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IC模型视角下农村“厕...于江西省X市G区的实证分析_陈沛羽.pdf

村委主任 2022 年 12 期厕所是衡量文明的标尺，也是国家发展的注脚。农村改厕与广大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既是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和谐宜居乡村的民生工程，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并将其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当头炮”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来推进落实1。由此看来，“厕所革命”承载的意义远比人们想象中宽广。1文献回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厕所革命”，不仅遵循了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更践行了我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核心理念。我国农村改厕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近七成2。然而，农村“厕所革命”在全方位提升农村群众幸福感的同时，也暴露出来了诸如村民主体性缺失、治理碎片化、重建设轻管护等突出问题，亟需社会多方力量合作才能得以解决，因此，政府迫切需要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导向，采用多方协同治理的模式来消解治理碎片化等问题。刘宝林（2019）3指出，解决农村厕所问题，应构建“一主多元”治理格局，集村民、村集体、市场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从而实现“善治”。姜胜辉（2019）4针对当前农村治理模式主体单一化、治理方式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粗放化的问题，提出政府应主动消除其控制模式转向合作治理。Shaomin Guo,Xiaoqin Zhou,Prithvi Simha 等人（2021）5提出在中国农村改厕过程中，村民对待粪便施肥的态度会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带来影响。Shikun Cheng,Zifu Li,Heinz-Peter Mang等学者（2018）6通过调查中国农村改厕情况，认为政策支持不充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群众认知薄弱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部门的统筹调配、技术实施的考量、群众接受度都是推行农村改厕需要考量的范围。纵观学者们的研究，农村改厕治理的问题和对策层面均蕴藏着协同治理的重要内容。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多方协同治理能否提高农村“厕所革命”治理效果？文章在大量文献研究基础上，并结合自身调查实践将 SFIC模型进行优化调整，构建了 SFIC 综合模型并将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随之提出了在农村“厕所革命”中协同治理与治理效果关系机理的五个假说，有针对性地设计调查问卷并将江西省 X 市 G 区实地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后验证假设是否成立，用实证数据回答农村“厕所革命”的协同治理能否提升治理效果，最后，从 SFIC 综合模型五个层面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2研究设计2.1模型选取与综合模型的构建选取 SFIC模型作为文章的基础理论模型。SFIC模SFIC 模型视角下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研究基于江西省 X 市 G 区的实证分析陈沛羽（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重庆 401331）摘要：为了探究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与治理效果之间存在的关系机理，文章基于 SFIC模型并结合我国农村改厕现状构建了综合模型，运用江西省 X市 G区农村改厕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机理，最后确定农村改厕中的协同治理对其治理效果是否有正向促进作用。结果表明：依据SFIC综合模型所提出的五个假说均得到验证，优良的起始条件、有力的催化领导、合理的制度设计、充分的监督评估、流畅的协同过程均是对农村“厕所革命”治理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重要因素。其中，协同过程在起始条件、催化领导、监督评估与治理效果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制度设计与治理效果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结论，笔者提出应采取协同治理这一新的治理模式破解农村改厕困境，并通过 SFIC综合模型五个层面构建促进农村“厕所革命”治理效果的优化对策。关键词：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治理效果；SFIC综合模型文章编号：1674-7437（2022）12-0020-06中国图书分类号:F323.22；D 630文章标识码：A基金项目：重庆科技学院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基于 SFIC模型的农村 厕所革命 协同治理研究”（Y K JCX 2121001）；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农村 厕所革命 的社会困境及治理策略研究”（20X SH 023）。作者简介：陈沛羽（1996-），女,汉族，江西上饶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风险管理。020型是 Ancell 和 Gash 两位学者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的，对于解决协同治理问题具有良好普适性的协同治理模型7。SFIC模型由 S起始条件（StartingConditions）、F 催 化 领 导(Facilitative Leadership)、I 制 度 设 计(Institutional Design)、C 协同过程(Collaborative Process)四个自变量与治理效果这一因变量组成，每个变量中又包含了更为细粒度的变量。虽然 SFIC模型对于解决协同治理问题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解决中国农村改厕问题时需纳入更多本土化的考量，因此，笔者将进行相应的调整与优化：其一，增加监督评估这一新变量。对协同过程的有效监督与反馈，与针对阶段性成果的规范评估及相应奖惩措施，在保障协同过程有序进行、维系最终协同治理效果等方面意义重大。但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我国农村改厕中部分地区缺乏对治理过程中监督和评估环节的考量，而农村改厕涉及到的建设项目众多，若不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将严重影响最终治理效果。其二，在推进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本土化的“协同治理”过程中离不开党政力量的介入，因此，需强调党委及政府在治理的的催化领导角色。基于此，文章在 Ancell 和 Gash 两位学者所构建的 SFIC模型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改厕现状加入监督评估这一新变量以及强化党委与政府的催化领导角色，经调整形成综合模型框架（见图 1）。2.2研究假说为了验证协同治理能否提升农村改厕治理效果，文章依据 SFIC 综合模型的五个维度提出以下五个假说（见表 1）。2.3研究方法与问卷指标体系文章从 SFIC综合模型的六个维度设计调查问卷，并运用从江西省 X 市 G 区收集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 SPSS 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机理。问卷的一级指标包括六个潜变量，而后依次细分二级指标，问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2.4样本数据来源笔者通过网上问卷与实地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在江西省 X 市 G 区多个地区进行调查，调研对象主要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农村居民、农村基层组织成员（主要为村“两委”）、企业员工（施工项目承包方），共发放问卷 360 份，回收问卷 336 份，有效率为 93%。从调研对象的性别分布来看，女性占比 39.88%，男性占比 60.12%；从年龄分布来看，31-50 岁的青壮年居多，占比69.05%；除此以外，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大多集中在大专、高中水平，占比 61.02%，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受访者对问卷问题具备一定程度的理解能力，能够给予有效的反馈（见表 3）。3实证分析3.1研究变量设置及分析模型建构3.1.1 研究变量设置文章将 SPSS19.0 作为统计分析软件，问卷的核心问题运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进行赋值，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本研究共有 6 个潜变量，其中治理效果为因变量，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监督评估作为自变量，协同过程作为中介变量。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受访者身序号 假说 H1 起始条件资源权力越对等,越有利于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工作 H2 催化领导政府引导越有力,越有利于提升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效能 H3 制度设计制度设计越合理,越有利于把握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方向 H4 监督评估监督评估越充分,越有利于完善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效果 H5 协同过程协同过程越流畅,越有利于推动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落实 图 1 基于我国农村改厕现状调整优化的 SFIC 综合模型框架表 1 研究的五个假说制作设计-参与的开放性-清晰的基本规则-过程的透明性起始条件权利/资源/信息不对称协同动机合作/冲突史（最初信任水平）协同过程建立信任面对面对话-基于诚信的沟通影响方向阶段性成果-小的成果-战略规划-共同对事实进行调查催化领导（强化党委、政府的催化领导角色）-强有力的领导-明晰权责-相应授权-维护协同秩序达成共识-清晰的目标-对问题的统一定义-对共同价值的确认监督评估-对过程的有效监督与反馈-规范评估标准与奖惩措施过程投入-对相互依赖的共识-对过程的共同控制-对共同利益追求的开放性治理效果治村方略021村委主任 2022 年 12 期表 3 受访者基本情况SFIC 综合模型变量 编号 各变量细粒度指标 起始条件(Q S)QS1 资源、权力、信息对称性 QS2 合作动机 QS3 合作与冲突史 催化领导(CH)CH 1 强有力的领导 CH 2 明晰权责 CH 3 相应授权 CH 4 维护协同秩序 制度设计(ZD)ZD 1 参与的开放性 ZD 2 保障群众知情权与决策权 ZD 3 政策的合理性及有效性 ZD 4 公开透明性 监督评估(JP)JP1 有效监督 JP2 规范评估 JP3 信息反馈渠道 协同过程(X T)X T1 诚信沟通 X T2 共同控制权 X T3 利益协调 X T4 基于共识的战略规划 X T5 阶段性成果 治理效果(ZG)ZG 1 当前治理效果评价 ZG 2 未来治理效果预期 ZG 3 继续参与治理意愿 表 2 问卷指标体系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02 60.12%女 134 39.88%年龄 20 岁以下 5 1.49%21-30岁 89 26.49%31-40岁 152 45.24%41-50岁 80 23.81%51岁及以上 10 2.98%受教育程度 初中 30 8.93%高中 90 26.79%大专 115 34.23%本科 83 24.70%硕士及以上 18 5.36%022份作为控制变量，依次建构模型一到模型六，从而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3.1.2 分析模型构建将协同过程作为被解释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受访者身份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1；将协同过程作为被解释变量，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监督评估作为解释变量，再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建立模型 2；将治理效果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3；将治理效果作为被解释变量，起始条件等四个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再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建立模型 4；将治理效果作为被解释变量，协同过程作为解释变量，再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建立模型 5；将治理效果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起始条件等四个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协同过程一同作为解释变量，再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从而检验中介效应，建立模型 6。各回归模型公式如下：XT=+1Sex+2Age+3Edu-level+4Identity+（1）XT=+1QS+2CH+3ZD+4JP+jj+（2）ZG=+1Sex+2Age+3Edu-level+4Identity+（3）ZG=+1QS+2CH+3ZD+4JP+jj+（4）ZG=+1XT+jj+（5）ZG=+1QS+2CH+3ZD+4JP+5XT+jj+（6）其中：为常数项；为回归系数；j表示第 j个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3.2信效度分析3.2.1 信度分析本研究共有六个潜变量，笔者逐一对每个变量进行信度分析，其中起始条件等六变量的 Cronbach s 系数分别为 0.894、0.921、0.912、0.865、0.855 和 0.924，均大于 0.7 的判定标准，证明问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3.2.2 效度分析根据 Podsakoff 等学者的建议8，笔者通过 Mplus7.0 软件对样本进行结构效度检验，来验证各变量之间的独立性。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可知，六因子模型中 2/df=2.818，小于 3 以下判定标准，RMSEA 为0.065，小于 0.08；SRMR 为 0.049，小于 0.05；CFI 为0.903，TLI 为 0.901，二者均达到 0.9 以上。以上各拟合指标均满足一般研究标准，证明模型的配适度较好。3.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笔者按照问卷数据划分的维度取得各维度的平均值，作为潜变量分值，从而展开相应统计分析。文章以模型 14 进行回归预测（见表 4）。模型 1 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协同过程有显著正向影响（B=0.127，P0.01；B=0.255，P0.01）；模型 2 结果显示，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监督评估四个自变量对协同过程有显著正向影响（B=0.188，B=0.280，B=0.235，B=0.237；P0.05）；模型 3 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协同治理效果同样有显著正向影响（B=0.118，P0.01；B=0.296，P0.001）；模型 4 结果显示，起始条件等四个自变量对协同治理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nj=1nj=1nj=1nj=1 协同过程 治理效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3 模型4 性别 0.127*0.024 0.118*-0.003 年龄 0.062 0.042 0.005-0.012 受教育程度 0.255*-0.056 0.296*0.079*受访者身份 0.131 0.068*0.139 0.056*起始条件 0.188*0.193*催化领导 0.280*0.198*制度设计 0.235*0.448*监督评估 0.237*0.106*F 18.535*64.473*27.290*71.111*R?0.183 0.612 0.248 0.635 Adj ust ed R?0.173 0.603 0.239 0.626 注释:1.模型1、2的被解释变量为协同过程,模型3、4 的被解释变量为治理效果。2.*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 p0.05 表 4 起始条件等四自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协同过程、治理效果）治村方略023村委主任 2022 年 12 期（B=0.193，B=0.198，B=0.448，B=0.106；P0.05），同时也验证前文的假说 H1-H4 成立。3.4中介检验文章采用 Baron 和 Kenny 所提出的逐步分析法9来对协同过程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由前文可知，笔者已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完成了自变量对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只需再探究中介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作用（见表 5）。首先，在模型 3 基础上，将协同过程作为解释变量置于回归方程中构建模型 5，结果显示：排除控制变量的干扰，协同过程与治理效果呈显著正相关（B=0.740，P0.001），同样也可验证前文的假设 H5 成立；其次，在模型 4 基础上，笔者将中介变量协同过程置于模型6 中，结果显示：协同过程与治理效果呈显著正相关（B=0.430，P0.05），这表明协同过程在以上三个自变量与治理效果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制度设计与治理效果呈显著正相关（B=0.347，P0.001），这表明协同过程在制度设计与治理效果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4结论与优化对策4.1结论通过以上验证，文章的五个假说（H1-H5）均成立，这表明协同治理对于农村“厕所革命”治理效果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也验证了协同过程的相应中介效应。4.2优化对策文章以 SFIC综合模型为理论框架，从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监督评估、协同过程五个层面提出促进农村改厕治理效果的政策建议。第一，起始条件应对等。一是要强化各方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解，将“两山”理论、生态文明观等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到治理过程始终。二是应加大政策解释力度，信息的不对称会影响参与方参与治理的动机。三是要落实区包乡镇、乡镇包村、村包组、组包人的分片包干责任制，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形成基层党组织引领、党员带头宣传并普及政策，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宣传的良好局面。第二，政府引导应有力。在政府内部，政府要通过对治理要素与信息的重组突破条块分割与层级鸿沟；在乡村场域，政府应以村“两委”干部为桥梁充分引导村民自治，实现农户在改厕过程中的主客体步调一致；在社会力量方面，政府在改厕项目建设、后期管理维护与粪污防治等多环节都需引入市场机制。第三，制度设计应合理。一是要调动村民的主体性，广纳群众意见，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从而建设出能适应当地生产生活、满足村民需求的厕所。二是要建立数字化管护制度，应在区、乡、村三级逐级建立农村改厕台账、问题户厕台账、整改台账管理制度，详细记录改厕户主类型、厕所类型、化粪池结构、资金来源、改厕时间、改厕前中后过程管控照片等信息。三是政府可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一个多方共治的信息交流合作平台，群众可在此平台发表意见，改厕农户还可实现线上 协同过程 治理效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 0.127*0.024 0.118*-0.003 0.023-0.013 年龄 0.062 0.042 0.005-0.012-0.053-0.030 受教育程度 0.255*-0.056 0.296*0.079*0.157*0.103*受访者身份 0.131 0.068*0.139 0.056*0.015 0.027 起始条件 0.188*0.193*0.112 催化领导 0.280*0.198*0.078 制度设计 0.235*0.448*0.347*监督评估 0.237*0.106*0.004 协同过程 0.740*0.430*F 18.535*64.473*27.290*71.111*65.737*67.566*R?0.183 0.612 0.248 0.635 0.499 0.651 A dj ust ed R?0.173 0.603 0.239 0.626 0.491 0.641 注释:1.模型 1、2 的被解释变量为协同过程,模型 3、4、5、6 的被解释变量为治理效果。2.*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 表 5 协同过程的中介作用检验0242央广网.人民日报新论：“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EB/OL.(2021-01-20)2021-01-20.https:/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EB/OL.(2019-06-23)2019-06-23.http:/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001).6光明网.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EB/OL.(2022-06-08)2022-06-08.https:/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7-15)2021-07-15.https:/ 68%EB/OL.(2021-04-08)2021-04-08.http:/ Guo,Xiaoqin Zhou,Prithvi Simha,Luis Fernando Perez Mercado,Yaping Lv,Zifu Li.Poor awareness and attitudes to sanita-tion servicing can impede Chinas Rural Toilet Revolution:Evidence from Western China 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Vol-ume 794,10 November 2021,148660.6S Cheng，Z Li，SMN Uddin，HP Mang，L Zhang.Toilet revolution in China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8,21(06):347-356.7Ansell C，Gash A.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J Publ Adm Res Theor，2008，18(04):543-571.8Podsakoff P M，Mackenzie S B，Lee J Y.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3，88(05):879-903.9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5):731-745.的后期管护报修，同时，社会环保组织可在此平台共享发布改厕技术、环保知识，助推改厕工作的高质量推进。第四，监督评估应充分。政府需强化对农村改厕项目的督促检查，实行月评比、季督察、年考核以及末位管理制度，采取督察人员负责制。同时，政府需完善多元主体的监督机制，形成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并行的横纵双维度监督。第五，协同过程应流畅。首先，建立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以村“两委”为主导吸纳乡贤理事会、妇联、环保组织等共建利益协商平台；其次，加强统一规划部署，地方政府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分级成立领导小组或工作专班，明晰农村改厕方案、任务清单、改厕奖补、改厕建设范围与方式等。（上接第 20 页）治村方略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