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来中短篇小说中“物”的文化意蕴_田文倩.pdf

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收稿日期：2022-08-14作者简介：田文倩（1995），女，甘肃甘南人，西北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文艺批评。论阿来中短篇小说中“物”的文化意蕴田文倩1，朱永明2（1.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2.兰州文理学院 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10）摘要：21世纪以来，阿来检视了自然界中一些生态物，并将其挪移到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展开了一个有关“物”的隐喻叙事。通过对这些“物”隐含的文化意蕴书写，深沉表现了他的人道关怀、生态忧思和文化情怀。不难发现，这样的书写不但对进一步加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而且为中国当代西部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关键词：阿来；中短篇小说；生态物；文化意蕴中图分类号：I2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020（2023）01-03305张进对物质性的诗学内涵如此论述：“物质，哲学上指独立存在于人类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运动是其根本属性，客观实在性是其唯一特征。因此传统上的 物质性 让人联想到具体的、实在的事物 以及真实的历史进程，也通常设定这个术语在语言学的范围内先于喻说体系。”1这里的“物质”是指独立存在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之物，运动是其客观特征。这些自然界活着的生命物在阿来小说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类学意义，这是文学界对阿来文学文本的新发现。21世纪以来，阿来的多部小说都是以“物”为叙述焦点建构故事，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了物的文化意蕴，以此来进一步凸显小说的生态文学意义及其价值。一、以植物为隐喻的人道关怀童庆炳在 文学理论教程 中说：“社会生活是文学创造的客体，换句话说，在文学创造中，无论是侧重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还是侧重于社会精神生活的揭示；无论侧重于作家内心生活的抒写，还是侧重于外部生活的描绘，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2蘑菇、虫草、槐花等都是源自青藏高原的植物类，在阿来的短篇小说中，他将这些“物”进行了精准的表达和深刻的诠释。短篇小说 蘑菇 中，阿来写了嘉绒的部族栖居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因出产蘑菇而闻名。作者先是对蘑菇进行了一段细致的描摩：“就在十步之外，嘉措采到了三朵刚刚破土而出的蘑菇。同时，他还看见另外一些地方薄薄的、潮湿松软的苔藓下有东西拱动，慢慢地小小的蘑菇就露出黝黑的稚嫩的面孔，一股幽香立即弥漫在静谧的林间。”3高原人对蘑菇的吃法有两种:一种是阿来所说的切成片，撒上盐，在火上烤熟，鲜嫩无比，芬芳无比；另一种是用羊奶煮着吃，味道更是别具一格。在消费时代的今天，人们的口味从山珍海味到飞禽走兽，最后回归到了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以蘑菇为物的真菌类食物自然又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佳肴，而且以菌类为特色的食品更体现了生活的富裕，表征对客人的厚待。因此，蘑菇就被自觉地刻上了消费时代美食文化的烙印，辅以精美别致的包装和独特产地的命名，陈列在商铺的货柜中，被誉为上好礼品。宋诗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之句。蘑菇产于青藏高原，它给高原人带来经济实惠，采蘑菇的季节是草原人赚钱的良机。阿来以蘑菇作为突破口来洞察草原人的生存现状。在小说中，阿来这样写：“蘑菇季节就到来了。一朵朵幽香连绵的蘑菇像超现实主义的花朵一样从青树根的旁边，林间空地的青草底下，岩石的阴影下开放出来，在潮湿，清新，洁净的背景下，黝黑，光滑，细腻无比。”3210在短篇小说 蘑菇 中，阿来将叙述视角聚焦于“蘑菇”，通过对这一高原自然物的叙述，披露了人性的复杂，并诠释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世俗生活对美好人性的异化。当然，作为叙述焦点之物的蘑33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菇，在阿来的笔下并没有轻易结束，阿来试图通过这一“物性”诠释更深刻的文化内涵，这就使他在中篇 蘑菇圈 中再次澄清蘑菇背后的世故人情。中篇 蘑菇圈 中的藏族姑娘斯炯刚刚出场时既憨厚又可爱，她始终以自己纯洁的心灵面对周边的生活。她成为那个村子里最早去革命队伍里的人，后来她离开了队伍，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回来后的斯炯并没有被苦难生活折服，她有一个宝贝蘑菇圈，这个蘑菇圈既是一个文化生态圈，又是一个自然生态圈。阿来通过斯炯的经历提醒人们，任何一种强势的东西都会对人性和文化进行强势的改造，这种改造将由过去的政治改造变成今天的经济改造、人心改造。沈阳大学的贺绍俊在论述到这一问题时说：“这种经济的强势把斯炯最亲的亲人都收买过去了，所以斯炯无奈地对儿子说：我老了我不伤心，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这个结尾颇有深意，它让我们联想到当今社会，是否正在破坏着属于人类的 蘑菇圈。”4从短篇小说 蘑菇 到中篇小说 蘑菇圈，足以发现阿来的叙述由蘑菇上升为群体的蘑菇圈，体现了他对个体的生存关怀与群体的生命关爱。短篇 槐花 收录在小说集 月光下的银匠中。小说虽然命名为“槐花”，但并没有过多地着墨于对槐花的描写，而将槐花作为一种隐喻，先让其香味成为萦绕在主人公身边看不见的“物”之后，才将“花”安置在主人公的精神之中，构成一种“物”的话语。小说的开头写到一个被儿子囚禁在玻璃岗亭里看守停车厂的老人谢拉班，他成为笼中之鸟，完全失去了自由。他非常渴望回到外面的世界，可是面对外面的世界，他只能闻到槐花的香味。花香一次次袭来，不断唤起他的思乡之情，可他的眼前只有看守的停车厂。他向往着曾经打猎的生活，向往着身边破土而出的蘑菇，向往着五月槐花的香气。但现实是他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猎手成了停车场的守夜人，每天只有3元的工资，5角的夜餐补助。玻璃亭里几年囚禁的生活，使老人失去了人的尊严，他的生活是白天睡觉，晚上守护着谁也搬不动的卡车。阿来借槐花的香味，隐喻了在城市中寄居的乡村老人无言的苦衷：他们渴望回乡，但又身不由己地挣扎在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空间里，过着寂寞孤独的日子。小说中，阿来只将“槐花”安放在另一空间，展露出其浓烈的乡愁意味，将此“物”拓展为乡井之情，表达出作者深刻的人道关怀。诚然，小说中出现的月光、香气是最容易触动人思乡之情之物，通过这些物，作者关注到的是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带给乡村一大批老人的精神困境。张莉论述短篇小说时说：“短篇小说以人类内心复杂生活的探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抵达是那些属于飞短流长的故事们所不能比拟的。写一个戛然而止的莫泊桑式的小说，早已对读者没有吸引力，在有限的篇幅里，尽可能书写复杂斑驳的精神能量、精神苦难、精神欢愉才是短篇小说的魅力所在。”5阿来的这部短篇小说正是以“物”为表达对象，书写了寄居在城市中老一代农村人的精神困境。在中篇小说 三只虫草 中，阿来把目光聚焦于“虫草”这一物性上，通过虫草这一奇特之物，凸显了人类早期采集文化的印迹：挖虫草前的占卜、抽签、开挖仪式等，恰恰是对原始采集文化的循规蹈矩。虫草因为具备着补肾、益肺、克虚、消气喘等功能，而独占商品柜台。可是虫草又把牧人单纯平静的生活裹挟进了喧嚣、芜杂的角力场的现实生活与智力角逐中。在幼稚的孩童桑吉的眼中，虫草成为还没有足够劳动力的孩子也能挣来钱的奇迹，虫草成熟季节即成为全民挣钱的最佳时机。有了钱，看病就有希望，上学的费用也不愁，而且也能穿得起城里人的衣服。大规模的集体采挖，致使草根绝断，草势衰减，草场退化，导致放牧范围压缩，牧业收入逐年递减，这些都是牧人轻易看不到的，牧人、外来者们看到虫草就看到了钱。所以在阿来小说中，虫草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天然优菌，而是金钱的真实替代品，虫草还能释放出无限的“物”能量：它一半是虫、一半是草的奇特生命能量和经济价值，可以成为摆平官场升迁的贿赂之物，这一切都是虫草的魅力。令人更为吃惊的是，掘走虫草的背后还隐藏着对“生物链”釜底抽薪般的损害。不难发现，阿来在 三只虫草 中，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普遍联系起来，用当前生态美学的方法论建构了“物”的叙事原理，在物与人的紧张关系中凸显了文本的价值。二、以蛇为隐喻的生态忧思说起生态情怀，阿来不仅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还细化到对人与微生物和谐相处的叙述。对此创意，我们以其对“银环蛇”的叙述为代表。小说银环蛇 发表于 四川文学1991年第3期。小说开首描写：“我们一行五人，其中三人来自于同一座大城市，两女一男，一对夫妻；还有另外两个男人，一个来自于江边，一个来自于另一座雪山脚田文倩，朱永明：论阿来中短篇小说中“物”的文化意蕴34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下。”五人组成旅行团，银环蛇的活动轨迹成为五人行踪的路线图，打蛇过程自然也就暴露了人行走的踪迹。在自然界中，蛇因它的口齿剧毒，加上民间传言而成为人类文明观中“恶”的化身与憎恶的对象，所以人类一进入到有蛇的地带，就会精神紧张，甚至停止不敢前行。这篇小说先写由大家口头说起的符号化的蛇到作为实物的蛇的出现再到打蛇事件，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开头阿来对“蛇”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蛇就从山里人跨出草丛的地方尾随而出。它的三角形的翠绿的头开始抬起来，搭到一枝横斜的牛蒡上。这时，仿佛有一台空调机开动了，我们都感到了飕飕作响的冷气。蛇就在那里，它把头从草棵上挪下，慢慢爬到路的中央，就停了下来。它的身子也是翠绿色的，上面有一道道银环，像一条丢弃的绕着银丝的绿色绸带，年轻女人们用来束发的那种绸带。”6蛇是正常出行的，并非来侵犯人类，而人类将其视为敌人，于是三个男人捡起了石头，不断地向蛇砸，蛇丧命于人不放弃的攻击中。蛇死后，“行凶者”们听到蛇伤害人的传言，进而自以为是，沾沾自喜，于是蛇的肉身转眼又成为男人们挂在树上娱乐的玩物。阿来对这一过程的描写中暗含了人的愚昧和凶残，这些人性恶的暴发，正是来自于人的无知和愚昧。人是最容易相信谎言、最容易被谣言所蒙蔽的生物。对蛇的叙述并没有结束，接下来，行人又愚昧地听信了群蛇报仇的传言，更是促长了对蛇的警惕和凶残。当第二条蛇出现的时候，五人不约而同地将其视为前来复仇之蛇，三个男人扑上去，用石头、木棍疯狂地击打，“蛇已经不复蛇的形状而变成一团肉酱了”649。当第三条蛇再次出现的时候，蛇以它群体的力量再次向行凶者发出了警告，蛇的家族是杀不完的，蛇也并不是来复仇的。于是行人才想到了：“威胁、抗议、险恶的杀机，或者是悲哀、绝望、等待死亡。”650于是五人罢手，第三条蛇安然逃生。阿来通过对杀蛇的叙述，对目光短浅的人类予以批评和指责，这就是叙述人所说的：“我们也立即止住了渲染恐怖的话题，转而思考用打死一条其实并未向人主动攻击的蛇是否符合人道主义，是否有违绅士风度，是否违反动物保护法来自我调侃，来掩饰刚才的失态。”648这是叙述人自我心灵的一种谴责和反省，也是阿来对杀蛇者发起的人道主义批评。小说中的“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先是无知地打死第一条蛇，当第二条蛇出现时候，三个男人再起杀心，让蛇丧命，等第三条蛇出现的时候，三个男人才深感行为的过激而就此罢手。可见，阿来以蛇为物的叙述，关注到了自然界中生物链的平衡问题。同狼一样，蛇也是自然界中重要的生命物，很多人不会认识到蛇对自然界中鼠、青蛙、蜥蜴等小生物的调控。大量地杀蛇，会使鼠蜥泛滥，生物链受到破坏，造成生态失衡，最终就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张晓琴在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 中指出：“在这种原始自然美包围的世界里，一切生物的存在都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自然界中的生态链在这里也是原始而平衡的。”7这其实指出了原始意义上的平衡。可以说小说 银环蛇 很细微地关注到了人与自然界的紧张关系。从文化层面看，蛇是人类早期文明中创造人类的女娲和伏羲的真身。山海经 大荒西经 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8古书 帝王世纪 中记载：“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9风俗通义 中考察：“天地初开，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横泥中，举以为人。”10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神人”或“英雄”，大抵都是“人首蛇身”，包括“开天辟地”的“盘古”，也依然是沿袭这种“人首蛇身”说。山海经 北山经 中有：“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864这里所谓“其神皆人面蛇身”，指的是这些众多的远古氏族的图腾。章学诚说 易经时曾提出“人心营构之象”说。这条巨大的龙蛇也许就是我们原始祖先们最早的“人心营构之象”。从“烛龙”到“女娲”，这条“人面蛇身”的巨爬虫，也许就是经时久远悠长、笼罩中国大地上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联盟的一个共同的观念体系的标志。闻一多曾指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以蛇身为原型，“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11。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人首蛇身的陶器盖上可以看出，蛇在人类早期文明中是一种重要的图腾，是人类崇拜的主要对象。阿来小说中杀蛇的行为，其实触犯了人类早期文明，与人类的祖先崇拜形成一种对立。这是阿来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写出了人类早期崇拜的印记。而在世俗化的时代里，人类大多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来违反和逾越祖先的规矩。但以“我”为首的五人，最后还是有所反省和领悟，放掉了第35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三条银环蛇，这说明人只要投入到自然界，就总会有新的认知。三、以鱼为隐喻的文化情怀鱼 是阿来2000年发表于 花城 第6期上的短篇小说。阿来以“鱼”作为叙述视点，是因为“鱼”这一生态物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中国古人观察到鱼有极强的繁殖力、生命力，于是对鱼产生了崇拜，从西安出土的新石器器物上刻有鱼的图案，逢年过节时各种鱼型的贴画等都足以说明。远古的先民们认为鱼是通天的神灵，是引导死者灵魂进入永生世界的“使者”，从远古时代发展而来的鱼崇拜，形成了中国鱼文化意蕴。在长期的生活中，人们视鱼为两种“祥瑞物”的代表：一是代表了吉祥富贵；二是代表了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生殖崇拜和生命敬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人因为鱼繁殖力强、成活率高、生长迅速的特点，用鱼组成各种图案，使它成为中国民间传统造型艺术中永恒的主题之一，象征着人们对生殖的崇拜和对生命的渴望。从语言的层 面 看，“鱼”与汉字“余”构成谐音，汉字“余”在生活中代表着“年年有余”“家余富饶”等与幸福有关的意蕴。但是“鱼”与“余”字的谐音为“鱼”自身招来了杀身之祸。人们认为要有“余”，就必须吃鱼，吃鱼就是企盼“年年有余”。因此除夕的年夜饭中，鱼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美食。有时因为审美愉悦的需求，鱼被囚禁在鱼缸里，失去了自由，成为财源的象征，或者成为风景供人观赏。在中国藏文化中，鱼也有着独特的意蕴，这大多源于藏族人和鱼的密切关系。藏族人有“杀一条鱼等于害了十万生命”的说法，并且佛教思想中有“禁止杀生”“众生平等”，因此信徒会组织一些戒杀生命或放生的仪式。因为鱼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以“鱼”成为主要的放生对象。藏族丧葬文化中，许多藏族同胞死后是不立墓碑、不堆坟，也不建陵园的。藏文化中，将人的死亡看成是肉体回归自然、灵魂经过超度去向“神界”、由“神”决策投胎的过程，因此天葬、水葬、火葬等成为丧葬的主要形式。当然出于环保，“水葬场的选择一般远离饮水源、用水区域、居民村落等，行葬时将遗体投放到水流湍急、两河交汇、水深拐弯、鱼类众多之处。抛尸前，还要捆上石头让其固定在河底不变的位置，一来使鱼类吞食方便，二来不让尸体漂浮，免得污染下游”12。因此，藏族人视鱼为吃尸动物，如果人们再去吃鱼，就等于间接地吃死者的肉，即食其父母或亲族之肉，所以在藏区，禁止捕鱼，禁忌吃鱼。阿来短篇小说中的鱼，正是借助于“鱼”这个文化意蕴丰富的生态之物建构故事叙事。小说中的钓鱼事件，不仅是汉文化中的“自我”与藏文化中“本我”的交战，更是藏汉两种文化深层的心理碰撞。小说 鱼 中，阿来首先对“鱼”这一生命物作了描述：“水里的鱼背梁乌黑，肚腹浅黄。鱼哑默无声，漂在平静的水里，像梦中的影子一样。这鱼身上没鳞甲，因此学名叫作裸鲤。”13写这篇小说时阿来有着复杂的内心矛盾，他说：“总而言之，藏族人不捕鱼食鱼的传统已经很久很久了。但在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我们已经开始食鱼了。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食鱼的藏族人了。虽然鱼肉据称鲜嫩可口，在我口里总有种腐败的味道。”1362这是来自作者灵魂深处的忏悔，食鱼是民族文化逐步解构的象征。文化的解构，必然会造成信仰的丧失，最终会导致各种行为的放肆。可见，作者的无奈便是人生活所迫的无奈。“得鱼必失饵”，这也是祖先们留下的捕鱼经验。小说中写捕鱼时，“我”往鱼钩上穿饵的这一过程是让人心里起腻的过程。当完成了这一过程后，“我长舒了一气，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1363小说中的“饵”是活着的蚯蚓，穿饵也是杀生的过程，饵比鱼早死一步。叙述人说：“一根蚯蚓被拦腰掐断时，立即流溢出很多黏稠的液体，红绿相间黏在手上。”1363这里的捕鱼事件是“我”对早期渔猎文化的重新体验。“我”穿在钩上的饵不断被水掠走，“我”忍着断体蚯蚓带来的恶心一次次补上去。但最终还是钓到了一条鱼，此时叙述人说：“鱼！我听到自己惊诧多于快乐的声音：鱼！”1364此时的鱼，已经成为一个离开了水的生命个体，成为被杀死的对象，叙述人顺着经验将诱饵抛入水后，鱼就会来受死。不难发现小说 鱼 中，钓鱼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通过对“钓鱼”这一劳动体验，重新阐释远古渔猎文化，这其中包括对穿饵、选水源、鱼吃饵时的镇静、鱼上岸时的解钩、观水源、食鱼等一系列事件的还原。小说中叙述人用了大量与“痛”和“恐怖”有关的词语，如“流血”“惨白”“恶心”“毛骨悚然”“压抑的黑暗”“很低沉的声音”“横七竖八”“清晰的痛楚”“黄疸病的土黄色”等一系列由钓鱼之事引发的词语，营造出“本我犯禁”与“赎罪”的紧张和恐怖。诚然，钓鱼过程是叙述人不断战胜自己犯错的过程：“今天的钓鱼为了战胜自己。在这个世界，我们时常受到种种鼓动，其中的一种，就田文倩，朱永明：论阿来中短篇小说中“物”的文化意蕴36第 28 卷第 1 期（2023）Vol28 No.1（2023）责任编辑：黄曦瑶是人要战胜自己，战胜性情中的软弱，战胜面对陌生时的紧张与羞怯，战胜文化与个性中禁忌性的东西。”1368叙述人要战胜的是心理上和血缘上所属的犯禁带来的痛和自责。作为鱼存活的水又成为一个既能消融祖辈遗体，又成为本我个体与自然对峙的文化空间。叙述人不断为自己的行为赎罪，他说：“因为不是我想钓鱼，而是很多的鱼排着队来等死。原来只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想活的人，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么多不想活的鱼。这些鱼从神情上看，也像是些崇信了某种邪恶教义的信徒，想死，却还要把剥夺生命的罪孽加诸别人。”1369当然鱼作为生物生命的个体，它不会想到人类的捕杀行为，而是以集体无意识的行为觅食，结果遭遇算计。阿来从13岁起选择了漫游的方式来进行自我确认，他说：“一个漫游的人，大睁着一双眼睛，又总是期望有所发现。”14之后他在长诗 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中说：“我的双脚沾满露水我的情思去到了天上在若尔盖草原，所有鲜花未有名字之前。”15从此开始的漫游让阿来对生命物进行了反思，30岁以后他相继创作了蘑菇狩猎已经消失的森林天火红狐等聚焦自然生命的小说，通过这些生命物，他多层次、多角度地思考了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参考文献：1张进.活态文化与物性诗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6.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09.3阿来.月光下的银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08.4阿来.蘑菇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116.5张莉.书写有精神品质的人：读第六届“鲁奖”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札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8）：47.6阿来.奔马似的白色群山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47.7张晓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40.8刘向，刘歆.山海经M.沈阳：万卷出版社，2006：243.9皇甫谧.帝王世纪M.陈吉，校.济南：齐鲁书社，2010：23.10孙雪霞.风俗通义M.陈桐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21：17.11闻一多.神话研究M.成都：巴蜀出版社，2002：78.12尕藏才旦.藏族丧葬文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9091.13阿来.宝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61.14阿来.大地的阶梯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96.15阿来.阿来的诗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111.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Objects in Alais NovelsTIAN Wen-qian1,ZHU Yong-ming2（1.College of Communication,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70;2.College of Arts,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Lanzhou Gansu 730010）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Alai has examined some ecological objects in nature and moved them into the creationof short stories and novellas,launching a metaphorical narrative about objects.By writing the implie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seobjects,he deeply expressed his humanitarian concern,ecological concern and cultural feelings.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such writingnot only has a very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but alsopro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western China.Key words:Alai;short stories;ecological objects;cultural implication37