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源输入与村民自治——抑制还是促进.pdf

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3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资源输入与村民自治1马璐2张德元（1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009；2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摘要：随着国家资源输入农村，其治理效果日益成为政学两界的争论焦点。基于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两个维度考察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家资源输入显著提升了村干部主动性，对村民主体性的影响不显著。第二，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随着不同类型项目资源进村而凸显其异质性，其中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类项目进村对国家资源输入治理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文化娱乐和组织发展类项目进村未能显著促进村民自治效果。第三，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会随着资源输入力度的增加而增进，并且，在中部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和未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第四，国家资源输入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文章为坚定外生性资源输入向村庄内部有效治理转变的信心提供证据，为引导国家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提供启示。关键词：国家资源输入；村民自治；村干部主动性；村民主体性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2173001）；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1YJA790012）；安徽省科研编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3AH050971）。作者简介马璐（1999-），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经济；张德元（1963-），男，安徽六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经济。一、引言新时代以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三治融合”为推进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路径，为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了重要保障。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根本，也是基层治理的最高境界1。然而，作为一种体现现代民主理念的村民自治制度从诞生之日起，由于治理资源有限，且治理资源向治理能力转化困难2，就一直较为脆弱，成长空间狭小，亟需赋予村民治理资源，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农业税取消后，国家政策开始由资源汲取向资源输入转型，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通过专项化、项目化方式大量且持续向乡村输入资源，试图以重心下移、权力下沉和行政赋权，实现资源有效落地，并重构乡村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换言之，资源下乡既有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增进村民福祉的“显性目标”，也有激活和促进乡村治理的“隐性目标”。据统计，2018年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38 759.04亿元，专项转移支付22 927.09亿引用格式：马璐，张德元.国家资源输入与村民自治抑制还是促进？J.新疆农垦经济，2024（03）：1-13，25.抑制还是促进？2024年第03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元，专项转移支付占该年全部转移支付的32.91%，其中专项转移支付的金额是2006年的5.20倍。但现实的反差是，资源获取阶段的权威主导、资源分配阶段的“精英俘获”、资源实施阶段的“摆平处理”和资源落地阶段的利益固化，导致资源消解自治和村民自治日益失落，陷入村治主体结构错位3、村民动员缺位4、村民参与形式化5等困境。当前，中国“三农”工作重心已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自上而下的资源将大量且持续向农村输入。那么，这种外生性资源输入对原本脆弱的村民自治是进一步消解抑或促进？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理论上，资源输入主要方式之一的项目制由于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优势以及社会关联功能，往往被作为激发村民积极性、实现村庄公共治理的基础平台。首先，项目制蕴含的“事本主义”逻辑突破科层体制的限制，将行政体制外的村级自治组织吸纳进乡村治理体系，项目制包含的“民本主义”价值观倒逼构建服务型政府，提高村民的政治认同，弥补乡村治理主体真空和治理方式匮乏两大空缺6。其次，项目制作为分级治理的制度安排，动员各层级力量是项目“发包”的明确意图，“运动式”动员是项目“打包”的行动逻辑，乡村资源整合是项目“抓包”的必要条件7。由于自上而下的动员贯穿项目运作的整个过程，项目治理的正外部性可能延伸至村庄治理的各个环节，推进村民有效自治。实践中，如果基层政府的治理回应逻辑与村庄的治理需求逻辑相匹配，那么资源下乡就可能推动村民自治。但是，地方政府在运作国家资源时往往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8。一方面，基层政府在经济绩效驱动下，奉行指标主义，不论是“造点”还是“大包大揽”9，都脱离了村民真实需求，损害了村民自治的根基。另一方面，村干部多采取利益治理方式回应不合作者10，增加了其他村民相对剥夺感，消解了村干部公信力，进而制约村民自治进程。“干部干、群众看”现象屡见不鲜，干部与群众难以形成“组织化合力”，乡村治理经常陷入僵局。因此，资源下乡对村民自治的“净”影响到底有多大可能本身就值得探究。从既有文献看，虽然个别研究肯定了国家资源输入能够产生重构文化网络、重塑利益关联、建构自主平台等正向功能，激活村民自治，如，张良和冷向明11研究发现资源下乡通过重构乡村社会文化网络，形塑了村庄强社会关联，进而激发村民政治参与热情。陈万莎12提出，将下乡资源转化为村庄公共事务重塑乡村社会的利益关联能够激活村民自治。应小丽13指出，村庄借项目之力建构内源式自主发展平台，增强了村民民主意识，激发其参与村治主体性。但更多学者持怀疑否定的观点，一致认为国家资源输入会产生消极后果，消解村民自治。具体而言，一是普通村民边缘化。在资源输入农村的利益链条中，基层组织与地方势力形成稳固的分利秩序，造成精英主义的“话语霸权”和草根群众的“失语”状态14。二是村治主体客体化。国家权力伴随资源下乡介入村级治理，致使村干部向上负责、对内脱离，村民义利感失衡，村干部村民双双客体化。三是自治空间萎缩。国家对乡村的制度规范随资源输入不断增加，极大限制了村治主体的自主性，造成自治空间不断萎缩和主体性建构不断弱化。可见，针对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仍存在争议，目前尚无定论。本文以项目进村为切入点，跳出定性分析的窠臼，首次在实证层面检验了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探讨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的“净”影响，回应了“资源消解自治”的论断，分析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为坚定外生性资源输入向村庄内部有效治理转变的信心提供证据，为激活村民自治提供指导，为重塑乡村治理机制提供启示，为推进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村民自治效果内涵界定国家治理效果是治理主体实现治理目标的效率15。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效果则表现为自治主体实现自治目标的效率。景跃进16认为，村干部和村民是村民自治的关键主体。村干部是村民自治中的“领路人”和“组织者”，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3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自上而下回应村庄社会需求；村民群众是村民自治中的参与主体，自下而上反映利益诉求。因此，村干部和村民作为内部原生性治理主体根源于村庄，共同构成村民自治主体结构。同时，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能够体现村民自治的最终成效17。从村干部主动性看，“当家人”特征是突破村民动员缺位瓶颈的关键保障。从村民主体性看，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破解村民实质性参与不足困境的重要路径18。因次，本文重点从微观治理主体视角考察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实践都体现了村民自治的效果，同时兼顾二者，能够更加有效地识别和评价村民自治效果。（二）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的直接影响干群关系作为维系农村社会的基础，是推进村民自治进程的关键。税费改革后，村干部与村民利益关联渐趋弱化，干群关系处于“悬浮”状态。项目下乡为联结干群、修复悬浮提供可能。项目制赋予村庄的剩余控制权，会使村干部角色不断调适为“协调型”村干部19。此过程中，村干部需依靠村民主体力量，运用权威、关系、人情等地方性知识有效组织和动员村民。由于村干部既是项目落地的属地负责人也是村治主体，干群合作意识能够从项目扩展到村庄各类公共事务，即以项目合作催化和带动治理合作，进而提升村干部主动性。然而，村民主体缺位可能会使国家资源难以转化为村民自治的内源性力量。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或农户举家进城，造成村庄公共事务与村治主体分离。另一方面，村庄能人和精英日益被城市吸纳，无法发挥村民与村庄连接功能，产生村务与村民的“结构洞”20。以村民集体性需求为导向的资源输入，固然不能满足游离于村庄之外的分散村民的个体性需求，使其更加依赖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福利，难以建立与村庄情感联系，进而难以提升村民主体性。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国家资源输入通过增强干群合作意识，能够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主体性没有显著影响。（三）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的间接影响1.干群互动机制。乡村社会不断卷入现代化发展浪潮，村民逐渐原子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进而导致村庄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治理。资源输入为村干部和村民互动创造了制度性渠道。资源输入通过资金扶持、平台搭建、空间营造的方式提升村干部与村民互动的强度和范围，既强化了村干部与身边熟人的强关系，还通过熟人关系的递移，建立起与其他村民的弱关系21。基于血缘、地缘的关系网络和以利益互惠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交织，村干部更倾向于形塑利民偏好，提升工作主动性。2.正向激励机制。税费改革后，村干部以“不出事”的维稳逻辑治理村庄22，势必导致乡村治理失序。村干部不仅是趋利的“经济人”，也是嵌入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社会人”，既追求物质利益，还追求社会性利益23。村干部治村动力来源于物质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项目进村为此提供了有效路径。从物质性激励看，资源下乡能够使村干部获得除基本工资和务农收入外的专项绩效奖励，村干部利益高度嵌入村庄。从社会性激励看，村庄成功“抓包”体现了村干部回应村民集体性需求的能力，有利于村干部获得村民信任并实现权威再造，进而激发其履职热情，扭转村民动员缺位的局面。3.监督约束机制。村干部由于“一只脚在体制内，一只脚在体制外”的尴尬身份，极难化解乡镇干部与村民结构性需求与内在张力，很可能会“趋利避害”，导致“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24。资源下乡伴随着上级政府对资源落地工作的标准化考核。乡镇政府赋予村干部自主权力，使其对项目介入具有合法性，但为防止国家资源被基层自利性所蚕食，也对村干部进行监督管理。监督考核机制会激励村干部将监督压力转化为治村动力，提升其工作主动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假说H2：国家资源输入能够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假说H3：国家资源输入能够通过正向激励机2024年第03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假说H4：国家资源输入能够通过监督约束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国家资源输入影响村民自治效果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三、数据、变量与模型（一）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该数据能够为本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数据支撑，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该调查数据涵盖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比较完整的信息，涉及村庄项目承接、村民民主参与等信息。二是该调查数据2019年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国层面具有代表性。本文经过变量处理和样本处理最终得到由460个农村社区共18 772份样本组成的数据。由于变量存在缺失值，不同模型中用于回归的样本量存在差异，具体参见下文实证结果。（二）变量选取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村民自治效果”，以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作为衡量村民自治效果的测量指标。在村干部主动性上，向村民征求意见频率是衡量村干部主动性强弱的重要指标，反映了村干部贯彻民主和尊重村民主体性地位的程度25。考虑到目前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村委会自治”的现象比较严重26，以直接询问村民的方式来获取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数据，更能真实地反映村干部向村民征求意见情况。因此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据您所知，村干部就本村事务向村民征求意见的频率如何？”来反映村干部主动性。在村民主体性上，村委会选举是考察村民主体性的可视化窗口，原因在于，参与村委会选举是村民作为自治的村庄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应该承担的义务27，同时也反映了村民在村庄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在场性特征。现有研究大都将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作为村民主体性的判断标准28，因此选取村委会选举的登记选民投票率反映村民的参与规模和凝聚力，进而反映村民主体性。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村庄是否承接上级政府项目”。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将惠农补贴、支农项目等资源输入农村社会，而项目制是国家资源自上而下输入基层农村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将“2018年，社区共承接上级政府开展的各类项目数”改为虚拟变量。如果社区承接上级政府项目数大于0则赋值为1，否则为0。3.中介变量。第一个中介变量是村干部向村民解释疑问的详实程度。干群互动以沟通交流为介质，村干部向村民解释疑问的详实程度能够反映村干部与村民进行交流互动的能力，进而较为准确地衡量干群互动的状况。因此，选取村干部向村民解释疑问的详实程度检验干群互动机制。第二个中介变量是村庄考核排名。村庄考核排名具有经济、政治和精神三重激励作用，能够正向激励村干部提高履职质量。因此，选取村庄考核排名作为检验正向激励机制的中介变量。第三个中介变量是村民监督委员会发挥作用程度。村民监督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监督组织，发挥着制约农村基层权力滥用和惩治农村基层权力腐败的作用，对村干部行为产生制度约束。村民监督委员会发挥作用程度能够反映村庄监督制度健全程度，进而反映村干部受到监督的程度。因此，选取村民监督委员会发?图1 国家资源输入影响村民自治效果的逻辑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3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挥作用程度作为检验监督约束机制的中介变量。4.控制变量。对国家资源输入治理效果的检验分别采用了农户层面和社区层面的数据，为了尽可能克服遗漏变量的影响，借鉴崔宝玉和王孝璱25的研究，对农户层面数据，本文选取农户个人、家庭、村两委和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农户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和是否是村干部；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年收入；村庄特征包括村庄户籍人口数和是否有大姓。对社区层面数据，选取村两委特征、村庄特征、政策与环境作为控制变量。村两委特征包括村两委总人数、受教育结构、人均月工资和是否实行“一肩挑”；村庄特征包括户籍人口数、受教育结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是否有大姓；政策与环境包括村庄是否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推行土地确权政策和是否发生突发性危机事件。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变量以降低不可观测的区域因素的影响。农户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别见表1和表2。（三）模型构建1.基准模型。理论上，村民自治除了受到国家资源输入的影响外，还会受村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两委特征、村庄特征、政策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25,29。因此，为识别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准模型：Yi=0+1Xi+2Ci+i（1）（1）式中，Yi是第i个村的村民自治效果，包括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两个方面；Xi为核心解释变量，即第i个村的“国家资源输入”；C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0为常数项，1和2为待估计系数；i为随机扰动项。特别地，在估计方法上，当被解释变量是反映村干部主动性的“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时，本文使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当被解释变量是反映村民主体性的“村庄登记选民投票率”时，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1，?=2，?=3，?=4，?=5）2.9411.260?（?0?1，?0）0.5530.497?（?=0，?=1，?=2，?=3）0.6850.976?（91%?=1，61%90%=2，31%60%=3，?30%=4）3.3430.794?（?=1，?=2，?=3，?=4，?=5）3.4051.170?（?=1，?=0）0.5170.500?（?）43.99522.132?（?=1，?=2，?=3，?=4，?=5）2.6171.070?（?=1，?=0）0.0270.161?（?）4.3901.872?（?）6.2592.738?（?，?）10.5101.267?（?）2.0801.439?（?=1，?=0）0.7150.452?（?=1，?=0）0.3140.464?（?=1，?=0）0.3430.475?（?=1，?=0）0.3430.475表1农户层面的变量描述性统计2024年第03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中介效应模型。根据前文分析，国家资源输入有可能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提高村民自治效果。为了检验国家资源输入影响村民自治效果的机制，本文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30提出的检验流程，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Mi=0+1Xi+2Ci+i（2）Yi=0+1Xi+2Mi+3Ci+i（3）（2）和（3）式中，Mi为中介变量，其他符号的释义与前面公式相同。（2）式表示国家资源输入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3）式中的系数2表示中介变量对村民自治效果的直接效应。将（2）式代入（3）式可得到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1 2，即国家资源输入通过中介变量对村民自治效果产生的影响。在（1）式中系数1显著的基础上，依次检验（2）式中的系数1和（3）式中的系数2，如果1和2均显著，则中介效应存在；在此基础上，如果1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如果1显著且1 2的符号一致，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四、实证结果分析（一）基准回归结果表3给出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效果影响的估计结果。回归1结果显示，项目进村显著提升了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即显著提高了村干部主动性，亦即提升了村民自治效果。为进一步检验本文结果，排除其他因素干扰，在回归2中加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和地区变量，结果依旧十分稳健。然而，回归3和回归4的结果显示，项目进村对村庄登记选民投票率并无显著影响，即并没有明显提升村民主体性。具体而言，承接项目的村庄比未承接项目的村庄的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更高，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一方面，项目下乡可能带来了物质和社会的双重激励，激发了村干部的干群合作意识，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国家监督力量伴随项目下乡进入村庄，村干部为避免被追责，提高履职质量，因而村民感受到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提高。而项目进村对村庄登记选民投票率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在村庄边界日益开放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局面，导致内生力量无法有效整合乡村社会秩序31；另一方面，在“生活即政治”的逻辑支配下，村民普遍“漠视”村庄公共事务治理32，即使具有经济激励功能的资源下乡也难以提?（%）87.35717.986?（?0?1，?0）0.5220.500?（?）6.6302.942?0.2050.241?（?，?）7.1881.092?“?”?“?”（?=1，?=0）0.3810.486?（?）2.1441.503?0.0640.070?（?，?）8.9781.008?（?=1，?=0）0.7580.428?（?=1，?=0）0.0730.261?（?=1，?=0）0.9240.265?（?=1，?=0）0.0910.265?（?=1，?=0）0.3640.481?（?=1，?=0）0.3360.473?（?=1，?=0）0.2500.433表2社区层面的变量描述性统计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3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高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进而难以显著提升村民主体性。以上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H1。本文进一步利用实证模型检验国家资源输入对村干部的干群合作意识的影响，以检验国家资源输入能够通过直接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村务公开是村干部和村民合作运用公共权力的新方式和新途径33。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程度既反映了村务公开透明度和公开内容真实度，也体现了村干部与村民合作运用公共权力的广度和深度。因此，选取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程度作为村干部干群合作意识的代理变量。表4给出了国家资源输入对干群合作意识影响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显示，项目进村能够显著提高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程度，即项目进村显著提高村干部的干群合作意识。?（?Probit）?（OLS）?1?2?3?4?0.029*0.028*?0.8210.824（0.016）（0.017）（1.681）（1.781）?-0.013?0.585（0.016）（0.376）?0.001*?-4.799（0.000）（4.182）?-0.041*?0.947（0.009）（1.170）?0.486*?“?”1.031（0.044）（1.792）?0.018*?-0.825（0.005）（0.726）?0.041*?51.120*（0.003）（11.070）?0.015*?-1.494*（0.007）（0.822）?-0.004?-1.235（0.006）（2.095）?-0.051*?1.007（0.019）（3.073）?1-0.824*-0.454*?-6.902*（0.014）（0.083）（2.229）?2-0.356*0.013?3.932*（0.013）（0.083）（2.011）?30.200*0.571*?86.93*87.72*（0.013）（0.083）（1.227）（12.650）?41.498*1.870*?（0.017）（0.084）?460363?R20.0000.095?1877217062Pseudo R20.0000.007表3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影响的估计结果注：（1）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2）*、*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2024年第03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二）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1.内生性讨论。本文着重分析两类内生性问题，以保障估计结果的可信性。首先，本文的内生性问题体现在反向因果关系方面。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村庄承接上级政府项目会提高村民自治效果，但村民自治水平并不会对村庄是否承接上级政府项目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项目制是实现民众公共需求由“自然事实”向“行政事实”转变的有效载体34，上级政府会基于村民群众的集体性需求将项目资源投入到村庄，而不会基于村庄内部是否落实“四个民主”向其投放项目。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平衡区域发展、普惠公共服务是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的基本精神35，各层级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在资源输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6，特别强调村干部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13。村民自治水平提高可能有利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池塘资源管理37，而不会对村庄是否承接上级政府项目产生明显影响。另一方面，项目进村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等多元主体，其中，中央政府始终享有国家资源的分配权和控制权，地方政府通过转化与变通合法合规地分配国家资源，村庄存在反控制的空间。各主体的能动性与制度规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只有达成合意才可能真正实现项目进村，村民自治效果在村庄承接上级政府项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参考崔宝玉和马康伟29的做法，采用两种方法验证以上逻辑判断。一是以村庄是否承接上级政府项目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村庄登记选民投票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表5回归1、回归2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二是由于干群合作意识与村干部主动性高度相关，因此，以村庄是否承接上级政府项目为被解释变量，以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表5回归3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村干部干群合作意识对村庄是否承接上级政府项目没有显著影响。综上，本文认为，项目进村与村民自治效果的反向因果关系并不严重。其次，由于初始条件差异，承接项目的村庄与未承接项目的村庄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导致样本村庄本身并非是随机的。本文采用1 1近邻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处理组构造各种特征相似的控制组样本，使二者更有可比性，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步骤如下：第一，进行平衡性检验。表6结果显示，匹配后样本均值偏差值、B值大幅度下降，R值落在0.5，2区间内，基本消除了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控制变量上的显著差异。第二，使用平均处理效应，分析承接项目村庄与未承接项目村庄之间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和村庄登记选民投票率的差异。表7结果显示，不论是匹配前还是匹配后，对于承接上级政府项目的村庄，村干?1?2?0.156*0.183*（0.073）（0.077）?11 77910 691R20.0000.017表4国家资源输入对干群合作意识影响的估计结果?1?2?3?-0.147（0.014）?0.003（0.007）?0.008（0.006）?13 3083768 382Pseudo R20.0330.0330.038表5村民自治对国家资源输入影响的估计结果?MeanBiasBR?7.029.71.12?3.024.70.61?9.143.61.18?4.421.70.76表6样本匹配结果的平衡性检验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3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部征求意见频率都高于未承接上级政府项目的村庄，但承接上级政府项目并未显著提高登记选民投票率。第三，进行共同支持检验和匹配质量检验。表8结果均支持项目进村对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的显著正向效应，但项目进村对村庄登记选民投票率的影响依然不显著。表8结果也表明，基准回归会低估项目进村对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和登记选民投票率的影响，即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差是十分必要的。2.稳健性检验。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部分以村庄承接上级政府项目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表9回归1和回归2结果显示，村庄承接上级政府项目数对村干部主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3、回归4结果显示，村庄承接上级政府项目数对村民主体性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国家资源输入可能仅仅重视硬件建设，强调对群众的服务，而在实践层面没有特别重视群众的广泛参与，弱化了对群众的组织能力，即偏重“一切为了群众”而忽视“一切依靠群众”。因此，即使资源输入力度不断加大，其作用效果都是有限的，即不能显著提升村民的主体性。可以发现，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影响的估计结果稳健。（三）拓展性分析为了关注不同类型项目进村效果的差异，根据农村社区公共需求情况将项目类型分为生产生活、社会保障、文化娱乐和组织发展四类，并实证检验不同类型项目进村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分析不同类型项目进村效果的异质性。表10给出了不同项目类型对村民自治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生产?t?2.9562.9190.037*1.88?2.9602.9140.046*2.19?88.56587.1530.4120.23?88.71586.8851.8290.97表7承接项目村庄和未承接项目村庄的净差异?1?2?3?4?0.030*0.030*1.5861.403（0.018）（0.018）（1.841）（1.803）?1387814875294319R20.0980.089Pseudo R20.0060.007表8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估计结果?1?2?3?4?0.006*0.008*0.2260.034（0.003）（0.003）（0.301）（0.422）?18 77217 062454360R20.0010.092Pseudo R20.0000.008表9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2024年第03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生活和社会保障类项目进村对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与村民紧密相关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类项目有利于激发村干部的治村动力。文化娱乐类项目进村对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娱乐类项目可能存在收益滞后性，短期内由于付出收益不对等，会挫伤村干部的工作主动性。组织发展类项目进村对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组织发展类项目资源往往由村干部主导配置，且村民在一定程度上也默认此现象，无法给村干部实施监督压力，故社会保障类项目下乡难以显著提高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四）异质性分析1.地区差异。本文根据不同地区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村庄进行分类，进一步探索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影响的地区差异，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结果表明，项目进村能够显著提升中部地区村庄的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对西部地区村庄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却对东部地区村庄的影响为负。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村庄经济分化程度较高，社会分层程度也较高，逐渐形成了企业家群体替代传统型村干部的趋势，并产生社会排斥机制，将贫弱群体排除在外38。即使项目下乡也难以有效提升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对于中西部地区，村干部大多由中坚农民组成，身处“熟人社会”会受到监督约束，进而促使其提高向村民征求意见频率。此外，相较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内部发展潜力巨大，因而项目下乡对村民自治效果提升效应明显。这说明，不同区域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存在较大差别，在利用资源输入改善基层治理生态时要有指向性，不能“一视同仁”，大水漫灌式全覆盖。2.村集体经济收入差异。本文依据不同村集体经济收入按照无村集体经济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和村集体经济收入高于平均值对村庄进行分类，探索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影响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结果表明，项目进村能够显著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村庄的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可能原因是，在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空壳村”，村干部开展工作往往面临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即使项目资源下乡也难以提高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反而会为应付上级政府检查忽略了村民的集体性需求，导致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降低。在村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庄，项目进村能使村干部获得更高的物质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增强了村干部的工作主动性，?1?2?3?4?0.066*0.061*-0.0350.028（0.017）（0.027）（0.023）（0.036）?17 06218 07017 72317 062Pseudo R20.0080.0070.0070.007表10不同项目类型对村民自治影响的估计结果?1?2?3?-0.0090.054*0.039（0.030）（0.029）（0.029）?5 2555 9765 831Pseudo R20.0110.0070.010表11按照不同地区分组回归的估计结果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3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了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而在村集体经济收入高于平均值的村庄，项目进村可能会使村干部为获得更大的经济或社会收益，倾向于打造“示范村”，忽略了村民的真实需求，难以显著提升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3.村两委“一肩挑”实施差异。本文依据村两委是否实行“一肩挑”按照未实行“一肩挑”和已实行“一肩挑”对村庄进行分类，以检验国家资源输入影响村民自治的村两委“一肩挑”实施差异，回归结果如表13所示。不难发现，项目进村对未实行“一肩挑”村庄和实行“一肩挑”村庄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项目进村能够显著提升未实行“一肩挑”村庄的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而对实行“一肩挑”村庄的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能原因是，在未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可能出现以村书记和村主任为代表的两派队伍，二者相互制衡、相互监督，项目进村的治理效果可能更显著。而在实行“一肩挑”的村庄，村书记与村主任实现人事上的角色重组和功能重构，村干部职位数量减少，工作任务加重。项目下乡可能进一步增加了村干部治理任务，进而弱化项目进村的激励效应，严重影响村干部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降低。表14给出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国家资源输入能够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影响村民自治效果。具体而言，回归1估计结果显示，项目进村显著提高了村干部向村民解释疑问的详实程度；回归2结果显示，村干部向村民解释疑问的详实程度对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在控制该中介变量影响后，项目进村对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影响依然为正。由此干群互动机制的完全中介效应得以验证。同样，回归3和回归4估计结果充分验证了正向激励机制的完全中介效应，即项目进村能够通过村庄考核排名提升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回归5和回归6估计结果显示，项目进村通过监督约束机制提高了村干部征求意见频率，由此验证了监督约束机制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以上机制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说H2、假说H3和假说H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中国村民自治制度自建立之际，一直较为脆弱。农业税取消后，资源下乡成为主旋律，其治理效果日益成为政学两界的争论焦点。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治理主体视角出发，以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两个维度衡量村民自治效果，分析了国家资源输入对原本脆弱的村民自治是进一步消解抑或促进？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家资源输入能够促进村民自治。具体而言，国家资源输入能够显著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但对村民主体性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不同?1?2?3?-0.0200.054*0.077?（0.030）（0.022）0.056?5 24010 1081 714Pseudo R20.0080.0090.014表12按照不同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组回归的估计结果?“?”?“?”?1?2?0.097*-0.081*（0.021）（0.027）?10 5826 480Pseudo R20.0080.012表13按照村两委是否实行“一肩挑”分组回归的估计结果2024年第03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类型项目进村的治理效果具有异质性，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类项目进村能够显著提升村民自治效果，而文化娱乐和组织发展类项目进村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第三，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会随着资源输入力度的增加而增进，并且，在中部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和未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第四，国家资源输入不仅会直接提升村干部主动性，还会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有效回应了“资源消解自治”的论断，认为在当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大量且持续地向农村输入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村民自治。因此，本文提出四点政策启示：第一，亟需转变对国家资源输入治理效果的认识，在关注国家资源输入“显性目标”的同时，也应关注并重视国家资源输入的“隐性目标”。第二，国家资源输入需要兼顾增加力度与广度和精准锚定村民群众需求。尤其在当前阶段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形下，资源精准投放更应该成为国家资源有效落地的焦点。当前国家对资源下乡的规范、考核和监督等主要是为了确保资源安全有效使用，但由于国家资源输入具有治理目标，还应重视干群合作意识培养、村民群众广泛参与和村庄公共性建构等，引导国家资源供给践行“村民需求本位”而非“资源落地本位”，进而实现国家资源输入与村庄内部治理主体同频共振。第三，发挥好中部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和未实行“一肩挑”的村庄中资源嵌入优势，继续引导该类村庄中外生性资源转化为基层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并通过吸纳村庄精英回归乡村治理、重塑成员身份认同，重构村庄利益关联、发挥社会资本约束功能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