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农民问题.docx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农民问题内容提要：中国的三农问题引起了与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农业补贴、减少税费等措施提高农民收入。但是与1980年戴中国农村不同，中国农民已经处于全球化的影响之下。本文通过三个方面，即农民就业、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业生产，来展示全球化对中国农民的影响。通过这个分析，本文试图说明，必须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民问题。关 键 词：农民 全球化 生产组织 三农引言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各方面的关注。许多研究者都将中央在2004和2005年的两个一号文件与1980年代的5个一号文件联系在一起，以此说明中央对农村的重视。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农村与2000年代初期的农村有相似之处，比如农民收入降低、粮食产量减少等等；中央在两个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政策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增加对农村的投入，明确农民的经营权利；1所取得成就也有相同之处，如通过政府的政策，农民的收入有了提高，从而增加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保持了农村稳定。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比较这些相似之处，更引人注目的是三农问题的变化。三农问题所产生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最主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市场化将农村与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30年中，在农村和农业中迅速地引入了市场机制，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农村越来越开放，他们受到外界越来越多的影响。外来的因素构成了新形势下研究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背景，中国的农村不仅仅通过市场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甚至越来越紧密地与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观察三农问题就需要引入全球化的视角。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农业生产的问题，因为国家长期执行发展重工业的政策，采取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汲取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农民普遍贫困。第二个是就业问题，由于农民被严格地限制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沉积在农村内部，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大量存在隐性失业的情况。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政府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从而使农民收入提高；另外则鼓励农民从事乡镇企业，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这样两个政策，再加上管理方式的改革，土地承包到户经营，成功地解决了1980年代初中国所遇到的农村问题。1980年代，中国农村基本是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国经济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在自力更生的政策下，中国农业基本不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中国农民的就业也只是国内的问题。此外，1980年代初起，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刚开始，经济运行中还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色彩，政策主要通过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贯彻。到2000年代初，市场在中国农村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了来自全球的影响，尽管许多农民仍然生活在偏僻的山乡。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不再是封闭的，不仅许多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民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且那些专门为国内市场生产粮食的农民也同样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当然，全球化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对农民的生产组织、农民的就业结构，甚至农民的生存环境都构成了巨大的影响。人口与收入中国农村发展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相对于人口数量的资源贫乏，特别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中国现在有约18亿亩耕地，而中国有8亿多农村人口，平均每个农村人口的土地仅有亩，也就是说仅有公顷。而且这些耕地的分布很不均匀，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很大，一些地方农民的人均土地不足半亩，而在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尽管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比较大，但是当地自然条件很差，土地瘠薄，尤其缺少灌溉用水，土地产出很低。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人多地少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早在农村改革以前，甚至清朝中期以后，人口压力就越来越严重的显现出来。在建国以前，面对人口压力，人们将土地不断细化，也就是使多数人可以依靠土地维持生活，从而减少剩余劳动力对社会的破坏。在建国以后，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封闭在农业内部，农村剩余劳动力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依靠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原则，维持农民普遍的贫困生活。在集体体制下，因为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民往往劳动不努力，剩余劳动力并没有构成一个主要的问题。进入198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被凸现出来。农村劳动力之所以过剩，不仅仅因为人口的数量，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人口出生高峰，更因为农业技术的改进。1980年代以后，农业生产结构也产生了变化，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剩余，另外一方面许多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迅速普及到农村，比如化肥迅速地取代了农家肥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农药和农用机械也在平原地区的农村迅速普及，这些都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被进一步突出出来。解决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村发展、减少贫困的关键。在过去的20多年中，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向城市和非农业的转移。从1980年代开始，一些国外的投资进入珠江三角洲，这些企业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雇佣了许多农村劳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珠江三角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首选之地。在珠江三角洲外资企业发展的同时，在长江三角洲，乃至东南沿海的其它许多地区发展了乡镇企业，农民在乡村开办了技术简单的工业，开始在农村转变职业。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被从农业内部转移出来，进入到不断扩大的第二或第三产业。1990年代后期，第二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下降。第二种方式力图在农业内部增加就业，提高收入。这就是产业结构调整。从农村改革以后，农民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所要种植的作物，一些农民开始发展经济作物，如蔬菜、水果等等。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种粮收益的下降，政府开始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种植经济作物往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也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种植经济作物需要农民增加生产投入，但是市场风险很大，有很多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过程中因为市场的原因而遭受严重损失。第三种，我们可能不能称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是仍然成为劳动力的后备力量。许多外出的农民工流动于城市之间却没有工作，一些农民留在农村，但却没有许多工作。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居民的收入也有增加，但是与这种发展态势不同的是，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就业的农民公的工资却没有增加，原因在于有着一支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压低了农民工的工资，同时也减少了产品成本。在中国的农村发展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最流行的意见是希望通过发展非农产业和迅速的城市化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也有与之相反的意见，认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很大，而城市就业是有限的，特别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不能保障为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因此，城市化和工业化尽管可以缓解农村劳动力问题，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种观点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的支持，人们最经常引用的支持论据包括美国的发展经验，也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所有国家必须遵循的道路。在过去的20年中，进入城市就业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越来越重要。政府制定政策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鼓励农民有更多的机会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尽管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决策界和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此种观点的批评也很多，虽然批评一方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与之抗衡的政策。批评者指出这个理论的两个薄弱环节，首先是城市工业对劳动力需求，也就是说中国的加工业发展有没有一个最终的限度。对于这个问题，主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认为第三产业可以大量吸纳剩余的劳动力，而持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最终是有限的，而且随着技术进步，资本和技术必然会替代劳动。第二个批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家森认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普及了教育，因此农村劳动力多数识字，这比印度是很大的优势。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很有限，不足以为城市工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但是以上的乐观主义却受到了现实的挑战。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远远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以农民非农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多是外向型企业，其产品是面对国际市场。在1980年代初，中国产品的主要竞争力来自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产品最重要的竞争手段。然而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在中国已经开始，越来越多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企业不断成长，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则在萎缩。各地政府都积极推进企业的升级换代，以保证经济增长和竞争能力。我们看到了两个现象，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中，劳动力的工资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而农民工找工作却越来越困难了。珠江三角洲是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在过去的近20年中，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当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的时候，如何能够期望企业会支付更多的工资或提供更好的福利？过去有许多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当时这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创举，认为通过农村工业化可以吸收农村的劳动力，但是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越来越少，一方面，一些乡镇企业因为技术落后，或者所依附的国营企业改变生产结构而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一些乡镇企业被转卖给私人经营，而另外一些企业则进行了大量投资，更新了技术设备，减少了劳动力需求。这些都导致了所需劳动力的减少。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存在问题，许多农民没有基本的技术知识，不能满足城市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出现了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尽管决策者希望通过培训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水平，但是培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现在不仅仅存在着如乐观主义者所称的，一些工作找不到任，另外一些人却没有工作做这样结构性的矛盾，同时更存在着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同样失业。因此悲观的论者认为，中国不可能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完全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如果单纯地强调城市化，结果可能就是将农村的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从而形成巨大的城市贫民窟，这不仅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反而可能会恶化中国的问题。在城市地区，已经开始有类似贫民窟地方的出现，这些地方往往处于城郊接合部，从农村来的人口居住在很简陋的房屋中，从事一些没有保障的工作，如收集废物，或者捡拾垃圾维持生活。看到这种情况，悲观论者强调农民的问题还需要回到农村解决，单纯的城市化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城市和工业并不能吸收所有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也不可能在城市获得足够的收入，也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认为需要通过建设中国的乡村，使城市无法吸纳的剩余劳动力在村庄中有一份体面的生活。中国农村地区的差异很大，既有沿海比较富裕的农村，也有边远地区至今仍然很贫穷落后的农村，但是他们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由于中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直接依赖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产品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影响，因此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中，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往往不取决于中国国内的市场。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会保持在一个比较底的水平上。这样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两难的命题，如果我们为了扩大就业，就要发展依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那么在扩大就业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比较低工资收入；如果我们要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或技术密集型企业，那么就会出现资本替代劳动，农民就业的数量就会相应减少。这似乎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并没有更多的选择权利。面对作为一个世界工厂的中国，西方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正在推动中国发展政策的转变，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将会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非农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将会更少。中国国内对我们过去发展的成就有一些批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批评就是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中国的收入差距被认为已经达到了危险的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曾经通过计划经济的体制，通过相对封闭的管理方式保持了国内居民收入的大体平衡。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其人口的管制开始松动，于是出现了第一次的收入分化，这次收入分化主要发生在1980年代，一些从事个体经营经营的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很快，这些率先富裕起来的人被称为“万元户”，其中包括了一些的农民。在1990年代后期，居民收入分化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由于有越来越多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其雇员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特别是吸引了许多海外留学归来的学生，这直接推动了企业的薪酬向国际水平靠近，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吸引高质量的雇员。尽管在外资企业中，本地雇员的薪酬还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水平。但是比较原来普遍较低工资水平，国外企业的收入具有很高的吸引力。一时进入外资企业成为许多人趋之若鹜的地方，进入跨国公司就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这对国内的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要想获得人才，这些企业也必须提供有竞争力的收入。这甚至也影响到了政府的公务员。于是在国际资本的推动下，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收入不断提高。我们看到，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这种联系对不同人群的作用却是不同的，与国际资本的连接推动了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工资上升，但是在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中却进一步压低了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我们看到这双重作用下，中国国内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从这个角度看，尽管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民的支持可以缓解农民收入下降的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而且收入差距也很难缩小，因为决定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是两个不同的逻辑。生产方式与农民组织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小农经济一直作为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在1950年代，中国政府积极地推动了农村集体化，从而形成了在中国延续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是将农村的土地全部收归集体，以村庄为单位建立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农民参加统一的生产劳动，收入由集体统一分配。人民公社被认为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解决了中国的农村问题1解决了农村的社会分化问题。1940年代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就迅速的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但是在经过了若干年以后发现，分得土地的农民却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一些农民具有比较好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技能，生产发展迅速，重新成为村庄种较为富裕的人，而另外一些农民因为缺少生产数据或生产技能，变得越来越贫困，甚至将刚刚分得的土地重新出卖。人民公社制度将所有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参加集体劳动，按照参加劳动时间的多少进行分配，这样就避免了村民的贫富分化。但是其结果成功地抑制了一部分农民变得富裕，但是却造成了普遍的贫困。2解决了农田分散的小农生产问题。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每一家的土地面积都比较小，而且被分散成不同的地块。在如此狭小的地块上进行耕作，只能依靠简单的工具和畜力，根本不可能实现机械化。在建国初期，政府崇尚俄国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模式，开始建立拖拉机生产厂。只有打破传统小农的格局才能发展机械化农业，换句话说，城市生产的拖拉机才能有市场。但是对于多数的农村地区来说，农业生产依然是建立在人力和畜力基础上的，所以现代化的农业并没有实现。3在扩大农场规模的情况下，农村的基础设施才能得到改善。在大部分的中国农村，农业依靠河流灌溉，但是在没有集体组织下，各个农户之间比较难于协调，特别是组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但是到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制度被认为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效率很低而被解散。在人民公社时期，被组织起来的农民缺少生产积极性，农业产出很低，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贫困，几乎有一半的农村人口无法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没有足够的粮食。19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将人民公社解散，将集体的土地承包给农户，实行家庭经营。为这种经营方式提供支持的是关于小农经济理论，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以农业生产的最佳单位是农户，而不是农户联合起来所形成的农村集体。中国农村发展的事实也支持了这样的理论，因为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在1990年年代后期，市场的压力却开始改变农村的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水平迅速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消费，更是为了市场，农业对市场形成了高度的依赖。而在进入市场以后，中国的大宗农业产品就开始面对国际市场的压力，因为中国农民采取小农的生产方式，一家一户的小农在面对市场的时候存在着几个很大的弱点首先小农的生产方式带来了较高的成本。比较起一些农业大国的机械化大农场，中国小农的生产成本很高。如同西方的大农场一样，在强大的人口压力下，中国的农业开始使用化肥代替农家肥，推广新的作物品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在农业上的投入不断增加。如果说过去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支出非常有限的话，现在就必须要在种子、化肥、农药、水电上投入，而在过去的20多年中，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几乎没几年就重复一次。从小农经济理论来说，小农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农场是不同的，因为农场可以减少劳动力使用，节约劳动成本；而小农生产的劳动力供给则是由家庭规模供给决定的，当家庭有丰富的劳动力的时候，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也就很多。而当劳动力短缺的时候，投入农业的劳动力就很少。但是当小农必须面对市场的时候，原有的规则就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的小农不仅仅要供养家庭成员，而且要必须向市场出售产品。因此，小农同样面临着节约劳动力投入，减少生产成本。近年来农民投入在农业机械和肥料的投入上不断增加，而人工的投入则在减少。面临着高投入的农业，小农的成本和风险都在增加。小农生产方式另外的一个弱点就是缺少现代市场所需要的标准化。农业越来越依赖于市场，由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因为国际上关于食品卫生标准对中国食品标准的影响，对食品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标准，特别是经济作物，这些对于小农户生产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小农户生产很难达到统一的标准。因此农业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取得远比小农更多的优势。市场消费的一个主要趋势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发展有机作物。我们知道，在绿色革命之前，小农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有机肥料，但是现在要小农来生产绿色产品却很困难，因为控制分散农户的生产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多数农户只单纯追求产量，在缺少有效监督情况下，农户会为了提高产量而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即使可能有一些农户不愿意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但是在其它农户都在大量使用农药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增加农药使用量，因为不增加就意味着自己的作物减产，甚至意味着其它地块的害虫会跑到自己的地块上来。也因为分散农户的生产很难适合现在城市市场的要求，更难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因此分散农户生产的产品总是在价格上要低一些。与其它市场一样，现在农产品市场也越来越强调人为地干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价格，比如，人们希望付出较高的价格以获得更为一致的、标准化的产品，比如希望农产品比过去更漂亮、更大，或更均匀。这些都意味着人为地干预、增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在这方面，大规模的农业公司比小农具有更多的优势，他们可以采取标准化的管理，增加资金投入，从而满足市场的要求。而小农很难做到这一切。他们在小块的土地上很难增加资金投入，也很难进行标准化的管理。甚至小农采取了标准化的管理，但是因为他们缺少一致的商标、缺少有效地宣传手段，也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在城市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小农的产品往往都通过自由市场进入城市，这些市场的经营者往往一些小商贩，缺少统一的生产标准，没有吸引人的商标，它们吸引消费者的是低廉的价格。而在日益增多的超市中，多数的农产品是海外进口或一些大农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农户联合起来，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进行生产、从而在市场上占据较大的份额，使农户获得收益。这就是近20多年来，一些学者或政府官员引导的农民合作社的道路。另外一种方式则是组建大的农业公司，有农业公司生产市场所需要的农产品。在中国，组建农民合作组织遇到了很多困难。一方面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经验给农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摆脱了人民公社以后的农民担心合作会使他们回到集体时代去。他们惧怕合作，惧怕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被一些人主宰。其次，农民之间的相互的不信任也加剧了合作的困难。但是更重要的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农民合作社成功的机会很少。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短缺经济中走了出来，农产品所遇到的问题往往不是短缺，不是供不应求，而是销售的困难，很多农副产品似乎是生产过剩了，很难卖出去。市场的变化非常大，缺少稳定性。有一段时间，某种农副产品的价格会迅速上升，而在另外一个时间段，同样的农副产品却大量积压，无法销售。这种市场的波动是农民合作组织根本无法左右的，因此我们看到，面对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农民特别需要的是市场营销组织，但是没有任何合作组织可以承担这样的责任，多数的农民合作组织只局限在技术服务和组织生产方面。农民合作组织所遭遇的困难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其次也因为他们缺少市场营销网络，缺少市场经验。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人们将希望寄托在农业企业上，希望通过扩大农场规模来增加农民的收益。自从土地承包以后，多数的农村土地都已经被承包到农户，扩大农场首先受到了土地面积的制约。政府鼓励农民将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提高农业的经营效益。因此出现了多种土地集中的形式，如鼓励农民直接将土地转移出来，也就是向“种田能手”集中，当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以后，一方面这些种田能手有了更多的土地，可以增加农业投入，从而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而其它农民也可能转移到其它的产业中；此外还出现“两田制”，也就是村庄集体保证每个农户有最基本的口粮地，而将其余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承包给一些有经营能力的农民，集体收取租金；甚至还出现了村庄集体将已经承包到农户的土地再重新租赁回来，给农户一些租金，然后将这些土地统一租赁给大户经营。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农业大户，也就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农场。但是这种模式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仅是进行农业生产的生产数据，同时也是他们的保障，他们没有稳定的非农就业，没有社会保障，他们能够依靠的就是那样一块土地，因此农民将其土地转移出来的困难非常大，许多农民不愿意将其土地转移给其它人；此外，这些种植大户也同样无法面对巨大的市场风险，所以经营起来也同样困难重重。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推进“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他们希望发展出一些较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农产品加工，实现稳定的市场需求。因为农产品经过加工，可以增加其价值，同时也更容易储存，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风险。这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农户为生产基地，与农户签订生产合同，农户提供符合公司标准的农副产品，公司进行统一收购。这样不仅保障了农户的利益，也保障了公司的利益。这种方式被认为是现代农业，各个地方都在积极推进。但在实践中，公司+农户，或者被称为“农业产业化”的模式推进得很缓慢，因为一个成熟公司的形成并不容易，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成功的典型，但是他们所能覆盖的区域和农副产品的范围都还比较小，一些农业企业还要依赖国际市场。但是农业公司的形成正在对中国农业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在中国农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模式，农业公司在全国选择适宜的土地和农户，发展单一的产业，这些作物主要集中在经济作物，农户对公司形成了强烈的依赖。但是公司与他们所签订的合同却是有期限的，公司所承担的风险也只是在合同期内，对农户来说，即使称为公司的生产农户，也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有稳定的未来。但是对于其它大多数农户来说，他们还是小农生产，无法进入公司的生产链条中，公司的发展不仅仅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压缩了他们的市场空间。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现在被控制在一些龙头企业手中，农民要想增加收入，就必须进入这个企业体系。全球化的力量还远远不足以消灭中国的小农经济，但是他们正在造成中国农村的分裂，一方面是从属于农业公司的农户，在获得公司保障的同时也必须使自己的生产符合公司的要求，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数量众多的小农，他们还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耕作，寻找市场可以接受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几乎每年都在发生变化。市场的变动中国进入了WTO，这也意味着中国农业的市场更加开放。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评价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而是希望说明，中国的农业已经越来越紧密地与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近20年中，增加农民收入一直被作为农村发展的一个主题，这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变化。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越来越紧密地与货币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产品也就必然越来越紧密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但是市场不仅仅帮助农民将其产品转化为现金，更给农民的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在过去的20年中，市场的变化非常迅速，完全在农民所能掌控的范围之外。首先，一些农产品的市场呈现出周期性发展的特征。农民在生产中缺少做出种植计划的必要信息，多数农民的种植计划只是来自于从周边邻里所得到的信息，当一种产品市场销售表现好的时候，许多农民便跟着种植，结果就是产量被大幅度扩大，从而造成销售的困难，许多农民不得不停止种植，于是出现短缺，导致价格上升，从此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另外一些农产品则受到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出现价格波动。比如天气的变化对一些水果和蔬菜市场的影响就非常大。近年来，许多地方推进产业化发展，希望通过发展具有区域特色，扩大市场的占有，从而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但是这样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市场的风险进一步放大，形成区域特色也就是形成专业分工，一旦市场上出现价格波动，其影响就很大。西部地区的许多农作物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论出蔬菜或是水果。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仅仅是国内市场的问题，国际市场将更大的不确定性赋予了中国农民。我们这里用两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来说明全球化对中国的大农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广西省是一个极为贫困的省份，有贫穷人口一千八百万。过去十多年，农民找到一条脱贫的出路种植甘蔗，制造白糖。自1990 年以来，农民种蔗收入年均增长14%，有39 县、1,100 万人因种甘蔗而脱贫。可是，中国入世之后，需要开放糖市场，中国糖业要面对不公平的世界市场的竞争，农民卖蔗收益连年下降，因种蔗而脱贫的机会大大减少。相反，在欧盟，生产甜菜糖的商人和农民，在极高成本下生产甜菜糖，却因欧盟高度保护的政策下，生产远超于当地能食用的糖量，并把剩余的糖倾销到外国市场，造成不公平的竞争。在这里我们看到，广西种植甘蔗农民的收入减少不是因为国内的因素，而是因为距离他们很远的欧盟政策。同样，内蒙古的羊毛和羊绒也受到遥远澳大利亚的影响。国际羊毛市场对中国畜牧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牲畜的品种，为了能够满足国际对羊毛的等级，中国的牧民不得不更换原来养的品种，用引进的澳大利亚羊代替当地原有品种的羊。在内蒙古，新的羊种不断被引进，以求生产出更高质量的羊毛。而这些羊毛的质量是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来制定的，为了满足这些标准，牧民只有更换原有品种的羊。国际通用标准的制定不仅是牧民的例受到损失，许多小企业因为达不到标准，也只有依附于大企业，比如原来一些可以出口羊绒的小企业，因为无法达到SA8000标准，最后只能成为大企业的加工车间。在这种情况下，牧民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由于羊毛关税的取消，国外的羊毛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牧民的羊毛价格大幅度下降，牧民的收入严重下降。据测算，由于澳大利亚羊毛的进入，仅内蒙古牧民人减少收入70多元。对于农民来说，市场完全是在他们控制范围之外的，他们几乎无法影响市场，而只能听任市场的摆布。中国市场的开放无疑增加了农民的风险，使他们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扩大。我们看到，中国农民，不管他们是否理解，或者是否情愿，他们都被卷进了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农村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当中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但是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注释：11980年代初期是通过包产到户来确定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到2000年前后，则通过确立30年承包权来问定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1978年到1997年之间，全国人口的出生率都在16%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10%。农村人口的出生率要比平均数量更高一些。与此同时，一些需要更多劳动力的技术也被推广，如地膜覆盖、温室大棚等技术。但是总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劳动力的投入在减少，特别是种植粮食作物，生产时间减少了许多。包括许多国际学者都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速度往往超越人们的预期。着名的研究日本问题专家Dore就曾经说过，日本的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在他开始研究日本问题时候也不认为日本能够实现工业化，但是日本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也不例外，也同样会达到同样的结果。乐观主义者认为加强基础教育和培训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悲观主义者则认为这个鸿沟难于跨越。尽管一些学者强调非正式就业的重要性，许多农民工在城市从事非正式的工作，如捡拾废品，但是一方面大量农民工在争夺这些有限的非正式就业渠道；另外政府的城市政策也在缩小他们的生存空间，比如经过城市改造，原来那些依靠非正式的就业的农村人口甚至失去他们廉价的居住场所。对此也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推动人民公社是因为政府可以更容易地从农村征收粮食，从而推动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贫困和严重的粮食短缺是因为国家征收了过多的粮食。也有的学者强调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行农户经营以后，农村经济发展的确比过去更快。这种的看法是，家庭经营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共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提高。参见乐施会报告：苦涩的糖中国糖业面临的不公平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