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目漱石与汉诗文的渊源_张彦萍.pdf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13期文化交流被称为中国鲁迅的夏目漱石，曾经说过:“比起小说，我更想投身于汉文学。”夏目漱石和汉文学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追根溯源，还在于日本人使用汉字。中国的文字文化，不仅对于日本，对于周边的各国来说，比起自己的文字，汉字更先引入。日本就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变形汉字的假名文字，在此之前，为了书写日语，除了学习汉字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学习汉字与单纯记符号不同，还要学习汉语，这必然关系到吸收汉字文化。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在其著述日本人与汉诗中阐述，日本人被欧美人称赞在计算方面优于他们，论夏目漱石与汉诗文的渊源张彦萍（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650500）摘要：夏目漱石与汉文学，有着非常深远的渊源。在汉文学素养的基础上，再加上东方哲学和外国文学的造诣，创造性的诗情、诗意融合在一起，使夏目漱石的汉诗，产生了个性丰富的独特诗风。该文以夏目漱石与汉诗作为视点，具体通过其与正冈子规的汉诗交流、汉诗文的学习过程及与唐宋古文的关系三方面论证，诠释夏目漱石与汉诗的渊源及从汉文学中汲取的素养。夏目漱石与汉诗的渊源始于青少年时代创作的木屑录，终于生命弥留之时倾心创作的大量汉诗，从其过程中可以窥视汉诗不但是漱石自我表现的原点，也是其自我治愈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夏目漱石的文学是“始于汉诗，终于汉诗”。关键词：夏目漱石；木屑录；汉文学；汉诗；唐宋古文；渊源中图分类号：J52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110（2023）05（a）-0161-05On Natsume Soseki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PoetryZHANG Yanpi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650500,China)Abstract:Natsume Soseki has a very profou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qual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On the basis of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cy,combined with the achievements of oriental philosophy and foreign literature,the creativepoetic sentiment and poetic flavor are integrated together,making Natsume Sosekis Chinese poetry produce a uniquepoetic style with rich personal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sume Soseki and Chinese poetry,this thesis explains theorigin of Natsume Soseki and Chinese poetry and the quality learned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tsume Soseki and Chinese poetry,the learning process of Chinese poet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ancient writing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origin of Natsume Soseki and Chinesepoetry began with Sawdust Record created in his youth,and finally with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oetry that he de-voted himself to when he died.From its process,we can see that Chinese poetry is not only the origin of Shushis self-express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of self-healing.It can be said that Natsume Sosekis literature is from Chinesepoetry to Chinese poetry.Key words:Natsume;Sawdust Record;Chinese literature;Chinese poetry;Tang and Song ancient writings;Origin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研究课题“清 诗 选 本 对 明 治 汉 诗 的 影 响 研 究”（项 目 编 号：22XZW02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张彦萍（1968-），女，云南昆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近现代文学，文化比较研究，日本明治时期汉诗文研究。161文化创新比较研究文化交流第13期而日本人说在进行计算时，头脑中会用汉语思考。汉语还涉及更高的知识运营、教养和文艺。在此之前，日本没有文献，所以，从最初的阶段开始，对待中国的古典，就像是自己的古典一样，接触、学习。即使是“和语”走向成熟之后，日本人在计算1，2，99，100这样的数字时，绝不是单纯的计算，而是在无意识中用汉语思考，进行计算。正如事实所示，语言生活和精神结构的根源并不单一，可以说，这是汉字文化精髓的汉诗和日本人的渊源所在1。据此，本文以日本明治时期的大文豪夏目漱石与汉诗作为视点，探究夏目漱石与汉学汉诗的渊源。1夏目漱石与正冈子规的汉诗交流1895年4月，夏目漱石作为英语教师到爱媛县寻常中学赴任，向松山出发。借寒假的机会，年末回到东京。1896年1月7日，漱石在东京度过了虚岁30岁的新年，期间他和他的夫人中根镜子相亲，新年后他回到松山工作。此时，正冈子规给夏目漱石写了一首送别诗。出生于东京的夏目漱石前往松山，与松山出生的正冈子规在东京送别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又因漱石赴任的中学是子规的母校，可以说二者有一种因缘。与此同时，漱石也用汉诗进行了回复。提到漱石和子规赠答的诗，是因为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巨大足迹的两位文豪，在自己的友情中，使用汉诗，以整齐的律诗互赠，这一举动在文学史上意义深远。与漱石同年出生的正冈子规于明治30年（1897年）创刊了杜鹃杂志，漱石深受其影响，明治38年（1905年）在杜鹃上发表了我是猫的作品。不久，两人便成为近代俳句、小说的领导者，但在早期，他们反而以汉诗作为表现自我的手段。说得极端一点，他们感觉汉诗才是自我表现的原点。然而，汉诗并不像短歌、俳句五七五只要齐声，就能形成大致的形式，也不是将汉字的五个字或七个字并列起来就能成为诗句。在汉诗创作之前，需要相当的学习积累，而且要达到自我表现必须经过高度的修炼。子规给漱石送别时，创作了定型律诗赠送漱石，该类型在汉诗中是韵文最精炼的，漱石也立即唱和下韵的汉诗作为回复。正是因为两人都有少年时期积累的汉学素养，才有可能做到，可见二者不是临时的模仿。在两大文豪之间交流的情景中，作为文学内涵基础存在的汉文汉诗，其作用不可被忽视。而两个人之间通过汉诗汉文进行心灵交流，也不是第一次。原本在第一高等中学成为同级生的两人通过汉文变得亲密。据说两人的关系是从夏目漱石读子规的七草集后，对其进行评论才开始的。七草集是子规尝试汉文功底，展示自己的文才的开始。七草集 是用汉的各种文体写成的汉文集，第一卷兰之卷是汉文，第二卷萩之卷是汉诗集。七草集的执笔时间是明治2122年（18881889年），明治22年5月9号子规突然咯血，这是没有健康保障的子规长期与病魔斗争的开始。5月26日，一直没有深交的夏目漱石前来探望，并亲手递交了七草集的评论，这是两个人加深交往的契机。漱石的评论是：“兄之词文，情优而词寡，清秀超脱，以神韵胜。”此时漱石所评论的诗文，成为两人真诚友谊开始的契机，对漱石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景。之所以这么说，正如每次漱石年谱上特别撰写的一样，漱石 夏目金之助在自己的文章上签名“漱石”是第一次。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为了学习诗文，少年时代的漱石曾进入汉学私塾。但不久又转到英语学校，似乎暂时遗忘了汉诗文的漱石，借此再次燃起了创作汉诗文的热情。漱石于这一年的9月，创作了大受好评的旅行记木屑录，吉川幸次郎博士在著述漱石诗注中评价，“作为明治时代的汉文，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之后漱石撰写汉诗文的脚步就未停下。或许可以说是漱石是被子规的 七草集触发了，受其影响很大2。当然，此后两人之间反复进行诗文的对答与唱和，上述列举的五言律诗，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由漱石和子规可知，连接日本近代文学中崛起的巨峰脉络的是汉诗文。2夏目漱石与汉诗文关于漱石和子规的律诗赠答，漱石说“正因为有少年时代的积累”。但两人是如何养成这样的素养?迄今为止关于两人的庞大研究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关注。但是，如果要探寻两人文学的根本，汉诗文的部分决不能轻视，而从中还能窥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教养所在。162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13期文化交流在明治初期，江户时代的文化、教养的应有状态继续得到传承。说到江户时代的学校，江户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即以昌平坂为顶点，各藩各有各藩的藩校，是该地区学问的中心3。要说在这些学校教了什么，或者说年轻人在那里学了什么，几乎都是汉学。也就是说，学习中国的古典，也就是所谓的汉籍，成为这些学校教育的轴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传承，日本进入近代，看似“回光返照”的汉诗文复兴，然而并不是单纯的文人“尚古趣味”，而是囊括着更为多元的内涵。在“文明开化”的社会与知识体系构筑之中为之所“用”4。夏目漱石正是生于这样的时代。关于漱石的汉学学习，明治12年（1879年）他从锦华学校毕业，进入东京府第一中学，一年有余之后退学，进入二松学舍汉学塾学习。但是，一年左右退学，进入骏河台成立的学舍英语学校，以进入大学为目标学习英语。这个时期不停地退学、入学的真正原因尚不清楚。从二松学舍明治14年（1881年）的入学名册的290名学员中可以看到“东京下谷区西町四番地，盐原金之助”（小时候成为盐原家养子的漱石，那时已经回到了夏目家，但还没有复籍），同年7月的第三级第一课的毕业证明书的资料中，可以推测出夏目漱石在二松学舍从15岁的春天开始学习，而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是漱石一生中唯一专注于汉学学习的时期。然而，漱石进入二松学舍时，已经有一定汉学积累，这一点毋庸置疑。根据二松学舍百年史二松学舍的课程来看，从第三级到第一级的三级分别分为三科，从初学的第三级到最高级的第一级第一课共九个阶段，根据入学者实力进入合适的阶段学习。漱石跳过了三级三课二课进入了第三级第一课，7月毕业。根据日本文学评论家荒正人的 漱石研究年表，推测漱石11月毕业于第二级第三课。二松学舍百年史中各课程的内容为：第三级第三课是日本外史日本政记十八史略国家史略小学；第三级第二课是靖献遗产蒙求文章轨范；第三级第一课是唐诗选皇朝史略古文真宝复文；第二级第三课是孟子史记文章轨范三体诗论语。但是，诗、文是相通的，作诗作文的练习是通过各级而进行。这样看来，漱石进入第三级第一课是因为同级三课、二课，比如日本外史十八史略等都是学习相同的内容。二松学舍（二松学舍大学前身）是备中（冈山县）松山藩出身的汉学家三岛中洲于明治10年（1877年）创立的汉学塾。中洲是备中松山藩的藩校 有修馆的校长，其在明治政府出仕后担任大审院法官等，参与民法的起草，之后担任东京大学教授，晚年作为东宫专员，负责皇太子的教育。二松学舍成立当初只有42名学生，但明治11年（1878年）很快就超过了200名，是当时评价很高的私塾之一5。日本的知识分子一直认为，汉语和日语系列的韵文散文是并行的，所以一如既往地学习汉文汉诗。汉文学占据了日本文学（国文学）的一角，中学、高中的国语科古典中包含古文（日本的古典）和汉文两方面，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确立的。漱石在文学论的序中回顾道:“我少时喜欢学习汉籍。”“我隐约从左国史汉那里得到文学定义。”“我暗想，英国文学亦如此。”在此基础上，他还说：“我即将毕业的时候，脑海中总有一种被英语文学欺骗的不安感。”“所谓汉文学和所谓英文学，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同一种定义来概括。”漱石与汉学、汉诗文的关系，可以说是漱石文学的深层支撑。其原因主要是漱石留下了大量的汉诗和汉文作品。最重要的是漱石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随处可见的汉文学要素。例如，草枕(1906年9月)这一“小说”中浓厚的汉诗文学要素。文学论这一文学理论中的汉诗文的例子自不必说，作为本书出发点的“1itera-ture”翻译语的“文学”概念与汉字圈中的“文学”概念之间的对话关系，很容易被忽略，实际上在文学论中频繁地出现了汉诗文的要素和中国思想的概念。文学论本身虽然是一部理论著作，但不能忘记它是具有古雅的汉文要素的文体。容易被忽视的是，当看到作为独立的“文学”的漱石的书信或者作为独立的“文学”的日记时，漱石的书信、日记与汉文或者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的关系，都证明其与汉诗文的渊源。夏目漱石在中国的介绍主要是以小说为主，作为汉文学作家的夏目漱石和作为大学者的夏目漱石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介绍。的确，近代以后中国的“文学”概念和日本的“文学”一样，都是西方翻译过163文化创新比较研究文化交流第13期来的，以小说为中心。不过，漱石的明暗等作品是与汉诗有很深渊源的小说。还有草枕，也是一部充满汉文和汉诗魅力的作品。草枕是典型的戴着小说面具的“文”。所说的“文”，是指汉诗文、山水画、山水画论、诗论等“汉文脉”的典型。正因为是汉文，所以也许是漱石的全小说中最富有音乐韵律的“小说”，因此，它才成为“诗”。想象一下，像草枕这样的“小说”应该翻译成什么样的近代汉语(白话文)才合适。漱石的很多作品可以说都是古风的现代汉语，文学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汉文文体，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白话文和日本的国语一样，都是通过有意排除传统的汉文而形成的。但是，在将汉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时候，翻译者往往会遇到很多无法翻译的地方。现如今，漱石与汉诗文的关系是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探讨的主题之一。在现代，中国的读者对近代被否定的“旧体诗”比“新体诗”更加信赖。近年来虽然“旧体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复活，但现在的人们几乎不能吟诵汉诗了。这与中国近代的白话文运动(言文一致运动)，是以中国近代诗(新诗)打倒汉语文言文定型诗(“律诗”，即日本所说的汉诗)为出发点有关。可能正因为这样的背景，漱石的汉诗文和许多文学作品中充满汉文神韵的文体，才会让中国读者产生一种凄美的乡愁。从这个意义上，漱石的汉诗文和带有汉文气息的文体唤醒了中日近代被压抑的文化、文学的共同记忆，勾起了对共同的“文”的怀念。夏目漱石正是将这样的“文”以融合的形式，而不是“东西”“古今”的二元对立的形式，变为近代的存在。漱石的文学是不是应该作为汉字文化圈文学意义的存在而被重新审视呢?近代以来，由于历史背景的影响，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华语人文领域知识分子的主流。尽管如此，有一种倾向，即对于没有中国古典文化修养的文科生中国学者，在心中容易产生某种不信任感。但是，漱石文学的魅力，既不是近代常见的西式文化，也不是封闭的古典文化，而是古今东西的文化融合。正因为如此，漱石这位拥有深厚汉文、汉学素养，同时又在以英国文学为首的西洋文学、哲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明治文豪，才赢得了中国学者的信赖6。相信，随着研究者的深入研究，漱石的汉文学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关于这一点，视漱石为“畏友”的正冈子规曾说过，漱石“其长于英学，人皆知之;而其巧于汉文汉诗，人恐不知之”。3漱石文学的起点与唐宋古文的关系漱石在玻璃门里中，回忆起小学时代的友人“喜一”，他说:“喜一和我都喜欢汉学，虽然不懂汉学，却能很好地讨论文章，觉得很有趣。”而且，众所周知，漱石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创作汉诗文。从夏目漱石最初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是用汉文撰写的。其中，与第一高等中学本科一部一年级的4名同学一起在房总半岛旅行时的游记木屑录是广为人知的一部，其中有一节内容如下：原文：余児時、誦唐宋数千言、喜作為文章。或極意彫琢、経旬而始成。或咄嗟衝口而発、自覚澹然有撲気。竊謂、古作者豈難臻哉。遂有意于以文立身7。笔者译：余儿时诵唐诗宋词数千首，喜以此作范而撰文。或潜心雕琢，经旬而始成。或仓促脱口而发，自觉澹然。余心感慨，岂如此，余如名家，有何难哉。遂意以文立身。从上述引用中可以看出，漱石文学的出发点在汉诗文，其中尤其喜欢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唐宋文章。他立志成为文学家的契机也正是来自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唐宋古文”的作家的作品。少年漱石决心成为的“以文立身”的“文学家”并不是后来的小说家，而是指写唐宋文或诗，即汉诗文的文学家。从中可以窥视，漱石作为学者，在构思文学论以阐明“文学是什么”这一难题之前，就已经立志成为韩愈那样的文学家了8。此外，漱石在上述引用的段落中说“余如名家，有何难哉”，可以看出，漱石对自己的写作能力表现出自信，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始终是以中国古文为典范。狭义“文学”中的“古文”这一概念本身是由唐朝韩愈开始的，在他之前没有。“古文”的说法到韩愈为止，例如儒家经书学中与今文派对立的古学派(重视秦以前儒家经书中文字的学派)，汉代汉字字书说文解字中汉字学的“古文”(对汉来说的古代文字)的说法9。夏目漱石毕生对汉文学钟爱有加，直至修善寺164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13期文化交流大患，在临终之前仍有汉诗留世。由此可见汉诗文在夏目漱石一生中的重要地位10。汉诗文可以说是漱石文学的根基，大病中的漱石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文人画和汉诗就是其很好的例证。让人感兴趣的是汉诗对于漱石的作用是什么。承上论述中可以窥视汉诗文对于漱石来说，其功效首先是自我解放，其次是自我治疗。汉诗(律诗)是用固定的音律撰写，以形象密集的浓缩性、压缩性为设计配置，以抑扬顿挫的节奏为基础的音乐性，在这个意义上，汉诗是形、音、义交响的“自然”篇章。也许这就是漱石治愈痛苦的秘密，也是汉诗能发挥效用的原因。4结语本文对夏目漱石与汉诗的渊源进行了诠释。综上所述，漱石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不仅精通日本古典及英国文学，对于汉学汉诗亦有很高的造诣，少时大量阅读汉籍，并创作了大量的汉诗文，后被誉为“和汉洋”三才兼备的大文豪。但对于夏目漱石来说，最纯粹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的手段是汉诗。若问夏目漱石的文学是汉文学还是英国文学，不言而喻是汉文学。因为夏目漱石一生最后几个月的诗作清晰地彰显了这一点。汉文学是中国的古典，对于日本人夏目漱石来说，应该和英国文学一起作为外国文学来定位。但是，在生死关头、身体有所恢复时，以及在最后卧床前的100天这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还埋头于汉诗的创作。这不仅是夏目漱石的个人情感，也让人感受到汉诗和日本人深深的因缘。在这一点上，恐怕有着千年以上日本人与汉诗对话交流累积的影子，不适合汉文学同英文学一样作为外国文学缘由就在于此。综上所述，夏目漱石与汉诗的渊源始于少年时代，终于生命弥留之时倾心创作汉诗。从其过程中可以窥视汉诗不但是漱石自我表现的原点，也是其自我治愈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夏目漱石的文学是“始于汉诗，终于汉诗”。参考文献1(日)村上哲見.漢詩日本人M.东京:講談社,19942(日)飯田利行.子規漢詩漱石海棠花M.日本:柏美術出版,1993.3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271-273.4郭颖.日本明治汉学复兴的反思再论东瀛诗选与日本近代汉诗的境遇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3):81-91.5(日)和田利男.漱石詩研究M.京都:人文書院,1995.6林少华,女学院大学日本文学国際会議実行委員会.世界文学夏目漱石M.东京:岩波書店出版,2017:71-89.7(日)渡辺昇一.漱石漢詩M.东京:英潮社出版,1976.8(日)松岡譲.漱石漢詩M.东京:朝日新聞社,1966.9(日)吉川幸次郎.漱石詩注M.东京:岩波書店出版,2002.10赵海涛.夏目漱石汉诗文创作及研究位相J.文艺理论,2012(1):15-1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