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意志与地方社会——以明清时期河津三峪灌区用水制度为中心的讨论.pdf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郝雨柔()女山西运城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北区域社会史官方意志与地方社会 以明清时期河津三峪灌区用水制度为中心的讨论郝 雨 柔(北方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银川)摘 要:山西河津三峪灌区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背景自明代起确定了“清浊分用”的用水原则相互独立不容混淆的用水秩序被包粮纳税的政策牢牢固定在三峪用水村落之中 然而清水走渠浊水下涧清浊分用的稳定的秩序被不稳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状况所动摇 明清以来山洪暴雨冲毁渠道沉重的修复成本使得“清浊分用”的制度设计无法得到技术保障二元化的水利秩序与现实实际的用水状况相分离 通过对河津三峪灌区众多水利碑刻的考析可以看出水案的频繁爆发是民间社会对官方意志的反抗当官方话语在“公”的层面表明制度不容动摇后地方社会以“私”的约定实现对水权的再分配关键词:洪灌型水利社会水利纠纷河津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河津市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山西省运城市古称“皮氏”“龙门”位于汾河和黄河汇流的三角地带境内位于吕梁山南端支脉紫金山南麓由紫金山南麓山脉自然形成三个峪口(遮马峪、瓜峪、神峪)河津三峪灌区地处吕梁山南端因自西而东分布有遮马峪、瓜峪、神峪而习称“三峪”由三峪交汇口向南延伸的扇形平原地带地势北高南低水流自然地由北至南沿着过水渠路进入村庄生产生活的用水系统中 河津市尽管位于黄河、汾河的汇流地带但从黄汾二河取水困难较大当地人民赖以为生的就是三峪内形成的下淋泉泉水以及每逢山洪暴发期而由山谷中顺流而下的山洪水吕梁山南麓的山前扇形平原也为引洪灌溉提供了优势引洪以灌是农田水利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姚汉源先生指出古代引洪水灌溉的概念就是淤灌淤灌是先民在农业开发过程中因地制宜的民众智慧体现河津地区在汉代就进行了以河东渠为主的水利开发史记河渠志记载河东渠的修建过程:“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 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堧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 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 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 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河东守番系提出穿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也就是今天的河津一代可以滋养五千顷土地不过数年之后黄河易道河东渠因而被废 这五千土地是河边滩涂地带不是农田耕作区因此河东渠主要是为了放淤改善盐碱地 河津由于黄河汾河的游移冲击引河灌溉的意图也就无法达成了在长期的生产社会实践中河津区域的生产生活用水也在因时制宜不断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动唐贞观十年()长孙恕于瓜峪筑山堰积水灌溉唐贞观二十二年()长孙恕在神峪开凿马鞍坞渠引神峪泉水浇灌南北午芹村田地次年又在瓜峪西长大涧开渠因开渠之后亩收十石故名十石垆渠 这说明至少在唐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利用山洪水进行农田水利开发的可行性 北宋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是淤灌政策在北方大力推行的一个重要节点宋代程师孟在正平县马壁峪一带大兴淤灌工程河津市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却未见此一时期有关淤灌的具体记载只有说明利用浊水(山洪雨水)灌溉早已自北宋推广之时就已被当地社会普遍认知河津三峪灌区的引洪灌溉模式稍显复杂性三峪中既有每逢夏秋季暴雨峡谷内汇集而下的“浊水”也具有丰富的“清水”资源“清水”“浊水”两种用水资源共存于三峪灌区为此处的水利秩序与用水模式增加了不确定性的成分 这种不确定的因素随着山洪冲毁渠道水弃入黄河不能归渠的现实状况逐渐转向负面 明代凌侍郎裁断水案制定“清浊分用”的水利规则此后清浊水分用的复合模式便成为河津三峪灌区主要的灌溉用水模式绵延数百年 围绕“出自泉眼的清水和来自山洪的浊水”河津三峪灌区形成一套具体的水利秩序这一秩序是依靠特定的制度和技术设计维持的随着环境的变迁秩序不再稳定民间社会为了生存和利益最大化就原有的水利秩序展开争夺二、官方意志对用水制度的设计(一)洪武二十二年前的水利秩序洪武二十二年()刑部右侍郎凌佐棠前往河津裁断水案 洪武二十二年之前河津三峪灌区的用水秩序史料中已不见具体记载 三峪灌区的开发最早可以追溯至唐贞观十年长孙恕兴修瓜峪山堰积水溉田贞观二十二年首凿马鞍坞渠十石垆渠此时的用水制度很可能没有那么明晰 在“平阳府蒲州河津县水利榜文”(下文称之为“水利榜文”)中提及“往往以宋时碑文为说 殊不知王家庄王美献谄取之术非宋朝之公论也倘出于宋朝公议时异事殊亦不可凭”可知自宋时已经出现了维持水利秩序的水规碑刻记录而凌佐棠认为这是王家庄的私约馋取之术不具备官方意志和法理性山西通志也记载官署内设立有宋大观年间二碑今天已经佚失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暂且不论合法性宋代已经有了维持水利秩序的水利碑刻对于洪武二十二年之前水案的冲突状况可以从“凌汉奏文”和“水利榜文”中管中窥豹 凌侍郎于洪武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前往北山瓜峪亲视地形“不期有午芹等里甲杜遵益等将各里欺瞒粮额地土尽行具状出首到官”里甲杜遵益等人见此情形主动坦白各里隐瞒土地偷漏税粮的行为午芹各村所使用的是瓜峪清水有着绵绵不绝的清水水源反而通过避税手段逃脱水地粮的征缴这必然造就了与同出瓜峪一源的浊水使用户僧楼镇的矛盾此外“倘遇浊水出时敢有忌疾阻当抑塞不放南下或开天涧堤堰放入黄、汾两河者即将僧楼等里原该水地税粮尽行照段与地亩日数拨付与恁也”午芹占据着清水便利且私开堤埝任由浊水流入黄、汾二河剥夺了僧楼浊水水权 不仅如此“但以谓午芹等近涧东西四里总有地一百六十顷三十六田九分莫不流渠走水两季收获椒株翳野黍稷盈畴无尺可不曾浇灌外剩余水或接钱物而卖于人者有之或嘱托而寻于人者有之或已收而预浇者有之或水未干而复灌者有之”午芹占据着清水之利利之有余余而售卖售卖水权就官方政府而言是侵夺官方利益的行为 长期的水利秩序失衡状态中午芹所属的干间里不仅与僧楼所属的僧张里争执不断干间里的干涧村与故镇就遮马峪清水使用问题“自元大德七年()沟崩山裂水弃荒沟直入黄河 固镇、干涧数村相争兴讼控京控院讼蔓不息四十余年水未归渠不能完结”(二)洪武二十二年对水利秩序的重新设计水利纠纷的状况已经渐趋明了在解决原有的冲突之后凌侍郎着手制定新的水利规则采取“地有远近、水有繁稀、粮有轻重”的规则来完成对三峪灌区用水的制度设计 凌侍郎在水利榜文中的论述表明了官方意志下水权的所属与水权分配的基本原则 “天地无私生水火本以养民虽水火无情顺其性亦能济物”在官方的话语中水是属于天下的产物不是哪个个人或者集体所有所以水权由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政府绝对支配 解决水权分配问题的核心原则是“均平”凌侍郎解决河津三峪灌区水利问题时提出“务要照地亩均用勿致争讼”可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于水利纠纷的解决官方政府均是以“水之力不难于兴而难于均”的思想进行裁断 对于河津三峪灌区的案例而言凌侍郎对水权的均等分配以各村所使用的水源以及所距水源的远近而定 在“地有远近”原则之下“又据故镇里甲光视民等具状告称遮马峪通山清水一渠系是帮砌崖崭穿凿洞孔 本里与干间西村人户使用并与僧楼等五里无干 审勘是实依状仍拨付与故镇并干间西村人户 故镇三十一日零六时、干间一十八日零六时永为定例”故镇干间由于资本投入获得了遮马峪清水水权并继续保有这一权利 碍于三峪独特的地形以及清浊两水同出一源浊水出峪夹带清水的用水复杂性在维护公平的理念之下凌侍郎以浊水出时清水地去粮而浊水地包粮的赋税措施作为一层强制性措施保障了规则的稳定与持续 赋税政策实际上成为一种民间治理手段在“皇权如何下县”的命题中与乡里制度相结合实现皇权对乡村的实际控制(三)现实状况对官方用水制度的冲击浊水村庄被放置于既得利益者的环境下被制约这是政策制定者“均平”价值观的制度体现 现实的状况却远比理想更具复杂性与波动性 在制度保障的顶层设计之下清水走渠浊水下涧的技术设计确保了清浊分用的规则可以有效实行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每年六至八月山洪暴发时期由渠长等人根据天气状况命令巡逻人、鸣锣人传递汛情信号清水使用户要关闭渠道由洪水平铺涧底任水投渠 在这一过程中仰赖的不是有效的技术措施而是渠长、鸣锣人等人的信息传递浊水使用村庄是否及时享有灌溉权清水使用户是否在这一过程中借机挟清盗浊在三峪志所收录的清代固镇村水利八要中明确地提出“近来提督多有假公济私者间舆人有隙则在水中觅火任意作威动而自毁官锣嫁祸于人”又“今后巡水人许渠长拣择提督不得私自任用”可以合理推测出因为有所为才有所禁夹杂着众多的不确定性的河津三峪灌区“清浊分用”的法定秩序又将在水利设施的破坏与艰难重建中更加摇摇欲坠清水细流但绵绵不绝通过清水渠道通往清水使用地户浊水来势汹汹爆发时必然会冲坏清水水渠因而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是保证水利秩序正常运行的至关重要一环 就遮马峪水利使用单位而言现实的危机来自洪水冲破堤埝使水不入渠重修两里遮马峪水堤记中记录了万历十九年猛水冲破埝堤遮马峪流域无水可用田旱民难直到四年后才由邑侯张公课主持修复的事实 河津县志记载“明隆庆五年知县张汝干捐俸凿山通渠水利复兴”而对于清浊水同出一源的瓜峪而言情况更显复杂 嘉靖十一年()洪水暴涨泄入黄河不仅渠道被破坏而且道路也因此废绝嘉靖三十五年()知县高文学兴修水利“高一百尺、厚六丈上为土桥通济南北傍疏枝渠田千顷诚无穷之大利也惜巅顶失加防护 一流复坏”明万历元年()知县张汝干亲视旧址急难筑修东支天涧南下大涧恢复正常的灌溉用水而西长大涧灌溉范围内自樊村以西已无灌溉之利 明嘉靖间知县高文学于樊村北筑堤蓄水这一项工程也未坚持太长时间 直到清康熙年间可以使用渠道灌溉的也只有西长大涧寺庄一地 樊村在官方支持下努力修复水利设施知县崔鸣鷟于康熙年间令樊村买地开渠未能成功 康熙十一年()樊村人于长壕桥沟内筑堤再一次溃决 水利设施的艰难维修使得地方志的修撰者也发出“农民喁喁望利焉”的感叹实际用水的艰难无法摆脱的赋税负担沉重的氛围笼罩在三峪灌区内“清浊用水”的制度设计显然也变成滞碍从水利纠纷的解决措施转为水案爆发的导火线三、地方社会解决水权纠纷的途径(一)冲突与妥协:以私约解构固定制度在洪武二十二年划定水规之前三峪灌区的水权纠纷主要围绕着固镇、干涧村对遮马峪清水以及午芹僧楼对遮马峪、瓜峪清浊水权的不明晰 洪武二十二年划定“清浊分用”的规则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以均平的观念来制定的水规最后带来的是不平的现实 官方以强硬的态度切断了清浊水源混用的可能民间社会却并没有放弃这种尝试 其中以干涧村与尹村持续数百年的水利纠纷最为典型干涧村与尹村的水利纠纷首次出现在石刻记文中是在清道光十年()所立的私开水渠申断不公案碑 诉讼两方分别是孙彪里尹村的师在午午间里干涧村的史传清 干涧村历来使用遮马峪清水尹村使用瓜峪西长大涧浊水在凌侍郎构建的水利秩序中彼此清浊攸分互不干及 水争的爆发就是因为这一秩序的破坏尹村师在午状告干涧村史传清等人因觊觎瓜峪浊水资源丰富偷偷通开马迁渠、魏家渠两处古渠 尹村师在午等人因涧东引用浊水之柳林渠涧深无法引水上渠因此师在午是当地有名的讼师且根据当地流传的关于师在午的传说故事表明了他为民发声为民争利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声誉 参见三峪灌溉管理局:三峪志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年第 页以史传清为代表的史姓家族自元代起频繁介入到当地水利纠纷之中这与史姓家族与当地水利开发和地方势力经营有莫大的关系 三峪水规碑中记载了元代史承宗直接参与到三峪水利开发此后尽管没有史姓家族对水利开发直接相关的书面记录但自金代史迁担任河津镇西帅后史姓家族已成为当地强势的宗族势力 有关史姓宗族的历史性发展参见张俊峰裴孟华:超越真假:元清两代河津干涧史氏宗族的历史建构 兼论金元以来华北宗族史研究的开展史林 年第 期在涧东引用浊水之柳林渠外构筑堤捻此举不仅使得干涧村不能再假清盗浊还有被洪水淹漫的风险 双方就此争讼不断康熙、雍正、嘉庆年间皆有控案道光年间两村水争事件的解决以“率由旧章”的最高原则为基础“饬令史传清等将马魏渠平塞堵尽永远不准有此 师在午等将柳林渠口外钭筑堤埝不许过高以示遵而杜争端”案件得以完结但是水权纠纷仍然存在直到民国二十四年两村矛盾愈演愈烈酿成一场暴力械斗干涧村与尹村的矛盾焦点在于干涧村是否拥有瓜峪浊水的水权 道光十年的争讼中未见干涧村申明其拥有瓜峪浊水水权的辩词在民国二十二年的白公断案碑中干涧村也只是指称西长大涧的马、魏二渠原为清水渠道 从辩词角度来看干涧村如若具有浊水水权的正当性不会不加以辩驳白公断案碑的判断依据是以洪武二十二年凌侍郎的判定以及雍正七年张公的水利详文为准在这些被官方认可的记录中清浊分用是泾渭分明的大原则不具有干涧村同时占有两峪清浊共用水权的可能性 而在民间留存下的碑文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与此相矛盾的部分 康熙二十三年的水利碑文中“干涧村、韩家院居遮马峪之东、瓜峪之西分用瓜遮二峪之水”清浊分用的大原则被打破了干涧村与韩家院由于分居遮马峪之东与瓜峪之西得到了瓜峪与遮马峪两处的水权同治十二年开三渠记干涧村声明自己历来就具有浊水的使用权“余村适当两峪之中 弯涧开渠利用两峪之清浊二水自庄今未有改 樊村下八等村竞谓浊为己水持众横行因兹讼起”在开三渠记中两村达成了妥协尹村与干涧村挑开被官府命令平塞的两渠引使清浊二水又在峪口开渠令清水下涧也就是尹村与干涧村通过私约共同得到了清浊二水的水权在官方的公约之下是民间私约的不断调整清浊分用这一看似公平的分水原则实则并未考虑到现实的境况尤其是随着朝代的更迭变动的不仅是水资源环境还包括税粮的征额等更关乎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 民间不论在何种考量下都只能在绝对的政策下寻求相对的应对之法在可以兼得两峪水利的优势村庄干涧村与尹村以私约换取了双方共享水利魏家院与韩家院则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式(二)典卖与合约:以转移产权化解冲突魏家院与韩家院同属于清水使用人户只是所使用的水源不同魏家院引用瓜峪清水韩家院使用遮马峪清水由于韩家院分居遮马峪、瓜峪之间居于地势利用之便雍正年间韩家院即以典买水权、地权的方式获得瓜峪清水的使用权“雍正年间韩家院韩元祚始典北午芹武之成瓜峪水时后又典买魏家院瓜峪地亩因此在魏家院红石渠内借渠引用瓜峪之水浇灌典买魏家院瓜峪地亩遵魏家院公议愿纳过渠费钱是为祸始 后因地广水多抗不帮钱致兴词讼”通过典卖水权与地权打破清浊分用的界定共享水权是民间社会在官方制度下寻求到的制度弹性 康熙四十二年的干涧固镇合约“今两村欲复旧例彼此仍前相为”这表明早在康熙四十二年两村就已经通过合约来解决彼此间的水利纠纷而解决的办法是售卖水权“倘固镇有余水干涧买时照依时价自先卖与干涧 如不用固镇卖与别村干涧亦不得阻挡渠路”在两村的合约中可以看出干涧村具有很强的需水量因此需要在固镇出售余水时获得优先权并且干涧村处于上游经常通过阻挡渠路以干涉固镇的水权转让和正常的水使用权 在开三渠记中提及“十六年钦定章程清浊攸分上下各别 下八村浊水人户不得买使上八村瓜、遮二峪清水”解释了干涧村与尹村彼此分享水权的方式 开三渠记是干涧村站在自身立场上建立的水碑下八村浊水水户不得买使上八村瓜、遮二峪清水未必是全部事实这一水碑至少证明了在道光十年的冲突之前干涧村与尹村就一直采用买卖水权的方式维持两村的水资源使用平衡 除了买卖使用水之外河津三峪灌区也通过买卖水利用地来转让水权在井黑忍对河津地区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未被刊录的石刻证明了这一水权转让方式通过转让水权、地权来适应资源环境与社会生产的不协调在官方层面是禁止的行为在洪武二十二年凌侍郎裁断水案时午芹等村买卖水权偷水盗水的行为即被惩罚 而民间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将水权从地权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实现水权的商品化发展是社会经济环境变动的历史必然结果 水权和地权的紧密结合在官方意志下是保证赋税征收稳定有序的手段水资源使用权的价格横亘在旱地与水地粮税差额之上地权的转移必然伴随着水资源使用权的转让这在关中地区叫做“过水”伴随着现实状况的激烈变动官方意志的不可动摇河津三峪灌区在碰撞冲突中寻求突破“清浊分用”制度瓦解的突破口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在乡村秩序之外因而各用水村庄可以通过私约来调整利益一旦突破和平解决的阈值进入诉讼程序国家权力便会下场重申并维护“清浊分用”的总体秩序四、结论在缺水为普遍状态的山西乡土社会缺水并不一定是水资源匮乏的结果更多的是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合理利用以及对有限水资源配置不均的结果官方支配着有限水资源的划分无论是河津三峪灌区的“清浊分用”抑或是晋水流域的“三七分水”是官方为解决水使用权的非制度性措施毕竟水的所有权是不容置喙的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谁有权使用多少水的问题 代表中央政府和传统基层治理观念的地方官员以“均平”的理想划分水权的所属凌侍郎为河津三峪灌区的用水秩序画下的蓝图不以民间传说和伦理道德为约束而是通过包粮赋税政策牢牢稳定住 国家权力以这种方式进驻在乡村权力结构之中 地方政府以赋税征收为首要任务 三峪灌区“清浊分用”的基本原则得以稳定制度的稳定和不容变更无法解决三峪灌区实际面临的生存压力 洪水作为一项“且溉且粪”的灌溉用水资源被加以利用可更多时候它是不可控的灾害威胁 洪水屡次冲决渠道使当地无灌溉之利十余年渠道的维修与重建困难重重往往甫一毕工不过两三载便再次毁于大水 在充满不确定的洪灌型水利社会民间主动打破规则的束缚动态地调整引水区域满足所处村庄的用水需求 当水利冲突进入诉讼程序由官方裁决时官方仍以“率由旧章”为最高原则维持“清浊分用”的核心秩序不过民间社会早已形成通过协议私约达成妥协的路径 从这一案例来透视乡村秩序中“国家在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权力为乡村秩序擘画了理想状态仍然为乡村基层治理留下了自主的空间官方以制度和旧规作为裁断的依据消极的政府反而激发了民间的积极性 就地方社会内部的权利结构来言相同水源的用水村庄之间清浊不同的用水村庄之间以利益为基准反目成仇握手言和循环往复在一个复杂的自然环境下以一种两元对立方式划定水权所属在静态的环境下是一种有效的方式然而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自然环境都在剧烈的变动中民间社会为了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利益必然要与官方的限制做斗争在公约下也以私约的方式寻求制度的弹性达成环境与社会的自适应性参 考 文 献:三峪灌溉管理局.三峪志.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姚汉源.中国古代的农田淤灌及放淤问题 古代泥沙利用问题之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李令福.论淤灌是中国农田水利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农史():.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张学会.河东水利石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董蕚荣汪元祥.(同治)乐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井黑忍王睿.清浊灌溉方式具有的对水环境问题的适应性 以中国山西吕梁山脉南麓的历史事例为中心.当代日本中国研究():.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茅丕熙杨汉章.河津县志.光绪六年刻本.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责任编辑 贾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