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E框架下的政府一体化政...服务能力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_郭涛.pdf

2023 年 6 月第 3 期 第 23 卷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Jun.2023No.3，Vol.23收稿日期:2022 12 08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疆旅游舆情指数构建与旅游减贫效应研究”(18YJC630041)第一作者:郭涛(1984)，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策分析研究。doi:10.16112/ki.53 1160/c.2023.03.341TOE 框架下的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郭涛，王晓倩(天津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387)摘要: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性引领工程，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有助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让数字化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基于 TOE 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全国 31 个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建设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的综合影响;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形成路径可分为“技术 环境”驱动型、“技术 组织 环境”综合驱动型、“能力 压力”驱动型和“技术 平衡”驱动型;不同组态之间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基于此，建议省级政府因地制宜地探索提高技术管理能力的路径，加快推进一体化政务服务建章立制工作，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支撑。关键词: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TOE 框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 1254(2023)03 0090 09Influential Factors and Improvement Paths of Government ServiceCapabiliti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with Internet Under the TOE FrameworkGUO Tao，WANG Xiaoqian(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iangong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Tianjin，China)Abstract:As the basic leading project of govern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erviceplatform integrated with interne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people s sense ofgain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internet based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capabilities will help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digital management and make the achievementsof digital reform benefit all the people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this paper adopts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fuzzy sets to conduct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n the building cases of internet based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ies in the 31 provinces throughout Chin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level of in-ternet based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is comprehensively affected by tech-nology，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The“technology environment”driven path，comprehensive“technolo-gy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driven path，“capability pressure”driven path，and“technology balance”driven path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highly internet based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capabilitiesThere exists a potential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For this，provincial govern-ments should explore adaptive path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improve technic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internet based 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s，andp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reform practice of the“Internet Plus based government services”Key words:internet basedintegrated government service capabilities，TOE framework，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产生重要影响，也重塑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方法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部署要求，推动政务服务从“可办”向“好办”“易办”转变，各地区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不断提升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显示，我国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研究聚焦于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构成要素、成效、影响因素等方面，鲜有研究从组态视角考察影响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多重因素组合及其互动机理。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建设特点，基于 TOE 框架提出了影响一体化政务服务建设的因素，并选取 31 个省级政府案例，运用 QCA 研究方法揭示影响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多重因素组合及发展路径，以期为政务服务改革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一)文献综述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总枢纽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成效逐步显现，实现了更多“跨省通办”“一网通办”服务。实践的发展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学者们围绕一体化政务服务等“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务服务建设的成效、存在问题与优化路径、影响因素等领域。“互联网+政务服务”有效提升了营商环境水平。廖福崇2 提出了线上驱动型、线下驱动型和全面融合型三种优化营商环境的管理组态;范合君等3 基于互动治理的视角，从互动意向、互动工具、互动行动三个层面指出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有效互动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徐晓林等4 的研究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且政府数据开放、营商环境及信息基础设施在其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虽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实中仍面临政府认知偏差与公民使用率过低的困境，还需进一步加强一体化政务服务系统监测和平台的运行维护能力，围绕用户需求构筑现代信息服务内容，提升平台服务效能5。目前，我国省级政府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如贵州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指数全国排名第六位，高于很多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汤志伟等6、赵岩等7 分别以“社会 技术”“需求 压力 支持”框架分析在线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都表明在线政府服务的发展受到社会系统、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滕玉成等8、郭成玉等9 聚焦于在线政务服务中的政府回应性水平，基于“需求回应 财力支撑 技术驱动”分析框架探讨了地方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动力机制。魏志荣等10 基于政府创新扩散理论，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影响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进行了研究。综上，既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一是政务服务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是学者们的共识，但既有研究大多采用回归、相关等实证方法考察变量之间的单一线性关系，缺乏对各条件变量的协同和联动关系的考察。二是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显著提升成为我国现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特征，既有研究已从不同角度对在线政务服务能力、电子政务发展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很少有学者关注到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基于此，本文基于 TOE 框架，运用模糊19第 3 期郭涛，王晓倩:TOE 框架下的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对我国 31 个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揭示实现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生成路径。(二)理论框架TOE(Technology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框架，即“技术 组织 环境”，最早由Tornatzky 和 Fleischer 于 1990 年提出，用以研究组织的技术整合和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TOE 是基于技术应用情景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它将影响组织技术应用的因素划分为技术、组织和环境三类。技术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自身的特征及其与组织的关系，如技术的兼容性、相对优势、技术与组织应用能力的匹配等。组织因素关注影响技术采纳的一些组织特征，如组织规模、组织沟通机制及其他可利用的组织资源等11 81 94。环境因素主要是指组织所处的外部条件，如经济背景、制度环境和竞争压力等。TOE 框架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灵活调整相应的决定性因素，具有很好的适应力和解释力12103 113。目前已广泛应用到公共部门信息技术管理研究中，如基于TOE 框 架 考 察 政 府 电 子 服 务 能 力 的 影 响 因素12103 113、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绩效评价与路径生成研究1334 41、省级政务大数据发展水平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研究14200 207等。因此，本文依据我国政务服务一体化实践及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基于 TOE 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分析框架(见图 1)。图 1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分析框架1.技术因素。技术层面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管理能力两个指标。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当前的在线政务服务不再仅仅提供信息公开、表格下载、咨询投诉等基础业务15，而是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打造覆盖全国的政务服务“一张网”，实现“一次不用跑”“秒报秒批”等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所以，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关系到政府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是政府网络化平台建设的硬件支撑。此外，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建设政务服务门户网站需要专业化的管理运营，这对政府组织的技术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2.组织因素。组织层面具体包括财政资源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两个指标。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技术投入、信息采购及宣传推广等均需财政拨款支撑。如果一个政府组织具有较强的财政能力，在满足最基本的公共需求后，会将更多的富余资源投入到一体化政务服务领域13 34 41。此外，政府的制度安排也是项目推进落实的重要保障11 81 94，政策文本的数量直接反映了政府对一体化政务服务议题的重视程度14 200 207。3.环境因素。环境层面具体包括公民需求、同侪压力和经济发展。从社会需求侧的角度看，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回应29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公众需求、提供更便捷的服务，随着公众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加之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发展，公民在网上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为政府的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的政务服务能力通常正相关。此外，一个地区的政务服务能力不仅受到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同级政府政务服务建设成果的影响，这与我国政治体制中“晋升锦标赛”现象密切相关。在面临共同的上级任务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且地理位置相邻地区的任务完成情况会影响同级政府对某项任务的重视程度。二、研究设计(一)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法 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从整体视角关注条件组态与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为解释非对称、并发因果、等效性等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新工具 16。QCA 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 setsQCA，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multi value QCA，mv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uzzy sets QCA，fsQCA)。本文采用 fsQCA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受多重因素影响，需采取整体性思维方式研判;其次，fsQCA 在小样本和 中 等 样 本(10 40个)分析中具有突出优势;最后，本研究的变量大部分不适合进行二值或多值处理，相较csQCA 和 mvQCA，fsQCA 能处理部分隶属和程度变化问题。(二)案例选择本文以我国 31 个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样本，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省级政府在我国行政层级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一方面，省级政府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对接，有利于建设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总枢纽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另一方面，省级政府作为地方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最高层决策主体，对地方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提升具有引领和决定性作用。第二，相比于市、县级层面，省级政府的数据更全面，更具代表性和可行性。(三)变量设计1.结果变量。本文选取 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21)中“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作为数据来源。2.条件变量。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梳理出影响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因素，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将条件变量分为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1)技术层面。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重要硬件保障。选取 中国大数据区域发展水平评估白皮书中的“信息基础设施就绪度”来衡量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该指数涵盖网民规模、5G 基站数量、域名总数等指标。二是技术管理能力。采用 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2021)中“数字治理能力”得分作为技术管理能力的衡量指标。(2)组织层面。一是财政资源能力。采用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衡量政府财政资源能力，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2021)。二是政府政策支持。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一体化政务服务”“数字政府”等相关关键词，再筛选出关键词所在语句的表达意义与一体化政府服务相关性较强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最终确定能反映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政策文件数量。(3)环境层面。一是公民需求。网民规模与电子政务息息相关17，网民规模越大，对一体化政务服务的需求和要求就越多。选取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公众需求，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2021)。二是同侪压力。同侪压力对地方政府政务服务水平的影响呈现地理相关性18。选取某一省(市)所有毗邻省(市)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指数平均值，作为衡量该省(市)所面临的同侪压力大小。三是经济发展。采用人均 GDP 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 展 水 平，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统 计 年 鉴(2021)。(四)数据校准校准是指给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191312 1323。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用 fsQCA3.0 软件设定三个定性锚39第 3 期郭涛，王晓倩:TOE 框架下的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点作为校准依据，即设定各变量数据的 95%和5%分位数为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设定 50%分位数为交叉点，并结合研究实际进行合理调整(见表 1)。表 1变量校准锚点变量类型变量名称校准锚点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点结果变量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95.3885.1176.26信息基础设施建设43.1927.5121.15技术管理能力37.6529.3319.75财政资源能力32 579.515 002.211 569.4条件变量政府政策支持26.57.02.0公民需求0.441 610.339 600.266 89同侪压力93.2885.6679.26经济发展138 50058 08843 472三、实证结果分析(一)必要条件分析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前，需判断各前因条件是否为单独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判断依据为一致性水平，即一致性分数大于 0.9 的前因条件是必要条件，表明条件变量可以独立解释结果变量。本文运用 fsQCA3.0 软件对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度进行检验(见表 2)，各变量的分数均小于 0.9，即各条件变量都不是单独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因此，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需综合考察各条件变量的组合影响。表 2必要条件分析条件变量一致性覆盖度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0.783 2080.893 495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0.570 1750.534 980高技术管理能力0.859 6490.818 616低技术管理能力0.466 1650.522 472高财政资源能力0.575 8150.617 608低财政资源能力0.743 1080.735 732高政府政策支持0.644 7370.711 618低政府政策支持0.654 1350.631 197高公民需求0.670 4260.742 025低公民需求0.655 3890.630 881高同侪压力0.772 5560.805 882低同侪压力0.550 1250.559 236高经济发展水平0.737 4690.815 662低经济发展水平0.612 1550.589 620(二)条件组态分析本文选取的案例数量属中等样本，构建真值表时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 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820。运用 fsQCA3.0 软件对真值表进行分析后得到三种解: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参照已有研究191312 1323，本文采用简约解和中间解的并集确定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简约解与中间解皆出现的前因条件为核心条件，只在中间解出现的则为边缘条件，最终得到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 4 种条件组态。如表 3所示:总体解的一致性为 0.942，表明被列入 4种组态的省级样本中有 94.2%的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呈较高水平;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563，表明 4 种条件组态可以解释 56.3%的具有高一体化政府服务能力水平的案例。表 3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条件组态分析条件变量条件组态组态 1组态 2组态 3组态 4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管理能力财政资源能力政府政策支持公民需求同侪压力经济发展一致性0.9300.9670.9750.954覆盖度0.3400.2580.2470.194唯一覆盖度0.1030.0390.0540.018解的一致性0.942解的覆盖度0.563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可有可无。49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1.条件组态的分类分析。根据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在 TOE 框架中的分布情况，可以归纳出实现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四种生成路径，即“技术 环境”驱动型、“技术 组织 环境”综合驱动型、“能力 压力”驱动型和“技术 平衡”驱动型。(1)“技术 环境”驱动型。这种类型对应表 3 中的组态 1，表明对于信息基础设施完备、技术管理能力强的省级政府，当面临高强度的同侪压力与公民外部需求时，即使缺乏较好的政策环境，也会表现出较高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这一路径能解释 34%的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案例，其中 10.3%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典型代表为福建、天津。例如，福建省早在 2014 年就开通试运行了网上办事大厅，依托数字福建公共平台，对接已上线的“e 福州”“i 厦门”等掌上便民服务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构建了以闽政通APP 为基础架构的全省一体化掌上便民服务平台，完成了九市一区政务服务小程序入驻。究其原因是福建省毗邻经济发达、政务服务能力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广东省和浙江省，外部的同侪压力为福建省的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务能力提升提供了动力支持。(2)“技术 组织 环境”综合驱动型。这种类型对应表 3 中的组态 2，表明拥有较强经济基础和财政资源能力的地方政府，在面临较大规模的公众需求和同侪压力及多方因素的联动作用下，会表现出较高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这一路径能解释 25.8%的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案例，其中 3.9%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典型代表为上海、江苏、浙江。以上海为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资源能力方面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同时，作为全国超大城市之一及互联网普及率排名首位，上海面临着大规模的公众需求。“中国上海”门户网站自2010 年就开通了市级网上政务大厅，并在原有工作实践中开展了部分移动端的服务尝试。2018 年已基本形成了“一网、一云、一窗、三库、N 平台、多渠道”的支撑体系。目前，上海市依托“一网通办”打造了数字政务服务，推进了业务流程的革命性再造，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处理一件事”，用数字化方式创造性解决了城市治理难题，推动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3)“能力 压力”驱动型。这种类型对应表 3 中的组态 3，表明若一个经济基础水平较低的地区面临高强度的同侪压力，但具备高水平的技术管理能力，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公众需求和良好的组织条件，也会表现出较高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这一路径能解释 24.7%的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的案例，其中 5.4%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典型代表为贵州。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2020 年的人均 GDP 在全国排名倒数第 4，并且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源能力也相对较弱，但 2020 年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得分排名全国第 6 名，超过了一些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省份。2014 年，数字管理能力基础较薄弱的贵州乘“数”而上，抓住了国家建设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契机，通过构建“云平台”逐渐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目前，贵州省已全面建成“省级为引领、市州为枢纽、区县为阵地、乡村为延伸”的五级政务服务体系，实现了基层群众“小事点上办，不出村、就近办”，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水平得到了整体提升;另外，贵州毗邻的四川省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较高，也为贵州省的政府服务建设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4)“技术 平衡”驱动型。这种类型对应表 3 中的组态 4，表明若一个经济基础水平较高的地区面临着高强度的同侪压力，但具备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高水平的技术管理能力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公众需求和较强的财政资源能力，也会表现出较高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组态 4 与组态 2 较为类似，在 TOE框架中的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均出现了“存在”，但与组态 2 相比，组态 4 在组织和环境方面有“不存在”，所以将这一组态列为“技术 平衡”驱动型。这一路径能解释 19.4%的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案例，其中 1.8%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典型代表为山东。山东省地处发达的北部沿海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2020 年国民生产总值居全国第三，具备较完59第 3 期郭涛，王晓倩:TOE 框架下的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较高的信息数字化水平。“数字山东”自 2018 年正式提出以来，与 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 年)配套具体实施落实的政策文件后，在制度层面搭建起了数字山东建设的“四梁八柱”。目前，山东省以“一次办好”为目标，深入推进“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启动了全省政务服务“一链办理”工作，已实现 1 000 余项服务事项。2.关键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 4 种组态的分析不难发现，技术管理能力和同侪压力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这 4 种组态中，表明技术管理能力和同侪压力是形成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随着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政府的技术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打破传统政务服务模式的壁垒，实现数据信息的跨部门有效流通。例如，江西省应用区块链技术创新打造了“区块链政务服务”模式，进一步优化重构了传统的服务应用，形成了“赣服通”3.0版本，用户体验实现了全面升级。在面临共同的上级任务时，相邻地区的任务完成情况会影响同级政府对某项任务的重视程度，给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先进经验。例如，海南省充分借鉴沿海开放地区的发展经验，立足自身作为全国首个自贸区的客观实际，创新设计国际投资单一窗口，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最全面、最简化、最优质的在线政务服务。(三)条件间的潜在替代关系对条件组态 1 4 的异同比较，可以进一步识别出技术、组织、环境条件的潜在替代关系。首先，组态 1 和组态 4 对比表明，在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技术治理能力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共同面对高强度的同侪压力时，政府政策支持(组织)可以与公民外部需求相互替代，以提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见图2)。其次，组态2 和组态 4 对比表明，在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技术治理能力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共同面对高强度的同侪压力时，政府政策支持(组织)可以与公民外部需求(环境)和财政资源供给(组织)的条件组合相互替代(见图 3)。图 2环境与组织间的替代关系图 3组织与“环境+组织”间的替代关系上述两组替代关系表明，政策支持在推进一体化政务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政策支持属于主观因素，公民需求、财政资源属于客观因素，地方政府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改变客观现状，但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政府的主观努力可以弥补客观条件的不足，即加大政府政策支持的力度，营造良好的一体化政府服务建设的政策环境，进而提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例如，与上海市相比，山东省的财政资源能力(组织)较弱，公民需求(环境)也较小，这些影响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客观条件在短时期内很难快速改变。但在政策层面，山东省围绕 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先后制定了多项有关数字政府和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文件，为数字山东的建设搭建起了制度层面的“四梁八柱”，极大地推动了全省政务服务的一体化建设。(四)稳健性检验参考已有研究19 1312 1323，本文通过改变一致性阈值和案例频数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将一致性阈值由 0.8 调整到 0.85，重新进行真值表完善后发现影响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条件组态与未改变一致性阈值前的结果完全一致，总体解与各组态的一致性值和覆盖率均无变动。其次，将案例数阈值由 1 调整至 2，产生的两条组态与未调整之前的组态 2、组态 4 基本一致，69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总体解与各组态的一致性值和覆盖率基本一致。据此可以判断表 3 中的条件组合对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是稳健的。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一)研究结论本文基于 TOE 分析框架，以我国 31 个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建设为研究案例，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进行了条件组态分析，探讨了我国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1.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均无法单独成为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必要条件。我国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受信息基础设施、技术管理能力、财政资源能力、政府政策支持、公民需求、同侪压力及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的组合影响。2.不同影响因素生成了 4 种提升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路径，依据核心因素的差异，将其归纳为“技术 环境”驱动型、“技术 组织 环境”综合驱动型、“能力 压力”驱动型、“技术 平衡”驱动型。对 4 种组态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管理能力和同侪压力是影响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建设的关键因素。3.通过对比组态间各条件变量的差异，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存在替代关系，公民需求、财政资源能力的组合与政府政策支持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通过等效替代的方式生成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所以，政府政策支持是有效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可行性选择。(二)对策建议1.生成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路径在条件变量的组合上具有差异性，且多数受技术、组织和环境三重条件的并发协同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环境、地理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各地政府可以基于自身的客观条件和发展特征，从整体视角进行多重条件匹配，找准建设一体化政务服务的关键发力点，因地制宜地制定政务服务发展计划。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份如上海、江苏等，因其具备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较高水平的技术管理能力和财政资源，地方政府可进一步加大对一体化政务服务建设的财政投入，探索大数据、5G技术、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政务服务流程优化再造。对于中西部经济和财政优势不足的省份如贵州、云南等，要积极抓住大数据发展建设的契机，以大数据“互联网+”改造提升实体经济，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发展先行，为一体化政务服务建设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2.在解释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 4 种组态中均出现了技术管理能力和同侪压力，表明技术管理能力和同侪压力是关键条件。一方面，地方政府要着力提高技术管理能力，成立大数据管理机构进行专业的运营管理，培养管理人员的数字理念、数字思维及数字沟通能力，引进能胜任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工作的高级数字技术人才，为政府组织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建设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在面临较强的同侪压力时，需主动将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加强省际交流，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较弱的地方政府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尤其是地理位置邻近省份的先进经验，扩大技术管理知识溢出，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较高省份的引领带动作用。3.组织和环境条件的潜在替代关系表明，政府政策支持是破除公民需求规模和财政资源制约以提高一体化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对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新发展阶段，地方财政资源能力较弱的地区，要加快一体化政务服务的建章立制，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支撑。参考文献:1 赵金旭，赵娟，孟天广 数字政府发展的理论框架与评估体系研究 基于31 个省级行政单位和101 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J 中国行政管理，2022(6):49 58 2 廖福崇“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吗?基于 31 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J 电子政务，2020(12):99 109 3 范合君，吴婷，何思锦“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基于互动治理的视角 J 管理世界，2022，38(10):126 15379第 3 期郭涛，王晓倩:TOE 框架下的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4 徐晓林，乔亚丽，毛子骏，等 放管服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J 电子政务，2023(1):52 63 5 庞宇，张玲 地方政府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效能提升路径探究 以“京、沪、苏、浙”在线服务平台为例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4):34 42 6 汤志伟，郭雨晖，翟元甫 社会 技术框架下的政务服务在线办理能力探究 基于334 个地级行政区的数据分析 J 中国行政管理，2019(1):37 44 7 赵岩，谭海波，何孟书 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供给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组态 基于 27 省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J 电子政务，2021(4):68 78 8 滕玉成，郭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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