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_熊磊.pdf

区域开发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29 No.3 2023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1.11.001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熊磊,文泽宙,肖俊夫.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61-76.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1.11.001.Citation Format:XIONG Lei,WEN Zezhou,XIAO Junfu.The effects of transaction efficiency o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division 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3):61-76.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1.11.00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机理及对策研究”(20CJY040)作者简介:熊磊,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重庆理工大学财会研究与开发中心,Email:xionglei ;文泽宙,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Email:wenzezhouvip ;肖俊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Email:xiaojunfu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熊 磊1,2,文泽宙3,肖俊夫4(1.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2.重庆理工大学 财会研究与开发中心,重庆 400054;3.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4.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摘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分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业融合发展的出现又必然形成新的分工,分工和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研究分工问题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在揭示分工、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前提下,基于分工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 31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8 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正从低水平起步阶段迈向加速发展阶段,分地区的整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而增长速度呈现“中西部高于东部”的区域格局。对 20062018 年的中国农村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显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总体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改进空间仍然很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农村交易效率测度结果的基础上,使用 Hansen 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率显著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提高 1 单位,会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加 0.141 9 单位。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农村交易效率较低(即低于或等于 0.537 9)时,农村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抑制作用,当农村交易效率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即高于 0.537 9)时,农村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农村交易效率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U”型式的影响。但是,中国农村交易效率尚未越过“U”型门槛值,进一步提升农村交易效率短期内可能会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但从长期来看,提升农村交易效率、加大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仍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关键举措。根据研究结论,从“持续提升农村交易效率、不断加大财税金融支农力度、有序推进市场体系1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一体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对于如何改善农村交易效率,进而全面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关键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分工演化;交易效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门槛效应中图分类号:F316;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3)03-0061-16引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紧紧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现代农业,构建乡村产业体系。作为党的“三农”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简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客观要求,是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分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业融合发展的出现又必然导致原有的分工体系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分工,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分工,分工和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分工必然带来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易成本不断加大,研究分工问题,就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交易成本也在研究分工的过程中变得明了1。作为一种源于分工的制度成本,交易成本一般以交易效率的形式表示,交易效率与交易成本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农村产业融合的实质就是农村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缩短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实现组织对市场的大规模替代,最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来使农民获益2。由此可见,深化分工、提升交易效率是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许多突出问题,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不充分;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却告诉我们,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持续提升,取得积极成效并焕发勃勃生机,这就造成了理论的现实“悖论”。那么,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分工、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究竟有何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交易效率下是否存在差异?及时回应这些问题,对于以产业融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国外相关研究更多地隐含于农业产业化的研究之中。学者运用各国的经验数据证实,农业产业化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是解决农业生产要素严重过剩问题、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关键3-6。国内将分工、交易效率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也不多见,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分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王栋认为,专业化水平分工和农业产业集聚是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路径7;苏毅清等进一步指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产业化的拓展和深化,类型相近的农业产业化组织通过集群,将产业化了的组织之间的分工内部化,形成特定产业,在此基础上,几个类型不同的产业再进一步实现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即农村产业融合2;此外,王亚飞和唐爽8、何劲和祁春节9研究发现,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促进了家庭农场链条、农业产业链的形成及延伸,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研究。主要包括“融合行为效果型”“融合效果导向型”两种。“融合行为效果型”强调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行为和效果两方面来构建评价体系,并进一步分解为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农民增收与就业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 5 个功能指标及26熊 磊,等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多个具体指标。这一方法由于充分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拓展应用10-12。“融合效果导向型”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侧重于对融合效果的测度,分别将五大发展理念设定为一级指标,并从制度、经营主体、产生新业态、资源环境、利益与资源共享等多维度确定二级指标13。理论界尚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与农民增收关系方面,研究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显著影响,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来实现14-15;农民收入增长又积极反向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增长间存在轻度不协调,具体表现为产业融合滞后16。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借鉴,但现有研究始终未能揭示分工演进、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未涉及农村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将在阐释分工、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前提下,从分工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 31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8 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而实证检验农村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发展水平的核心变量亚当斯密最早对分工进行系统经济分析,提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等经典论述17-18。阿伦杨格发展了亚当斯密的思想,用市场规模理解市场范围,并运用“迂回生产”概念,将分工效率放在了生产的迂回度提高基础之上,根据杨格的观点,市场规模的扩张意味着生产迂回度的提高或分工链的加长19。杨格在其论著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中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因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20。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存在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当交易效率越高时,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的水平也就越高,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21。由此可见,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发展水平的核心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22-24。这正是构成本文的逻辑起点。国内新兴古典经济学学者向国成等从宏观结构上把分工界定为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25,依据这一理论,本文将构建分工视角下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二)农村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分工不断演化的产物,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农业产业化集群、农业功能拓展、农业产业链延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为表征,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交易效率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途径来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单一线性的,而是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当交易效率较低时,交易效率会抑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交易成本会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只好选择自给自足模式,因为用专业化经济来代替迂回生产效果的范围太窄26。“要想富,先修路,公路通,百业兴”,这句朴素话语3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既是对修路致富实践的认可,也说明了农村公路、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很强的先导作用。很多农村地区不缺资源,因道路不通、网络信号不佳、物流效率不高、村容村貌不好等基础设施问题,导致农产品产销不顺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愿落户、乡村旅游发展受阻、农村电商发展滞后。与此同时,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也会抑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教育为例,长期以来,部分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高,农民从事特色加工业、农村服务业的知识和技能不足,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欠缺。在地方政府用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一定的前提下,往往会优先选择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如此一来,用于改进农村交易效率的财政涉农资金必然挤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资金,进而可能出现农村交易效率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反而下降的现象。综上所述,当农村交易效率处于较低的区间时,即使交易效率提升,也会抑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当交易效率较高时,交易效率会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当交易效率有些长进时,人们可以选择一个大一些的分工网络,使得折衷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生产效果的范围扩大,迂回生产的链条个数增加26。农业产业化集群、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不仅需要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期投入,还对社会化公共服务水平有一定要求,换而言之,需要一定的交易效率作为基础前提。而当具备这一前提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将会不断提升。乡村振兴,人才为要。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得到完善,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会增大,年轻人更加愿意留在农村、投身农业,还可吸引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开展创新创业,发展多类型农业新型业态,从而凝聚多方力量、推动各类人才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的正向影响无需赘述,公共服务的促进作用亦是如此。以农村金融支农为例,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导致农产品加工企业对于农产品收购也相应具有季节性,短期内可能要完成全年所需原料的收购,在一定时期内,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增大,此时,金融机构若能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为农产品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各环节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便可迎刃而解,企业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户的带动作用就可得到进一步发挥。综上所述,当农村交易效率处于较高的区间时,交易效率的提升会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农村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区间存在差异,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假设。本文将利用门槛模型来验证假说,交易效率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某一个门槛值或临界值,当交易效率超过该临界值后,其进一步提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效应由负转正。二、分工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与比较(一)评价体系结合“分工是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这一命题,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借鉴相关研究10-12,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行为效益”的 6 个维度,构建由 15 个指标组成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如表 1 所示。1.劳动专业化劳动专业化反映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内部的分工分业,直接效应体现在46熊 磊,等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各类农村人均总产值,本文选取农村人均第一产业总产值为代表指标。劳动专业化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表现为一村一品、一乡(县)一业的发展格局,以农业产业化集群为主要发展形态,考虑到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当前农业产业化集群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本文选取农村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来反映农业产业化集群情况,其中,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采用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表示。2.专业多样化专业多样化是农业多种功能得到拓展的表现,反映了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程度。鉴于大力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农村服务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是现阶段农业多功能性拓展的重点领域,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与行政村个数比值、乡镇文化站个数与乡镇个数比值、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值来反映专业多样化水平。3.生产迂回化生产迂回化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全要素生产力随着中间产品和生产链的发展而提升。农业机械总动力与耕地面积之比表示农业机械化程度,是投入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迂回化的重要体现;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占比反映了中间消耗与全要素生产力的关系;农村平均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数量反映了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情况。本文选用以上 3 个指标来反映生产迂回化水平。4.经济组织化经济组织化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的发挥。考虑到设施农业的实施主体大多为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施农业占比体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影响力;而农民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故本文选取设施农业占比、合作社占比作为经济组织化的衡量指标。5.农民增收与就业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增收与就业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体现。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农民就业,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增收与就业主要反映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非农就业占比等指标。6.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必将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有利于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益还体现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本文选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城乡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衡量指标。由于统计原因,2006 年之前的部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原始数据不可得,2018 年之后的相关数据大多未公布,加上香港、澳门、台湾的统计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缺失,故未考虑这三个地区的研究样本,本文的最终研究样本涉及 20062018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原始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全国温室数据系统和历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5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表 1 分工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指标说明指标属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行为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经济组织化农村人均第一产业总产值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乡村人口数正向农村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乡村人口数正向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占比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行政村个数正向乡镇文化站占比乡镇文化站个数/乡镇个数正向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正向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正向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占比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负向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数量正向设施农业占比温室大棚面积/耕地面积正向农民合作社占比农民合作社数量/乡村人口数正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效益农民增收与就业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本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量/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正向农村非农就业占比(乡村就业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乡村就业人数正向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负向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负向城乡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非农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负向 (二)评价方法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利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可以避免因主观偏误导致的权重偏差,熵值法因其科学性和客观性在经济学领域应用广泛。具体步骤如下。1.数据标准化处理正属性指标:yij=(xij-minxj)/(maxxj-minxj)负属性指标:yij=(maxxj-xij)/(maxxj-minxj)其中:xij为第 i 个省(区、市)的第 j 个指标的原始观测值;minxj、maxxj分别为原始数据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y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值。2.确定指标权重进一步进行同度量化,计算第 j 项指标中第 i 个样本的比重 Pij=yij/ni=1yij(i=1,2,n;j=1,2,m),其中 n 为样本(各省区市)个数,m 为指标个数;随后,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kni=1PijlnPij,k=1/lnn;接着,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 gj=1-ej,以及各指标 j 的权重 wj=gj/mj=1gj,gj越大,则该指标价值越大。66熊 磊,等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3.计算综合指数先计算各样本 i 第 j 项指标的评价值 fij=mi=1wjyij;再计算样本的综合评价值 Fi=mi=1fij,Fi即所求得的综合指数。一般而言,Fi越大,表明第 i 个省(区、市)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三)评价结果与分析比较1.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整体变动趋势基于分工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 20062018 年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表 2 显示了 20062018 年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历年平均值。可以看出,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水平有显著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从 2006 年的 0.136 3,逐步提升至 2018 年的 0.306 1,平均增长率达到 6.97%。这与 2006 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密集出台密不可分。2007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的同比增速均超过了 10%,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意见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的组织实施,农村产业发展开始逐渐突破单一空间和要素的制约束缚,农业产业化快速推进,农业在农村地区实现跨产业发展,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明显。表 2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年份综合指数同比增速%年份综合指数同比增速%20060.136 3-20130.293 29.036 820070.153 612.683 220140.299 92.302 520080.158 23.009 520150.300 80.302 320090.161 42.034 620160.302 40.516 120100.196 821.953 720170.305 51.036 420110.235 719.743 620180.306 10.194 020120.268 914.089 1 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来看,如表 3 所示,样本期间,东部 10 省市的综合指数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区域平均值达到 0.336 4;东北 3 省紧随其后,区域平均值为 0.310 3;中部 6 省区域平均值为0.216 9,排名第3;西部12 省区市综合指数平均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仅为0.153 8。分地区整体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2018 年,东部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达到 0.393 7,相比 2006 年提高 0.196 3,平均增长率为 5.92%;东北地区综合指数由 2006 年的0.155 5 提升到 2018 年的 0.371 4,平均增长率为 7.52%,高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8.39%、7.56%,明显要快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地区增长速度呈现“中西部高于东部”区域格局。出现以上特征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较早,乡村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较好,因而整体水平高于其他地区;而中西部地区,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76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9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四大经济区域分组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0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6 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省区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 个省。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服务不断改善,产业融合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后发优势不断显现,因而增速已多年超过东部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但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的原因相类似。表 3 分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年份综合指数同比增速%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20060.197 40.115 80.090 70.155 5-20070.223 30.132 70.102 40.167 413.127 714.614 512.810 87.629 520080.243 90.135 30.093 80.175 89.200 31.990 5-8.401 65.004 720090.254 00.132 70.092 00.187 74.131 1-1.945 8-1.858 66.774 220100.299 80.167 80.114 50.240 918.054 126.425 724.445 628.330 720110.346 00.207 00.139 60.309 615.419 323.357 321.906 028.538 820120.387 60.234 50.154 70.398 512.025 713.306 010.818 728.722 520130.401 70.259 80.178 90.455 23.632 410.779 415.662 014.221 220140.407 90.270 80.189 90.438 51.547 14.258 26.100 2-3.678 920150.407 60.275 70.197 80.407 5-0.079 81.797 44.169 1-7.057 320160.409 00.288 10.205 40.363 50.344 94.497 33.866 9-10.805 120170.401 60.294 80.216 70.362 4-1.819 32.314 35.472 4-0.304 820180.393 70.304 50.217 60.371 4-1.954 83.302 20.432 72.503 6 2.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省域比较表 4 报告了 20062018 年各省区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整体均值、排名、同比增速均值等信息。样本期间,天津、北京、山东、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吉林、河北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排名前 10。除辽宁、吉林属于东北地区以外,其他省市均属于东部地区。这主要是源于这些省市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业化水平、设施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发展势头良好。天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排名第 1,这得益于天津在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经济组织化等方面优势突出,2018 年,全市 880 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快速发展,总产值突破 3 600 亿元,逐步形成以粮油、肉类、奶制品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加工体系;全市共有 213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 282 家农民合作社、443 个家庭农场,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 70%以上普通农户进入产业化体系,带动农民向优质、高效农产品生产转型,有力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协同发展,逐步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北京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排名第 2,但年平均增速却垫底,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初期,首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就相对较高,农业高质量发展平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空间相对较小。样本期间,海南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一直位于东部末尾,甚至落后于部分东北、中部地区省份,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热带宝地”,盛产橡胶、椰子、槟榔等热带作物,但海南的农村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偏低,这意味着海南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低,加工副产物没有得到综合利用,可能的原因是海南的热带作物多以原材料或初加工产品的形式销售出去,农产品附加值并不高,因此,虽位于东部地区,但海南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却位居各省区市后列。86熊 磊,等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相比而言,宁夏、重庆、山西、陕西、新疆、青海、云南、甘肃、西藏、贵州等 10 省区市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除山西属于中部地区以外,其他省区市均属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薄弱、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贵州位于云贵高原,山川秀丽、资源富集,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地理环境和天气等因素。贵州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基本类型,其中 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而且气候不稳定,灾害性天气种类较多,干旱、秋风、凌冻、冰雹等频度大,对农业生产有一定影响。样本期间,贵州农业机械化程度、设施农业占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等多项指标名列末尾。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同比增速均值是各省区市中最大的,达到 12.22%,远远高于各省区市的平均值 8.05%。其原因主要在于:近年来,贵州加快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大力发展了特色优势产业,做强粮食产业、生态畜牧业、精品果业等 9 大类主导产业;同时加快补齐了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短板,仅 2018 年,新(改)建农村公路8 172 公里,农村公路等级公路、硬化路面比例分别达 75.4%、67.9%,成为西部第 1 个、全国第 14 个建制村通畅率 100%的省份;此外,依托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结合“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创建一批山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开展乡村旅游的自然村寨突破3 000 个,农家乐近 1 万家,2 422 个贫困村纳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乡村旅游的提质增效,加速了贵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表 4 各省区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比较省区市整体均值排名同比增速均值省区市整体均值排名同比增速均值天津0.487 419.340 7江西0.208 5178.700 2北京0.434 120.291 0湖南0.201 5188.387 8山东0.398 238.381 3海南0.201 2196.055 4辽宁0.395 345.267 5广西0.198 7206.150 2上海0.380 852.228 9四川0.183 5219.196 6江苏0.363 9611.150 7宁夏0.181 6226.666 0浙江0.305 375.252 5重庆0.172 2239.957 7福建0.297 889.492 5山西0.171 1246.558 2吉林0.296 4911.265 9陕西0.168 02511.403 5河北0.269 8106.372 4新疆0.158 3267.905 4湖北0.246 7118.518 4青海0.134 3278.679 0河南0.246 6129.482 8云南0.115 62810.825 4黑龙江0.239 1139.672 3甘肃0.110 8297.983 9内蒙古0.231 3147.447 0西藏0.104 5307.356 7安徽0.226 91510.582 5贵州0.081 83112.222 3广东0.226 0166.743 89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三、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上文基于分工视角,从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经济组织化等维度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本节将实证检验农村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一)变量选择与描述1.农村交易效率借鉴祁春节和赵玉22、陈忠文等27、李颖慧和李敬28等有关农村交易效率的研究,本文从以下 5 个维度、8 个指标来综合反映农村交易效率,如表 5 所示。表 5 农村交易效率的衡量指标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指标属性农村交易效率农村基础设施与交通水平农村通信与电力使用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农村金融支农水平村庄内道路长度正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摩托车拥有量正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正向农村用电量正向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正向农村居民消费中交通通信支出占比正向农村居民消费中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比正向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正向 为保持前后一致,本文选取 20062018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为样本测算农村交易效率,除前文所述的数据来源以外,农村交易效率指标数据来源还包括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仍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图 1 显示了中国农村交易效率变化趋势,反映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的总体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从 2006 年的 0.219 2 逐步提升至2018 年的 0.254 2,平均增长率为 1.24%,这与 2006 年以来,农村基础设施、交通水平、信息化水平、教育水平、农村金融支农水平等逐年改进密不可分。图 1 中国农村交易效率变化趋势图2.其他变量本文选取乡镇企业单位数(NTC)、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ARL)、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07熊 磊,等 分工视角下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校数(ACT)、农业及农村发展行业社会团体数(ISG)等其他可能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作为门槛回归模型中除农村交易效率以外的控制变量。涉及的所有变量的选取、单位以及来源见表 6。同时,表 7 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6 变量说明变量含义单位来源RII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前文测算可得RTE农村交易效率-前文测算可得NTC乡镇企业单位数对数个中国农业统计资料ARL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对数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ACT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数对数所中国教育统计年鉴ISG农业及农村发展行业社会团体数对数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表 7 描述性统计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RII4030.239 90.128 60.035 60.671 6RTE4030.225 10.109 10.030 20.678 7NTC40311.626 11.552 06.861 713.937 3ARL4037.954 81.405 11.091 110.479 4ACT4037.116 22.061 20.000 09.916 6ISG4036.960 51.175 21.945 99.743 0 (二)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农村交易效率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和拟合情况进行初步判定,如图 2 所示。从两者的二次拟合图来看,农村交易效率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并呈现出“U 型”特征。即在农村交易效率较低时,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在农村交易效率较高时,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详细的非线性关系研究通过 Hansen 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图 2 农村交易效率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二次拟合图17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1.门槛值回归结果首先进行门槛存在性检验,以检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在门槛效应存在时的具体门槛值是多少。表 8 显示了门槛存在性检验结果,其单一门槛通过了 5%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存在单一门槛,门槛值为 0.537 9。表 8 门槛存在性检验门槛数门槛值RSSMSEFstatProbCrit10Crit5Crit1单一0.537 91.030 70.002 632.440.043 20.898 229.642 246.892 7双重0.099 20.998 00.002 612.800.15917.978 144.973 885.082 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2.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 9 显示了门槛效应回归检验结果。由于 Hausman 检验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固定效应更为合适,故后续所有回归均基于固定效应展开。回归的第一列是全样本普通面板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在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率均显著提高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提高 1 单位,会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加 0.141 9 单位。表 9 的后两列显示了门槛模型回归结果。结合“斯密杨格定理”,当农村交易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即低于或等于 0.537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