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时期代表性翻译话语诠释——以侯奈因和贾希兹为例.pdf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61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时期代表性翻译话语诠释以侯奈因和贾希兹为例王雪明摘要：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中世纪阿拉伯文化昌盛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世界范围内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译事之集中，规模之宏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均属罕见。伴随着这一盛事，阿拉伯民族也孕育了同样丰富的话语资源。这些话语资源不仅提供了认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重要的语境信息，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翻译理论的原始形态。为了建构翻译话语，本文选取这一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侯奈因和贾希兹的翻译话语，运用现代译学理论进行阐释，展现中世纪阿拉伯学人对翻译实践的总结和翻译活动的思考，进而促进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翻译话语的互动。关键词：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翻译话语；现代阐释；阿拉伯中图分类号H059 DOI：10.12002/j.bisu.4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23）03-0061-13引言“翻译话语”的概念是中国学者张佩瑶提出的，它涵盖性很广，可以涵盖所有翻译作品以及关于翻译的论述（张佩瑶，2004：7）。翻译话语与译作是相伴而生的，举凡发生翻译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出现翻译话语，只是这样的话语往往较为零散，内容原初朴素。在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之时，张佩瑶指出，“话语”一词也可以用来命名印度、德国、西班牙等其他国家关于翻译的论述（Cheung，2003：399）。她认为，翻译研究领域应当关注并整理其他地方/民族有关翻译的资料，从而厘清不同文化的翻译话语体系发展模式及其特色。根据美国翻译研究学者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考察，自 1989 年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界就开始了翻译理论话语史料文献的系统性编纂工作（Robinson，2002：xvii）。截至目前，包括鲁宾逊本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百年科幻文学翻译研究”（项目编号：17YJC7C740091）的研究成果。翻译研究62人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在内，共有 4 部西方翻译理论史料文集出版。为了应对和消解因西方理论话语的强势而产生的“失语”状态，张佩瑶教授主持编纂了中国翻译话语选集，积极构建中国的翻译话语体系，以实现与西方翻译界的平等对话。带着对翻译话语体系的关注，笔者将目光转向中西之外其他民族的翻译活动，例如本文所探讨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诚如张佩瑶（2004：8）所言：“把其他地方/民族有关翻译的资料排列开来，以作鸟瞰。得到一个较宏观、较全面的认识后，我们可以对该地方/民族的翻译话语体系作同样的分析与理论探讨。更可以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翻译话语体系有什么不同。”一、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概述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指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持续一百多年的译述活动（张宏，2006：103）。根据 Prince（2002）的考察，阿拉伯世界的翻译运动早在公元 2 世纪亚述人统治时期就开始了，初期主要是将亚述人的文化遗产翻译成阿拉伯语；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文明崛起后，翻译活动开始走上系统化和规模化发展的道路。从公元 8 世纪开始，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阿拉伯帝国不断扩张势力范围，融入了越来越多不同的民族和文明。在运动初期，翻译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手段登上历史舞台的。为了加强对多元民族和文化的统治，阿拉伯帝国一方面将被征服民族的宗教文献翻译成阿拉伯语，从而确立阿拔斯王朝作为各民族合法统治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翻译与解经活动，将守卫信仰和教义解释的权威从宗教学者集中到哈里发手中（Haddour，2008：208）。随着帝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翻译又转移到以科技知识与文化传播为主的方向上来。在阿拔斯王朝历代哈里发的鼓励下，阿拉伯人翻译了大量希腊、叙利亚、波斯等国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哈里发马蒙（813833）创办了巴格达“智慧馆”（Bayt al-ikmah，英译为 House of Wisdom），掀起了集体翻译运动的高潮，对阿拉伯翻译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耶鲁大学阿拉伯文化研究学者 Dimitri Gutas 在其希腊思想与阿拉伯文化（Greek Thought，Arabic Culture）一书中写道：“（在这时期，）除文学和历史书籍外，整个东拜占庭帝国和近东几乎全部的希腊世俗著作都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Gutas，1998：1）这场翻译运动有着空前的文化传承意义，诚如 Gutas（1998：1）所言，“除个别例外情况，几乎所有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远古时代晚期留给我们的希腊文字资源大多未能在希腊原文中幸存下来，它们都是借助（阿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63伯）译者之笔的神奇转换保存下来的”。因此，是阿拉伯人拯救了希腊哲学与其他科学著作。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欧洲的文艺复兴很可能要推后几个世纪。借助大规模的翻译活动，阿拉伯人开始开展自己的研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成就，创造了阿拔斯王朝“五百年文化黄金时代”，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纪熠熠生辉。2003 年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The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称：“这场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丰富哈里发和王子们的皇宫藏书，而是为了满足科学研究的需要。”（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2003：43）翻译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翻译家，如侯奈因本易司哈格、麦泰本优努斯、撒比特本古赖等。这场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也催生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包括个人的感悟体会、相关的认识与见解，甚至不同观点的争鸣。发表观点的人也不仅仅局限于译者群体，还涉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下文将围绕侯奈因本易司哈格和贾希兹（Al-Ji）以及他们的翻译话语进行现代理论的阐述。二、代表人物及其翻译话语1.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的翻译思想侯 奈 因 本 易 司 哈 格 全 名 为 unayn ibn Isq al-Ibd，拉 丁 名 为Johannitius（国外学术界习惯简称其为 unayn，国内学术界一般称为“侯奈因”。为讨论方便，下文将遵循这一惯例，采用“侯奈因”这个简称），是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和翻译家，被阿拉伯人奉为“译师泰斗”（The sheikh of the translators；sheikh 是阿拉伯语词汇，意为“部族长者、尊者、学者”，相当于英语的 master）。侯奈因精通希腊语、古叙利亚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曾担任巴格达智慧馆馆长，主持翻译工作，围绕他形成了侯奈因学派，其译事活动代表着百年翻译运动的主流。侯奈因曾将许多希腊经典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最为显赫的成就是翻译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希腊医学文献，包括西方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著作和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 部著作中的 100 部（Osman，2012：162）。得益于他的翻译，阿拉伯语成为当时医学领域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书信集翻译研究64（Risla，英文名为Epistle）和为医学翻译所作的注释中，他还留下了关于翻译的丰富话语，使我们可以对其翻译理念和实践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本节将运用现代翻译理念对其翻译话语进行阐释。（1）读者意识侯奈因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读者意识，这点已为大多学者所公认。在书信集中，侯奈因本人并不热衷于探讨翻译的理论性问题。他的话语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态度，即翻译的终极任务是让原文的思想在译入语中为人们所理解。在书信集一开始，他就将读者列为评价译文好坏的主要标准：“为了公允地评价一个译文的优点，我们必须要知道译者和受众的经验，以便理解怎样的文本才符合他的能力或期待。”（unayn，1925：2）在翻译盖伦对希波克拉底流行病学（Hippocrates Epidemics）所作的评论时，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侯奈因提供了大量的注释。从内容来看，这些注释增加了大量的医学信息，其中，有些注释解释了原文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有些注释则是由于侯奈因认为盖伦的评论不够充分或者过于艰涩，因而他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解释（如例 所示）。例（1）侯奈因说：盖伦没有解释希波克拉底在这条引理中所说的“气体物质”和“固体物质”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对希腊人是明显易懂的。但对阿拉伯人却并非如此。我决定按照希腊人普遍接受的意思对这两个词进行解释。（Vagelpohl，2011：286）其次，侯奈因还对原文中的相关术语和概念进行了词源与文化阐释。例如，在翻译盖伦对希波克拉底流行病学第三篇第一部分中的评论时，侯奈因对其中的一个名称提供了词源解释（如例 所示）。例（2）侯奈因说：Silenos 这个名字源自塞勒涅（Selene），即月亮女神。很多希腊人习惯从表示月亮的词汇中选取一个代指癫痫病患者，以此来表达癫痫大多是按照月亮周期发作的。（Vagelpohl，2011：277）本文所引用的侯奈因翻译话语来自两个源头。其中，书信集选自德国东方学者Gotthelf Bergstrsser 的阿德双语 unayn ibn Ishq：ber die Syrischen und Arabischen Galen-bersetzungen 一书，该书被列为“德国东方学会丛书”之第十七种，于 1925 年出版；翻译注释由 Uwe Vagelpohl 整理和翻译，以阿英对照的形式附于其论文 In the Translators Workshop 之后（Vagelpohl，2011：268-288），该文发表于 Arabic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杂志 2011 年第 2 期，笔者在引用时将其译为汉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65此外，盖伦有时会在评论中引用荷马和柏拉图等人的话来说明一些语法上并不匹配的表达，对此侯奈因在翻译中都作了删除处理，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他看来，阿拉伯语不允许这样的表达，保留这些引言没有意义（如例 所示）。例（3）侯奈因说：盖伦引用荷马、柏拉图及其他古人的格言来说明它们之间的语法一致性是不恰当的，而阿拉伯语没有合适的对等表达。因此，我没有翻译这些引言，这些引言在阿拉伯语中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这些引言无法理解，更不会让人感到愉快或者有用。（Vagelpohl，2011：285-286）（2）赞助人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空前的规模与组织性离不开历代哈里发、王公大臣和各科学领域学者的大力支持。事实上，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赞助人群体，侯奈因译作最直接的读者就是这些购买译作的赞助人。在书信中，侯奈因明确说明自己的翻译工作有很多赞助人。勒弗维尔指出：“译者如果想让自己的译作得以出版，在与赞助人打交道的时候通常都没有什么自由。”（Lefevere，1992：19）同理，侯奈因若希望自己的译作能被赞助人接受，也必须听从赞助人的要求。在勒弗维尔提出的赞助人三要素中，经济因素在侯奈因翻译中的影响最为明显，赞助人会通过支付酬劳来表示对翻译质量的认可。因此，作为客户，赞助人并非只是翻译产品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往往会对翻译提出要求。不同的赞助人会提出不同的要求，侯奈因翻译策略的变化也是不同赞助人的要求所致。换言之，不同的赞助人决定了翻译不同的风格。从例（4）的两段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前一种情形是译者根据对赞助人学识的了解而在翻译中有所侧重；后一种情形则是由于译者对赞助人的期望作出了误判，不得不按照赞助人提出的明确要求重新翻译。赞助人对翻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译文风格。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侯奈因主张“意译”（sense-for-sense）（Baker，2004：332）。如前所述，由于侯奈因及其学派代表了其所处时期的翻译主流，因此，整个百年翻译运动也就被简单化地贴上了“意译”的标签。而侯奈因本人的翻译话语则将这场运动语境化，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复杂性。首先，从历时的角度而言，此前从希腊语译入叙利亚语时期的翻译特征以源语文本为中心，与之相比，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翻译运动则表现出偏向译入语和译入语读者的“意译”倾向。其次，如前所述，侯奈因本人也有明显的读者意识，经常会为了照顾读者而对原文进翻译研究66行调整，他的这一理念也影响了侯奈因学派其他学者的翻译。但是，他的翻译原则受到赞助人的制约，在发生抵牾的情形时，要改变自己的原则，按照赞助人的要求进行翻译。例（4）的这两段话表明，前一种情况以偏向原文为主，后一种情况则贴近译入语和译入语读者。不同的翻译方法或者倾向在侯奈因及其学派那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有不同的功用，满足不同赞助人的要求。侯奈因对直译功用的认识从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例（4）我为 Salmuwayh 翻译了这本书。根据他的自然理解水平和他博览群书的特点，我格外仔细地在翻译中做到精确。最近我在 Bakhtsh 的请求下按照一贯的方式翻译了这本书，采用最雄辩和流畅的风格，最可能地接近希腊原文，但又不背离叙利亚语的规范。然后，他要求以一种更加易读、通顺和自由的方式重新翻译。我照办了。（unayn，1925：2）（3）对直译的认识对翻译受众的关注并不意味着侯奈因对原文忠实性的摒弃。虽然侯奈因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翻译方法偏向译入语或者译入语文化。Vagelpohl（2011：254）对其翻译的盖伦评论所作注释进行了统计，其中增补医学信息 6 条，词源解释 5 条，删除不译仅 2 条。由此可以看出，侯奈因有着非常严谨的翻译态度，他之所以关注受众，是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原文。此外，Vagelpohl（2010：248）还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当赞助人请侯奈因修订或更正已有的译文时，他会劝说赞助人让他重新翻译。在这些情况下，他对准确的要求又超过了实用主义态度。在例（5）中，侯奈因在翻译盖伦对希波克拉底流行病学所作的评论时，注释解释说自己发现了一个带有歧义的希腊词语，无法找到阿拉伯语对应的表达，一开始打算舍去不译，但经过考虑还是进行了翻译：例（5）在希腊语中，这条定理可以被切分成不同的解读方式。每一种切分解读方式都是盖伦所指出的意义中的一种。但是在阿拉伯语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条定理不合乎阿拉伯语的规范，无法完全通过阿拉伯语获得理解。一开始我考虑舍弃不译，但我又觉得这条定理的思想会对那些研究者有所帮助，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将它翻译出来，因为这样做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是有益处的。能够读懂的人会因此受益，而不能受益的人则可以忽略，不受任何影响。真主保佑！（Vagelpohl，2011：277）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67侯奈因的做法是耐人寻味的。这里涉及翻译歧义的处理问题，即 Kade 所说的“一对多对等”（one-to-several equivalence）（Kade，1968；转引自 Pym，2014：28），以及我国学者钱锺书（2002：77）提出的“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对于这个问题，侯奈因只是模棱两可地说“无论如何都要将它翻译出来”（translate it anyhow）。结合其话语并仔细推敲这种情形下的做法，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将各种意义都翻译出来，那么他只能采用直译，即 translate it literally，唯有如此，才能使部分阅读理解水平较高的读者理解其中的多义现象并因此受益。从这点可以看出，除了赞助人的特别要求，侯奈因有时也会专门运用直译的方法。2.贾希兹（Al-Ji）的翻译思想贾希兹出生于公元776年，本名艾布欧斯曼阿幕鲁本伯哈尔（Ab Uthman Amr ibn Bar）。“贾希兹”原是其绰号，意为“金鱼眼”（The Man with Boggling Eyes），因其眼球突出而得名。贾希兹是阿拔斯王朝博学多才的学者和多产作家，尤其在散文方面颇有造诣。他一生著作宏富，共撰写了大约360 部著作（Mohamed et al.，2015：21），内容涉及阿拉伯散文、哲学、动物学和护教学等；传世的代表作有动物志 悭吝人 修辞达意 成方圆书等。他本人并不从事翻译活动，但他对这场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颇感兴趣，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动物志和修辞达意这两部著作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刻的思考。（1）不可译性问题看到例（6）这样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贾希兹对诗歌翻译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且其不可译态度背后有强烈的阿拉伯中心主义思想（王德新，1982：150）。然而，摩洛哥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卜杜勒法塔赫吉里托（Abdelfattah Kilito）在通观贾希兹相关著述后发现，贾希兹在文中论述时采用的是多人对话的方式，上述内容所在的段落以及相邻段落都是以“他说”（he said）、“他们说”（they said）或者“另一人说”（the other one said）开始的。这种写作方式是贾希兹在书籍和书信写作中惯用的方式（Kilito，2008：30）。在对话中，贾希兹并不直接发表观点，而是经常将自己隐藏在不同的称谓之中，因而不易辨认其真正的观点。在诗歌不可译这个问题上，贾希兹以对话形式呈现了不同人的观点，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对话内容认作作者本人的观点。这里我们可以剔除其对话贾希兹关于翻译的话语已由 Sherman Jackson 整理并翻译成英文，收录在 Al-Ji on Translation 一文中，发表于 Alif：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etics 杂志 1984 年第 4 期。本文仅引用该译文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翻译研究68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仅关注其中反映出来的翻译问题。在例（6）这段话中，诗歌的不可译性主要体现在形式的不可译性上。相比于其他文学形式，诗歌文字的凝练、背后的意境和审美效果，对于声音和节奏的格外注重，以及诗行的长短、排列方式等，都为翻译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以原作为中心的认识，所谓的“诗歌不可译”，其实是形容诗歌翻译的不易。例（6）擅长诗歌艺术这一特质仅属于阿拉伯人和讲阿拉伯语的人。诗歌不可译，也无法传播。无论翻译成何种语言，诗歌整齐和谐的韵律（nam）都会被破坏，音步也会失去用处，诗歌的美蒸发了，那种激发钦佩赞叹与赏心悦目之情的东西也会不复存在。（Jackson，1984：101）另外，贾希兹还从诗歌的内容层面进一步说明了形式的不可译。例（7）所表达的意思是，诗歌大多是对人们生活经历的艺术加工，如果不考虑艺术加工的手段与形式，字面含义的翻译并不难。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依靠密集的意象并置来表达浓郁的诗情。从语言层面来说，将这些并置的名词译成其他语言并不难，但是这些并置的意象所产生的效果却是无法移植的，仅从语义上进行转换会失去原诗借描绘凄凉动人的秋郊夕照所传递的悲秋之情。18世纪英国著名抒情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名篇墓畔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的第一小节，在烘托深沉、舒缓、凝重的日暮景象时，元音/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全诗的基调（key），尤其是第二句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 er the lea 使用了 3 个拉长的元音/，既在模仿牛群发出的低沉的哞鸣声，也将牛群缓缓行进的画面在诵读过程中无尽地延宕下去。上述中英两首诗中的画面是可以翻译到其他语言中去的，其中的乡村景象在各个文化关于生活的记录中也可能会出现。这就是贾希兹所说的“阿拉伯之外的人早已经提到过”，这些内容对于其他民族或文化并不陌生，其独有的价值在于它的形式特征和审美情趣。例（6）和例（7）这两段话从形式的不可译性和内容的普遍性两个方面，揭示了翻译活动中诗歌形式与内容之间格外突出的张力。例（7）如果阿拉伯人的诗歌智慧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它的神奇，也就是音步就会失去作用。而且，就算翻译出去，他们（译文读者）也会发现，诗中的东西阿拉伯以外的人在关于生活、知识和哲学的作品中早已经提到过了。（Jackson，1984：10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69贾希兹的话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经典名言：“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相比之下，贾希兹比弗罗斯特表达同样的认识早了 1000 多年，而且表述也更加精确。有学者认为，最早提出诗歌不可译性的应是贾希兹，20 世纪 50 年代后西方才开始进一步发展并详细阐述这一认识（Houssem，2015：17）。此外，贾希兹还通过一系列追问探讨包含宗教在内的不可译性问题（如例 所示）。例（8）译者不能完全忠实地传达亚里士多德作品中具体的意义、他的学说的特殊性、他简练语言蕴含的复杂内涵以及他所用定义固有的微妙之处。译者不能给予这些内容充分的照顾以做到忠实传达，不能履行所赋予的代言职责。因为，除非译者对这些内容的意义和包装（package）这些意义的方式，即作者的表达习惯，以及对这些内容的多重解读方式有着非常确定无疑的把握，否则译者如何安稳地传送（deliver）这些内容，告知我们关于这些内容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呢？译者必须同原作者一样了解这些东西。但是什么时候 Ibn al-Bitrq（愿真主宽恕他的灵魂吧）、Ibn Nima、Ibn Qurra、Ibn Fir、Thifi il、Ibn Wal 或者 Ibn al-Muqafa 可以同亚里士多德不分伯仲？什么时候 Khalid 可以与柏拉图相提并论？我们如何确定译者在采用种种方式时没有逾越真主所言说和所未言说之间的界限呢？我们如何促使他去知晓哪些是一般性的陈述，哪些是特指性质的陈述，更不要说哪些采用了一般性的陈述却表达特殊内涵的内容？他如何才能区分哪些是先知讲述的故事，哪些是可兰经里关于先知的故事？他如何知道哪些是以理辨别的内容，哪些又是反映民风民俗的内容？我们如何鼓励译者去甄别真伪，以及在将某种表述标记为“真”还是“假”时，什么是违背宗教律法的？什么是“真”？什么又是“假”？其中又包含多少标准？缺失了哪个标准会导致宗教的最高原则受损？（Jackson，1984：102-103）结合此前关于诗歌不可译的观点，多数学者会认为，在诗歌的翻译方面，贾希兹表达的是诗歌本身具有无法移译的因素；对于哲学和宗教文本的翻译，贾希兹质疑和强调的是译者的能力，即译者对所译内容和两种语言的谙熟程度（Kilito，2008：28）。概言之，这里讨论的是翻译的忠实问题，属于翻译的本质论问题。在描述完翻译的种种困难后，贾希兹以反问的方式表达了不可译的原因：译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原作者的水平，或者译者无法参透原作者的翻译研究70思想。尤其是在宗教文本古兰经的翻译上，贾希兹通过一系列追问进一步表达了这一观点，除了对翻译失真的探讨，例（8）还表现出了对于宗教经典的虔诚倾向。以今天的翻译观点来看，这段文字反映出以下几点认识：翻译本体性问题，译者不能表达原文所包含的内容之外的语言内部符号意义，具体包括语言的语境义、内涵义、术语、文体和一词多义等方面；译者主体性问题，译者只是转述他人思想的人，在语言能力、知识结构甚至智力水平上不及原作者；原文具有不可企及的终极范本性质，因而翻译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亦即形而上学层面上的不可译论。（2）译者伦理问题当代有学者认为，例（8）这段话是对译者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双语能力提出的要求（Salama-Carr，1997：388；Houssem，2015：12）。然而，贾希兹希望译者在其译文中增加例（9）这类的说明，即通过译者“序”“跋”或者“后记”等副文本的形式来表明自己胜任这项翻译工作。这涉及译者的翻译伦理问题。鉴于前述贾希兹对翻译可译性和译者主体性的否定，笔者认为，他是建议以此作为衡量译文质量的一个参照，从而在理论上避免将译者在翻译中所犯的错误或因个人理解造成的信息失真误归原文。阿拔斯王朝时期翻译盛况空前，难免泥沙俱下、清浊杂陈，翻译的质量问题容易成为当时学人关注的焦点。吕俊（2001：272）指出，翻译涉及的问题繁多而复杂，需要伦理学的指导。从“伦理”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来看，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必然涉及社会对译者活动的规范和期待。众所周知，阿拔斯百年翻译运动的重点是科学和哲学，实用主义翻译伦理观是这一时期译者群体的主流观念。这种观念若走向极端，则会产生为了照顾译文读者的接受度而偏离甚至删改原文的弊端。贾希兹意识到不受制约的翻译实践可能会造成偏离与失真，因而提出了对译者翻译活动的规范和期待。贾希兹的建议提倡一种与实用性翻译伦理相对的责任性翻译伦理观念，即译者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来接近原作者的水平，进而忠实地传达原作者的思想。如果推衍开来，译者声明中还可以包括自己的学识、翻译缘由、原作评价、读者预期、翻译原则与策略的说明等内容。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话语中，贾希兹最先从译者之外的社会接受者角度提出了对译者翻译伦理的要求。例（9）重要的是，译者应当（直接）在译文中加入一份正式的声明，清楚地表明自己在译文所涉及的领域已经具备的知识水平。首先，他还应该精通源语和译语，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对任何一种语言都能够使用自如。（Jackson，1984：10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71结论阿拔斯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是翻译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一次翻译活动，产生了诸多宝贵的翻译话语，涉及翻译活动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不乏一些具有现代翻译理论雏形的表述。这些翻译思想、经验和话语值得进一步探索。笔者认为，以现代译论为参照框架，对阿拉伯国家的翻译话语进行梳理，从中挖掘相关议题进行阐释和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阿拉伯民族翻译话语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之间的译论互动和交融，从而突破中西二元固有思维模式的局限，形成多元共生的译学格局，进而加深对译学的思考，这也是当前构建文化多元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的题中之意。参考文献：1 BAKER M.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2 CHEUNG M P Y.From Theory to Discourse：The making of a translation anthology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003（3）：390-401.3 GUTAS D.Greek Thought，Arabic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8.4 HADDOUR A.Tradition，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and deconstructing the classicsC/LIANERI A&ZAJKO V.Translation and the Classic：Identity as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203-226.5 HOUSSEM B L.The Abbasid translation movement：Al Jahiz as a pioneerC/WACA W M O&WIECIAK A.Stud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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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启示C/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办公室.北京论坛（2006）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对人类文明方式的思考：“文明的演进：近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历史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办公室，2006：103-111.24 张佩瑶.对中国译学理论建设的几点建议J.中国翻译，2004（5）：3-9.收稿日期：2019-04-26作者信息：王雪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100029，研究方向：中外译论、文学翻译。电子邮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73Excerpted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in 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and Their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unayn ibn Isq and Al-JiWang Xueming(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Abstract: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which spanned the 8th to the 10th centuries,was one of the main events in the fl ourishing of Arabic culture in medieval times,and together with major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other cultures,such as Bible translations in the West and Buddhism translations in China,contributed to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cross the world.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was characterized by intensive translation practices,a vast scale,lasting continuity,and a profound infl uence that was unprecedented in any other ethnic nation or culture.In terms of translatology,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translation movement also resulted in a wealth of discourse about translation which,apart from providing contextual re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this epoch-making event,exhibit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However,this treasure has generally been neglected in academic circles,and its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has largely been hidden from sight.In view of the philosophy of generating discourse about translation,two representatives of a group of tran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