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件在中国戏剧叙事上的特殊妙用_朱然然.pdf

84大众文艺由于长期受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在各个领域十分看重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国画史中，萌芽于魏晋南北朝隐士，成熟于隋唐名家的山水画通过寄情山水打造出物我相融的化境；在工艺美术上，被称为母亲的艺术的女红，把一件平平无奇的日常用品变成集万种情思的载体。艺术理论里，诗歌美学中绕不开的“咏物抒情”“托物言志”藏了多少朝代兴亡的隐喻；“心感物而成声”揭示了艺术体验、艺术构思、意象物化的完整艺术创作过程；“观物取象”虽起源起于描述卦象的形成，却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课题。由此可见，人感物而造物，物传承人的文化与心声。同样，在中国戏剧中也很重视器物的运用，对供舞台表演所使用的器物，中国古典戏曲是以“砌末”相称谓的。道具的设置,在戏剧家那里往往是艺术匠心的表现，一件极为平常普通的物件,到了戏剧大师手里每每能演绎出千古不朽的戏剧精品。1一、小道具也可挑起铺陈情节、润色人物的大梁在戏曲作品中，以物引起冲突，串联故事，点名主旨的案例比比皆是，很多戏曲甚至直接以剧中道具来命名剧目，如琵琶记玉簪记桃花扇等等。陆军在编剧理论与技法中概括了道具在戏剧中起到的几大作用，如：1.结构剧本的核心。2.矛盾发展的助推器。3.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4.揭示人物心灵奥秘和寄寓人物命运的象征物。5.体现作品主题的重要窗口。6.演员进行载歌载舞表演的重要载体。2一件小小的物品能够串联起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主导故事起承转合，决定结局的最终走向，甚至成为一部戏的灵魂。可见道具在叙事中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关于编剧技巧的理论著作中，谈道主题、情节、人物、语言时有很多独特而深刻的见解，然而关于道具的叙事作用却很少有人探讨。对道具的重视并非大题小做，其的确在戏剧叙事中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以长生殿为例，洪昇在长生殿例言谈他的创作是“专写钗盒情缘”，整部戏涉及的政治背景之广，牵连的人物之多，场面之热闹，都紧紧扣住爱情的信物来着笔。众所周知，明清传奇篇幅较长,欲使剧本结构完整,头绪清晰,“密针线”就显得尤为重要。李渔提出“编戏有如裁衣”,把诸多片段串联“全在针线紧密”。3在这里，金钿钗盒作为道具，就像是作者手里一枚极小的绣花针，把密密麻麻的故事线、人物线都串联起来了。杨李之情，起于金钗细盒相赠，结下宿缘。可痴怨妒忌也从此而生，如杨贵妃因吃醋把钗盒赠还，唐玄宗拼命挽回才使得钗盒之情未断。刺死贵妃后，到头来钗盒却成了玄宗眼里的祸根。结尾处，贵妃回到仙界，拿起钗盒之时睹物思人，依旧愿意再续尘缘。整部剧作以物生事，以物连情，体现了作者于细微处写出人间儿女至情，又能绘出家国兴亡的盛大版图的叙事功力。通过概览长生殿里对道具的“点石成金”的写法，可见在叙事中道具虽小，却也有主掌大局的能力。但不足的是，金钿钗盒在叙事的层面仍然是被动的，被安排在各种巧合里，还并没有真正主动地直接地推进故事进程。二、从赖简中看特殊道具“信”在戏剧叙事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中有一类特殊道具，除了作为信物寄托主人公的情思外，还具有载体功能，能够表达人物心理，推动情节发展。这个道具就是信件，它除了具有物质属性外，还是内容的载体。信件里的内容本身就有论信件在中国戏剧叙事上的特殊妙用朱然然（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200000）摘要：在中国的文化脉络里，“兴感物而成声”“物我两忘”“咏物抒情”等命题诠释了“物”的重要性，这种对“物”的重视延伸到中国戏剧叙事里便化身为道具。“信件”作为道具中极特殊的一种，除了具有物质属性外，还具有承载信息的作用。“信件”的书写、传递、接收产生了极大的叙事张力，同时对在叙事结构有巨大的发挥空间，与叙事进程融为一体，甚至在人物心理、人物动机、人物关系上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关键词：道具；信件；中国戏剧叙事中图分类号：J61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28(2023)04-0084-03舞台艺术85大众文艺极强的戏剧张力，如一封情书，一张告密信，一张家书，都有可能使剧情发生巨大的发展，使剧情开始“突转”。（一）“书简”传递信息的间接性、延缓性、不确定性西厢记中被津津乐道的赖简一折是剧情中的一大“危机”,它是剧情向高潮发展中的一个“必须场面”，而又在情理之中。4“赖简”中的“简”的内容是这样：“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简，通过莺莺书写，张生阅读，红娘传递，催生出了各种态度和动作。从诗的内容中既可以看出崔莺莺对爱的大胆追求，更能看出她作为大家闺秀的内敛矜持。也能理解张生为何会奋不顾身地跳墙去夜会莺莺。一张简不仅是物质性的道具，还是一首诗的载体。通常我们在戏剧中让人物对话，互相刺激，由此碰撞出火花，直接地激励了动作生成，使得戏剧冲突变得尖锐，而有可看性。可当人物的交流从直接对话转移到信上，则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人物的要说的话被间接寄存在一张纸书之上，话没有立刻说明白。这种“对话”的方式具有间接性和延缓性，而间接性便造成悬念，延缓性则可以将悬念按下不表，造成延宕的效果。另外间接性和延缓性同时又造成了信息的不确定性，使人物的关系由简单转向复杂，可以说是一信三用。也正是这封信，催生了“赖简”一折，“赖简”一折起人物发生了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转变，开始值得玩味起来。虽然历来关于“赖简”一折的分析和鉴赏不计其数，但大多数人更偏向关注莺莺一前一后态度的大反常，挖掘封建时代的妙龄少女在对面心上人时内心中情与理的对抗。其实，这封信除了是宗法制度下少女心事的隐喻，也是道具在叙事进程中发挥的浓墨重彩的一笔。王实甫运用道具去结构剧情，使之曲而又曲，体现了他刻画人物“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的高超技巧。（二）“书简”能主导叙事不是偶然，而是基于合理性但并不是所有的信件道具都能够在剧中承担如此重任，即使它是特殊内容的载体，即使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具有间接性、延缓性、不确定性。因为更多时候信件只是编剧借来扭转戏剧情境的万金油。例如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邮政局长拆开了赫列斯达可夫信的那一刻，真相浮出水面，众人精心款待的“钦差大臣”居然是个输得精光的纨绔子弟！擅长投机取巧的官员们居然被一个小混混弄得晕头转向！从效果上看，这一封信的内容含金量很高，它使结尾处笔锋一转，情势骤变，人物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从叙事的作用上看，钦差大臣里信的出现是巧合，并不直接地推动故事的进程，更不是重要人物关系和情境的制造者，如果信的内容改成一个小吏口头告知，仍然是可行的。而赖简中，书简并不是突然被安排的，书简出现的时机合理，采用书简这一形式合理，书简的内容（“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更是合理的。首先，时机的合理在于崔莺莺和张生两人的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出现爱情的催化剂，书简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形式的合理则是考虑了崔莺莺相国小姐的身份，除了受到礼教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莺莺还没有正视自己的情感，只能借书简传情达意；内容的合理在于这几句诗既符合莺莺书香门第的人物设定，又符合少女的恋爱心境。更重要的是内容能够使人物关系发生变化，如张生因为看了这一封信产生痴狂的举动。红娘虽然没有看书简的内容，也并不识字，却也间接地受到了内容的影响，作为信的传递者，她根据对张生和崔莺莺两人的反应来推测信的内容，揣摩小姐的真正用意，以采取更合适的行动。正是由于书简作为道具存在着三合理，才使得人物动作和人物关系都围绕着书简转，人物关系被推进，戏剧冲突被强化。这时候，书简作为道具在叙事里起到的作用便是活的，是主动的。由此可见，要想使信在剧中活起来，主导整个故事走向，除了要意识到信息在信件传递中的间接性、延续性、不确定性，还要注意到它的出现时机、存在形式、承载内容等方面是否合理。严格来说，赖简一折中的书简在叙事上虽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仅限在这一折中和这一折前后，人物也仅限于崔莺莺、张生、红娘三人之间，在整部戏中只能说增添了一抹亮色，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戏眼，并没有像长生殿的钗盒情缘那样贯穿始终，毕竟西厢记篇幅太长，一封书简能够让崔张关系迅速升温，却很难主宰剩余的剧情。要想看到“信”在整部剧里像金钿钗盒那样起到密针线的作用，还要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独幕剧中看看。三、一只马蜂中“信”的主场（一）第一次“代写信”设下悬念，引出主要事件在20世纪，丁西林创作的结构精巧，语言精妙的独幕剧一只马蜂就是围绕着信的书写展开剧情，展示人物内心矛盾的。故事一开头是儿子在卧室内帮老太太写信，“写信”这一动作貌似是一个生活细节，但是作者并没有一笔带过，而是让信的内容与人物的目的紧紧关联起来。为什么这么说？在“代写信”这一动作中，吉先生很快就把信写完了，如果这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动作，可以直接结束，进入到核心事件。但是老太太却要求吉先生把信念一遍，“信”瞬间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引起了悬念。直接念信，表面上看信息的传递是直接的，迅速的，确定的，不符合前面所说的信件传达信息的特殊性。但因为“信”经过了吉先生的“加工”，便具有间接性了，延缓性，不确定性了，所以老太太听了念的信后才会疑惑不解。看上去是老太太核对自己的信，和自己进行交流，其实是吉先生把自己想说的话融入了“加工信”中，暗暗传达自己的目的：用白话文写信，借此嘲笑吉老太太落伍了。这是一次隐藏在两代人之间的交流，由此产生了滑稽效果，一开头便展示了代沟。念完了老太太要说的，接下来则是吉先生自己要写在信里的，他说这是母亲的愿望，看似处处为母亲着想，实舞台艺术86大众文艺则是吉先生想说明自己的事，有自己的动机。内容是“这次母亲在京，一切都好，唯有两件事，不大称心”这就引出了悬念，让母亲想追问，也让观众产生了以下疑惑：这个戏的要讲哪两件事？为什么吉老太太不称心？和吉先生有什么关系？接着继续读信，把这老太太的两件要紧事交代出来：一件事是为了让吉先生早日找个对象结婚，自己早日抱孙子，一个是帮侄儿介绍对象。第一封信的使命完成，既点出了整部剧要围绕的两件事，也表明了老太太的人物动机，至于是不是吉先生的人物动机还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件婚姻大事中的一件和吉先生有关。另一件则属老太太侄儿的婚姻大事，与吉先生是否有关？不确定，但是吉先生对这件事起码是关注的。（二）第二次“代写信”揭开谜底，人物关系清晰信在剧里再次作为重点出现，和老太太的第二件事直接有关，她想介绍照顾吉先生的护士余小姐给表侄儿。但在吉先生眼里这和第一件事自己的婚姻大事是直接关联的。吉先生和余小姐互相有好感，但还处于未知心意，互相试探的环节。老太太让余小姐回去写一封信来表明心意，而余小姐出却提出让吉先生帮忙写信，和她自己的那一封寄给父母。余小姐通过信交代了她的人物动机“试探”吉先生。正如吉先生所说“这本不是他的事”，可余小姐此事交与他。按理说，同意不同意，由余小姐写一封告知就好，何必劳烦吉先生？况且余小姐叫吉先生一起写信征求父母的同意，这又有特殊寓意了。可以看出余小姐不只是想借口推脱这么简单，而是想试探他。可见余小姐心思巧妙，想通过吉先生写信来看他是否对自己有意思，顺便把要对父母说的话暗暗说给吉先生听。说者有意，写者更有意，以说者意探写者心，利用了信件的间接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吉先生对“代写信”这件事是又疑又喜的，说自己“既不是亲兄弟，又不是亲叔伯”，真是“奇而又奇的事”。这时吉先生也多少揣测出余小姐的内心想法，所以当老太太出去拿衣服后，吉先生借机在余小姐面前表达了心意。但吉先生碍于自尊，表达时仍然是克制的，余小姐那句“说了胡话”，他就退缩了。最后得知余小姐的爸妈不让她嫁给医生，他才真正大胆地要“抱一抱”余小姐。至此，信里写的，同时也是整部剧刚开始设下的两件事的悬念已解除，读者恍然大悟：第一件事，吉先生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他和余小姐算是情投意合，只是碍于各种环境因素无法明说。第二件事，老太太为表侄儿张罗的这件事打了水漂。而吉先生和余小姐则是在信的计谋中，看到了彼此的心意。余论一只马蜂里对于信的运用是巧妙的，不仅在于“信”起着串联故事，揭露矛盾，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心理等作用。更是因为信承载的内容，写信的方式，写信的人和叙事进程融为一体。信件与钗盒，风筝，手帕不同的地方在于：以造型特征和象征意味为优势的道具，在写男女之间的感情时，更注重的是以巧合以反转产生戏剧效果。而信件作为一种载体道具，外形特征并不抢眼，但是内容却构造了更多的叙事可能。大多数时候，要描写人物的心理不能明写，而人物想说话时，利用一个载体去进行适当转换反而能让人物关系更微妙。通过信在传递信息时的间接性、延缓性，和人解读信时的不确定性，再生出各种不同的矛盾，洞察出人物心理的微妙，戏就变得好看了。另一方面，很多的戏里的道具虽然是整部戏的名片，但仔细想来是可以被替换的，钗盒如果换成了别的物品，未必就不能展现出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爱情，奥赛罗拾到的如果不是手帕，也可以是别的随身物品来判断苔丝狄蒙娜的不贞。但是信的内容却能实实在在代表人物想说的话，如果崔莺莺的柬帖不是那首万重深意的诗，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到底是张君瑞误简还是崔莺莺设计赖简”的讨论。正是这首似约非约，似是写景又像是传情的诗，才使得赖简这一折如此精彩，如果仅仅是一只钗子，手帕，那么可讨论的东西就少得多了。在一只马蜂中，如果没有通过“代写信”“读信”交代出核心事件，后续的情节是难以继续发展的，如果信里交代的是别的事，人物动机也会完全改变，正是信的内容决定了剧情的发展，由谁帮忙写信、由谁要求写信、谁试探谁写信才揭示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载体，又像是一颗种子，滋生出许多未知的东西。在编剧叙事技巧中，爱谈情节构造，冲突营造，人物塑造的论述很多，而道具的运用却很少被人注意。而在诸多道具中，“信件”是比较特殊的，它既是故事的连接者，又是内容的创造者。但很少人关心到原来信件是可以主导剧情发展，把人物弄得团团转。在当今移动设备发达，消息可高效、准确、快速传播的年代，我们很少会注意到一封信的内容，也很难想象写信的过程，写信的人，写信的方式可以有这么多的名堂。所以，适时地反顾前人在一个小物上生出的无数动人的故事，看见这种以小见大的功力，对于反观当今大多人在创作时，偏爱写大事件，忽略细处，逐渐失去了人与物件的连接，是有着深远价值的。参考文献：1胡健生,陈晓红.戏剧道具妙用刍议J.大舞台,2005(04):22-23.2陆军著.编剧理论与技法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3(清)李渔撰,闲情偶寄M.学苑出版社,1998.4陈素琴.崔莺莺“赖简”的情感依据J.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04):52-56.作者简介：朱然然（1998-），女，汉族，广西北海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研究。舞台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