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吗--基于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的调节效应.pdf

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吗基于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的调节效应陶姝屹韩瑾（西安财经大学商学院，陕西西安710100）摘要：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可行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环境保护税”是中国绿色税制中的代表税种，对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转型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环境保护税的改革实践，以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环境保护税在短期内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并非是以现有的技术创新为基础进行再次创新的杠杆效应，而是通过挤压其它技术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第三，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可以有效地推动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但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的影响；环境保护税在不同的高管团队中影响不同，在“两职合一”和“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优化环境保护税税制改革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充分发挥政策红利。关键词：环境保护税；绿色创新；双重差分模型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017-2023（11）-0037-11一、引言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国家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对企业绿色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关要求，并强调了绿色技术创新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环境制约的关键所在。中国作为一个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得到缓解。2018年我国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其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一种，目的是促进环境保护，建立起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绿色税制，增强税收调节功能，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健全的环境保护税制度，可以让污染物的排放价格信号变得更为清晰，这将会促使企业在环境污染管控和治理领域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也有利于吸引资金向更绿色、更环保的领域流动，这对保护和改善环境，降低污染物排放，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以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为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手段已远远不能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了。近年来我国开始提倡采用市场型环境规制，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来调整排污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激励企业主动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而环境保护税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一种工具，如何充分发挥此次改革的制度红利，来撬动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018年环境保护税开征，相当于一种“准自然实验”，为我国研究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收稿日期：2023-10作者简介：陶姝屹（1998-），女，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西安财经大学商学院。韩瑾（1979-），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讲师，现供职于西安财经学院商学院。基金项目：西安财经大学创新基金(21YC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业企业家个人特质、社会资本与创业企业绩效研究”(15BGL021)；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项目“风险投资对陕西省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2020KRM132)。注：本文为作者观点，文责自负。绿色金融37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对于环境规制是否能引发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问题，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持续关注，以“波特假说”为代表，其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齐绍洲、于连超等人通过实证检验证明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Hashmi（2019）发现环境规制可降低碳排放从而促进企业创新。Lee（202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证明了环境规制通过企业创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多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波特假说”，但仍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不同学者研究的样本、角度、对象等存在差异，所以导致了不一样的结论。如陶锋等（2021）采用双重差分法发现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绿色专利的申请数，但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质量出现下降。王珍愚等（202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存在着“U”型的影响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Acemoglu、Johnstone等（2012）将创新进行了分类，并发现环境监管并不能促进所有类型的创新。Shuaishao等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和生态创新角度总结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环境监管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复杂的。而环境保护税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一种，主要是通过借助市场手段来影响企业的决策，允许企业选择最为经济有效的生产方式，更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现有文献关于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李晓红等以沪深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廖果平等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二是刘樑等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环境保护税、绿色技术创新、环保投资三者间的关系，并发现了环境保护税抑制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Long用DID模型检验环境保护税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迫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实现绿色转型，这在短时间内抑制了企业财务绩效。三是范丹等通过构建环保税的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了环境保税对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具有一定的非线性的关系，且只有在合适的税负范围内才能实现政策红利。Zhang以上市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了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为政府鼓励企业在实践中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从而有助于促进国家的绿色发展。综上所述，学者关于环境规制、环保税法、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但是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帮助和借鉴。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首先，本文尝试从微观的角度，来讨论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利用环境保护税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有效的规避了一些内生性问题；其次，在研究内容上，以环境保护税制度改革为基础，先考察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再从绿色创新和其他创新竞争合作的角度出发进行机制检验，分析环境保护税引发企业产生的绿色创新是“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第三，探讨了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在环境保护税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为我国未来的环境保护税制度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对我国企业的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二、研究假设（一）研究假设提出环境保护税属于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一种手段，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波特假说等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环境保护税实施之后的现实情况，分析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1.环境保护税和企业绿色创新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根据成本效应原理，企业将污染治理的成本内部化必然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短时期内占用企业的财务资源，而创新活动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主要依赖企业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这使得企业原用于创新的资金变少，企业遭受失败的可能性变大。而这一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波特假说。波特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他认为传统的观点是基于静态模型的框架进行分析，而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环境保护税法 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的环境保护税收体系正在逐步完善。首先，环境保护税具有更严格绿色金融38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的法律约束力，提高了环境保护税的税收征管强度，从而推动企业创新。同时，该法还加强了环境合法性的重要性，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方面的支持，而且还有助于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排放污染物超标的可能性会更大，其受到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影响也会越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重污染企业的生存会越来越困难，其针对新出台的 环境保护税法 也会做出应有的反应。若重污染企业采取短期性对策，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相关理念的指导下，其措施并不会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反而可能会失去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得不偿失。其次，环境保护税可以通过提高税率来倒逼企业进行降污减排。环境保护税法 规定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调整税额，这体现出“多排多征，量多负重”的税收原则。这将会大大增加重污染企业的排污成本，并且相关法律的出台也说明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在此背景下，若重污染企业采取了短期性的对策，其成本在短期内可能相对较低，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其成本将会很高，并不利于重污染企业的发展。再者，在环境保护税出台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发生变化，提高了地方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税的动力，抑制了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目标而选择与企业合谋的现象。在实施排污费阶段，地方政府往往为了提高当地的GDP增长，可能会为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开后门，对其象征性的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环境保护税出台后，环境保护税的税收收入完全交由地方政府，这将有助于减少政府与重污染企业之间的串通，增强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实施力度，促进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最后，环境保护税法 的颁布向企业释放了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资源利用率不高、生产技术不够先进的信号，这有助于重污染企业关注到之前未曾关注到的创新领域。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外部压力，这些外部压力有利于重污染企业克服自身的惰性，激发创新潜能，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活动。因此，相对于之前实施的排污费制度 环境保护税法 更能够实现双重红利的目标。因此，本文认为，即使环境保护税会给重污染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但是更多的重污染企业仍旧会选择进行绿色创新，这样既可以减少环境保护税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又可以增加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给社会和企业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更好的实现了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的目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H1：环境保护税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水平。2.环境保护税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费改税后环境保护税的合法性和执行力更强，企业面临技术创新的压力更大。企业可能会在原有的创新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投资、人力资本，积极的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从而产生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杠杆效应”。同时，企业也可能由于资源、资金的约束没有办法对绿色创新活动进行追加投资。当面临较大的创新压力时，企业只好将既有的各种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将原本用于创新活动（非绿色创新）的资源转移到绿色创新活动上，从而产生对其他创新活动的“挤出效应”。值得关注的是，即本文所提及的“杠杆效应”与现有研究的“激励效应”“倒逼效应”是有所不同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考察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或者质量的影响，鲜有文章涉及到在环境合法性的压力下绿色创新在企业的整体创新活动中的地位和结构变化。因此，当重污染企业面临巨大的税收成本和违规成本时，是有能力在原有的创新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投资，积极的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还是将既有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用绿色创新活动取代其他创新活动（非绿色创新）。具体而言，随着环境保护税税率的提高，重污染企业面临的排污成本相继提升，企业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人力和资金的投入，来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形成“杠杆效应”。同时，重污染企业也可能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由于资源约束等现状没有能力对绿色创新活动进行追加投资，只能将现有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取代其他创新活动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根据上述的研究分析，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产生绿色创新活动。但是由于环境规制的工具、发展阶段以及使用的样本不一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而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税收差距较大，其面临的排污成本更高，更有可能存在财务困境，在此情境下，环境保护税引发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行为，究竟是增加新的投资和人力进行新的绿色创新，还是对现有资源进行再分配。本文对此问题做出了具体的机制检验。将企业整体创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现金流作为因变量，探讨彼此之间的关系，若重污染企业自身整体的创新情况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加，而绿色创新申请专利量出现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重污染企业没有对创新投入和研发资本进行追加投资，员工人数也没有增加。那根据此现象可判断出环境保护税引发绿色金融39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绿色创新，是挪用其他创新项目资源产生的“挤出效应”。反之，则是产生了“杠杆效应”。目前针对此问题，学术界少有研究，但是明白其之间的关系对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H2a：环境保护税引发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产生的是杠杆效应。H2b：环境保护税引发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产生的是挤出效应。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深沪地区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环境保护税法 在2018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是一个很好的准自然实验，因此本文将环保费改税作为外部冲击。在对实验进行分组时，将重污染企业1作为实验组，其他企业作为对照组。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一是筛除ST、*ST的企业；二是筛除样本严重缺失的企业；三是筛除金融行业；四是对原始数据进行合并、计算。另外为了避免某些极端值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对其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3455个观测值。绿色创新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1、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Y）。现关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衡量指标多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出发，由于绿色创新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活动，其创新过程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成果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展现出来。因此，本文从绿色创新产出的角度出发，以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为衡量指标，之所以用“申请数量”而非“授权数量”，是因为绿色专利复杂的审批过程导致绿色专利数落后于绿色申请数。2、解释变量：虚拟变量环境保护税实施时间Postt，2018年之前为0，2018年之后为1。虚拟变量企业污染特征Pollutedi，如果该企业为重污染企业取值为1，反之为0。Post*Polluted，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为双重差分的估计系数，考察的是环境保护税实施前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 2018 年为时间截点，若企业为实验组，且在环保税正式实施之前，Post*Polluted为0，反之则为1。若企业为对照组，在任何时间点，Post*Polluted都为0。3、控制变量：本文参照齐绍洲等（2018）的研究，选取了一些可能会对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的变量。（1）企业规模（Size），采用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2）企业盈利能力（Roa），采用资产回报率来衡量盈利能力；（3）资本密集度（Cap_inten），采用总资产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资本密集度；（4）资产负债率（Lev），采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负债水平；（5）企业收入（Income），采用企业的总营业收入来控制收入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表1定义变量表变量类型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变量名称绿色创新环境保护税实施时间企业污染程度环境保护税实施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资本密集度资产负债率变量符号YPostPollutedPost*PollutedSizeRoaCap_intenLev变量描述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的和取自然对数2018年前取0，反之取1重污染取1，反之取0环境保护税实施年份虚拟变量和重污染企业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资产总额的自然数净利润/总资产总资产/营业收入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 重污染行业为2010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中规定的16个重污染行业，即上述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绿色金融40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企业收入Income营业总收入对数（二）计量模型设定为了获取可信的因果推断，本文采用政策评估的一大利器双重差分法来考察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模型设计如下：在模型中，i、t分别表示企业、时间。其中被解释变量Yit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解释变量有环境保护税实施时间Postt，在2018年之前，Post取值为0，2018年之后取值为1；企业污染程度Pollutedi，若样本为重污染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交叉项Postt*Pollutedi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1为政策反应。Xit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i为行业固定效应，t时间固定效应，it为误差项。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1.描述性统计通过对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在13455个观测值中，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均值为0.320，表明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进行绿色创新，标准差为0.71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7.079，说明不同的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实现绿色创新任重而道远。Polluted的均值为0.233，表明在样本中有23.3%为重污染企业。其余的控制变量均在合理区间内。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VariableYPostPollutedSizeRoaCap_intenLevIncome样本量1345513455134551345513455134551345513455均值0.3200.1090.23322.260.03102.9140.42421.53标准差0.7190.3120.4231.3780.2916.2940.3341.551最小值00015.98-29.610.0880.010013.82最大值7.0791128.647.445289.88528.5528.72中位数00022.090.03802.0010.40721.382.实证结果分析为了考察实施环境保护税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使用模型（1）进行检验，表3列示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结果。列（1）为不加控制变量的结果，Post和Post*Pollute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为加入了控制变量的结果，Post和Post*Pollute的估计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1成立。这可能是因为环境保护税的法律约束力更为严格，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减排压力。同时该法还加强了环境的合法性，向企业展示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帮助企业关注到了之前未曾关注到的创新领域，从而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表3环保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VARIABLESPost(1)M1Y1.101*(0.0284)(2)M2Y0.969*(0.0272)绿色金融41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PollutePost*PolluteSizeRoaCap_intenLevIncome行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ConstantObservationsR-squared0.0188(0.0142)0.247*(0.0423)-YESYES0.0450(0.0526)13,4550.292-0.0427*(0.0136)0.201*(0.0402)0.201*(0.0402)-0.0659(0.0416)0.00619*(0.000855)-0.0687*(0.0286)0.143*(0.00408)YESYES-2.939*(0.0957)13,4320.360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为标准误。（二）稳健性检验1.平行趋势检验根据Angrist Pischke(2009)的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时，必须符合共同趋势假设，即在正式实施环保税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相同的变化，具体的模型如下：Yit=1Before3+2Before2+3Before1+4Current+5After1+6After2+7After3+8Xit+t+it（1）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Before1、Before2、Before3是虚拟变量，如果样本的时间分别属于受到政策影响前的1-3年，则赋值为1，反之为0，After1、After2、After3同理，若为政策影响后的1-3年，则赋值为1，反之为0。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环保税改革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并不显著。虽然在环境保护税实施后实验组企业的绿色创新增长为正但并不显著，但是相较与政策实施之前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平行趋势检验的基础上，本文绘制了实验组（重污染企业）和控制组（非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时间趋势图，以直观的方式揭示出两组在环境保护税冲击下的变化差异，如图2所示。在2018年环境保护税出台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每年的绿色创新专利申请数变化不大，两组都保持着基本平行的时间趋势。在2018年之后虽然两组绿色专利数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实验组和控制组两者之间的差距明显增大，说明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的影响较大。从平行趋势和时间趋势的检验结果来看，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对绿色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验证了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绿色金融42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图1平行趋势检验图2绿色专利申请书的时间趋势图-1-.50.51Before3Before2Before1CurrentAfter1After2After30.511.520142016201820202022year实验组控制组2.PSM-DID检验为了更好的处理实验组和对照组因系统偏差而产生的自选择偏误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PSM方法对之前的样本进行处理，然后再次使用DID模型进行回归。PSM是一种“反事实”的推断模型，主要是构建与实验组（重污染企业）的特征极其相似的对照组（非重污染企业）。这样便可用新的对照组代替实验组，更好的检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企业收入等变量的基础上，建立绿色创新的logit回归模型，同时采用最近邻1：1匹配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匹配，最后用匹配之后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中第（1）所示，Post*Pollute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与上文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4PSM-DID检验和变换衡量指标检验VARIABLESPost*PolluteSizeRoaCap_intenLevlncome行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ConstantObservationsR-squared(1)Y0.131*(0.0414)0.141*(0.0200)-0.0159(0.0761)0.000950(0.00224)-0.0193(0.0494)0.0333*(0.0184)YESYES-3.778*(0.191)4,7520.466(2)Y3.076*(1.708)4.930*(0.478)-4.490*(2.581)0.0653(0.0437)-3.865*(1.354)1.553*(0.439)YESYES-138.6*(4.742)13,4190.115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为标准误。3.变换绿色创新水平的衡量方法绿色金融43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采用企业每年度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企业中每年的绿色专利申请量主要有三类构成：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的申请时间较长，且创新性和难度较大，更能说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所以，本文采用企业当年申请发明专利的数量替换上文的被解释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结果与上文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三）机制检验：“挤出效应”还是“杠杆效应”上述的主回归验证了假说H1，在环境保护税体系改革后，实验组即重污染企业更易受到此政策的影响，其绿色创新能力显著增加。这是否意味着证实了环境保护税产生了对绿色创新的“杠杆效应”，既环境保护税的体系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创新压力，使得企业不得不加大研发投资，从而进行创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又或是简单的“挤出效应”，即面临强制性更强的环境保护税时，企业仅是对原有的人力资源、创新投入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将这些资源从其他项目中转移到绿色创新的项目上，从而产生绿色创新项目对其他项目的挤出效应。对于上述的两种猜测，本文进一步对其进行机制检验。以企业投资、人力资本和现金流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企业投资，采用固定资产投资率来表示；人力资本，采用企业每年雇佣的雇员数量的对数来表示；现金流，采用净利润加本期折旧的对数来表示，其表示环保税改革对企业资源约束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环境保护税实施后，实验组中的企业投资、人力资本均未产生显著影响，但现金流显著下降。这表明了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加大了重污染行业的排污成本，对企业的现金流有不利的影响。这意味着，环境保护税改革在短期内会给企业带来“挤出效应”，而不会对企业绿色创新造成“杠杆效应”。即环境保护税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并非是通过加大投资或人力资本的投入，而是将现有的投资、人力等资源进行再分配，将原本投入在其他项目的资源转向绿色创新，造成了对原有项目的“挤出效应”。表5机制检验结果VARIABLESPost*PolluteSizeRoaCap_intenLevIncome行业效应时间效应ConstantObservationsR-squared(1)整体创新0.118(0.0874)0.308*(0.0243)0.0390(0.0948)-0.00325(0.00223)-0.396*(0.0654)0.302*(0.0222)YESYES-11.50*(0.241)13,4320.467(2)人力资本0.0647(0.118)-0.162*(0.0327)-0.117(0.127)0.156*(0.00301)0.395*(0.0881)-0.111*(0.0299)YESYES7.408*(0.327)13,3750.291（3）研发投入0.0831(0.0678)0.283*(0.0213)-0.379*(0.0789)-0.00328(0.00235)-0.779*(0.0565)0.527*(0.0196)YESYES-0.616*(0.208)11,5050.581(4)现金流-0.108*(0.0565)1.001*(0.0156)10.42*(0.172)-0.00797*(0.00139)0.0501(0.0488)0.0419*(0.0145)YESYES-3.786*(0.168)8,2330.797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为标准误。绿色金融44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四）调节效应1.地区异质性地区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异质性结果。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各地域间的资源和创新能力差别较大，东部地区发展先于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基础较好且优先进行了改革开放，因此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可能会优于中西部地区。本文在对全样本进行分析后，将来自31个省份的研究样本按照地理位置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企业，分别对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中（3）（4）（5）所示。西部和东部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出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产生地区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环保税出台后，不约而同地上调了课税标准。环境保护税实施后，相对于“税负平移”的地区，应税污染税费提高的地区环境质量改善的更为明显。本文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北京、河北、上海、辽宁、江苏、广东等多数东部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上调了课税标准，这体现出“多排多征，量多负重”的税收原则，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排污成本，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表6地区异质性分析VARIABLESPost*PolluteSizeRoeCap_intenLevlncomeConstant行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ObservationsR-squared(1)西部Y0.144(0.0912)0.0457*(0.0248)0.0426(0.107)0.000771(0.00148)-0.0319(0.0668)0.0610*(0.0223)-2.214*(0.243)YESYES1,5460.330(2)中部Y-0.0486(0.0900)0.0793*(0.0266)0.00744(0.145)0.000847(0.00308)0.187*(0.0710)0.0325(0.0241)-2.390*(0.250)YESYES2,3000.328(3)东部Y0.230*(0.0468)0.121*(0.0133)-0.120(0.0735)0.00159(0.00131)-0.146*(0.0380)0.0572*(0.0124)-3.799*(0.136)YESYES9,5730.366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为标准误。2.高管团队异质性每家企业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高管团队，不同企业的高管团队特征也大相径庭。从团队的领导权结构来看，有集权和分权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两职合一”就是较为集权的一种领导权结构；从高管团队的背景来看，高管团队的成员具有不同的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高管团队。因此本文从这两个视角出发，研究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的高管团队中的影响。（1）两职合一异质性绿色金融45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青睐于研究领导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同的领导权结构可能会使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探讨“两职合一”在环境保护税和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表7中（1）（2）所示，可以看出在两职合一的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两职分离的企业中，其政策的冲击并没有对绿色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从效率和动机两个方面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从效率的角度分析，两职合一更能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决策效率。绿色创新就是针对市场出现的新机会做出的反应，这就要求企业在面临新的机会时能够快速做出决策。而两职合一使董事长和管理层的权力合二为一，消除了两者之间的沟通成本，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决策效率，从而抓住机会进行绿色创新。从动机的角度分析，两职合一更有动力去研发新的产品和技术。绿色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其成果展现需要较长的时间。相较于两职分离，两职合一的高管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并且在企业财务上也表现出更高的期望。所以，在“两职合一”的企业环境保护税更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2）高管背景异质性Hambrick Finkelstein（1987）提出了高阶梯队理论，认为企业中的管理层在做决策时会受到其自身经历、性格、价值观等的影响，所以本文认为企业高管的经历背景不同会使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有所不同。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探讨“高管背景”在环境保护税和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表7中（3）（4）所示，可以看出在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没有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其政策的冲击并没有对绿色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从知识外溢和心理资本两个角度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从知识外溢的角度分析，管理层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背景，我们一般认为其具有较高的知识储备量、拥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认知能力。企业中雇佣具有丰富海外经历的管理层人员，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最新的技术和理念；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绿色创新所需要的人才和资源。从心理资本的角度分析，一方面，海归人员在异国他乡学习生活时，需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使得海归高管更具有信心，当其在面临创新时，心理素质也更为沉着冷静；另一方面，海归高管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更加注重企业未来的发展，愿意接受创新和挑战。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更高，创新意愿也更为强烈。所以在“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环境保护税更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7两职合一和高管背景异质性分析VARIABLESPost*PolluteSizeRoeCap_intenLevlncomeConstant(1)两职合一Y0.603*(0.0739)0.114*(0.0203)0.0168(0.0578)0.00231(0.00210)0.00897(0.0552)0.0597*(0.0188)-3.654*(0.218)(2)两职分离Y-0.00456(0.0429)0.0893*(0.0119)0.00201(0.0567)0.000353(0.00105)-0.00396(0.0331)0.0338*(0.0109)-2.649*(0.119)(3)雇佣海归高管Y0.266*(0.0486)0.105*(0.0140)0.0180(0.0657)0.000703(0.00126)0.0415(0.0435)0.0468*(0.0130)-3.228*(0.142)(4)未雇佣海归高管Y-0.0130(0.0555)0.0710*(0.0146)0.0115(0.0472)0.000616(0.00137)-0.0386(0.0341)0.0307*(0.0131)-2.169*(0.149)绿色金融46西部金融 2023年第11期行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ObservationsR-squaredYESYES3,8970.371YESYES9,2790.342YESYES7,9650.369YESYES5,4110.312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为标准误。五、结论与启示环境保护税的开征表示我国开启了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本文以我国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环境保护税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来探究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环境保护税引发绿色创新产生的是“挤出效应”还是“杠杆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背景在环境保护税和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通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变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分析，上述结论依旧稳健。（2）机制检验发现，环境保护税促进企业创新是挤出企业其他创新项目的结果，而非“杠杆效应”。即当企业面临高的排污成本和强制性较强的环境保护税时，由于资源约束，只能在短时间内通过对既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来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3）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企业所属地区和高管团队两方面存在着差异。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两职合一”“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上述的研究结论对环境保护税体系改革对绿色创新有着实践性的政策启示：第一，坚持新的发展理念，推行环境保护税的实施。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绿色税收政策，理应大力支持，充分发挥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转型的作用；第二，加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力度，在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以缓解企业资源约束，从而减少绿色创新对企业其他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第三，在实施环境保护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为企业提供不同的政策支持，不断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减少企业对高创新成本的顾虑。参考文献 1 HASHMI R,ALAM K.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innovation,CO2 emissions,population,and economic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A panel investigationJ/OL.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