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市志%281840—2000%29》“建置沿革”篇中绵阳得名考释补证.pdf

位于绵阳西山公园里的子云亭（晏茂川/供图）史料之窗SHILIAO ZHICHUANG52绵阳市志（18402000）“建置沿革”篇中绵阳得名考释补证 王志强2007 年 12 月，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绵阳市志（18402000）历经 22 年（19852007 年）艰苦努力，终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上、中、下 3 部，共 390 余万字，是绵阳市历史上第一部全方位记载今绵阳市境内的历史百科全书。该志是在绵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经全市社会各界、各部门（单位）鼎力相助和市地方志办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完成的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该书出版后，获得省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成为当时市（州）及县（市、区）地方志系统唯一一部获省政府奖项的志书。绵阳市志（18402000）每一篇、每一章、每一节、每一目、每一幅插图甚至每一个字，都倾注了编纂参与者的心血和精力，其中，耗时用功最多、难度最大的，首推“建置沿革”篇。“建置沿革”篇虽篇幅不大，但呈现给读者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地名、每一句话、每一个结论都是穷源竟委，反复查证史料和甄别真伪呈现出的结果。一、绵阳市志（18402000）中的“建置沿革”篇形成经历“建制沿革”篇对于每一部方志的编修都十分重要，它不仅是方志成果的开篇之作，更重要的53在于它是对一个地方历史演变的提纲和汇总，体现了各级志书“纲举目张”的宏观内容和入志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及该志所要展示、记载的事件和历史变迁等主要方面。考虑到该部分内容的重要性和独特价值，在 1985 年 2 月绵阳市成立，5 月市直部门即开展修志培训工作的同时，市地方志办率先动手编纂单行本专志绵阳市建置沿革志。该志由笔者主编，时任绵阳市地方志办主任江瑞炯、副主任辜勇德审稿，前后历时 4年，经反复修订、考证、核实，于 1989 年由绵阳市地方志办正式付印成书。当时，由于绵阳市地方志办还承担了原县级绵阳市志的编纂任务，笔者同时主笔编纂了绵阳市志的“建置沿革”篇章。2000 年，新编绵阳市志（18402000）正式开展总纂工作，笔者再次约请全市各县市区“建置沿革志”的主笔及市直有关单位专家，征求新编绵阳市志（18402000）的修改意见，最后形成绵阳市志（18402000）“建置沿革”篇的终审稿。二、历史上“绵州”“左绵”“绵阳”三个得名的考释与认定（一）“绵州”得名始末“绵州”在历史上多次易名，此前先后因治地所在而得名广汉郡、梓潼郡、巴西梓潼郡、巴西郡、潼州、金山郡等。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罢潼川的巴西、安城、万安三郡，仍置潼州。开皇五年（585），改名绵州。这是绵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绵州”名称，且是因“绵水”而得名。就此，绵阳市志（18402000）第137 页内记载得很清楚：“绵州，因绵水得名。隋置绵州时，州辖有万安县（今德阳市罗江区），绵水（今绵远河）流经万安县西南境。由成都沿古川陕道出川，进入绵州境首过绵水。”古文献唐元和郡县志、宋太平寰宇记 舆地广记皆云：“（绵州）以绵水得名。”为什么绵州治地一直在今市区（今涪城、游仙城区），紧邻涪江，而州名不以涪江得名却以绵水得名，是何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为避重名而以绵水贯名。其时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罢合州的垫江、清居二郡，就设置了“涪州”。隋时乌江称涪陵水，故紧邻此水而建的州，得名为“涪州”。在明、清和近代之后，绵水又改叫绵阳河、绵远河，此记载详见 1994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德阳市志：“绵远河古名绵水，明、清称绵阳河，民国 29 年更名绵远河。”（二）“左绵”一名的由来此名并非绵阳历史上官方认可的正式政区名，仅是文化界对绵州的别称。“左绵”一词，语出杜甫寓居绵州公馆（今李杜祠所在地）时题写的海棕行一诗。其诗开篇有“左绵公馆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云”之句。“左绵”一词，最早见于晋人左思蜀都赋。赋文中有“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句。赋 绵 阳 市 志（18402000）书 影（本刊编辑部/供图）绵阳（县级）市志书影（本刊编辑部/供图）54史料之窗SHILIAO ZHICHUANG文的原意指：从蜀国之都的成都东（北）面出发，一直绵延到巴中（治地不详：一说今汉中；一说古巴兴，治今蓬溪；一说古巴西郡，治今南部县。此三地皆为古巴人聚居区），各种濮人充塞（把持、据守）在各个要害险固之地。这里有个古地理概念的转换问题。古代从中央到各府、州、县治所（衙门）朝向均是向南开，成都自然也不例外。今人民南路天府广场毛泽东塑像所在地，就是明代蜀王府所在地（蜀王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除），明代蜀王府大门朝向正对成都市区南方（人民南路）。成都为古蜀国之都，蜀都赋所描述和记载的内容，均按此地理方位来记述。故此赋文中的“左绵”，自然应指成都以东（或东北向）一带，绵州正好处在成都的东北向，故杜甫以“左绵”代称绵州也是可以理解的。绵阳市志（18402000）第 137 页专门以“附文”形式，对此作了说明：“太平御览转载游蜀记说：左绵郡有小江三川，所尚绵州。此后，常见书画作品落款以左绵代称绵州。”四川大学四川史专家刘琳教授（华阳国志校注作者）在讲述历史上出现的代称别名时，曾专门举“左绵”代称绵州作典型案例。（三）“绵阳”得名由来元至元二十年（1283）施行“省县入州”之制，规定凡州治所在县，不复设县，以州代 县，故 绵 州 称 为“绵 州 本州”，但民间则直称“老绵州”。1912 年民国初兴，地方施行新政。其时政区设置由清代的府、州改为道、县制，绵州一地改属川西道（治今成都市，民国 3 年改为西川道）。民国二年（1913），绵州正式裁撤，若县名再用“绵州”一名已名不符实，取改新县名迫在眉睫。考虑到新县名既要传承历史脉络，又要反映县的特点，其最后得名颇费周折，其时先后四任县长（县知事）梁光麒、张瑶、袁钧、蒲殿钦都曾参与谋划过此事。民国绵阳县志从民国八年（1919）起开始编纂，书成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与同治志相隔 59 年，正符合雍正帝钦颁地方志“六十年一修”的规定，书中即详细介绍了古“绵阳县”的得名缘由。民国八年（1919）五月，梁光麒（字殊士，清举人）到绵上任，设修志局于县议会，并莅局倡导，粗定志体、志目，但不久防军迭更，知事易人。民国十年（1921）四月，县知事张瑶（字艺元，清贡生）到任，只确定了主编，即卸任。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县知事袁钧（字朗如，曾任安县、温江知事）到任，对修志“尤为提倡，筹资经费，志虽未成，谋始有基”。民国十九年（1930），县长蒲殿钦（阆中人，香港大学毕业，授教育学士学位）莅职，亲督县志编修，设修志局于南乡公署，拨城南数乡屠宰税收作修志经费，并自兼修志局局长，绵阳市志（18402000）内页（本刊编辑部/供图）55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终得完成。县志总纂由副局长崔映棠担任。崔氏，绵阳人（今城区仍有“崔家巷”街名为证），清贡生，曾署华阳、犍为、江津县教谕，民国改任绵阳视学。崔氏在民国初卸任江津县教谕归绵，从被聘为县志总纂，到县志付梓问世，他参与了“绵阳”县名的确定与入志记载全过程。崔映棠生前曾向绵阳老领导杨云涛（县级绵阳市政协副主席）、王承员（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任县级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后任涪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著名乡贤，讲述参与“绵州本州”改名为“绵阳”的过程，指出“绵阳”以老县城位于绵山（今从越王楼景区所在地）之南而得名（取旧时“山南水北”为“阳”之古义）的情况，并将其记入绵阳县志卷一“疆域山川上”（P71P72）：“绵山，旧志：治北二里，与天池山相联，为一县主山，州以此得名距城不三里，是为一州之来龙。案：水经注 元和郡县志 舆地广记皆云绵州以水得名，此谓以山得名，古籍无之，名由后起。”这一记载，十分准确而又明白地记载了古“老绵州”改名为“绵阳县”的前后缘由。按清代方志专家章学诚所言：“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也就是说，在方志使用资料时，必须坚持妥善使用当地人提供的资料，因为事件发生在当地，事情的真伪就容易核实；而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近，更容易查阅到真实的全过程。所以，在进行志书编修的时候，需要高度重视对历史事件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等特定人群的寻访，他们是当事者，乃至决策者，本身就是鲜活的历史来源所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崔映棠，不仅本身就是绵阳当地人，而且更是为“绵州”更名“绵阳”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之一，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去世，而他的口述历史以及在民国绵阳县志的亲自笔录，也恰为“绵阳”得名的考证提供了极其有力和直观的依据。此种做法，值得我们在今后地方志书的编修过程中作进一步的借鉴和思考。（作者系原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位于绵阳游仙区的李杜祠（晏茂川/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