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_林丽萍.pdf

56社会科学论坛2023/3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林丽萍（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中潜藏着生命政治思想，若从生命政治视域开启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重释，我们便能从中发现其勾勒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图景：在自然分工阶段，以人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表现为“政治权力”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控制或奴役；在自发分工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呈现为“资本权力”对人生命的一种规训；在自觉分工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找寻到了一条开掘生命潜能使人走向自由个性的道路。这一生命政治学图景不仅开拓了当代生命政治发展的新路径，还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生命政治；自然分工；自发分工；自觉分工。作者简介：林丽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026-（2023）02-0056-09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个巨大的潘多拉魔盒，迫使大部分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政府针对疫情所采取的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等一系列措施再次将我们带回到对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思考。但当前国内外对生命政治的探讨，主要以延续福柯、阿甘本和奈格里等人的思想路线，而在联结马克思主义与生命政治的研究方面，学界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生产、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等视域与生命政治展开对话。实际上若从生命政治的视域开启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重释，抛开以往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便能从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中发现其勾勒出了一幅从自然分工的“人的依赖关系”到自发分工的“物的依赖关系”再到自觉分工的“人的自由个性”的生命政治学图谱。这不仅挖掘出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中潜藏的生命政治思想，而且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的内涵逻辑向纵深发展。一、自然分工：人的依赖关系与政治权力人类社会早期主要以生理差别、自然地域差别所形成的自然分工为主。此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人的生存与发展只能拘囿于极有限的空间内，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成为早期的社会形式。故而将自然分工时期厘定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人类史发展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态。DOI:10.14185/ki.issn1008-2026.2023.03.00457脑力与体力、城乡与工农在原始社会仍处于融合的混沌状态，冲突性的社会关系还孕育在襁褓中。人的生存只能依附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部落共同体，每个人需要同其他成员共同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活动。由于个体掌握了生存的所有或大部分技艺，所以人的活动具有原始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但这并未达到马克思所期许的人的自由全面状态，因为个体生命在早期还未形成自身丰富的关系，更未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2。所以马克思并不认为原始社会中人类生命是不受裁制的全面发展的个体，他指出早期的单个人看起来发展得较为全面，只不过是因为个人还未从自身开化出独立的丰富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3表面上，早期社会的个体生命是原始的丰富，似乎并不存在生命政治的批判维度。但实际上，由于个体生命的丰富性是以极不发达的生产力以及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部落共同体为前提的，故其丰富性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孤立的、空虚的假象，个体生命必然受限或服从于氏族或部落。由是，对人的自然生命与氏族或部落共同体的关系探讨，以及对个体生命丰富性的分析中，已初露马克思对原始社会中人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批判的萌芽。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自然分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分离，即经营者、经商者、从政者及之后出现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等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大分工。于是原始社会的平静被打破，奴隶社会开始发展起来。在生命政治视域下，脑力劳动逐渐发展为奴隶主特有的权利，而被边缘化的体力劳动则被强加在奴隶身上。奴隶主还利用自身所占有的科学文化知识，通过等级权力方式以加强对奴隶的操纵与统治。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两种劳动形式之间的对立，并外显为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到了封建社会，人的生产能力更加凸显，尤其是铁制器具的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形式开始发展起来，分工虽然也随之展开，但其仍局限于家庭单体内部或之间的狭小区域内。马克思、恩格斯曾分析指出，在封建社会的昌隆时期，城乡对立、等级分明并不代表分工的成熟，因为分工无非是乡里王公贵族、僧侣农民的划分，以及城里师傅学徒、平民短工的划分。受空间及生产力等因素影响，无论手工业还是农业内部并无分工，而各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极少的4。显见，封建制度下的分工贯穿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无论是农民阶级依附于土地和封建地主阶级，还是平民或学徒依附于师傅，都无法逃离等级权力的束缚。由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下产生的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个体生命发展的依附性与片面性，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批判。总体来看，基于自然分工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经济时代，社会分工不发展，以简单再生产为主，人的生产能力局限于狭小的领地范围。从狩猎采集到畜牧农耕再到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58社会科学论坛2023/3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家庭手工业，从耕地到城市领地发展，人与人的关系相对局限且封闭于某一群体中，其种瓜自给的生存方式是自然经济的特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中，如封建社会，其中个体生命倚赖于共同体得以存活。个体是共同体内在的等级制度权力或普遍国家权力的附属物，不具备独立性，所以共同体以某种权力直接对自然生命加以等级规定或肉体惩罚。这里的权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奠基生命政治批判的“政治权力”。马克思曾对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旧市民社会予以分析，他指出封建主义是对旧社会性质的完美诠释。而政治国家从封建社会中分离出来之前，封建社会或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正如他在 论犹太人问题 中所言：“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5对此，马克思作出进一步分析，无论是创设政治国家，还是拆解市民社会为孤立个体，这些个体关系以法制为载体呈现出来，正如等级、行帮制度中的个体关系以特殊权利为表现形式，它们走的都是同一条道路6。是以在封建社会领主权、等级制度和同业公会的行帮制度中，人的关系不仅具有政治性质，还能通过特权或权力表现出来，二者作用的结果即为“政治权力”。同样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另外两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的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奴隶社会的奴隶制中人的关系也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实现的”。因而，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生命统治以“政治权力”为基石，自然分工下人的依赖关系存在的生命政治批判实则表现为“政治权力”对人自然生命统治的批判。然而，从自然分工转向自发分工过程中，分工的不断进步加速了自产自给的自然经济时代的解体，开辟了生产价值的商品经济新时代。前资本主义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开始转向资本主义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个人不再是自然或共同体（氏族、部落、城邦）、神圣形象（上帝、神）的附属物，而是裂变为资本主义下原子式的独立的个人。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生命控制和奴役方式，逐步被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生命规训所取代。二、自发分工：物的依赖关系与资本权力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然分工不同，自发分工不再局限于以地域或生理为主的分工，而是以专业为单位的固化分工。其社会活动形式趋向于一个人或某个群体长期性进行特殊劳动总体或复杂工序中的局部工作，而非轮替从事某一工序或各局部工作。而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工便是自发分工发展的最完满形式7。学界普遍认为自发分工包括奴隶时期、封建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分工。但存在于奴隶时期和封建时期的分工实属自然分工的丰富和延伸，故本文仅将资本主义时期的分工划拨为自发分工。正如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协力”（简单协作）时指出，若要完成一件复杂的劳动比如捕鱼的过程便是简单协作的结果。而后马克思又指出，尽管完59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成捕鱼协作的潜在条件是必须由几个人在同一时间完成各项工作，表明分工已经出现，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因为划船者、掌舵者、网鱼者之间可相互轮替工作，而真正的分工是：从事某一总体劳动或生产同一种商品时，每个人可以只从事他最拿手的工作8。如，工厂中部分工人只是固定地完成总体工作中的部分特定劳动，那么所有工人的特定劳动则共同生产出一定的、特殊的商品。显然，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工同捕鱼协作一样，都只属于封闭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简单分工，还未达到自发分工的固定专业化划分状态。如前所说，唯有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工是自发分工发展的最完满形式，故而将介于自然分工与自发分工状态之间的奴隶制分工和封建制分工归置到自然分工中去，而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属于自发分工。马克思指出，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下，才形成全面的关系、广泛的社会物质变换、全方位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9。早先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逐步过渡到与自发分工相联系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这种过渡无疑是长足的进步，因为这种物的联系远胜于个体间的毫无联系，或自然血缘、权力支配等关系为纽带的地方性联系10。饶是如此，从生命政治角度出发，自发分工阶段的物质转换与流通、各层次的需求及全面的关系等所构成的社会蛛网体系，使个体不得不嵌身于其中。这意味着，分工使人的社会活动固定在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内，原始全面性的关系被物所垄断，个人逐渐受制于物的控制。个体的力量在劳动分工过程中转换为物的力量，而物又成为人自由发展的桎梏，于是个体无一例外沦为物的附庸。这便导致个体的生存充满了偶然性，随时可能失去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来源，成为不自由的、受人支配的、失去独立个性的、异化的人。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使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达到莫此为甚的境地，而这个物实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因此处于物的依赖关系的人虽然摆脱了自然条件限制和各种共同体的约束，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脱了出来，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形成了的新的关系限制，即资本权力关系。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业已提到，当分工发展得较为成熟时，工人很难能够转换自身的劳动形式11。而且，随着分工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工人精神和肉体的机器化，以及人的活动的抽象化，工人愈加依赖于毫无内生力的片面劳动，受限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12。若从生命政治视域出发，可以看到分工使工人禁锢于单一活动领域中，加之工人所拥有资源与能力无法支撑其从中剥离出来，于是这种禁锢就像某种无形笼罩的规训力量，使工人的发展愈发片面化、畸形化、碎片化。而后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进一步分析，分工使人被抽象化为活动象限中的一个个坐标点，因此任何人只要不愿失去生活资料，就不能超出这一特殊的活动象限。而这种固定化又使人本身的产物聚合为强大的异己的物质力量13。要而言之，一旦个体生命进入资本主义运作下的分工劳动，那么始终如一的单调同一性动作，必然使工60社会科学论坛2023/3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人的全部生产能力和各种才能被剥夺殆尽。工人的劳动便不再属于自身，而是属于资本。对此，则不得不提到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关于“权威”的论述，他认为权威在工厂内部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内部互成反比，其中的“权威”即资本14。因而在工厂内部，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权力，赋予了资本家对资本权力的绝对运作。资本不仅是工人无法摆脱的梦魇，更是剥夺工人自然生命的政治，工人生命的一切存在与发展都在资本权力的监视之下。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对分工的论述同样潜藏着强烈的生命政治批判意蕴。在工场手工业中，马克思指出工人就像一个（由工人组成的）活机构的器官；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被当作活的机件并入（由机器组成的）死机构，成为“机械化的零件”。不仅单个工人被规制为生产活动中的一环，个体相应的活动也仅是生产活动的一部分并受其制约，因为这个生产活动的整体正在以“死的自然力即某种铁的机构的有节奏而均匀的速度和不知疲倦的动作而工作着”15。据此，与其说是劳动的具体分工，毋宁说是让工人成为生产机器的头和足。这种自发分工直接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工人被束缚于固定的劳动工具之中，其片面化发展的程度达到极致，个体丧失了自由个性，最终被量化、简约化为“量的数码”“自动机的器官”。另一方面，工人被禁锢于“温和的监狱”中。资本家为高效压榨自发分工下的工人，使其身体变得驯顺，不仅通过兵营制度、军事纪律、钟表指针等规训工人，还通过罚款、扣工资及民法制裁等作为规训工人的附加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工厂制度显然是资产阶级用来箝制无产阶级的“奴隶制”16。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工批判的逻辑背后，深刻内蕴对资本权力控制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生命政治批判。工人屈从于资本的纪律，资本成为了规训力量的化身，并附身于驱动工人开展分工劳动的无形指示器中。然而，马克思毕生追求人的解放，他对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并非仅仅停留在批判本身，而是冀望于寻找一种解放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生命图谱，挖掘出生命潜能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自觉分工：人的自由个性与生命潜能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使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不发生矛盾的前提是再消灭分工17。在共产主义原理 中，恩格斯更为透彻地对分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通过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以及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的发展，将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繁荣时期以及完全不同的人。在这个时期，生产规模将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不同阶级间的对立也将成为多余的存在，因而分工方式将完全消失18。但在恩格斯所憧憬的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分工方式将完全消灭”意为一切旧的分工将被更加自由自觉的分工所代替，而非不再存有任何形式的分工。对此，我们可以从恩格61斯的 论住宅问题 中得到印证。恩格斯通过对蒲鲁东具有反动特性的“永恒公平”的批判，提出了“明智分工”这一概念。他指出全社会的明智分工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和文化需求，并使这一切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独占品19。显见，恩格斯在这所描绘的“明智分工”便是消灭了自发分工后的分工方式，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分工”。马克思曾指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0我们知道，社会分工程度不仅决定着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对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的一种根本规定性。其中自觉分工是一种通过扬弃私有制使个体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创发性潜能，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劳动分工。因此，与自觉分工相联系的“自由个性”阶段即第三个阶段，与自发分工相联系的以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便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了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便是自发分工发展的最完备形态，其为自发分工到自觉分工的过渡创造了条件，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为自发分工创造了条件，但自发分工到自觉分工的过渡之所以缓慢，穷本极源，还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产发展不断衍生着自发分工，故而资本主义形式笼罩下的自发分工难以消亡，从而过渡到自觉分工。具体而言，机器大工业时期，随着分工的不断变革，大量资本和劳动力被持续投向生产领域。这不仅生发出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还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21。其中，社会内部分工的矛盾和变革表面上是由机器本身造成的，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应用才是罪魁祸首。因为机器的应用虽然缩短了劳动时间、减轻了劳动、增加了生产者的财富、超越了自然力，但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延长了工作日、提高了劳动强度，使生产者一贫如洗，使人受限于自然力22。所以自发分工不断被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再生产出来，自发分工的消弭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形式相矛盾。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23。马克思在后半句为我们指明了过渡到自觉分工的条件资本主义发展形式下的自发分工在向前发展时产生了自我毁灭的力量，消灭旧分工与每个人全面发展、自由个性的实现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社会分工越发展，工人的流动性越大，其劳动和职能变换可能性越高，工人原有的与等级、身份和某种特权密切关联的固定专业化旧分工反而被逐渐瓦解。此外，资本科技越发展，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剩余劳动率越高，开掘工人生命潜能的自由时间则越增加，为工人参加文化艺术等精神活动以培养其自由个性提供了时间基础。如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 中谈到，只有当生产力极大提高到使劳动能分配给所有人，才能缩短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62社会科学论坛2023/3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劳动时间使每个人都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24。由此可见，在资本逻辑作为根本性支配力量驱动生产与分工，在使人成为资本的附庸和片面发展的个体的同时，生命潜能也正不断被激发出来为走向自由个性准备着现实的前提。所以资本权力关系、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应用形式，以及使人成为被规训、被压抑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的覆灭，意味着自发分工的瓦解从而涅槃通往各个人联合而成的“真正的共同体”。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的自觉分工阶段，每个人的活动是开放的、自由的，可以随自己的兴趣随时到任何领域内发展25。其中内蕴着丰富的生命政治意蕴：个人的全面发展，并非要全能全智或在一天内能同时从事多个活动，而是能充分发挥自由个性，不被外在力量所束缚，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此时的生产劳动由奴役人的手段转为解放人的手段，其对人们而言也不再是负担而是快乐26。可见，在“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内，个体挣脱了资本逻辑的枷锁，个体之间完全自由的关系促进了人的普遍社会交往，使人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因此在生命政治意义上，真正的共同体摒弃了资本主义对个体生命进行的必然的定制化生产，容许偶然性的敞开，生成具有自由个性的生命体，是超越和扬弃了一切自然必然性的真正的自由王国。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中，找寻到了一条开掘生命潜能使个体生命摆脱资本权力的规训，从而走向自由个性的道路。四、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意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基于自然分工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经济时代，“政治权力”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控制和奴役是传统社会政治治理的主导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基于自发分工而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工厂如何以严格的纪律管制工人劳动的事实分析，透视出资本权力对个体生命的钳制与支配。并指出若要使人挣脱物的依赖性过渡到自由个性，则首先要使无产阶级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阶级，才能冲出资本权力的牢笼。福柯从历史角度分析权力的结果，与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角度分析权力的结果近乎一致。福柯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主权主要体现为君主对特定城邦或疆域的统治，因此君主权力包括杀人、制止、审判等对人的自然生命的直接支配或惩戒。而后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政治主权由君主权力转变为规训权力，即至高无上的君主不再是权力唯一的化身，机构、军队等体制内生出权力，对个体进行管理、规训从而生产锻造出驯顺有用的人。福柯对以惩戒为主导的君主权力和以规训为主导的微观规训权力的分析，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分工阶段的政治权力和自发分工阶段的资本权力分析，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具体来看，福柯认为现代资本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已经溢出了工厂、车间制度，蔓延至日常生活，如工人阶级居住区、收63容所、监狱、学校、医院等场域所弥漫着的微观权力管治。这种微权力由至上的君权下降到人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微层面，对个体进行层级监视、规范化的裁决、检查，使身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管治的方式“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27，即分层的、持续的和切实的监督，使权力渗透到社会机体的所有细胞。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与福柯对微观权力分析的场域不同，但究其实质而言，二者所蕴蓄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具体的直接现实，探析物的依赖性对人的独立性的束缚本质，从而缕析这个“物”（即“资本”）是社会生产和权力关系体系的隐形线索。此外，在福柯之后，阿甘本提出“至高权力的根本性活动是生产那作为原初政治元素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是自然与文化、zo 与 bios 之间接合的界槛”28。阿甘本关注的是例外状态下权力对生命的作用，即主权政治权力弃置了个体的政治性生命，使之完全地丧失了公民权利和政治身份，而缩减为赤裸生命（可以杀死且无需负责）。诚然，福柯对不同场域权力的生命政治解析，以及阿甘本对死亡政治的法律结构阐发，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生命政治批判视角的补充或延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基于自觉分工而建立起来的产品经济时代，自由个性的生命政治形式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未来自由个性的生命新形态提供了新路径。无论是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的自我意识的策略，福柯的系谱学边缘分析的微观层面的斗争策略，保罗 维尔诺基于后福特制经济变化作出相应生存模式分析，还是哈特、奈格里对生命政治视域下人的存在形态与生活方式研究，都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意蕴。比如保罗 维尔诺认为资本家之所以对工人的“生命”或躯体感兴趣，是因为它附有能力、活力、潜力29。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躯体由于生命的活力、潜力而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生命潜能为实现自觉分工阶段人的自由个性奠定了基础。在机械论片段中，马克思认为活劳动在配合机器进行生产时，逐渐沦为一个有意识的资本主义生产机械体系中的机件。正是沿着马克思这一思想脉络，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主体自我潜能的觉醒有助于摆脱资本权力的规训。如哈特、奈格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生命政治的内涵，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实质上是生产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正演变为生命政治生产，而生命政治生产不仅衍生出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也为自主的过程提供了潜能，此过程使资本湮灭并创造出全新的未来30。哈特和奈格里揭示了生命政治是主体生命的创生力量，是一种可以瓦解资本权力对自然生命的规训和束缚从而探求主体性生产的新的力量形式。无论是保罗 维尔诺所提到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还是哈特和奈格里所神往的全新未来，都对个体生命潜能的觉醒以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可能性进行了瞻望。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开掘生命潜能助推自由个性的实现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正是一种对真实生命的生命政治写照。从分工理论出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6464社会科学论坛2023/3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发，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还原分工理论事实，以现实主义把握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生命存在与权力治理方式之间的逻辑，以人的自由个性为指向深入到生命政治的现实根源处。全面批判由自然分工的“政治权力”和自发分工的“资本权力”无法解决分工而引发的生命政治问题的历史事实，来探索出一条工人阶级过渡到自觉分工以实现自由个性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和自觉分工的阐释，勾勒出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图景：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人的自由个性的过程，实为“政治权力”对自然生命的惩罚到“资本权力”对人的独立性的规训，再到开掘生命潜能催化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过程。概而言之，这一生命政治学批判理论不仅拓宽了当代生命政治生产的新视点，而且在某些维度上，其与当代西方激进思想所探讨的生命政治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生命政治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研究或探索的重要理论资源。注释：12391015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56、56-57、52、56、320、52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56111213141718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3、44、45、116、120、537、624、535、688-689、537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7赵家祥：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的分工理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载 学习与探索 2014年第7期。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98-301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62122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8-489、560、508、562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4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89-190、310-311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7 法 福 柯：规训与惩罚 第240页，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28 意 吉奥乔 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第242页，吴冠军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29 意 保罗 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分析 第108、106页，董必成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30 美 迈克尔 哈特、意 安东尼奥 奈格里：大同世界 第105、102页，王行坤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Biopolitics Criticism of Marxist Division of Labor Lin Liping(School of Marxism,Fudan University of China,Shanghai,China)Abstract:Marxist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contains the thought of biopolitics.If we reinterpret 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politics,we can find the critical prospect of biopolitics:In the stage of natural division of labor,the biopolitics of the existence of human dependence is manifested as the control or enslavement of“political power”to human natural life;In the stage of spontaneous division of labor,biopolitics,which is based on the dependence of things,is a kind of discipline of“capital power”to human life;In the stage of conscious division of labor,Marx and Engels found a way to tap the potential of life and make people move towards free personality.This prospect of biopolitics not only opens up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biopolitics,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biopolitics.Key words:Marxism;division of labor theory;biopolitics;natural division of labor;spontaneous division of labor;conscious division of lab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