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_张利国.pdf

收稿日期:20220810基金项目:202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学视域下学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21BMZ058)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张利国(1976)，男，河北张北人，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于海波(1997)，男，辽宁朝阳人，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22 年第 6 期(总第 191 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张利国，于海波(大连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0)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既有研究某种程度上忽视“人”的存在，往往存在着“人学的空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人的意识，根本上要回归作为意识主体的“现实的人”本身。马克思主义人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要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原点，立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理论、人的交往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重新审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实现机制和价值向度，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之维和实践之道。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学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922(2022)06-0001-1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核心话语，推进国民一体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当前，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密切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出多学科协力、多视角切入、纵横交错、宏微结合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气象。其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范畴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范式。一是解构式研究。即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拆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对术语的分别解析组合生成整体性的理解。二是预设式研究。即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既定的、先在的概念加以使用，并尝试从历史记忆、国家建构、政治整合、社会融入等方面加以铸牢。两种范式由于偏重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实在”的阐释，有意无意忽略了对“意识”本身的人的理解，某种程度导致了研究的“人学空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始终是主体”1 310，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主张“人”与“物”的辩证统一。因此，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根结底要回到作为意识主体的人本身。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四个与共”首次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做出阐释，不仅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共同体理念所具有的“意识”主观性特征，也反映出形塑这种共同体理念所依赖的“客观实在性”(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共同性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体现了主客观的内在统一。基于此，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立场出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实现机制、价值向度展开研究，以期进一步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认知。一、“现实的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原点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条件，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要以人为第一始点展开，“全部人1DOI:10.16415/ki.23-1021/c.2022.06.001类历 史 的 第 一 个 前 提 是 有 生 命 的 个 体 的 存在。”2 14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个体应然状态下的一种集体意识和共同体理念，人的问题构成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的逻辑原点。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理想人”的假设，也不同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和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绝对的、静止的、抽象的本质主义人性观，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和逻辑始点，以此展开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及其人的实践活动等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开始要谈的是一些现实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 151因而现实的人就是人类社会中一切有生命的个体，是客观实在的，又因从事各种具体实践活动而彼此联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在历史中行动着的人。首先，“现实的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的类生命，人“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 153除人基于生物性因素与自然先天联系，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都因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建立彼此关系，其中，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决定人的本质生成与发展的根本关系。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139这种社会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经历了前资本主义时期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资本主义时期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时期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演进嬗变。从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样态看，其主要表现为个人与他者(包括他人、社会、民族、国家、世界)建立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形态，以及在这些关系结构中所呈现出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状态。在关系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作为“现实的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建立的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并非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也有别于西方社会以契约精神和宗教文化为纽带的原子式、松散式的关系结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3 这一理念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提供了思想基石，为促进民族交往交融凝聚了价值共识，内嵌着面向国家的社会归属感、走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更是中华民族延绵不衰、接续发展的源源动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涵义相通且更具亲和力和可感受性的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独特的叙事表达。它从“中国人”这一“现实的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出发，以“家”作为总体性和“根基性的隐喻”(root metaphor)4，藉由中国人“家国一体”的意识观、“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以及“家国同构”的治理观，并借助“大家庭”这一政治隐喻予以表达。这种关系结构蕴含着集历时与共时、情感与理性、个体与集体内在统一的“家”文化，以及由此生发的“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化不可断”的团结基因，高度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情感认知特点，极具温度感和感染力。“大家庭”模式也成为我们党解决本国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治理实践。通过“大家庭”“一家人”“一家亲”“好日子”等极具亲和力、感染力和包容性的话语表达，“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筑中国梦”“共享幸福和荣光”等极具内聚力和感召力的愿景擎画，以及西部大开发、东西部协作、兴边富民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行动实践，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激活作为“家人”的身份感，作为“家庭成员”的依存感以及同属一个“大家庭”的归属感，使得“中华民族大家庭”不仅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团结统一的政治宣示和符号表达，也成为新时代构筑“家 共同体接续机制”、引导国民“全民一体的认知趋向”5，以及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治理路径和情感纽带。其次，“现实的人”是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中的人。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现实的人”就是实践性、历史性与生成性的整体存在。6 一方面，作为实践主体的“现实的人”面对具体的、变动不居的客观世界，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不断地完成着对自身的改造，推动了人由自在到自觉的不断超越，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人的实践不是随心所欲的，任何人的实2践活动都会受到所处的客观外部世界及主体自身能力状况的制约，这使得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的思想意识通常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条件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进程中萌生、成长，在走向自强自为的接续奋斗中，不断强化和升华。“从诸华、诸夏到华夏，从华夏到中华，从中华到中华民族，贯穿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7 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各民族交融互动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有碰撞冲突甚至战争，但来源于地理分布上的交错杂居、经济、文化、情感等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相互亲近似涓涓细流不断汇入并滋养着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隐而不彰、自在生长却厚重悠长、绵延不衰。然而，深受“天下思想”的影响，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中长期缺乏清晰的疆域和边界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宏大而又模糊的空间指称。元、明、清三代虽在技术上开启了中华版图等具有边界意识的政治尝试，以 尼布楚条约 等为代表的国际条约也彰显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主权和领土概念，但直到近代，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传入，特别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中断了中华民族自然生长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动员和人心凝聚的代表符号才得以广泛传播，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成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并增加了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等具有普遍共识性的国家立场。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中增加了党作为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象征、政治上一律平等作为身份意义的共同体理念。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等百年艰辛历程，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大团结，完成了由自在、自觉迈向自强的新跨越。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泛起，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国家建设提出了全面挑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集体觉醒走向共同铸牢，打造一个人心归聚、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最大实际。这既需要遵循民族工作发展实践的客观规律，又需要充分发挥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二、人的需要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8，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推动人全面发展的内在前提，是促进“自然共同体”向“虚幻共同体”最终向“真正共同体”转换的动力要素。首先，人的需要是人进行活动的原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9 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催生出新的需要，同时社会生产实践决定着人的需要的对象和范围、广度和深度。马克思将人作为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体整合于社会共同体之中，提出人的需要“三阶梯”理论，即以生存和繁衍为基础的人的依赖性需要、以物的占有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需要，以及以回复自然回应社会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人的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其次，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是处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动态发展过程，“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变动性。”10 当某一层次的需要占据主导，其他层次的需要则会潜隐于整个需要体系的内部，一旦人的需要发展到某一个阶段，这种潜在的需要就会呈露出来。恩格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把人的需要划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利益作为与人的社会存在直接关联的社会现象，与人的需要密切相关，“利益实质上是需要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形态”11，需要和利益共同构成推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动力基础。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立场，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增权赋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利益与需要，以此不断深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基础”的“社会秩序”12 的高度认同，以及对民族复兴“几代中国人夙愿”13 的集体行动的意向。其一，政治上赋“权”，满足各族人民共享政治资源、共同当家作主的民主之需。“平等作为3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14 中国共产党克服传统社会以阶级对立和族裔区隔为基础的民族问题治理缺陷，将民族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提出“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少数民族“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15 的主张。通过践行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则，使少数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真正平等。为了保障各族人民利益和需要的充分表达与实现，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民主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基础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最大程度地将“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16 纳入到各项法规制度体系框架下，保证各族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共同当家做主。以 1936 年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为标志，开启了各民族共同参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尝试。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逐步形成了集合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民族政策、基本法律法规“三位一体”的民族工作体系，成为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源头和根本。党把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计的初衷，明确了统一与自治、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既保证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又兼顾了民族区域利益，彰显了民族事务治理的“中国经验”。以西藏为例，自 1965 年自治区成立以来，先后出台152 部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7，依法保障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提升了西藏各族人民对身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身份认同。其二，经济上赋“利”，满足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共享”之需。按照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需要是能生产出来的，生产本身就是创造需要的过程，推动人们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就是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对待发展问题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18 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几代领导集体接续奋斗，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同志深刻诠释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由人民评判”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依循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深刻洞察社会生产与人民需要之间基本矛盾的迭变，做出了由“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19 的递进式转换。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等一系列战略与政策的“组合拳”，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主体的积极性，努力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确保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一个也不能少”“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据统计，仅 2014 年至 2019 年 6 年间，中央财政对新疆合计支持 2 万多亿元，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9 1%。20 诗经 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美好愿景在逐步变为现实，中国各族人民走出了束缚几千年的贫困史，实现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层次上的“人的解放”。尤为重要的是，有别于西方以个人私利追求公共福祉的价值理念，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核心建基于“集体公益本位”的共同富裕和成果共享，贯通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思想。尝试通过多层次需要的满足促进各族人民情感心理的互通共融，深刻揭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关系状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心基础。其三，精神上赋“能”，满足各族人民精神世界充盈的成长之需。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各族人民而言，无论是个体身份的确证，还是族裔群体身份的表达，抑或是国家国民身份的归聚，都需要精神层面的寄托和归宿，以提供个体生存和集体发展的价值和力量。若没有这种精神的指引，就“等于在危险的航行中放弃了罗盘”21，迷失了共同体发展的集体方向。中国共产党对各族人民共有精神的“赋能”，既来自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断满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的需要所带来的共同体归属感、认同感，更离不开党在教育与文化建设等方面积极的建构努力。一方面，教育作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2，大力加快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相继召开了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各个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方4针政策。通过建立和发展各类民族学校，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 99 5%。23 通过设立内地新疆班、西藏班(校)，实施少数民族骨干人才培养计划、改革双语教学、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政策，大力发展民族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系，使民族地区学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使“看得见的教育”转变为真正“感受得到的社会公平”。另一方面，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在意识深处由小到大的修齐治平意识、由内而外的差序格局思维”24，蕴含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共同的文化纽带，以及共善的价值理念，成为维系共同体存续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德沃金(onald Dworkin)曾说，真正的共同体，有赖于价值信念的支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感受到彼此的命运强有力的联结在一起。25 通过确立以“四个共同”为主要内核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重塑中华民族整体性、共同性历史的知识生产、话语传播和历史叙事，以此唤醒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通过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创造精神等精神谱系的宣传教育，以此凝结各族人民的价值共识和行动共识。通过强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一体的中华文化建设，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因应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时代之需，提出了加强现代文明教育，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工程等，使各族人民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具备现代公民素养和文明意识，从而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三、马克思人的交往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机制人是社会存在物，人际间的交往互动是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前提。“社会 不管形式如何 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26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和生产不仅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共同体群体结构的必要条件。首先，基于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质交往构成人类社会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基本前提，任何一个共同体所包含的统一的语言、行为规范、制度约束等都是人们长期交往、互相协调的结果。同时，在物质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也在不断进行着思想、文化、情感，以及心理方面的精神交往活动。这一过程尽管有差异、碰撞与冲突，但在离合转换、来往互动中，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价值和归属方面的共同性因子不断积累生长，逐步内化为维系共同体群体结构的牢固基础。作为各民族间互动交流的社会交往形式之一，民族交往以物质交往活动为基础，通过交往实践，“塑造出稳固的文化形态，滋养了具有通约性的认同意识，产生了具有鲜明归属的共同体意识。”27 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分析了民族交往发展的历史趋势，强调随着交往空间扩大，交往频率增多，“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互动的产物。自先秦以降至明清，各民族间通过政治上的羁縻怀柔、经济上的商贸往来、地理上的迁徙流动，生活中的通婚嫁娶，乃至军事上的冲突战争等主动或被动的交往互动，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并随着各民族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在中华民族自觉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不断巩固，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基质结构中最核心的要素 共同性和整体性。尽管有民族分合、政权更迭、领土盈缩之变，但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格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救亡图存的共同历史命运29 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精神纽带和基因密码。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互通有无、融通互鉴，在器物、制度、文化等历史遗迹、典章古籍中，都可以清晰看到中华文明背后潜藏的交融互鉴、彼此吸收的共同性特质。比如，维吾尔族刺绣上的梅兰竹菊花样、斗拱式建筑与瓷器钱币等无一不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融一体的历史再现;“胡服汉射”、北孝文帝汉化改革成为“胡”“汉”吸收转化的最好例证。费孝通先生把这种交往互动的关系称之为“分”与“合”的5关系，但更多体现为一种“合之又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磨合”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30 尤为重要的是，建基于长期交往互动培育生成的共同性基础，以及非华夏政权为谋求政治上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所采取的主动“中国化”“华夏化”的“求同性”行为，客观上促进了“华夏同祖”“华夷一家”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在“中华”一词生成后，便成为了超越各王朝的贯通性名号，不仅表现为“五方之民”对正统中原王朝的认同，还代表着超越具体朝代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并逐渐演变成称谓中国的一个持久性习惯。后世的辽、金政权都直接自称为“中国”。13 世纪的元朝不仅对内对外自称 中国，同时强调“中国”一词的正统性和唯一性。31 清朝钦定大清会典 中明确规定对外自称“中国”，也可见于美国传教士倪维思 中国与中国人 一书，清楚地记录着中国人以“中国”作为自己的国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这是中西方地位极端不对称的“另类交往”，这种交往更多的是以中国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来呈现。经历民族屈辱的对撞冲击以及社会精英持续的组织动员和宣传发动，中华民族成为政治动员、凝聚人心的代表符号，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化不可断的共同体意识得以激发和张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走向自觉。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是各民族主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在“被动交往”中不屈不挠、团结一致、英勇抗争的历史，为锻造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土壤。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使各族人民获得了共同的国民身份，也为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和民族关系重塑奠定了集体建设的基础。为改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落后的生存面貌，中国共产党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设立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以及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国家战略举措，加快了内地与民族地区全方位的交流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社会进入到人口、信息、资源快速流动、社会结构加速变迁的液态社会，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呈现出人口跨区域大流动、大融居的新趋势。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 12484 万人”3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到总流动人口的 1/10。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日益加深，社会结构由传统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机械团结，过渡到以业缘、学缘等为主要纽带的有机团结阶段，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多变。诚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对民族交往做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趋势判断，在全球化、信息化影响下，传统民族交往的地域空间和活动边界极大拓展，也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各种“脱域”现象，跨区域流动、多重身份认同、多元社会思潮涌入对民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国民集体意识的凝聚力，以及多元社会的整合力提出挑战。如何通过社会结构和族际关系的“再嵌化”，防止狭隘族群意识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对集体主义的解构，推动国家一体化建设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命题。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交往层次由初级到高级，交往范围由小到大，交往关系由浅入深依序递进的历史趋势和演进规律，也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此后，多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新疆、西藏民族工作座谈会等均有提及。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纳入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之中，提出“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3，以及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等，这为新时代如何实现以及实现什么样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具有指向性和可操作性的价值目标和实践路径，体现了宏观与微观、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交往交流交融理论作为党鉴古知今、守正创新的治理逻辑和实践品格，也成为执政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的交往理论，依循历史规律、顺应时代之需做出的创新性理论，体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四、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向度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6求。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被逐步形塑并实现自身发展。人是具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及多方面能力的总体性的人，人只有在劳动实践、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等方面获得充分发展，才能消除个体自身发展的自发性、局限性，使每个人的活动成为真正意义上“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2 209保证“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发展”，2 210实现人真正的解放和全面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和国民集体认同，推动国家一体化建设的产物，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向度理解，推动共同体建设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依归和动力之源。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与保障。人的全面发展是在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基础上联合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2 209，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是实现了人与人、与社会、与国家整合后的一种理想生存状态。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价值关切，全面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实现全面小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一切发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深刻体现着各族人民主体性的思想。这一点体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就是“一个民族不能少”的共同体建设理念。党和国家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也包括就业民生等方面的发展，但不论涉及哪个方面何种程度的发展，最终都要复归于人的全面发展。例如，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要施政基础，赋予民族地区以物力、财力、人力等各方面的倾斜性政策支持，在对口支援模式下协调经济发达地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大力支援，连接了支撑民族地区长期发展的区域性“大动脉”，打通了偏远变穷地区的“毛细血管”，极大地激发了民族地区的“造血能力”，各族群众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两个变局相互激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将广大民族地区主动置于国家安全、国家发展战略大局，重新定义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结构，赋予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以“最大回旋余地”“前沿阵地”“生态屏障区”等更具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然而，这种主要建基于实质正义和差别对待基础上的治理逻辑，尽管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效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心与边缘”二分的治理思维与倾斜性的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模式，客观上引发了社会上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殊论、差异性的质疑。一些民族地方缺乏对中华民族共同性、整体性的宣传教育，片面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客观上导致一些政策措施变形走偏，制度与政策整合的边际效用递减，“不仅出现影响或冲击族际关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更重要的是侵蚀国家的统一性”33。一方面，要深刻认识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与共同富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远意义。在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没有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地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相对落后地区，这种差异性是一种长期性的客观存在，发展问题依然是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因素。在推进民族地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要承认和正视这种客观差异性，不能人为的消除差异、搞不切实际的一刀切。同时，要看到民族地区对国家整体战略布局、发展大局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全局所具有的共有价值和深远意义，做到“尊异求同”，共建共享。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丰富与社会的团结进步并不是必然的线性关系，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追求幸福生活并实现全面发展成为人的根本意愿，物质和精神的动态平衡与相互促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片面强调物质的单一性发展，不仅会阻滞社会的进步，也会抑制人的全面发展。溯本求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悖论”逐步凸显，长期存在“集中精力”抓经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物质与精神相脱节，各族人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远远滞后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7来”34，二者统一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一不可。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开放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3。因此，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要用好经济发展这把钥匙，发挥好物质变革的根基性作用;也要用好思想教育，发挥好精神变革的引领性作用。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动力之源和价值旨归。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通过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用理性的力量祛除宗教神学的魅惑，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张扬，人作为整体性、互赖性的“类”存在也从传统共同体社会“脱嵌”出来，变成了原子化的独立个体。然而，以科学理性和工具化为主要表征的现代性冲破神秘主义对人性的束缚，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和共同体秩序，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问题，以及哈贝马斯宣称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问题，即在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的裹挟下，人的价值信念和精神世界日渐旁落，人的意义世界空场，资本的逐利性将“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变得可有可无，甚至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目标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资本的“个性与自由”相混淆，利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全面浸染现代生活，原本非功利化、非人格化且充满温情的社会团结机制不断被消解和解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6 368个体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并不能做到与生活世界的“绝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走出现代性困境，克服孤立的原子化的自我窠穴，就是要重构个体与社会、国家、世界等“他者”的关系结构，在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同时，促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价值规范的生成。要以共同性为原则，强化个体与共同体的关联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 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 的人”35。要改变民族领域在历史叙事、政策执行、话语宣传等方面存在着片面强调单一民族的差异性、特殊性，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整体性关注不足等现象，以促进共同性为原则，及时调整和完善实践中某些不合时宜的制度与政策，加强文化认同、社会心理、价值引导等柔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重塑个体与他者的关系意义。一是以己他关系为维，强化个体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强化个体作为“中华民族一员”以及“国家公民”和社会公民的“类存在”“类意识”等身份的统一。二是以权责关系为维，既要讲权利，又要讲义务;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更要强调共性、增进一体;既要关心关爱少数民族，又不能忽略法治公平的原则。三是以新旧关系为维，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优化历史叙事、话语宣传和政策执行的内容和方式，提炼和汇聚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通性、共识性和共同性因素，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形成强大合力。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价值共识，形塑牢固的共同体联结机制。按照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离不开系统的整合功能，而文化和情感作为系统整合的主要工具具有积极的凝结作用。马克思所讲的从自然共同体、商品货币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过渡，始终没有否定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结意义。建基于资本逻辑与契约精神基础上的西方的共同体建设，由于缺乏情感、文化等稳定持久的支撑，难以缓和族际间、民族与国家间的内在张力，也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中提出:“中国古代并没有国家，其基本的政治秩序的建构是以家为起点，再推而及于宗党，进而至于师徒、东夥、君臣等关系。”36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方位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传统中国“家”文化为发端，兼具政治整合、文化认同、情感归属等多重意蕴，并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形象生动的中国话语得以表达，是凝聚各族人民的基本的价值共识和团结机制。它高度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情感认知特点，不仅是个体精神寄托和情感归属栖息地，也是一种理想生活和治理秩序的期许。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积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充分认识中华8民族具有的“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化不可断”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品格。主动适应现代化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要求，通过现代文明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精神品格上向现代化迈进，在利益、信念、价值、情感等层面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亦是人不断获得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成为新时代“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1 339五、结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又首次作出“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论断，这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入到意识铸牢与实践展开的新阶段，承接着思想发动、情感连接、行动共识的功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13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共识性的价值理念，包含着国家面向的社会归属感、身份归属感，以及世界面向的文化归属感。从关系的视角看，个体始终处于各种“关系网”和意义世界的核心，既是铸牢意识的对象，更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力量。同时，世界格局加速演进，去中心性和多元化对于一体性的解构、民族主义思潮泛起对共同体的冲击、现代性扩张衍生的个人主义对于集体主义的消解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诸多不利影响。这不仅需要国家多方面的积极建构，根本上还要回归作为意识主体的“现实的人”本身。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立场审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坚持以“人”为中心，注重关涉人在需要、交往、发展等方面的诉求，有效弥合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消弭冲突，增加情感认同和价值共识，不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人学的哲学立场，又复归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统一的超大规模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之维和实践之道。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习近平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20210829(01)4 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J 中国社会科学，2020(11):172191+208 5 刘春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认同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11):108116 6 万光侠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唯物史观审思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1):3846+158 7 瞿林东 当代中国的重大国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EB/OL 中国民族报，(20210622)20220105 www mzb com cn/html/report/2106318791 htm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4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 M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