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笑傲江湖》中的悲剧意识.doc

汉语言文学专业2014届本科毕业论文试论笑傲江湖中的悲剧意识摘 要在当今中国社会，金庸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与传统的武侠作品不同，虽然描写的仍是古代的题材，但已经体现着现代的精神。他的作品上已经不单有武侠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多都有象征寓意，还渗透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深刻的民族精神。金庸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悲剧意识，本文以笑傲江湖为例来探讨一下金庸创作中的社会、爱情、人性悲剧意识，金庸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其实是对生活的肯定，是为了唤醒国民的觉悟，是对自由生命的追求，对人性的反思，生活需要悲剧。关键词：金庸 悲剧意识 笑傲江湖 人性 自由On the Swordsman Sense of Tragedy Specia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BSTRACT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Jin Yong is a writer for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different waral arts novels of Jin Yongs martial arts and traditional, although the description is still the ancient theme, but has been embodies the modern spirit. His work has not had a romantic martial arts, but most have symbolic meaning, but also penetrate the rich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found national spirit. Jin Yongs novels have a lot of tragic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Swordsma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creation of Jin Yongs society, love, awareness of human tragedy, the tragedy of Jin Yongs novels are actually conscious affirmation of life is to wake up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the pursuit of life, liberty, reflection on human nature, life needs tragedy.Key words: Jin Yong Tragic Consciousness Swordsman Humanity Free恩格斯认为，悲剧 “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悲剧意识来源于人类的生活实践，更准确的说，是来源于人类在生活实践中产生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中的悲剧意识，有的是社会悲剧识，源于因为社会、历史的局限而受大到的痛苦和磨难，有的是人生悲剧意识，源于人作为有欲望的存在物天生就有的苦恼和矛盾。但由于人类在生活实践中有主体性意识，便使悲剧意识有了双重性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的苦难，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人类的抗争精神。现实中总有很多矛盾存在，理想与现实经常发生冲突，使人产生悲剧意识。追求欲望的满足是人类的天性，但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有欲望，更有阻碍，它们总是发生冲突，便产生了悲剧。 在当今中国社会，金庸绝对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作家，他的武侠小说拥有数量众多的读者。对于他的作品，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了解，不管是从书本上还是荧幕上。金庸的武侠小说与传统的武侠作品不同，虽然描写的仍是古代的题材，但已经体现着现代的精神。他的作品上已经不单有武侠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多都有象征寓意，还渗透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金庸关注社会现实以及人生中的痛苦，他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悲剧元素，在思想上体现出崇高的悲剧意识。他一方面用悲剧的毁灭性与痛苦体验引起人们的觉醒，另一方面又借助悲剧的审美特性激发人们顽强的生命意识和对自由生命的追求。这点跟鲁迅的悲剧观念是相通的。鲁迅认为：“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社会带给人的苦难，并进行反抗，在冲破绝望后获得新生。正视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从绝望走向重生，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金庸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既融入了西方悲剧的精神内涵，又有着中国传统的悲悯情怀。他把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爱情、政治、历史的独到见解都融入作品之中，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为基础，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反思人性，唤醒人们的觉悟，对世间众生的悲剧命运表现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一、 社会悲剧笑傲江湖是金庸后期的一部重要作品，问世后一直深受读者喜爱，甚至有人称其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这是一部没有明确历史背景的小说，金庸自己说是一部政治小说，可以放在任何历史条件下。这部表现争权夺势、影射政治的小说，生动揭示出了人心的贪婪，政治的黑暗，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笑傲江湖中的江湖，就是悲剧的源泉。江湖与官场，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笑傲江湖中的江湖武林，是一个是非难辨、黑白颠倒的世界，争权夺势，不择手段，与传统政治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这是一部充满象征性的寓言式的小说，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逸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行行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通过江湖上正派与邪派的斗争及正派内部的斗争，来象征历史上的政治权力的争夺，其中当然也包括当时的文革，寓意十分深刻。江湖中总是以正派与邪派来评判一个人的品性，但这种方式并不合适。正派中的人自命清高，道貌岸然，其中却总有人打着侠义仁德的旗号干伤天害理的勾当。而所谓的魔教中人，却经常重情重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事光明磊落。仅从表面来判断人的邪恶，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种悲剧性是残酷的，却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笑傲江湖中的主要矛盾在五岳剑派与于日月神教，即所谓的正与邪的对立和斗争。二者内部也都在为争夺各自的最高权力互相争斗，只不过不同的是日月神教的东方不败和任我行的斗争是摆在明面上的，而五岳剑派的左冷禅和岳不群则是在遮掩中进行，更加不择手段。葵花宝典代表着邪教的最高武功，辟邪剑谱则是正派人士的最高追求，多少江湖人士对其垂涎三尺，想方设法进行掠夺。但最后揭示出二者其实是一样的，正邪两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竟然是相同的，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剧？而且秘笈上赫然写着“欲练神功，挥刀自宫”，想得到最高武功即权力，就要变成一个不健全的畸形的人，这又是怎样一种讽刺？在这样的江湖中，争权夺利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无所不为，作恶多端，下场不过是自作孽，不可活。但更加悲剧的是那些不愿参加这些争夺的人一旦被卷入这场争斗，便很难脱身，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刘正风和曲洋是音乐上的知己，却因属于正邪两派而为人所不容，而事实上他们的悲剧都是左冷禅的阴谋。还有像莫大先生、定逸师太、方证大师、冲虚道长等人本不想加入争斗，但为了早日平息江湖纷争，为了本门派的名誉和地位，保存本门派的实力，他们也不得不踏入斗争的漩涡。二、 爱情悲剧金庸不但是写武侠的高手，而且是写人物、写感情的高手，金庸描写人物栩栩如生，形象生动，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十分准确独到。金庸的爱情婚姻并不如意，年轻时苦恋夏梦，三次婚姻，使他对爱情产生了一种悲剧意识。但是，金庸又是相信爱情的，他的小说中有美满的爱情，也有爱情的悲剧，这其实是他对现实爱情得不到实现的一种思考和追寻。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美好爱情，是以岳灵珊和林平之的爱情悲剧作衬托和对比的，从中体现出金庸的爱情悲剧意识。岳灵珊是华山派掌门岳不群唯一的女儿，有着较高的地位，是一个美丽多情而又善良的少女。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因此性格上有些任性。岳灵珊和令狐冲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令狐冲是一个至灵至性的人物，率性而为，豪气万丈。岳灵珊却不喜欢这种江湖游侠的作风，她更喜欢风度翩翩、有君子风度的稳重之人。她后来喜欢上了身负血海深仇的林平之，林平之长得风流潇洒，又端庄老成，加上悲惨的身世，更激起了她的同情之心。所以她最后爱上了对她并不百依百顺的林平之，放弃了她一直当成大哥哥的令狐冲，从而开始了她一生的悲剧。 林平之其实是一个心胸狭隘、自私刁钻的人，他与岳灵珊的结合，并不是出于爱情。岳灵珊对他一片真心，不顾一切地爱他，而林平之在探知岳不群利用自己的险恶用心后，以为岳灵珊与其父合谋欺骗他，便迁怒于她，并为了报仇自宫练剑，对她冷若冰霜，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但她却深藏苦痛，在父母面前百般遮掩，强颜欢笑，只为保全林平之。后来林平之的眼睛失明，岳灵珊却不离不弃，仍然要跟随他，对他细心呵护。然而，她的一片痴情并没有唤回林平之的良知，林平之从未以真心待她。在林平之复仇时，只顾自己复仇成功的快意，却置岳灵珊于危险中而不顾，最终还亲手杀死在了她。对这种小人，岳灵珊却至死不渝，哪怕是死在他剑下也没有怨恨，还在临死之际恳求令狐冲放过他。这种接近盲目的爱情就是一种悲剧。三、 人性悲剧人是有生命的，有思想的，是不断成长的。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命的成长，人性也随之进行着缓慢的变化。人性，一方面指人的本能，比如人的生存需要、欲望满足等；另一方面指人的理性思想，比如做人的准则、社会的道德等。如果人们丧失了理智的人性，一心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那这个社会就无法正常存在了。笑傲江湖是一部武侠小说，武林人士的最高追求就是武功第一，站在武林之巅，拥有最高的权力。而拥有者神秘光环的辟邪剑谱就可以使人拥有天下无敌的非凡功力，对武林人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几乎所有人都对其垂涎三尺。为了得到这本梦寐以求的秘笈，众人各逞其能，不择手段，比如左冷禅的明抢强夺、岳不群的阴险心计、林平之的处心积虑。有人称笑傲江湖是一部争权夺势的百科全书，的确，各种各样争权夺势的人物和手段在这里都能找到。在这场争权夺势中，可以看到人心的邪恶，人性的缺失。辟邪剑谱就是葵花宝典，是江湖中的最高武功秘笈，也是笑傲江湖的一条重要线索，而它本身就是一种非人性的代表。葵花宝典本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太监所创，这门功法的入门第一关便是“武林称雄，挥剑自宫”也就是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畸形人。如此邪门的武功，分明就是一门非人性的武功，也点明了练习者的“非人”状态。辟邪剑谱还是一个可以争夺武林霸主、实现一统江湖的政治工具。嵩山派的掌门左冷禅，身兼五岳剑派的盟主一职，可说是位高权重，却还不满足，妄图在武林中建立自己的霸权统治。他派人截杀恒山派女尼，在华山派卧底，挑起泰山派内乱等等作为，实在是蛮横无理，几至丧心病狂的地步。虽然左冷蝉可恶，但华山派掌门岳不群，绝对是超越他。左冷禅锋芒太露，手段简单粗暴，而岳不群工于心计，表面是正气凛然的仁义代表，实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阴谋野心家，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满口君子道德，一副正义表率，实际上假仁假义，两面三刀，在一步步算计中走向权利的最高峰，陷害自己的徒弟，杀掉以兄妹相称的大尼姑，欺骗自己的妻子，牺牲唯一的女儿，冷血无情，只为权力而活，终于在真实嘴脸被揭穿后，沦为丧家之犬。笑傲江湖中这一幕幕人性悲剧，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四、 金庸的悲剧意识是对生活的肯定 金庸小说虽然渗透了很多悲剧意识，但是并不是在否定生活，也不让我们感到悲观绝望。当我们读金庸的小说，一方面觉得悲剧震惊和难过，另一方面，从人们不屈不挠的崇高的悲剧意识，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新，这是悲剧的力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庸的悲剧意识其实是一种对生活肯定的态度。（一）唤醒国人的醒悟在传统的创作观念中，人们一般认为严肃文学是有“为人生”的重大意义的，而通俗小说则只是用来消遣、娱乐的。金庸小说属于通俗文学，但他把这两方面综合了起来，使他的作品既给人提供娱乐，又有益于人生。他把自己的思想寄寓在一部部富有浪漫传奇意味的武侠作品中，使作品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他写的虽然是虚幻的武林世界，却刻画出了真实复杂的人性，反映出了真实的社会人生。他的作品有时轻松活泼，让人心情愉悦；有时又意味深长，引人深思。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五四运动之后兴起了新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是现实主义，为了唤醒国民意识，产生了很多关注现实、感时忧国、反映民间困苦的作品。但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未免单调，鲁迅认为真正的文学既要给人启蒙，有益人生，又要能令人愉悦，给人以艺术的享受。金庸的文学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和鲁迅相通的。他在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武侠小说中，反映社会现实，并注入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思考，以唤醒国人的觉悟。正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五四”以来的作家都具有悲剧意识，但他们的悲剧意识，并不是一味的悲剧，主要是想唤醒国人麻木的精神，激发他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认清现实，勇于反抗，为自己、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金庸虽然远居香港，但是他看到祖国的“文革”的灾难，金庸想通过笑傲江湖，让人们认识到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是行不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是维护固有的社会结构，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严重限制了人类的本性。金庸通过他的作品，就是要唤醒人们的觉悟，认识社会的本质，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二）对自由生命的肯定人生中，理想与现实总是发生冲突，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愿望得不到实现，于是产生了悲剧。可以说，悲剧源于人生的不自由，而悲剧意识，反过来其实是在追求自由人生，是对自由生命的肯定。金庸在1992年出售了自己一手创立的明报，他解释说他已经累了，渴望一种隐士消遥自在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追求自由人生的最明显代表就是令狐冲，这个如同逍遥隐士般的自由之侠。令狐冲身上真正地体现了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独立人格，在他刚出场的时候，作者先写了与他有关的三段传闻和他所做的三件事，一下子把他冲动淘气的形象刻画栩栩如生。江湖中纷争迭起，出现了各种各样争权夺势的斗争，令狐冲从对师父的绝对信任逐渐感到怀疑，进而一步步发现了争夺权力中的各种丑恶现实。令狐冲的性格是飞扬跳脱、热情奔放、顽皮开朗的，非常厌恶这种政治斗争、争权夺位。因为这里的人自私虚伪，正邪难辨，他本身有没有丝毫的野心，也不愿充当他人争权夺位的工具，一听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就发笑。他不愿在江湖中拘束自己，扭曲人格，最终只能归隐山林。而他厌恶政治的根本原因其实正是他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生命的人格。如果说郭靖是一个儒家之侠，兼济天下，那么令狐冲就是一个道家之侠，独善其身。道家强调的是人的心灵自由和个性解放，追求的是独立人格，不为世俗所束缚，物我两忘完全自由的精神境界。风清扬也是这样一个人，隐居在华山之巅，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传给令狐冲的“独孤九剑”正与辟邪剑谱相反，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代表。令狐冲学了独孤九剑之后，感觉好像鱼儿得到水一样，正是因为这套剑法以灵活为纲，绝招取决于“以无招对有招”，运用之妙，全在于心，不仅剑法自由，而且只有天性自由的人才能发现它的奥妙之处，这正符合令狐冲的天性。在令狐冲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价值观的时候，风清扬的出现，及时帮助令狐冲重新建立了新的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人生信念，那就是生命的自由。在小说中，令狐冲从开始到最后，经历了人生中一系列的挣扎、迷茫、困苦、思考、解脱，然后彻底从名利权势中摆脱出来，坚定了自己的自由信念，勇敢地追求生命的自由，最终获得了洒脱的人生。（三）金庸对人性的反思金庸的小说，写的是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像旧武侠小说中那样神化小说中的人物，而是通过小说来展示各种真实的人，展现出现实中真实而复杂的人性。现实的世界，到处存在悲剧，所以，金庸在对人性的探索刻画中，充满了悲剧意识。权力对人是有腐蚀作用的，一个人一旦走上重要的领导位置，往往会迷上那种高高在上、一呼百应的感觉，从而走向腐化。比如任我行，在西湖地底时依然豪气逼人，见识卓越，在刚从监狱中被救出来时，就赶去营救任盈盈表现其父爱，并坦言他佩服的三个半人中有一个是东方不败，可见其胸怀开阔。他对东方不败所搞的一套个人崇拜的东西十分反感、生气，可以看出此时的他还是很清醒的。但当他在令狐冲等人的帮助下打败东方不败，重新登上教主位置后，形象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觉得属下的阿谀之词、繁复之礼着实受用，开始飘飘然起来，渐渐习惯了属下的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产生了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感觉，他的理智也就逐渐丧失了，变成了一个专制自大、腐化堕落的统治者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正是中国历史上很多掌权者的代表。在旧式武侠小说中，关于复仇有一种普遍的观念就是“快意恩仇”，为了达到快意恩仇的目的，往往就会出现滥杀无辜的现象。而金庸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快意恩仇、任意杀戮的观念，冤冤相报何时了，他更主张能够化解恩怨。他不反对杀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但反对睚眦必报，滥杀无辜，体现了现代精神。在笑傲江湖中，金庸便塑造了林平之这样一个复仇的反面形象。林平之一家无辜遭遇家门惨祸，只余他一人，他要复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复仇的道路上，一直为人所利用，复仇的心理和行为对他的人性产生反噬作用，使他变得越来越阴险狠毒。在为父母复仇之日，他居然穿上锦绣熏香衣裳，像要过盛大的节日一样，在报仇时，只顾自己快意，而将岳灵珊至于危险之地毫不在意，最后还亲手杀死了唯一一个对他真心实意的岳灵珊。他的遭遇本是令人同情的，但是复仇的执念却使他人性扭曲，变成了一个丧心病狂之人。笑傲江湖真实生动地揭露了权利欲望、仇恨是怎样腐蚀一个人的，人性残缺的悲剧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四）生活需要悲剧在生活中我们会有奢华的享受，但过多的奢华享受，就会让我们迷失。只有在苦难、磨练之后，得来不易的奢华享受、轻松生活才会让我们倍感珍贵。一味的喜剧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意义的，这样只会让我们审美疲劳，陷入迷茫之中，所以我们需要悲剧。就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必然要经历蜕变的痛苦、破茧的挣扎。人生中也是如此，成长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悲剧贯穿于人类历史中，无论地域种族、古今中外，悲剧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生命悲剧意识和精神层面的追求一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明确的线索。悲剧中的所有力量，包括沉重的苦难、艰苦的斗争、顽强的意志、痛苦的呐喊、满腹的仇恨等，都会使人性趋于完善，精神趋于高尚。经历悲剧而懂得悲剧的人，才拥有真正的人生；经历悲剧而明白悲剧的民族，是坚强的民族。从悲剧看现实，从现实看悲剧，才会更接近人性，更接近悲剧精神。在金庸的小说中，有很多悲剧，他通过自己的作品严肃而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强权政治、封建礼教以及人性的贪婪等，在这各式各样的斗争中，利欲熏心者与正义的侠士不断发生冲突，出现很多悲剧。但正是在这些矛盾冲突中，让我们明白其中蕴含的道理：为权力而活是可悲的，人不应为世俗名利所累，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应该和平相处。对待悲剧，对待困境，我们无需赞美，也无需恐惧。我们要做的就是正视悲剧，正视现实，在遇到困难时，勇于去克服。人的生命，就像奔流的江水，如果不遇到礁石，永远也不会激起美丽的浪花。五、 总结金庸的小说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金庸的小说“可谓无书不悲，无人不悲，无事不悲，无处不悲”这一幕幕悲剧让人震撼，让人感伤。其实人生的开始，就是悲剧的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悲剧。但是悲剧并不是无意义的，有了悲剧，生命才更加完整。金庸在创作中存在的悲剧意识不是一味的悲观，实质上是对生活的肯定，对自由生命的追求，对人性的反思。我们的生命中需要正视现实，需要悲剧，悲剧更能让我们成长。注 释：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175. 4鲁迅鲁迅经典 经典典藏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218.金庸笑傲江湖后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450.金庸笑傲江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864.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 M.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5:558. 参考文献：1 金庸.笑傲江湖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450.2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9.3 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 M.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5:50.4 陈墨.金庸小说之谜 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135.5 陈墨.陈墨评金庸人性金庸 M.东方出版社，2008:55.6 陈墨.陈墨评金庸赏析金庸 M.东方出版社，2008:247.7 陈墨.陈墨评金庸人物金庸 M.东方出版社，2008:365.8 陈墨.陈墨评金庸文化金庸 M.东方出版社，2008:471.9 陈墨.金庸小说之谜 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10戴宏涛.江湖与人生读金庸的笑傲江湖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3):181-183.11 李玲.金庸“江湖”侠道的隐忧:笑傲江湖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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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nists disdain for this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so-called because the colonies had no voi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xes) gave rise to revolts such as the Boston Tea Party. However, even after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main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newly created states was money received from customs and excise taxes on items such as carriages, sugar, whiskey, and snuff. Income tax first appea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2, during the Civil War. At that time only about one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was required to pay the tax. A flat-rate income tax was imposed in 1867. The income tax was repealed in its entirety in 1872. Income tax was a rallying point for the Populist party in 1892, and had enough support two years later that Congress passed the Income Tax Act of 1894. The tax at that time was two percent on individual incomes in excess of $4,000, which meant that it reached only the wealthiest members of the population. The Supreme Court struck down the tax, holding that it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that direct taxes be apportioned among the states by population (pollock v. farmers loan & trust, 158 U.S. 601, 15 S. Ct. 912, 39 L. Ed. 1108 1895). After many years of debate and compromise, the sixteen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was ratified in 1913, providing Congress with the power to lay and collect taxes on income without apportionment among the stat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income tax were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tax burden and the raising of revenue. Since 1913 the U.S. income tax system has become very complex. In 1913 the income tax laws were contained in eighteen pages of legislati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was more than thirteen hundred pages long (Pub. L. 99-514, Oct. 22, 1986, 100 Stat. 2085). Commerce Clearing House, a publisher of tax information, released a version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in the early 1990s that was four times thicker than its version in 1953. Changes to the tax laws often reflect the times. The flat tax of 1913 was later replaced with a graduated tax.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world war i, the War Revenue Act of 1917 imposed a maximum tax rate for individuals of 67 percent, compared with a rate of 13 percent in 1916. In 1924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ndrew W. Mellon, speaking to Congress about the high level of taxation, stated, The present system is a failure. It was an emergency measure, adopt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r necessity and not to be counted upon as a permanent part of our revenue structure. The high rates put pressure on taxpayers to reduce their taxable income, tend to destroy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enterprise, and seriously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business. Ways will always be found to avoid taxes so destructive in their nature, and the only way to save the situation is to put the taxes on a reasonable basis that will permit business to go on and industry to develop. Consequently, the Revenue Act of 1924 reduced the maximum individual tax rate to 43 percent (Revenue Acts, June 2, 1924, ch. 234, 43 Stat. 253). In 1926 the rate was further reduced to 25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32 was the first tax law pass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enue Acts, June 6, 1932, ch. 209, 47 Stat. 169). It increased the individual maximum rate from 25 to 63 percent, and reduced personal exemptions from $1,500 to $1,000 for single persons, and from $3,500 to $2,500 for married couples.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of 1933 (NIRA), part of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s new deal, imposed a five percent excise tax on dividend receipts, imposed a capital stock tax and an excess profits tax, and suspended all deductions for losses (June 16, 1933, ch. 90, 48 Stat. 195). The repeal in 1933 of the eighteenth amendment, which had prohibited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alcohol, brought in an estimated $90 million in new liquor taxes in 1934.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 provided for a wage tax, half to be paid by the employee and half by the employer, to establish a federal retirement fund (Old Age Pension Act, Aug. 14, 1935, ch. 531, 49 Stat. 620). The Wealth Tax Act, also known as the Revenue Act of 1935, increased the maximum tax rate to 79 percent, the Revenue Acts of 1940 and 1941 increased it to 81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42 raised it to 88 percent, and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Act of 1944 raised the individual maximum rate to 94 percent. The post-World War II Revenue Act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