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出版与科学传播.pdf

96教育传媒研究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46 期)96媒介实务PRACTICES教材出版是指为了各级各类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所进行的相关出版活动。中国本土的教材出版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本土的教材出版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遗憾地发现，在教材出版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之中就包括了与科学传播有关的问题。所谓“科学传播”，指的是“科学信息生产者（科学共同体、科学爱好者、科普作家）、媒体、政府和普通公众等通过一定的方法和平台，对包括科学内容、方法、思想，以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在内的科学信息进行双向和多向交流的过程”，作为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材与科学传播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乃是开展科学传播的重要“平台”。这样的“平台”倘若出了问题，极有可能会影响到科学传播乃至科教兴国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教材出版过程中存在的科学传播问题（一）“以讹传讹”问题所谓“以讹传讹”，就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向相关传播对象传播错误的信息。在信息传输手段并不发达的古代，这种“以讹传讹”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因为当时还缺少信息传播的“放大器”。这里所说的信息传播的“放大器”，指的就是相关的传播媒介，而作为教育出版物的教材正是这种信息传播的“放大器”。“以讹传讹”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教育出版的相关行为主体并非是错误的始作俑者，而是从别人那里获取到错误信息之后，再通过自己的传播平台（教材）传播给特定的传播对象；二是教育出版的相关行为主体缺乏特殊领域专家型人员，在编辑教材时需要延请专家进行把关，一些所谓的“专【内容摘要】教材出版与科学传播具有密切的关系，它关系到教育与文化的传播和文明与精神的传承，应引发社会各界应有的关注。本文指出了教材出版过程中存在的科学传播方面的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机构及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一定的参考。【关键词】教材出版；科学传播；问题；对策建议张 涵教材出版与科学传播家”会从中炮制一些不准确的言论，然后通过教育出版物传播出去。上述两种情况危害性都是非常大的。（二）“图文不适”问题所谓“图文不适”问题，就是教材出版中所使用的图片与相关文字之间搭配得不合适，具体可以细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指相关行为主体在用图片来搭配文字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二者之间存在着的“底层逻辑”，这里所说的“底层逻辑”指的就是在将图片与相关文字进行搭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不合理的想象。什么叫作不合理的想象？鲁迅先生曾经说人们之所以认为“燕山雪花大如席”没有问题，而“广州雪花大如席”有问题，是因为前者是建立在合理想象的底层逻辑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燕山地处北方，冬天会下雪甚至下大雪，而广州地处亚热带，一年四季往往见不到一片雪花，所以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符合底层逻辑的合理的艺术想象，而说“广州雪花大如席”则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前些时候曾经吵得沸沸扬扬的某出版社一套发行量甚广的小学教材中的封面插图所出现的问题，就是这种典型的“图文不适”的问题。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加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插图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某种意义上“广州雪花大如席”的问题，因为它脱离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审美，尤其是将这样的插图用在承载了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任务的中小学教材的封面上，自然会遭到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整顿。另一种是插图与教材中的搭配文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虽然有关系，但是关系并不大。这样的插图很可能会影响学生对于相关教材文字所承载的科学知识的正常理解。（三）“抱残守缺”的问题所谓“抱残守缺”，原本指的是抱着残缺的或破旧的东西不放手，今天一般用来形容思想守旧，不肯接受新事物。在教材出版过程中的“抱残守缺”又可97教育传媒研究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46 期)97媒介实务PRACTICES以进一步细分为有意的“抱残守缺”和无意的“抱残守缺”两大类。所谓有意的“抱残守缺”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教材出版的过程中，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残”和“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想改变自己的“残”和“缺”。所谓“无意的抱残守缺”，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编辑出版的教材有什么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就是相关行为主体并没有充分了解最新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相关行为主体情感上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以为一旦坐上了教材出版者的位置，就一劳永逸，而没有想到要与时俱进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看不到相关科学研究的新发现，结果就有可能导致他们无意识中的抱残守缺，造成了教材出版中的不应该出现的科学传播方面的问题。教材出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些，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这几个问题比较明显，且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二、对策和建议教材出版事关国家、民族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为了确保相关教材出版的可持续，笔者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针对上述教材出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一些对策和建议。（一）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理论出发，借助“多信源”而非“单信源”，重新确立教材出版中相关信息筛选标准，从而努力化解教材出版过程中存在的“以讹传讹”问题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思想和成就对相关研究领域影响深远，他提出的信息传播的“编码”理论对于我们化解教材出版过程中存在的“以讹传讹”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所谓“编码”实际上就是运用某种规则将“能指”指向特定的“所指”的行为和过程。这里所说的“能指”和“所指”原本是语言学上的一对概念，前者是指语言文字的声音、形象，后者是指语言的意义本身。在教材出版的过程中，每个“能指”都应该服务于准确的“所指”，但是，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教材出版的过程中，在面对他们所编撰的教材出版物的相关信息进行相关“编码”时，他们却至少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对这些信息确信无疑地进行相应的“编码”，另一种则是对这些信息持有一种科学的怀疑态度。因此，相关行为主体在遴选相关信息进入教材出版物的时候，一定要将自己视为负有一定使命和职责的特殊社会人，这样才能够以科学的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即将被选入教材出版物的相关信息。按照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理论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应该借助“多信源”而非“单信源”，重新确立教材出版中相关信息的筛选标准从理论上说，相关行为主体在遴选相关教育信息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有两种信源可供选择的，一种是单一信源，一种是多种信源，二者各有利弊。前者投入小，成本低，但是有可能会带来无法“证伪”的风险。多种信源的弊处是投入可能比较大，但是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信息渠道来对相关信息进行必要的证伪。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应该采用多信源来遴选相关信息进入教材出版物进行“编码”。概言之，相关行为主体在教材出版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借助“多信源”而非“单信源”，重新确立教材出版中的相关信息筛选标准进行“编码”，从而努力化解教材出版中的“以讹传讹”的问题，确保相关教材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二）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妥善处理好“两种关系”，帮忙而不添乱，努力化解教材出版过程中的“图文不适”问题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乃是一个现代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这个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自从有了传播活动，就有了传播过程中的“传者”和“受者”，也就有了“主体间性”，“传者”和“受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大众传播时代往往“传者本位”，或者说以“传者”为主导。而受者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传播语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相关行为主体一定要将自己的思维方式，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进行战略性的转变。一切传播都首先要想到受者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答应不答应。当然，对于受者的相关诉求也要做具体的分析，要充分尊重他们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相关审美偏好，在进行传播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创新的力度与社会审美以及公序良俗所能接受的程度之间的关系，不能罔顾社会各界在千百年间形成的公序良俗，用比较学术的话语加以表述，就是要从新型的“主体间性”视角来看待和处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把他人当作自我存在的确证者，同98教育传媒研究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46 期)98媒介实务PRACTICES时又是自我存在的延伸”。要认识到，“传者”与“受者”这两个不同的“主体”之间不仅形式上是平等的，而且本质上也是平等的，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相应的错误。在教材出版过程中，在为相关教材配置封面图画或者插图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各界所能够接受的基于公序良俗而形成的审美心理，不能为了自己所谓的标新立异而胡乱作为。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图片和文字之间肯定是要发生联系的，既然会有联系，那就有一个谁为“宾”、谁为“主”的问题。一般来说，倘若整部作品都以图片传播为主，那么，文字应当处于辅助的关系，而当整部作品以文字为主的时候，图片则只能起辅助的作用，除了“美术”课之外的其他中小学教材，一般都以文字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图片的配置一定要避免喧宾夺主，相关行为主体在为文字教材配置图片时应当而且必须通过自己的图片来为文字增色，做到帮忙而不添乱，这样才能够确保教材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三）从谢尔登的“社会责任理论”出发，相关行为主体应全力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以便努力化解教材出版过程中的“抱残守缺”问题奥利佛谢尔登（Oliver Sheldon）是英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他在 1924 年出版的管理哲学中提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认为“工业管理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受谢尔登的启发，很多行业都提出了本行业的“社会责任理论”。教材出版过程中的“抱残守缺”问题成因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相关行为主体并没有妥善处理好“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与“权利”，但这些“自由”与“权利”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从比较学理的层面说，上述“自由”与“权利”是随着相关行为主体自身身份的变化而变化的，作为一般的人你享有你作为普通人的“自由”与“权利”，而当你作为教材传播的“把关人”的时候，你就应该重新审视你的“自由”与“权利”，换言之，就是要反思一下你的这些“自由”与“权利”是否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恰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涂光晋所言：“当编辑、记者加入到一个媒介组织，成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时，就必须接受该组织的工作标准，履行职责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人的习惯和性格，从发生学的角度和养成教育的角度加以考量，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甚至合理性。人往往很难改变自己的惯习，在某些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看来，自我纠正自己不得体的惯习不啻是一场灾难，即使好不容易得以改正，但如果不能做到长期坚持，那也可能终将回归到原来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再难也要做，因为相关行为主体在从事教材出版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必须承担某些“社会责任”的社会人。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社会人，在教材出版的过程中，就应该而且必须不断地科学定位自己，努力地改变自己身上的某些与身份不符的缺点，从而化解教材出版过程中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抱残守缺”问题。参考文献：匡文波：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传播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基于六个新冠病毒科学议题的分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Rogers,&E,M.(1962).Responsibility and science writing:what standards should we expect of educational groups that sponsor or publish scienc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Science,136(3515),499-501.Collins,E,&Stone,G.(2019).Motivations for textbook and learning resource publishing:do academics want to publish oa textbooks?.LIBER Quarterly(1),5-7.鲁迅先生在论及运用夸张手法时曾经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有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详细请参见黄长江：燕山雪花大如席谈夸张在文章中的运用，原载于新闻知识1992 年第 4 期。曹茜茜：正视“插图风波”，还孩子“画风清正”的教材，湖南日报2022 年 5 月 30 日。Voida,A,Voida,S.,Greenberg,S,&He,H.A.(2008).Asymmetry in media spaces.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313.于浚丞：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模型中的理论批判性承递，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祝平良：从主体性哲学的角度看传播活动中的传受关系，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孟凡昊：谢尔登社会责任理论的指导意义探析，管理观察2018 年第 22 期。（作者系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副研究馆员）【责任编辑：陈小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