生产者）有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根源何在？原因就在于集团中个人利益的相对集中。政府如果对小麦征收10的关税，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其总损失要比生产者收益和政府关税收入的总和还要大，但如果将总损失除以消费者总人数，每一个消费者的损失就很小了。另一方面，对于每个生产者来说，这一政策所产生的利益就会很大，值得为此不遗余力地拼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参与影响政府政策的集体行动和游说活动的积极性都远远超过消费者，甚至会因此而极力支持政府或反对政府，对政府能否实现其稳定执政的目标影响较大。政府面对的一边是对任何政策实际上都无所谓的消费者，另一边却是弄得不好会为此拼命的生产者，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受益的贸易政策。 关于贸易政策决定中的竞选贡献或政治贡献因素，经济学家梅吉（Magee）、布罗克（Brock）和杨（Young）于1989年建立了一个“竞选贡献”模型，2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1994年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政治贡献” 模型，3 明确地提出了政治因素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还可以用来解释非民主选举制度国家中的贸易保护现象。 在民主选举政府的国家里，执政党之所以能够胜出，是因为有选民的支持，因此，每个政党都代表一定人群的利益，特别是一些特殊集团的利益，而这些利益集团也在竞选中积极支持能考虑他们利益的政党，因而贸易政策的制定必然要受到各执政党支持者的影响。例如，在美国的两党中，工会（主要是劳联和产联）一般支持民主党，大财团或企业一般会支持共 1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S.P.Magee W.A. Brock and C. Young 1989 Black Hole Tariffs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G.M.Grossman and E. Helpman 1994“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pp.833-850. 和党。这些利益集团在国会和总统的竞选中出钱出力，极力支持各自的党派当选，这些党派的候选人一旦当选之后就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定或维持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政策，否则他们就会在下一轮竞选中失去这些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和选票。 正如我们在前面“保护贸易政策的供给”中所分析的那样，大多数政府政策的目标函数是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所以对于帮助其当选或连任的利益集团，政府会极力地去加以保护。政府实行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贸易政策是为了对他们政治支持的一种回报，保护这些利益集团本身也就是保护政府本身。（范文素材和资料部分来自网络，供参考。可复制、编制，期待你的好评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